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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安.蘭德為何把肯尼迪、希特勒相提並論

作者:安立志(中國)

安•蘭德(Ayn Rand,1905-1982),百度百科稱其為俄裔美國哲學家、小說家,其實不確。21歲的蘇聯公民安•蘭德于1926年流亡並入籍美國,后成為美國當代最有影響的作家、思想家和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她的作品銷售量僅次于《聖經》。

約翰•肯尼迪(1917-1963),美國第35任總統,也是美國最年輕(43歲)的當選總統。他在任內處理的最重大事件,就是以美蘇爭霸為背景的古巴導彈危機。肯尼迪于1963年12月22日在任內遇刺身亡。

安•蘭德對肯尼迪的批評,是一個知識分子對一位美國總統的批評。

肯尼迪在總統就職演說中有一句名言:“我的美國同胞們: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麼。”(《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安•蘭德專欄集粹》,章艷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P140)這句名言出自一位美國總統之口是令人驚奇的。一般來講,在強調民主自由的美國,以《獨立宣言》作為立國之本,主要強調政府對公民權利的尊重與保護。而肯尼迪剛剛當選總統,就要求美國公民承擔對國家的義務,這種價值觀的本末倒置,正是奉行客觀主義哲學與理性利己主義的安•蘭德表達異議的主要原因。

安•蘭德作為客觀主義哲學與理性利己主義理念的開創者與倡導者,在美國社會擁有廣泛的影響,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甲骨文CEO埃里森都是她的粉絲。安•蘭德推崇美國的《獨立宣言》、自由資本主義。她認為,人們必須透過理性選擇自己的價值觀和行動;個人有絕對權利只為自己的利益而生存,無須為他人犧牲自己的利益、也不可強迫他人作自己的犧牲;任何人都沒有權利通過暴力或詐騙奪取他人的財產,或是透過暴力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他人。

在美國,安•蘭德不僅僅是文學家、哲學家,而且是一位犀利的評論家。她在《洛杉磯時報》開設的專欄,成為她參與社會事務的著名平台。安•蘭德的評論不同于目下我國泛濫的時評,不僅具有深邃的思想力度,而且具有高超的表達技巧。

她在評論中首先拋出這樣一個釣鉤——“我不知道你們中有多少人會反對下面這些話”——

每個人都應該意識到,和國家的存在相比,個人是無足輕重的;個人位置的確定只取決于民族的利益,任何驕傲自滿的情緒,任何認為個人至上的想法,不僅僅可笑,而且會危及整個國家的存在;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高于個人精神和個人意志;整個國家的最高利益決定個人利益的範圍並確定個人的義務。(同上書,P139)

安•蘭德認為,上面這段話的思想內核充斥著利他主義與集體主義。她指出,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會贊同上面這些利他主義—集體主義的信條”。其實,上述言論,不僅美國知識分子“都會贊同”,甚至一度曾經成為我國社會的主流價值。毋庸諱言,時至今日,在我們的社會裡,仍然可以毫不費力地發現這些信條的痕跡,比如:“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國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舍小家,顧大家”;“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干”;“先治坡,后治窩”等等。然而,安•蘭德引用的這些話竟然出自納粹頭子阿道夫•希特勒之口,许多人卻始料未及。這是希特勒1933年10月1日演講時提出的思想。

安•蘭德在評論中,進一步挖掘了肯尼迪的思想脈絡,引證了肯尼迪1960年7月15日在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時的演講:“這是我們這個民族必須作出的選擇,這是公共利益和個人安逸之間的選擇,是民族興盛和民族衰亡之間的選擇,是‘進步’的新鮮空氣和‘常態’的陳舊凝重空氣之間的選擇,是積極奉獻和無所作為之間的選擇。”(同上書,P140)

按照肯尼迪的邏輯,“公共利益”是與“積極奉獻”和“民族興盛”聯系在一起的,他把這種選擇喻為“‘進步’的新鮮空氣”;“個人安逸”是與“無所作為”和“民族衰亡”聯系在一起的,他把這種選擇喻為“‘常態’的陳舊凝重的空氣”。肯尼迪顯然認為,“公共利益”高于或優于“個人安逸”,國家利益當然也高于或優于個人利益。

在安•蘭德看來,肯尼迪的言論悖離了作為美國靈魂的《獨立宣言》。該宣言指出,“一切人生來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以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為了鞏固這些權利,在人們中建立了政府,政府的正當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無論什麼時候一個政府破壞了這些目的,人民就有權改變這個政府或把它廢除,並成立新的政府。”(《杰弗遜選集》,商務印書館,2011年,P49)

安•蘭德認為,保護個人權利是政府的唯一正當目標,也是立法的唯一正當理由:所有的法律都必須建立在個人權利的基礎上,並以保護個人權利為目標。在正常的社會體系之下,個人合法地擁有隨心所欲采取任何行動的自由(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權利);而政府官員在他的每一個政府行為中都受到法律限制。除了法律禁止的事情之外,個人能夠做任何事;而政府官員除了法律允许的事情之外,他不能做任何事。安•蘭德指出,這就是美國的“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的概念。

聯系到我國近年法治建設方面的情況,李克強總理多次強調,市場經濟也是法治經濟,我們要努力做到讓市場主體“法無禁止即可為”,讓政府部門“法無授權不可為”。(2014年3月13日人民網)這與安•蘭德“除了法律禁止的事情之外,個人能夠做任何事;而政府官員除了法律允许的事情之外,他不能做任何事”的論述中所傳達的法治理念是一致的。只不過,李克強總理提到的“市場主體”比安•蘭德的“個人”概念更寬泛,即包括個人(自然人),也包括法人(如企業)。

安•蘭德的評論並未到此為止,他針對肯尼迪所謂“公共利益”高于“個人安逸”,國家利益優于個人利益的邏輯,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她認為,肯尼迪的觀點之所以不可接受,不僅這種觀點在希特勒的演講中找到了同道,而且這種思想傾向也被其他法西斯分子視為圭臬。她舉例說:

意大利法西斯頭子墨索里尼說,法西斯主義是“個人通過自我否定和犧牲個人利益去實現體現其價值的純粹精神存在。”(《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安•蘭德專欄集粹》,P141)

納粹帝國元帥戈林認為,納粹主義的最高原則是“公共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同上書,P141)

安•蘭德作為蘇聯極權統治的親歷者,當她從牢籠中逃亡出來之后,隨即扮演了蘇聯體制的批評者的角色。在她的文章中,通常將納粹德國與蘇聯一視同仁地稱為獨裁統治與集權主義。在這種制度體系之下,剝奪人民的合法權利雖然司空見慣,卻需要一系列步驟作鋪墊,她提問道:“是什麼能使這些步驟得以實施?”她的答案是:“能開關集權主義國家大門的萬能鑰匙是‘公共利益’,是能夠要求人們犧牲自己的權利甚至生命的‘公共利益’。”(同上書,P158)正是基于這樣的分析,她對這位美國總統極其尖銳地批評道:“肯尼迪先生不想坦誠地面對一個事實,那就是,在他們身后悄悄出現的是法西斯主義。”(同上書,P159)

建國后,我國在政治、經濟制度方面長期遵從蘇聯模式,按照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唯物史觀,我國的意識形態也自然受到蘇聯模式的影響。正因如此,我國社會在思想觀念方面,顯然與美國社會存在明顯的不同。最近FT中文網首頁刊登一篇名為《中美之間的五大觀念差異》的文章,作者為吉迪恩•拉赫曼。文中列舉的五大觀念差異之四就是“個人Vs.集體”。文章認為,美國領導人強調個人權利。中國領導人強調集體利益。美國人的個人主義和中國人的集體主義的差異滲透到他們對國家的態度上。在美國,保護個人不受強大政府的侵害的觀點已融入到憲法和政治言論當中。在中國,更為常見的觀點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是防止“混亂”的最佳保障——在過去,“混亂”往往導致內戰和流血衝突。由此看來,曾遭到安•蘭德批評的肯尼迪總統傾向集體主義的試探,在美國根本走不通。

——原載作者博客,原題:安•蘭德如何批評肯尼迪

編者注:安立志為中國時評家,更多文章請見其博客:http://blog.ifeng.com/1547572.html

2015-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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