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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淇昆: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改編充實版之節選)

作者:劉淇昆(加拿大溫哥華)

編者按:劉淇昆先生的“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本網曾刊載過,最近作者又增加了很多內容,史料更為翔實。因這是一個重大爭議性問題,為尋歷史真相,本網再予刊出(主要內容節選)。全文請見作者博客:www.mrliuburnaby.wordpress.com,登錄后點擊“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下面是該文:

八國聯軍之戰,是被華人歪曲或誤解最嚴重的一段中國近代史。筆者對這段歷史一句話的概括,就是本文的題目: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

八國聯軍為什麼進軍北京?兩句話可以概括。清廷既然向西方各國正式宣戰[1],外國聯軍攻占天津,威逼京城, 不是順理成章的嗎?八國聯軍進軍北京的唯一目的是解救被困京城、危在旦夕的各國外交官和正在被大屠殺的外國傳教士、僑民和華人基督徒。

為行文方便,首先需要給這場戰爭起個名字。“八國聯軍”不能作為戰爭的名字;“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則是顛倒黑白,強姦歷史。國外普遍使用的“中國解救遠征”(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又偏離了華人的視角。若遵循“甲午戰爭”的命名法,這場戰爭應稱“庚子戰爭”,因為戰爭發生在庚子年,由“庚子之亂”引起。

庚子之亂,亂自拳匪。“拳匪”是對義和團最準確的稱呼,其首領(李來中、張德成、曹福田、朱紅燈、林黑兒等)及骨干是一群土匪、流氓、騙子。他們以反對外國傳教、抵制洋貨、鏟除洋人、二毛子(華人基督徒)為名,聚眾鬧事,為非作歹。自1896年義和團興起之初,殺人、放火、搶劫的記錄便不絕如缕。1900(庚子)年1月,時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在給朝廷的奏折中對義和團的本質作了一針見血的概括:“該匪等雖托名仇教,而觀其舉動,實只在于糾眾劫財”[2];義和團“直與盜匪無異,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3]。陝西巡撫端方指義和團“借仇洋教之名,而遂其發洋財之願”。中國當代歷史學家侯宜傑指出:“大量史料清楚地表明,團民打洋教的對像不僅僅限于教堂和‘二毛子’教民,同時有大量並未入教的平民和‘三毛子’回民,還有官署、官員;其行為就是搶掠、勒索、敲詐錢財,銀錢、衣物、車輛、牲畜、糧食等等固然在所必得,甚至連犁、磨、鋤和鍋碗瓢盆等粗賤之物也在搶掠之列。綁架人質更是為了勒索贖金,不遂所願,則‘撕票’繼之。焚燒殺人同樣如此,‘凡稍殷實者皆目以教民,殺其人而分其財’,‘以焚殺為斂財之具’”[4]。首先打出“扶清滅洋”旗號的義和團首領朱紅燈可能是打家劫舍的世界紀錄保持者;1899年1個月的時間裡,他平均每天搶劫三個村莊[5]。

清廷(西太后)被義和團“神靈附體”、“刀槍不入”的騙術所惑,想利用他們打洋人,譽其為“朝廷赤子”[6];義和團遂奉旨造反,“扶清滅洋”。“滅洋”者,一切沾‘洋’字的均在消滅之列。洋人、洋婦、洋孩固然格殺勿論,信洋教的亦罪不容誅,洋貨、“洋玩意”均在掃蕩之列。義和團殺害外國傳教士、洋人工程師、華人基督徒和他們的家人,燒教堂,扒鐵路,焚車站,割電線,拔電杆,毀橋梁,搗學校,砸醫院,破郵局,毀機器,沉輪船,燒(西)藥房,搶銀行,搗報館;打家劫舍,殺人放火。一時間,紅色恐怖(拳匪頭扎紅巾,腰系紅帶)籠罩中國大地和京都地區。

義和團稱外國人為“毛子”,華人基督徒為“二毛子”,通洋學、諳洋語、用洋貨、行洋禮等依次為“三毛子”、“四毛子”……直至“十毛子”。對大毛子、二毛子自然格殺勿論;其余等而下之的“毛子” 義和團亦視如寇仇,輕則毆辱搶劫,重則亂刃加身。時人記載:“當拳匪起時,痛恨洋物,犯者必殺無赦,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士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7]。拳匪“閑游市中,見有售洋貨者,或緊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毀物殺人,見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錢而已”[8]。“(義和團對)洋人則無論英美德日,悉賜一刀……(對華人)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9](火柴舊稱“洋火”,乃舶來品)。“義和團之殺教民毛子也,備諸酷虐,銼舂,燒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殺,殆難盡述”[10]。義和團“殺人之法,一刀斃命者甚少,多用亂刀齊下,將屍剁碎,其殺戮之慘,較之凌遲處死為尤甚”[11]。“有保定人張登者,教民也。匪得其婦女五人,則挖坑倒裁填土,而祼其下體,入一蠟燭,取火燃之,以為笑樂。又或取婦女,裸其下體,以槍尖入其中,捩機發射,轟然一聲,縻爛而死”[12]。“在天津的匪首……見有姿色婦女,強迫她們習紅燈照,日間陽令學習,夜間恣意奸淫。令人發指”[13]。義和團仇殺的對像,還包括當時渴望改革的進步人士:“對開明官紳、維新派人士,義和團更是明言打殺,要「拆毀同文舘、大學堂等,所有師徒,均不饒放」”[14]。

從1899年秋到1900年夏,各國政府多次通告、照會,請求中國政府平息暴亂,制止仇殺和毀滅教堂。最初,各國政府單獨照會清廷,例如美國駐華公使康格(Conger)在 1899年11月,四天之中(即11、16、25、26日)給清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相當于外交部)發出七次通告,報告在山東、天津各地針對基督教會的殺戮、搶劫和暴亂,敦促清政府采取保護措施[15]。到了1900(庚子)年初,由于義和團的恐怖殺戮愈演愈烈,各國開始聯合采取敦促行動。到六月之前,不計非正式的外交接觸,各國先后聯合向清政府提出過四次正式照會,分別在一月、三月、四月和五月;但是所有的外交努力均歸于失敗[16]。

庚子年6月7日起,義和團大規模“進京勤王”,旬日之間達十萬余人。“紅巾露刄,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圍攻使館”[17]。“各處城廂大小街巷,所有天主、耶穌奉教之人,盡被團匪搜拿砍殺不絕,而家產皆搶掠焚毀一空”[18]。僅在6月13、14日,京城就有東堂、西堂、南堂等十一座天主教和新教教堂被義和團焚毀[19];教民的居所化為灰燼,街巷屍骸遍布。“遇教民輒屠其一門”“搜殺教民,上至七八十翁媼,下至二三歲小兒,殺輒付之以火,白晝橫行,莫敢誰何”[20]。“遇天主教及耶酥教均不能放過,俱以亂刀剁之。后又開膛,其心肝五臟俱同豬羊一樣,屍身任其暴露,犬鳥奔吃,目不忍觀。天橋壇根一帶屍橫遍野,血肉模糊”[21]。“拿一女鬼子,釘在崇文門柵欄上”[22]。“官兵拿老鬼子一,小鬼子二,團民要殺,官兵雲:‘留之,咱們好賣’。后問大家,有要三分厚肉片者,有要五分厚肉片者,均為零割,以快人心”[23]。“北京之流氓強盜,皆與之(指義和團 -- 引者注)聯合為一,故其勢愈盛……必有人告彼,內城之中,見教堂及洋人,可以隨意焚殺,故均猖狂至極,群大呼燒殺二字,愈喊愈高……如發瘋狂,至于數時不息”[24]。“大刀一耍,地崩山塌;大刀一耍,洋頭搬家”;“見洋人就殺,見洋貨就燒,不殺洋人沒飯吃,不燒洋貨氣不消”(義和團的戰鬥口號)。義和團更將莊王(載勛)府前的廣場辟作屠場,在那裡一殺就是上千人,人頭滾滾,屍積如丘,血流成渠[25]。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時期,巴黎革命廣場的斷頭台,殺人最多時每天不過50人,哪裡比得上我們中華民族的壯舉!教民既絕跡,義和團便捕斬私仇,濫殺無辜。據時人記載:“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車夫小工,棄業從之。近邑無賴,紛趨都下,數十萬人,橫行都市。夙所不快,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殺人刀矛並下,肢體分裂。被害之家,嬰兒未匝月亦斃之,慘無人理”[26]。世界近、現代史上規模最大、手段最兇殘的排外殺戮在中國首都上演了。

“殺戮西人,驅逐彼族,可謂不遺餘力”同樣發生在天津;“拳匪盤踞內外,過十萬人”[27]。“是時天津一帶,統被拳匪蟠據……肆行擄掠,並至紫竹林租界,殺人放火,見有洋行洋房,立即焚毀”[28]。“城中自有團匪以來,焚殺任意,搶掠無禁。甚至搶衙署,刦監獄,無人過問”[29]。政府的武毅軍“到處掠奪,目不忍睹”[30]。“天津所有大小耶穌天主各教堂,均已被焚。塘沽碼頭之各貨物及房屋等,亦皆燒毀無遺”[31]。“沿河所見,浮屍甚多,或無頭,或四肢不全。婦人之屍,往往乳頭割去,陰處受傷,男婦大小,愴形萬狀,不忍矚目”,“氣味惡臭,終日掩鼻”[32]。天津“六街三市,幾絕人跡”[33]。

血腥、恐怖的滅洋、滅教不僅發生在京津地區,而且發生在山東、河北、山西、河南、蒙古、遼寧、黑龍江、湖南、浙江、江西、陝西、四川、江蘇、安徽、雲南、貴州等省,可謂屠戮遍九州。北方的外國傳教士、工程師和僑民,歷盡千難萬險、蒙受重大犧牲逃去北京、天津的公使館、領事館避難;東北的外國人向俄國逃亡;華中、華南的外國人則紛紛向上海或香港逃難。

6月10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組,西太后派極端仇外的端王載漪出任首席大臣。同日,北京的外國公使館對外通訊斷絕[34]。6月11日,日本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街頭被清軍殺害。“先斷其四肢,又割其身體,盖杉山彬實受支解之刑矣”[35]。6月17日,西太后命莊王載勛任步軍統領,會同軍機大臣剛毅、端王載漪及載濂、載瀾等親貴統領義和團[36],“自是兵匪合而為一”。天津租界的對外通訊6月16日被切斷。在西太后“迅將紫竹林洋人剿辦”[37]的命令下,18、19兩日,清軍及義和團猛烈進攻紫竹林租界和外國領事館。“華兵以極大之克虜伯砲六尊,轟擊租界,自十八號起,接連不斷,絕不稍間,在津西人情形,甚為危急,房屋被毀不少,美領事署亦在被毀房屋之內”[38]。

清廷于6月16日至19日連續召開四次御前會議,討論和戰問題。19日,清廷正式決定向“萬國”開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俄國、奧匈帝國、西班牙、比利時、荷蘭等十一國的公使館送交了《宣戰照會》[39](這是當時與中國有邦交的所有國家)。清廷給在京的義和團發放粳米二萬石、銀十萬兩,命令清軍與義和團一起攻打外國使館[40]。與此同時清廷詔命各省,籌款調兵,勤王抗敵。6月20日上午,德國公使克林德(von Ketteler)在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路上,被禁軍“神機營”的軍官殺害;“戮其屍,懸首于東安門”[41]。下午四時整,清軍從使館區北面和東面開火,開始了中國政府軍隊對外國使館有組織的進攻[42]。“榮祿自持檄督之,欲盡殺諸使臣。炮聲日夜不絕,拳匪助之,披發禹步,升屋而號者數萬人,聲動天地”[43]。次日——6月21日,清廷發布“宣戰詔書”;清軍猛烈攻打各國公使館,同時攻打天津的外國領事館,妄圖殺盡各國外交官以及躲在使領館裡的外國傳教士、僑民和中國基督徒。這樣的政府、這樣的暴民、這樣的喪心病狂、這樣的人道災難,西方各國除了出兵救援、武力抗暴,有第二種選擇嗎?

庚子戰爭是中國的國恥。恥辱不是因為戰敗,而是政府和百姓表現出來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愚昧、野蠻和狂妄,是中國犯下的嚴重戰爭罪行。此戰是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觀,其空前絕后處有九,容筆者一一道來。

(一) 中國在大規模殘殺外國傳教士和本國基督徒、焚毀教堂、殺害外交官之后,向世界上所有的強國同時宣戰。幾年前的甲午戰爭,一個日本已經把中國打得落花流水。現在清廷挑戰全世界的列強,《宣戰詔書》宣稱要對各國“大張撻伐”,這種愚昧和狂妄,古往今來可有先例?

這場戰爭的奇特之處還在于,清廷雖然對十一國宣戰,但是列強並未應戰,它們只是一再申明出兵中國的人道救援目的,一致表示對中國的戰爭狀態並不存在[44]。這實際上是對戰爭發動者(中國)的變相保護,避免了在正式戰爭中一方可以滅掉另一方,推翻其政府、肢解其國家的前景。

(二) 兩國交兵,不斬來使。以“數千年衣冠禮儀之邦”自命的中國在庚子戰爭中的首要戰略目標竟然是攻陷京城的各國公使館,殺盡各國外交官和眷屬。 戰爭中應該保護外國僑民;清廷竟公然懸賞捕殺洋人:“殺一男夷者,賞銀五十兩,殺一女夷者,賞銀四十兩,殺一稚子者,賞銀二十兩”[45]。這種殺盡外交官、殺盡洋人婦孺的野蠻、殘酷,古往今來可有先例?

庚子戰爭中,北京所有的外國使館均被摧毀,只剩下斷垣殘壁。各國外交官、家屬及使館庇護的中外人士躲到碩果僅存的英國公使館避難。在清軍的猛烈攻擊下(包括炮轟、火攻、水灌、挖地道爆破),使館內外國人七十四人遇難,其中有六名兒童,一百五十人負傷(使館庇護的華人的傷亡缺乏準確統計)[46]。在對使館的野蠻進攻中,清軍爭搶外國人的屍體,因為憑洋人的人頭可以領賞[47]。對外國傳教士,中國要斬盡殺絕。根據教會保守的統計,241名外國傳教士和家屬在庚子戰爭中遇害;其中天主教傳教士53人(包括五名主教),新教傳教士及其子女188人(內有兒童53名)[48]。對以前安葬在中國的外國傳教士,則刨墳掘墓,剉骨揚灰。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這些對中國作出傑出貢獻的先賢和他們上百名同仁在北京的墓地,都受到了凌辱、污瀆。中國的基督教教堂大部分被破壞、焚毀。

以使館、教堂為武力攻擊目標,以外交官、傳教士為瘋狂屠戮對像,這是德國、日本法西斯在二戰中都沒干過的。

(三) 清廷對十一國宣戰,外省督撫中的頭腦清醒者,如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袁世凱等,看到亡國之禍就在眼前,遂發起“東南互保”,公開聲明在戰爭中保持中立。清廷對外宣戰僅僅五天,這些地方大吏策劃的《中外互保章程》即于6月26日在上海簽訂。該條約明確規定,各地方政府不奉行朝廷的宣戰詔令,並且努力保護外國人在華的安全和利益;列強也不得在這些地區啟釁[49]。江蘇、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廣東、山東、浙江、福建、四川、陝西、河南等省先后參加了“互保”[50]。中央政府作戰,地方政府中立,並與各敵國簽約互相保護(清朝內地十八省,十二省與敵國互保),如此荒唐之事,古往今來可有先例?

(四) 如前述,中國在庚子戰爭中的首要戰略目標是攻陷京城的各國公使館。一個國家用戰爭手段、正規軍傾全力攻打京城的外國使館,本應易如反掌,得手不過“一彈指間”,可是竟然久攻不克,最后以失敗告終。如此戰績(或曰敗績),古往今來可有先例?[51]

雙方的力量對比如何?攻打外國使館的清軍主力是武衛后軍(即甘軍)及武衛中軍。武衛后軍官兵一萬一千人,另有三千后勤人員;武衛中軍官兵約一萬人,四千后勤人員[52]。“使館區內被圍者約3000人,當中2000人為尋求保護之華人……409名外國水兵及陸戰隊員”[53]。這些外國水兵及陸戰隊員是庚子年5月底,當義和團的“滅洋”已成燎原之勢,各國經清廷允许,從停泊在大沽口外的艦船上抽調出來,到京城保護使館的。

兵力對比如此懸殊,武器裝備呢?過去中國人一個遮羞的說法是我們的大刀長矛對鬼子的洋槍大炮,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中國軍隊早已經現代化了。當時拱衛京畿的清軍主力“武衛五軍”(即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袁世凱的新軍、宋慶的豫軍和武衛軍統帥榮祿自領的中軍)以及禁軍的武器裝備實際上勝于八國聯軍,尤其是在戰爭的初始階段。聯軍因為是執行緊急的人道救援任務,倉促成軍,無論是裝備還是兵員都非精良(比如英軍中有大量的印度人,法軍中有大量的越南人。聯軍缺乏用于偵察和追逐敵軍的騎兵[54])。

以聶士成統領的武毅軍為例,看看中國軍隊的現代化水平。武毅軍兵員一萬五千人。步兵的裝備:訓練用槍 -- 德制11毫米口徑舊毛瑟步槍一萬支;實戰用槍 -- 奧制8.5毫米Mannalicher 步槍一萬支;德國最新銳7.92毫米Gew.98步槍數百支;每營均配備克魯伯37毫米口徑速射炮。騎兵的裝備:德制7.92毫米Gew.98步槍及1400支奧制8毫米口徑連發騎槍。炮兵:最新型克魯伯75毫米口徑速射炮16門、克魯伯60毫米口徑速射炮32門、格魯森57毫米速射炮32門。每個炮營另配備當時世界最新銳的馬克沁重機槍兩挺。軍官裝備6發轉輪左輪手槍[55]。軍官與騎兵掛刀。

再看看意大利軍隊從天津附近的一座清軍武器庫中繳獲的武器清單[56]:
36門克虜伯大炮,口徑87毫米(1897年埃森製造),其中大部分仍裝在箱中
60門克虜伯大炮,口徑70毫米(1897年埃森製造)
42門諾爾登費爾德式速射機關炮,口徑57毫米
42門諾爾登費爾德式機關炮,口徑47毫米
42門大炮,其中部分為諾爾登費爾德式,部分為上海機器局製造,口徑37毫米
10門速射機關炮,口徑37毫米
20門小口徑的速射機關炮
3萬支貼有最新出廠標記的曼里徹式毛瑟槍和來福槍
3萬把刺刀、軍用品及其他
 (時值二百五十萬英鎊)

據不完全統計,自1895年至庚子戰前,中國從美國共購買槍支422萬八千四百桿,戰陣大砲71尊,野戰大炮123尊,霰彈砲297尊。中國從德國購買毛瑟槍46萬桿,尋常槍300萬桿[57]。更不必說,十九世紀末中國已能自制槍支大砲。

在北京,四百人的外國使館衛隊的武器裝備與清軍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語;前者只“配備三支機關槍及四門小火炮”[58](因為武器匱乏,其中一門小火炮是從使館附近的一家舊貨店買來的古董,經修理后湊合着用)。義和團的武裝雖不及正規軍,但因清廷望其“滅洋”,軍需槍械已有政府供應:“或資拳以糧,或贈拳以械”[59]。昏聵的直隸總督裕祿把義和團視為國之干城,讓他們到軍械所去自取武器 [60]。清廷甚至發諭旨,“命各督撫將軍修理槍砲添造子藥,分給團民”[61]。

使館區之戰歷時近兩個月;“甘軍死四統領,亡士卒過千。用砲彈三千五百包,槍彈八百萬顆”[62](此統計未包括武衛中軍的損失、消耗),最后以失敗告終。

京城的戰場除使館區之外,就是西什庫教堂(亦稱北堂)。北京所有的天主教和新教教堂均被義和團焚毀,碩果僅存的西什庫教堂成了外國傳教士及3200名中國天主教徒(“男教友一千,婦女兒童二千二百”[63])的避難所。守衛北堂的是43名法國和意大利士兵(他們是從使館衛隊分出來的)[64];攻打北堂的是成千上萬的義和團民。6月17日起,清軍也披掛上陣,軍機大臣剛毅督師。教堂一旦被攻破,將是慘不忍睹的大殺戮。可是西什庫教堂巍然屹立,義和團和清軍就是攻不下來。中國軍民廢物到如此程度,夫復何言[65]。

總兵力一萬六千人的八國聯軍8月4日離開天津向北京進發,勢如破竹,擊潰裝備精良的十幾萬清軍和大批拳匪,8月15日攻占北京。中國以十倍的兵力抵御入侵之敵,短短十天時間就丟掉了首都,而敵軍的傷亡輕微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歷經北倉、楊村、蔡村之戰和北京攻城戰,聯軍陣亡只有百余人[66])。人類戰爭史上,可曾有過這樣的笑話?

(五) 庚子戰爭中的交戰雙方,就國家根本利益而言,一方(西方列強)其實是為另一方(中國)好。中國的失敗乃是中國的大幸運;若八國聯軍失敗,將是中國的大災難。這難道不也是戰爭史上的今古奇觀?

戰爭爆發前兩年(1898),光緒皇帝主導的變法維新在西太后為首的守舊頑固派反對之下失敗了。“西太后再一次使不幸的年輕皇帝處于長期監控之中,並且迫使改革派星散四方”(英國《泰晤士報》當年的評論)。西方各國支持中國的變法維新,希望中國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從中世紀的野蠻國家進化為現代的文明國家。對在“百日維新”中發布了一百多道改革上諭、戊戌政變后被軟禁在中南海瀛台的光緒帝寄予同情;對再次垂簾聽政的西太后“頗有違言”[67]。因為擔心光緒被謀害,外國公使把打聽皇帝的境況當成例行公務。各國公使請求派醫生給據說疾病纏身的光緒檢查身體;(法國)醫生檢查后證明光緒無病,西太后聞之忿然不悅[68]。維新派的領袖康有為、梁啟超在英國、日本協助下逃往海外,受到庇護,繼續高舉反“后黨”、倡變法的大旗。“政府懸十萬金,購有為頭不得,太后由是痛惡外人”[69]。

戊戌政變后,西太后先后兩次欲行廢立之舉:廢光緒而立端王載漪的兒子溥儁為帝。廢立活動兩起兩落,經營了一年多,終因國內疆臣的反對和外國使團表示不滿而流產(列強不能干涉中國的內政 -- 皇帝的廢立,但是列國在外交上有不理睬溥儁的權利)。西太后廢立之舉成空,對列強“益恨之刺骨”[70]。溥儁與皇帝的寶座失之交臂,其父“載漪憤甚,日夜謀報復”[71]。在義和團滅洋、滅教的高潮之中,(庚子年)6月16日午夜,由載漪的親信偽造的一封外國照會送達清廷;這個所謂“歸政照會”表示列強將逼迫西太后歸政光緒帝[72]。對嗜權如命的西太后,此乃天塌地陷之禍,于是不惜一切后果,走上了“洋鬼子,全殺盡”的戰爭之路。該殺的洋鬼子當然不限于身在中國的。擒賊先擒王。慈禧老佛爺和她的寵監李蓮英在深宮之中拚命念咒—— 念那能夠千裡殺人的魔咒,每天七十遍,希望把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德皇威廉二世、日本天皇……通通咒死[73]。這恐怕也是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克敵制勝之妙法。

義和團“滅洋”的雄心壯志也是超越國界的,大有犁庭掃穴之志:“京中之洋人與二毛子指日可滅絕,然后先去天津、上海燒盡洋房,殺盡洋人,再分隊馳赴各國掃平巢穴,直待九月間,便可斬草除根,天下太平矣”[74]。

“中國人真的曾經決定鏟除公使館,這簡直不可思議。而且從他們攻擊的暴行和殘忍程度以及他們的策略來看,除了徹底滅絕外國人,他們不可能有任何其它意圖”[75]。以上論斷是外國人的“事后諸葛亮”。中國人要將“洋鬼子”趕盡殺絕,由于它的“不可思議”,由于清廷的兩面派手法,西方國家在戰爭之初並不了解。八國聯軍登陸,只為拯救他們的外交官、傳教士和華人基督徒,只為幫助清政府平息拳匪的暴亂,這為當時西方國家的公開聲明和一切外交文件所證明。西方國家難道不是為了中國好?

“當八國聯軍即將進入北京的時候,清廷內部一片混亂。慈禧皇太后和光緒帝清楚聯軍真實目的只是來解救公使,挽救僑民、教民;雖然聯軍與清軍在過去一段時間發生過衝突,但從總體上說,由于榮祿處理得當,中國方面與各國公使的聯系時斷時續,大致說來,各國公使對清廷以及榮祿,還有一點起碼信任,所以各國公使和聯軍將領通過管道勸說清廷不要離開北京,聯軍一定會保證兩宮在紫禁城的安全。清廷當然知道聯軍的好意,但是事關國家體制和尊嚴,假如聯軍進京之后少了一點約束,兩宮威嚴受到任何傷害,都是不得了的大事。為鄭重起見,兩宮在作了一些善后安排任命一些留守大臣后,于8月15日凌晨”離京而去[76]。清廷出走,出乎聯軍的意料;聯軍指揮部甚至讓熟悉中國情況的日本去把清廷追回來。

以上是從戰爭的起因分析。從戰爭的結果看,掃除中國政壇上的頑固反動派,諸如載漪、載瀾、載勛、剛毅、英年、趙舒翹、啟秀、徐桐、徐承煜、毓賢等人,是《辛醜條約》的重要內容(第二款“懲辦傷害諸國國家及人民之首禍諸臣”)。清除朝廷中這些執迷于“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國,史所未聞”的老朽昏庸,為之后的憲政改革掃清了道路。為中國政壇清掃垃圾的同時,西方各國在條約談判中要求清廷為被西太后殺害的许景澄、袁昶、徐用儀、聯元、立山等五大臣平反昭雪,開復原官[77]。這些忠義敢言之士當初不顧個人安危,力挽狂瀾,反對啟釁外國、濫殺洋人、進攻使館。中國政府的祛蠹除奸、扶正祛邪,是被八國聯軍逼出來的。戰爭甫結束(聯軍尚未撤走),還在“蒙塵西安”的清皇室即于1901年下詔變法,啟動了晚清改革(亦稱“庚子后新政”)。這“是清朝末年的一場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運動,也是中國現代化的重大事件之一”[78]。清廷派五大臣到英美等十三個國家考察,決定立憲,進行政治、經濟、司法、文教、軍事等領域的全面改革。這種在歷史長河中的闊步前進,難道不是八國聯軍的勝利催生出來的?

反過來,我們不妨設想,如果八國聯軍失敗了,西太后、端王和義和團得以任意妄為,達到了“滅洋”的目的,實現了“一概鬼子全殺盡,大清一統慶升平”,中國會是一種什麼局面。清廷將斷絕與西方各國的一切外交關系,斷絕與西方各國的貿易往來,驅趕或殺盡所有的洋人,排斥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中國半個世紀“洋務運動”的成果將付之東流,使中國摆脫蒙昧的“西學東漸”的歷史進程將被迫中斷,中國將重回閉關自守、重回中世紀的野蠻。正是八國聯軍的勝利阻止了中國歷史的大倒退。

《西巡迴鑾始末》(卷四)記述了庚子戰后英國上議院討論中國問題的一些片斷;西方國家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期盼,從中可見一斑。在上議院全體會議上,斯賓塞伯爵詢問英國外務大臣蘭斯唐關于庚子賠款的數額及其付款安排;他建議通過付款安排,支持中國的改革派:“各省督撫于此次之亂,亦有彈壓百姓,不使鬧教,而令屬地安靜如恆者,其間尤以東南各督撫辦理為最善。聞該督撫中明達者頗有數人,有欲在本省舉行新政之說。究竟實有此事否?果有之,各國能贊助之,以免被阻于頑固政府否?其能舉辦新政之督撫,不應強其亦出賠款,應即以此為助其行新政之用”。連(部分)戰爭賠款都不要了;上議員建議用此款支持各省督撫中的改革派,讓他們用被赦免的戰爭賠款推行新政。這種對中國新政的期盼和支持,在西方國家中是有代表性的。

康有為在八國聯軍進京后,從新加坡寫信給日、英等各國領袖,代表了維新派對戰爭的看法和對列強的期望:“閣下:在排外陰謀中,西太后和她的謀臣端王、慶王、榮祿、剛毅、董福祥、趙舒翹和馬玉昆狼狽為奸,巨大的災難已經降臨我國。您現在充分意識到卑鄙的義和團和清朝反動軍隊犯罪而造成的全部破壞。我感到欣慰,在北京的外國人能堅持不屈,直到被救。所有懂得國際公法的中國人都真誠地哀悼德國公使的被殺。現在和平在望,聯軍已經打敗了廢黜我國合法君主的賣國賊部隊。我請求您注意下述建議,我相信,如能實行,將保證:(1)公正地懲罰真正的罪犯,(2)對遭受非法攻擊的各國人民和代表實行賠償,(3)永久和解我國的國際關系……我懇求,您能友好地考慮我的建議。(1) 使光緒皇帝復位。(2) 逮捕所有的反動官員……您將受到億萬人民的感激”[79](原信用英文書寫)。康有為痛斥了“后黨”和義和團的排外陰謀及其給國家帶來的巨大災難,頌揚了八國聯軍平息暴亂的gong(本網無法顯示此字,用拼音代替。應為工字旁加個力字。下同)績,提出了懲兇、賠償各國損失、使光緒皇帝復位等正義訴求。

無獨有偶,聯軍破京三天之后,8月18日,當時在廣州的孫中山與“興中會”骨干八人聯名致書香港總督卜力(Henry Blake),表達了革命黨人的願望;這就是《致香港總督歷數滿清政府罪狀並擬訂平治章程請轉商各國贊成書》。孫中山等人在給英國政府的上書中總結了清廷在庚子戰爭中的十大罪狀:“誨民變、挑邊釁、仇教士、害洋商、戕使命、背公法、戮忠臣、用僨師、忘大德、修小怨”。他們請求英國政府聯合各國,一舉推翻滿清政權,“除去禍根,聿照新治”;提出了遷都、成立中央政府、各省自治等“平治章程”六則[80]。

康有為、孫中山對列強的呼吁、期望,表明了維新派和革命黨人——當時中國社會變革的前驅——支持、歡迎八國聯軍,視聯軍為懲惡揚善的正義之師。他們希望聯軍幫助結束中國的皇權專制,把中國歷史推向前進:或實行君主立憲(康有為主張),或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孫中山主張)。

清政府發動庚子戰爭,在沒有喪失理性的清廷官員、外省督撫看來,無異于自殺。為避免亡國之禍,一些疆臣除發起“東南互保”之外,還曾秘密計議,如果西方列強掀翻清皇室的寶座,則推舉深孚眾望的李鴻章為中國的大總統,以延續國脈[81]。

這些疆臣實在是過慮了。庚子戰爭,中國“醞成重大禍亂,致成窮兇極惡之罪”,但是西方各國沒有顛覆中國政府、更無瓜分中國的打算。在戰爭之始,美國通過駐外使館向德、法、英、意、俄、奧、比、日、荷、西、葡等十一國發出照會,再度申明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1900年7月3日通告,美國的政策與目的說明……在這一中國事務的危機態勢中,在現有情況的准许下,我們認為說明美國的態度是適當的。我們堅持1857年制定的對華和平政策。這項政策堅持和中國友好相處,並在治外法權條約所規定的權利和國家法律之下,促進合法商業貿易,以所有手段保護我們公民的生命財產。……美國政府的政策是尋求一種解決方案,這個解決方案的目的是能夠給中國帶來永久的安全與和平;維護中國領土與管理完整;保護一切友好國家在條約和國際法保證下的一切權利;維護世界各國與中華帝國各地(之間)的平等、公正貿易的原則”。美國的照會並沒有要求各國作出回應,“但是歷史記載的結果出人意料!竟然是:所有國家反應積極,態度明確,表示合作。這就是說,所有在華列強一致同意美國強調的保證中國領土完整、行政管理完整的原則”[82] 。

庚子戰爭中國慘敗之后,西方列強不僅兌現了它們在戰爭之初保證中國領土完整的承諾,而且在善后中對中國寬大為懷。戰后簽訂的《辛醜條約》並非按國際慣例在戰爭結束后交戰雙方的“和約”(peace treaty)。該條約的正式名稱是“中國為一九〇〇年的騷亂事件與十一國最后的議定書”(Austria-Hungary, Belgium, France, Germany, Great Britain, Italy, Japan, Netherland, Russia, Spain,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 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中國發動的國際戰爭僅被當作一場騷亂(Disturbance);騷亂的主要責任者自然是拳匪。西方各國未讓中國政府承擔發動戰爭的罪責,也未按戰敗國對待中國。清廷被列強如此輕輕放過,怪不得《辛醜條約》的內容“電奏西安時,慈禧得報實在是鳳顏大悅”[83]。

在《辛醜條約》的談判中,費時最久、爭論最烈的是條約第二款 -- 懲辦禍首。“各國在善后談判中不是一味要求賠償,更不是要求割地,而是要求追究煽動義和團排外的責任,追究德國公使、日本使館書記官、傳教士、教民等死亡原因和責任。這確實出乎中國方面的預料”[84]。滅洋、滅教的罪魁禍首是西太后,這是明摆著的;正像一位西方學者指出的:這位婦人“公然挑釁、破壞了國際公法的每一個原則”(其時國際公法傳入中國已經六十年)。荷蘭公使曾向中方全權代表李鴻章透露,(作為談判條件)各國公使擬讓慈禧歸政光緒。僅僅讓頭號戰犯慈禧放棄獨裁權力,而不加以任何懲處,這已經是寬大無邊了,但遭到李鴻章的斷然拒絕[85]。西方列強最后尊重了中國對最高統治者不能碰的底線。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西方各國堅持要求西太后承擔罪責,交出權力,歸政光緒帝(這一直是各國的願望),中國將是什麼局面。這點並非做不到,只要列強對清廷的壓力足夠大。自然,西太后會負隅頑抗;但是她如果想讓滿清政權為她殉葬,她辦不到,滿清親貴、朝廷重臣、外省督撫最后會拋棄她的。如果光緒帝能夠親政,主導憲政改革,中國的歷史將改寫。明治維新在日本創造的奇跡同樣可能發生在中國;中國人民在二十世紀承受的巨大苦難將可以避免。八國聯軍、西方列強的寬宏害了中國呵!

端王載漪是僅次于西太后的二號戰犯。戰后清廷在上諭中嚴譴載漪:“拳匪之亂,肇釁列邦……推究變端,載漪實為禍首”。西方各國對罪大惡極的載漪,開始堅持要求清廷將他處死,但他是皇室懿親,清廷不答應。退而求其次,各國要求判他“斬監候”(即“死緩”),清廷連死緩都拒絕,最后載漪僅被流放[86]。

野蠻進攻各國使館的甘軍統領董福祥亦為庚子戰爭的“首禍諸臣”之一。此人死有余辜,但他是統兵大員,清廷擔心他策動兵變,不敢加刑于他,只給予革職處分[87]。西方各國對清廷的苦衷亦能諒解。

不少國人對《辛醜條約》規定的四億五千萬兩白銀賠款不能釋懷。二十世紀初,戰爭賠款首先是對戰勝國軍費的補償。戰爭的開支浩繁,尤其是海外作戰。庚子戰爭,清廷向十一國宣戰,與八國聯軍作戰,各國的軍費加起來自然是一個大數目。而且庚子賠款並不限于軍費賠償。各國的駐華使館被毀,千百座教堂被夷為平地,外國銀行被焚燒,外國企業被踏平,洋人的資產被洗劫。中華大地上這場“滅洋”的浩劫,外國政府、教會和僑民的財產損失以億萬計。

中國有一個廣泛流傳的說法:庚子賠款四億五千萬兩,是要每個中國人負擔一兩,以此懲罰、侮辱所有的中國人。這是無稽之談。賠款的銀兩數和中國人口接近,僅是巧合。“各國公款、私虧按和約大綱第六條向中國取償清單……約共銀四萬萬二千六百七十二萬兩。又以上各數,系截至西三月底止,自此以后,每月加費約一千三百餘萬兩(“每月加費”並非利息,而是八國聯軍的軍費 -- 引者注)。倘刪除零數,則截至西七月一號為止,當約合四萬萬五千萬兩左右之數”[88]。

“為了解決中國的對外賠款問題,列強駐華公使組織了英、德、比、荷四國組成的‘賠款委員會’,專門負責研究有關賠款的標準、範圍,確定中國對各國政府、社團及個人的賠償原則。隨后又成立了美、德、 法、日四國組成的‘中國財政資源調查委員會’,調查中國的實際財政情況與賠償能力”[89]。美國為減少賠款額、減輕中國的還款負擔,作了不懈的外交努力(后文有進一步說明)。各國通過協商,經過對損失的細致調查和對中國還款能力的評估,達成了共識:“既要中國就戰爭實際花費和損失進行賠償,又不能超出中國實際支付能力,更不能過度透支這一國家的財政力量……要保證中國經濟還能正常運轉,中國能夠支付的賠償總額不得超過4.5億兩。至于各國如何分配,當然只能參照各國實際損失和實際軍費支出”[90]。

庚子賠款是在“不能超出中國實際支付能力”、“保證中國經濟還能正常運轉”的前提下計算出來的;因此西方各國不能損失多少,索賠多少,而只能按比例獲得賠償。大多數國家的原始索賠金額,遠高于它們得到的實際賠款。比如德國政府原索賠一億八千萬;俄國光為被破壞的滿洲鐵路就索賠一億;法國光為雲南邊界的損失就索賠一億四千萬[91]。單就庚子賠款而言,西方各國得不償失。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von Waldersee)在給德國皇帝的報告中抱怨說:“全部的戰爭賠償,恐怕我們永遠也得不到”[92]。因此之故,各國寄希望于“合理的賠償部分可以通過已經增加的保證外國的權利和豁免權的安全來實現;更為重要的是,通過中國向全世界開放平等通商來實現”[93]。

庚子之亂這場“千古未有之奇禍”[94]對西方各國和基督教會造成的損害,清政府並非心中無數。清政府的權力中樞“軍機處”致電在北京的議和代表稱:“賠款各款,勢不能輕”。李鴻章“對于列強提出之賠款總額,本來預料當系二十萬萬馬克”[95](相當于6.55億兩白銀)。湖廣總督張之洞(亦為清廷政務處參預大臣)致電軍機處,就列強的動機分析說:“各國皆非圖利而來”;他認為“賠款肯減為四萬萬兩,分十年還,略加利息二釐”即為妥當。清廷會辦商務大臣盛宣懷提醒議和大臣奕劻、李鴻章,在與列強討論賠款問題時,切不可言中國當量力而行;“若只雲量力,彼謂用西人西法,力必有余,恐其侵我財政”[96]。

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的賠款是重還是輕?不比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保加利亞與德國結盟。戰敗之后,保加利亞與協約國于1919年簽訂了《納依條約》。保加利亞除被迫割讓土地給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希腊之外,並須賠款四億四千五百萬美元[97]。保加利亞乃東歐一蕞爾小國,而它的戰爭賠款額高于庚子賠款(《辛醜條約》第六款列明“海關銀一兩,即德國三馬克零五五……即美國元零七四二……即英國三先令”;庚子賠款折合美元為三億三千多萬,折合英鎊6750萬)。根據1919年簽訂的《凡爾賽條約》,戰敗國德國除喪失大量的土地、人口和工業、礦產資源外,須賠款113億英鎊,且要以黃金支付[98]。此賠款是庚子賠款的167倍;若以國民人均負擔計算,則為1255倍(1919年德國人口約為六千萬)。

庚子賠款不僅賠洋人,而且賠華人。賠款的對像列明在《辛醜條約》第六款,是“各國、各會、各人及中國人民”。庚子賠款用來賠償中國人民之損失,當代中國人可能聞所未聞,但是它不但清清楚楚列明在《辛醜條約》之內,而且實實在在付諸于西方國家的行動之中;庚子賠款確有一部分支付給中國遇害教民的遺屬,作為撫恤金[99]。庚子之亂是近代史上罕見的浩劫,僅直隸(河北)一省,據總督李鴻章奏稱:“合計通省殺害教民多至數萬丁口,所毀房屋多至數十萬間”[100]。如果要求徹底賠償,庚子賠款的三億三千多萬美元,就是光賠中國的基督徒都不夠!

國人被長期灌輸帝國主義侵略窮兇極惡、西方列強榨取敲骨吸髓,但是謊言在事實面前是蒼白無力的。在《辛醜條約》關于戰爭賠款的談判中,西方國家不僅沒有借機敲詐之意,倒是不無關懷同情之心。

美國在華專員羅克西爾(W. Rockhill)其時寫信給美國國務卿約翰•海,匯報談判的情況:“我們的目標是,在談判中運用我們政府的影響,影響跟我們一起談判的國家(在華列強),本著對中國平等的友誼,追求公正與合理……關于談判的第三點,即各國就他們在中國的損失和花費、輸送遠征軍到中國解救圍困、保護在京外國住民和恢復秩序以及賠償社團、公司和個人在暴亂中的損失,美國政府主張這些賠償總數不應超出一個合理的範圍,應當在中國支付能力之內”(這是美國政府內部的機密文件,不是對外發表的宣言,不存在溢美之辭)。當6750萬英鎊(即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的賠款額基本確定之后,列強之中只有美國堅決反對;美國主張將此數額至少減少三分之一。美國對中國利益的竭力維護,引起聯軍統帥瓦德西的不滿,他發牢騷說:“看來美國不想使任何人從中國得到任何東西”[101]。

英國人的態度呢?庚子戰后,在英國上議院全體會議上,斯賓塞伯爵質詢英國外務大臣蘭斯唐關于庚子賠款的數額:“賠款一事目下進步如何?盖因此事非泛泛可比,而與中國關涉尤巨。如各國索賠過巨,中國無力以償,則中國政府受害實非淺鮮……故籌款一節,更須謹慎從事,切不可令中國一蹶不振也。各國現欲中國籌款賠償,亦嘗計及其政府暨各省常年經費足用否?”[102]

如果有人對英國上議員(對庚子賠款可能導致中國政府經費不足)的憂慮感到驚異不止,對下面的史實或许會感到更加不可思議:為了減輕中國的還款負擔,在《辛醜條約》的談判中,西方國家談判代表竟然讓中國海關提高進口稅;這等于把部分還款負擔轉嫁到它們自己身上。中國談判代表徐壽明當即表示:“洋貨肯允加稅,深感各位美意”[103]。西方國家的美意最后落實到了《辛醜條約》第六款;提高洋貨的進口稅通過三個方面實施。一是整體提高進口稅率;二是以前免稅的貨物,今后要課稅(除“米及各雜色糧面”等少數貨品外);三是“現在照估價抽收進口各稅,凡能改者皆當急速改為按件抽稅”。

西方國家對中國態度的溫和,讓聯軍統帥瓦德西一度相當不悅(由于德國公使克林德遇害,德國主張嚴厲對待中國):“其間最令人悲嘆者,即各國與華人周旋,何等溫柔軟弱。各國對于所有殘忍屠殺教徒牧師,直至最近猶復發現于山陝境內之事,所有摧毀各處教堂及牧師宅所之事,所有侮辱墳墓之事,所有自古未聞圍攻使館兩月之事,均已似乎忘去”[104]。

中國人的仇外宣傳,只談庚子賠款,不提西方國家以后紛紛退還賠款的史實。首倡義舉的是美國。美國獲賠款2444萬;它將尚未支付的1078萬從1909年1月起退還中國,幫助中國辦教育[105]。以后,英、法、意、比、荷各國也競相效仿,將退款用來資助中國的科學研究、保健服務及其它迫切需要的領域[106]。實際上所有被賠款的國家以后都退還了部分款項;其中英國退回賠款額的40%,比利時50%,俄國20%,荷蘭20%,意大利15%。中國最后只償付了庚子賠款的58%[107]。

國人還有一個不經之談,說《辛醜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主權喪失最嚴重的,中國從此“正式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辛醜條約》使中國喪失主權了嗎?當時中國的最高統治者認為沒有;光緒帝的《罪己詔》明言:“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誠然,《辛醜條約》規定:大清國兩年之內不能進口軍火,拆除大沽炮台,允许諸國“常留兵隊分保使館”,“酌定數處留兵駐守,以保京師至海通道無斷絕之處”。這些條款確實有損國家的主權,但這是中國自找的。歷經庚子之亂瘋狂的滅洋、滅教,目睹清政府和義和團對外國人斬盡殺絕的政策和實踐,西方各國在痛定思痛之后,不能不對此類暴行采取必要的防範措施。“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使館留兵駐守、保證京師至海洋的通道不被切斷,種種舉措目的只有一個:保證各國使館的安全;萬一“滅洋”的暴亂再起,各國可以及時援救。

當然,這種安全措施也可視為對中國的懲罰。這種懲罰過分嗎?不妨比較一下庚子戰后中國的境遇和二次大戰后德國、日本的境遇。二戰結束,希特勒和東條英機政權徹底覆滅,但是盟軍對德國和日本長期軍事占領,至今依然。兩國的軍備受到嚴格管制,甚至不能擁有國防軍(只能有“自衛隊”)。試問,這些國家的主權何在?如果說中國在庚子戰后淪為“半殖民地”,德國和日本在二戰后又淪為什麼(四分之三殖民地)?德、日兩國在二戰中犯下嚴重的戰爭罪行。中國在庚子戰爭中的戰爭罪行,危害程度遠比德、日為輕;但性質之惡劣,實有過之。正如前文所言,以使館、教堂為武力攻擊目標,以外交官、傳教士為瘋狂屠戮對像,政府懸重賞殺盡一切外國人,包括婦孺,這是德國、日本法西斯在二戰中都沒干過的。

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寬宏大量突出地表現在基督教會的態度上。在庚子之亂中飽受殘害殺戮的西方傳教士對罪惡深重的拳匪及其裹脅的民眾,表現了基督教崇高的寬恕精神。這裡僅以“晉省教案”的善后為例。山西省在庚子之亂中是滅洋、滅教的重災區,外國傳教士和本國教民被殺害的人數在全國數一數二。“晉省教案”的善后由著名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為教會方面的代表。他擬定了一個“耶穌教受害華人章程”,共七條,茲摘錄如下:

“一、各府州縣殺害教民之人甚多,本當按律正法,但太知此輩受官指使,又受拳匪迷惑,不忍一一牽累。惟各府起亂首匪當懲辦一人以示警。若晉撫果能剴切曉諭,使伊等痛改前非,敝教亦將首匪從寬免究……三、共罰全省銀五十萬兩。每年交出的款五萬兩,以十年為止。但此罰款,不歸西人,亦不歸教民,專為開導晉省人知識:設立學堂,教導有用之學,使官紳士庶子弟學習,不再受迷惑。請中西有學問者各一人,總管其事(李提摩太用此款創立了“山西大學堂”,即山西大學的前身 -- 引者注)……六、要永息教案,中國官待教民,當如待教外人,一視同仁。如果犯法,自應按律嚴辦;若有gong勞,亦應保舉:作官與教外人同。凡照此辦法,無論中外古今,從未見有不相安者”[108]。

根據章程第一條,對殺人如麻的拳匪,教會提議僅僅懲辦各府的匪首一人。如所周知,‘府’管轄州、縣,是很大的行政區域;一省之中,數府而已。在(山西)一府之內,庚子之亂中被殺害的教民往往成千上萬,而戰后僅僅懲辦匪首一人。該匪首若表示痛改前非,亦能“從寬免究”(免于追究任何刑事責任)。這是基督教寬恕罪人的光輝典範!該章程呈交李鴻章核準時,李“深為嘉納”[109]。此章程只涉及受害華人;至于“殺外國人之罪,有各國欽使與中國全權大臣商辦”,地方上不過問[110]。各國欽使與中國全權大臣商辦的結果,就是《辛醜條約》第二款:“懲辦傷害諸國國家及人民之首禍諸臣”;其中並不涉及對拳匪的任何懲處。

庚子戰后,光緒帝在《罪己詔》中坦言:“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后追思,慚憤交集”[111] 。這說的是實話,道的是真情。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在全國臣民面前,對列強的見諒表達了衷心的感激。君不見,這種對愚暴無知的慚憤、對列邦見諒的感激,在國人中不僅消失得無影無蹤,而且不是已經轉化為國人對西方國家的滿腹怨毒、對八國聯軍的肆意誣蔑嗎?
………
………
蔡東藩的《清史演義》記述八國聯軍攻占北京,特別指出聯軍的行止與亂兵拳匪有天淵之別:“日本兵先從東直門攻入,占領北城,各國兵亦隨進京城,城內居民,紛紛逃竄。土匪趁勢劫掠,典當數百家,一時俱盡。這北城先經日兵占據,嚴守規律,禁止騷擾。居民叨他庇護,大日本順民旗,遍懸門外,可為一嘆。各國兵不免搜掠,卻沒有淫殺等情,比較亂兵拳匪,不啻天淵。紫禁城也虧日兵保護,宮中妃嬪,仍得安然無恙”。(蔡東藩作為“一代史家,千秋神筆”,他的歷史演義被公認為通俗的中華通史)。

實際上,八國聯軍自大沽海口登陸之日起,其軍紀、操守就與清兵拳匪判然有別。“傳聞大沽砲臺為洋人所踞,自海口至塘沽,遂為洋人運兵之路。洋人在塘沽市廛無擾,雞犬無驚,較城中(指天津 -- 引者注)安靜。城中惡團(指義和團 -- 引者注)蹂躪,盼洋人入城,惟恐不速”[112]。

八國聯軍出兵之前,中國北方地區被義和團、清兵禍害,幾成人間地獄;百官徒跣,生靈塗炭。聯軍攻占天津、北京以后,平息暴亂,整頓治安,拳匪的紅色恐怖方告終結,社會才由亂入治。京城的治安恢復后,近畿各州縣還有義和團勾結土匪、潰卒胡作非為。聯軍對這種情況不滿,提出交涉,希望清政府地方官切實負責,維護治安。順天府所屬州縣,遂一律設防自衛[113]。聯軍也在必要時出動;“華人常赴北京請求保護,因各處拳民漸已化為盜賊隊伍也,因此曾派小隊前往圍攻各該處地方”[114]。“聯軍赴各處剿匪,到處土人,無不歡迎”[115]。

八國聯軍在恢復秩序、整頓治安的過程中,沒有濫用刑罰。聯軍在天津的臨時政府經過司法審判,公開處決過數十名拳匪[116],僅此而已(當然這不包括在戰場上消滅的拳匪)。聯軍對死刑判決的慎重,如果和對拳匪有深仇大恨而要討還血債的教民比較,就顯得格外突出了:“聯軍入京后,京津一帶,拳匪為教民所殺者,不下數千人”[117]。聯軍執法的人道,甚至引起清廷留守官員的不滿。瓦德西曾向德皇報告:“每每一種罪案,在吾國只加以三四個月監禁之處罰者,而在中國則竟以死刑處之。直到現在,此間刑部大臣,猶常常向著「北京行政委員會」(八國聯軍治理北京的機構 -- 引者注)訴說城中不靖之狀,與日俱增,尤其是美國區域之內,彼以為系因處罰過于輕微所致。因此,該大臣請將所獲強盜竊賊,引渡于彼,彼當時常處以死刑”[118]。

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后,“以京師地面遼闊,遂公議劃界分段而治,廣設巡卡,嚴定通行章程,以為暫安閭閻之計”[119]。“暫安閭閻”就是要百姓安居樂業。八國聯軍“廣設巡卡,嚴定通行章程”,首先是對外國人(特別是聯軍官兵)的嚴格管制。“第一條:凡外國人不論兵民,如有在境內犯規者,即應命獲送最近巡捕卡管押,由捕頭繕函送交本國兵官,並將所犯之事及一干人證一並交案。第二條:每總巡捕卡,應設號簿開具被告洋人案件,並證人名色,以備查考。第三條:凡兵士及營役,除有護照外,不得擅離各所管轄之境(即是說,各國官兵只能在自己轄區內走動,若去別處,需有護照——即特別的通行證,可見對官兵管束之嚴 -- 引者注)……第五條:凡華人在上所開公共街道行走者,各國不得勒充苦工”[120]。這個章程是聯軍嚴明軍紀的一個例證。

美軍在北京的指揮官其時發布命令:“禁止兵勇飲酒,並不许酒店燒鍋賣與,致生事端”[121]。八國聯軍在天津的臨時政府也發布“告諭”,允许民眾釀酒、賣酒,但“只准賣與華人,仍不准賣給各國洋人”[122]。聯軍約束官兵,不可謂不嚴。酒店賣酒只賣給華人,不賣給洋人;如此公然歧視洋人而能夠貫徹實施,是不是說明聯軍官兵是遵紀守法的?當兵的手裡有槍,但是看來他們不會憑借武力,在酒店強取豪奪。

八國聯軍嚴明軍紀,還包括嚴格管束為聯軍服務的華人。有些“在太君身邊的人”(比如華人隨軍翻譯)狐假虎威,招搖撞騙,利用他們職務的便利對百姓敲詐勒索。他們的劣行一旦被發現,聯軍即予以嚴懲。聯軍在天津的臨時政府在成立之初就發布告諭,宣布凡以臨時政府或軍事當局名義征斂錢財,均屬詐騙;要求民眾檢舉揭發,以便嚴懲[123]。據時人回憶,八國聯軍對那些“倚仗外國人的勢力欺害中國人的”查辦得如此之嚴,以至于當時衙門裡關押的竟以此類人為主[124]。臨時政府在天津的《巡捕章程》也規定:“華人有勸外國兵加害于其本國人者,或因復仇起見及其余一切緣故在捕房誣告本國人者,一律嚴罰”[125]。這些事實有力地駁斥了八國聯軍“無惡不作”的謊言。一個對欺害中國人的行為嚴厲懲處的軍隊,一個對誤導外國兵傷害中國人的行為嚴厲處罰的軍隊,豈會對中國人燒殺奸淫?

北京居民回憶說:“當此時整個京城,雖然都被外國兵占據,但他們都有了治安的民事機關,地面漸就平復”[126]。“五城練丁,現已一律身穿號衣,頭戴勇帽,在美界遍街巡邏,市面安堵(安堵:安定,安居 -- 引者注),皆美兵官梯兒曾一人之力,居民無不感悅”[127]。

戰亂之中,南糧北運受阻,糧食短缺。為了讓民眾有飽飯吃,八國聯軍開倉平糶。“京通各倉米石,經洋人開倉平糶,買者絡繹不絕”;“聯軍已將北京倉米,售與貧人,索價甚亷”[128]。

聯軍指揮部對京都地區由亂入治並日趨繁盛、對城市衛生面貌的改善、對貧民救濟措施的實施也頗為滿意:“現在最普通之印像,即北京市況于最近數星期以來,又復日趨繁盛……大多數商店,業已重新開門……我們更復盡力設法,以使華人漸為了解清潔之義。所有街上穢物,均須搬出城外,街燈之設,亦已實行……所有煙館賭場,一律禁止。對于貧民,則特設湯廚二十處。並為彼等設置暖房若干,一如「柏林暖廳」辦法。現在此間乞丐數目,比較前此太平時候減少。其原因系由于彼等所得勞金,甚為豐厚,盖多數苦力,常從軍隊方面,獲得工作機會故也”[129]。八國聯軍在北京“特設湯廚二十處”,供給貧民免費食物,類似中國傳統上救濟飢民的“粥廠”,這不算稀奇(盡管一個城市中“粥廠” 竟有二十處之多,令人矚目)。使人驚異的是,聯軍為無家可歸者“設置暖房若干”,這在中國恐怕是開天辟地第一回(只有杜甫在詩歌中幻想過:“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華人對八國聯軍保境安民的信心,遠高于對本國政府:“北京城裡,因與中國官廳協力維持秩序之故,甚為安靜。而且居民信任之心,亦復與日俱增。在明達華人方面,甚至于屢屢表示,深以聯軍離去為憂。盖彼等相信在此撤退時期之內,勢將為本地盜匪所利用,大加搶刧,陷于混亂”[130]。

聯軍統帥瓦德西“稔知中華習俗,人亦和平喜交際,乃建議招致京中紳士,參與安民善后各事宜,每日開會議事。一時士民頗頌之,爭先往睹,王公大臣亦有參雜其間者。遍設警察巡邏各地,維持治安,由瓦分派紳士主持。除軍、政系聯軍自主外,其余民事,均與紳士等商榷而后行。列名顧問者多至數十百人,儼然外國政府之上賓”[131]。瓦德西到任后向德皇保證中止庚子之亂的浩劫:“余將用全力,務使前此余曾恭奏皇上之(中國戰地)破壞荒蕪情形,得一止境”[132]。為嚴明聯軍軍紀,瓦德西命令聯軍在征戰之中,“倘若該地秩序不久恢復,華人各歸居所,又若倘遇新占之地,居民未嘗出走,則吾人對于此項和平居民之私人財產,均須特別尊重;一切非法行動,均須嚴厲制止”[133]。為了收攬民心,“不可令學士文人向隅”,瓦德西模仿中國的科舉考試,在京師最大之金台書院舉行考試。“報名應試者,湧如怒潮”,達三千人。瓦德西“親臨金台書院,考試諸生”;名列前茅者獲得了獎賞(第一名是浙江人)[134]。瓦德西得到中國士紳、平民的稱頌,人們“爭先往睹”,包括貴顯無比的王公大臣,這僅僅反映了瓦德西個人的聲望,還是代表了八國聯軍的聲譽?

八國聯軍在華的軍事行動是克制的。庚子之亂中,滅洋、滅教在中國大地上有燎原之勢,但聯軍的軍事行動只局限在直隸(河北)省內,南至正定,北至張家口,東至山海關,西至山西省界。聯軍沒有在更大的區域內作戰,非不能也,是不為也。這與單獨出兵東北、大肆攻城掠地的俄國的行徑迥然不同(對中國有侵略野心的俄國在戰爭爆發后,分南北兩路出兵東北,擊潰清軍,剿滅拳匪,很快占領了東三省全境。本文所謂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不包括單獨出兵東北的俄軍)。實際上,聯軍占領首都、京津地區平定下來以后,拳匪在外地的燒殺搶掠、殺害教士教民的暴行並未終止,更有些是在清政府官員的煽動之下發生的。比如河南省的外國傳教士曾向法國使館求援,“稱河北岑道,滑縣呂令,安陽石令(‘道’即道台,‘令’是縣令 -- 引者注),煽惑居民,地方大亂,拳匪各區游行,凡教士教民所餘財產復行焚毀,洋人性命深為可慮”[135]。對這些騷亂、暴行,聯軍在相當大程度上依靠外交手段解決。對河南省的暴亂,法國公使通知“北京全權大臣”(即在京主持和談的李鴻章、慶親王),要求清政府平息暴亂,保護傳教士和教民的生命財產[136]。

八國聯軍的另一個德政,是在平息拳匪之亂后,大力修復華北地區被拳匪嚴重破壞的鐵路、車站、橋梁、電線、通訊等設施,為解除民生困苦、促進商貿活動、恢復中國經濟做出了貢獻。聯軍中除人數極少的奧軍外,其他七國軍隊都有技術兵種,如鐵道兵、工程兵、電技師、橋梁工兵等;他們在戰后的恢復重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37]。或许有人質疑,洋人修復“洋設施”,是不是因為這些設施的產權屬于他們?答案是否。所有那些現代化設施的產權均屬于中國,非官辦,即商辦。聯軍修復鐵路、橋梁、通訊等,是不是為他們在中國作戰方便呢?否。聯軍攻克北京后,接到各地的“匪患報告”,獲悉外地的傳教士和中國教民仍在義和團的屠戮之中,遂(在必要時)派兵出擊,征剿拳匪。這種解危紓難的軍事行動,哪裡容得先修鐵路?聯軍出兵追剿拳匪是在(庚子年)8、9、10三個月,其時各條鐵路線的修復工程尚未開始(津沽線除外)。大規模修復重建工程是在拳匪基本肅清的11月份開始的[138]。

聯軍修復鐵路遭遇的一個重大困難是大量鐵軌的遺失。義和團破壞鐵路時,只將一小部分鐵軌彎折毀掉,大部分鐵軌其實被藏在附近的村落中。聯軍沒有通過軍事討伐或勒令歸還(否則嚴懲不貸)的方式找回這些鐵軌,而是用金錢獎勵,讓村民交出這些鐵軌[139]。一支外國軍隊向當地老百姓“贖回”被搶走的國家資產,用此資產為那個國家修復重要的交通設施,這可否稱為仁義之舉?

八國聯軍官兵與中國民眾的關系可以和諧、親近到什麼程度,恐怕是當代不少國人難以想像的。中國著名的劇作家、歷史學家齊如山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自外國兵進城后,皇帝是跑了,不但沒有一個辦公的機構,連個私塾念書的地方都沒有,彼時我們的本家親友的子弟都來京,因此自己花錢成了一個很大的書房,除學中文外,算學、地理、 洋文等等都學,請了幾個外國兵:有美國二人,法國二人,德國三人,各教本國文字,這些教員,都不要錢,只送些煙卷啤酒便足,也有以教他中國話,作為互換條件的。這個書房存在了兩三年,因為北京大學及譯學舘等成立,所有子弟都入了那幾個大學,此書房才慢慢停辦了,這個書房我得益處確不少。我除接續學點洋文外,我是偏重問他們國內社會中的零碎情形,可巧遇到一位德國管財政的官員,他是專門研究社會情形的,他知道的德國社會情形很多,于我自然是有極大的益處”[140]。

八國聯軍稱不上是仁義之師,聯軍中也不是沒有擾民的敗類;或出于復仇心理,或源自私心貪欲。八國聯軍中有雇佣兵,素質較差,對聯軍的軍紀也不無影響。比如英軍中有大量的印度人,法軍中有大量的越南人。但無論如何,八國聯軍的擾民行為和拳匪清兵大規模的燒殺奸淫不可同日而語。聯軍士兵搶掠盜竊財物有之,而浮濫殺戮強奸則無。“外國兵道德一定怎樣高,固然不敢說,搶掠也是平常事,若說奸淫,恐怕還是很少的事情,而且在北京城裡頭,在長官的眼底下,又有各國軍隊的相形比較,哪一國都是要面子的”[141]。這是親歷者的見證;它難道不是蔡東藩對八國聯軍評價(“各國兵不免搜掠,卻沒有淫殺等情,比較亂兵拳匪,不啻天淵”)的最好佐證?蔡東藩的《清史演義》共有兩處提到八國聯軍的軍紀操守,均以贊揚為主。一處是上述的“比較亂兵拳匪,不啻天淵”;另一處講:“當時聯軍駐京,多守規則,惟德軍較為狠鷙,苛待居民”。清史專家高陽的名著《慈禧全傳》用二、三百頁的篇幅描繪了庚子戰爭。對義和團的禍國殃民、清軍的胡作非為,高陽作了深刻的揭露;但是對八國聯軍的軍紀操守,他沒有一個字的貶斥。八國聯軍進京之后,北京的士紳給朝廷上書,報告京都的情況,也坦誠:“雖洋人入城,尚未十分擾害”[142]。

中外開始議和時,李鴻章與聯軍統帥瓦德西會談。瓦德西坦率(但是有禮貌)地指出了中國軍隊的軍紀敗壞,不得民心:“此間華軍無紀律者頗多,北方人民頗不願有之”[143]。在另一次會談中,瓦德西就不客氣了:“現在危害中國良民之真正暴徒,不僅是尚未肅清之拳民;據我所知,即李氏自己部下之散為小隊駐在省內各地者,亦復如此。現刻已經屢次證明者,即往往全村居民,一見中國軍隊將到,便全體逃走。反之许多村莊居民,對于聯軍之來,卻極為熱誠歡迎”[144]。這是八國聯軍統帥的自吹自擂嗎?事實是,類似的記載在中國人自己的歷史文獻中也屢見不鮮,如筆者前面引用的:天津民眾“盼洋人入城,惟恐不速”;北京“百姓不堪騷擾,反眼巴巴的專望洋兵”。

和任何群體一樣,“害群之馬”總是有的。傷害人命、凌辱婦女的行為,八國聯軍中並非沒有,但是僅為個別事例;而且一經發現,會受到嚴厲制裁。8月17日,在聯軍剛剛攻克北京的混亂、無序之中,一個美國水兵德懷爾(Stephen Dwyer)闖入居民家中,用棍棒歐打一個孩子,將其拖出門外,造成了孩子的死亡。他把男人趕出屋外,強奸了屋中的兩名婦女。美軍總指揮查菲將軍(General Chaffee)對破壞軍規軍記的行為,執法如山,對犯罪者嚴厲制裁。德懷爾很快受到軍法審判,被判終身監禁,關押在舊金山著名的惡魔島監獄[145]。

庚子戰爭——中國與所有的西方列強開戰,是當時重大的國際事件,“全世界之眼光,皆注于此”。聯軍的身邊有如影隨行的記者,秉筆直書他們的所見所聞。西方媒體向有“第四權”之稱,以監督、批評政府為己任、為能事;即是說,聯軍是在各國媒體、國際輿論的監督之下。這種監督的嚴格,可以從北京西郊的一座白塔被聯軍毀壞所引起的軒然大波反映出來。

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后不久,9月16日,美軍和英軍聯合行動,清剿盤踞在北京西山八大處的大股拳匪。這次軍事行動由美國將軍威爾遜(Wilson)指揮。在戰鬥勝利結束后,英軍指揮官拜樓(Barrow)將軍以英國公使的名義,請求威爾遜批准,將一座聳立在山頂的千年(白瓷)古塔毀掉。威爾遜聞言大驚,表示他不能容忍這種野蠻的破壞行徑。拜樓解釋了英方的動機。他說中國人毀滅了我們無數的教堂,如果我們不以摧毀這座著名的白塔寺廟作為懲罰,中國人會認為,他們供奉的神比我們基督教的神要神通廣大,不可戰勝。威爾遜認為拜樓的理由匪夷所思,堅持不批准英軍的請求。最后(為緩和與英國人的關系)威爾遜講,明天清晨他將率領美軍回北京,他的聯合行動總指揮的職責也到此結束。之后,英國公使和英軍指揮官所做之事,他無權干涉(處理中國事務,英國公使當然比聯軍的一個指揮官更有權威)。第二天美軍回城后,英軍毀掉了白塔。

聯軍摧毀北京郊區美麗的白塔立刻作為醜聞被世界媒體報道。在英國《倫敦時報》(the London Times)駐中國記者的電訊報道中,毀滅白塔的罪責推到了美國威爾遜將軍的頭上,說是他下令破壞的。威爾遜聞訊后,向英國記者興師問罪,要求他立刻糾正這個難以原諒的錯誤。這個事件影響惡劣。英國人帶有迷信色彩的破壞行為,使英國軍人和由他們代表的英國文明在西方盟國面前蒙羞[146]。

八國聯軍由多國軍隊組成,代表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文明程度最高的國家。它們之間無論在軍gong、戰績方面,還是軍規、軍記方面,都在相互比較和監督。以一事為例。當時北京有一個天文觀像台,位于徳軍管轄區內。觀像台上一些天文儀器被德軍和法軍掠走,作為文物運回歐洲(其實這些儀器十之八九都是外國傳教士設計、製造的,比如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製造了渾儀、天球儀、地球儀等)。瓦德西在給德國皇帝的報告中說:“這些儀器無疑是中國人的財產,但是根據國際通行的慣例,它們可以當作德國的戰利品;而且這也是對我們一個小小的戰爭賠償。至于全部的戰爭賠償,恐怕我們永遠也得不到”。瓦德西的邏輯沒有為他的同盟國接受。美國查菲將軍寫了一封措辭強硬的信,對德軍的掠奪行為表示抗議。查菲在信中甚至譏諷說:在聯軍解救人道危機的征途上,並沒有德國軍隊[147](德軍主力是在聯軍占領北京后,才遠道從歐洲而來)。兩年之后,法國歸還了它掠走的儀器。后來根據《凡爾賽條約》,德國也將這些儀器歸還中國。

八國聯軍的監管者還包括它們國內的反對黨和司法體系。西方國家的反對黨,對政府(包括政府指揮的軍隊)的行為是用放大鏡、顯微鏡(甚至哈哈鏡)觀察的。政府軍敢在外國胡作非為,國內會吵翻天的,責任者沒有好下場。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就對庚子戰爭中的德軍進行過尖銳的抨擊。另外,國有國法,軍有軍規,軍人不明來歷的財物政府是有權沒收的。其時法軍“福爾利提督特裝寄四十箱回歐,該箱至法國馬𡧳時,該處海關奉諭將此等物件悉數扣留,盖法國政府以為此非用兵時所應得之物,故有此舉”[148]。將軍想吞下不義之財,談何容易。

今日中國,對八國聯軍的肆意誣蔑俯首皆是,這裡略舉數端。

最能挑起民族主義激憤的,是外國人淫辱中國婦女。不管中國婦女如何被本國的權貴、兵痞或匪徒凌辱,國人可以漠視;但一旦失身給“鬼子”,則是奇恥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國內一個廣泛流傳的八國聯軍的罪行是:“同治帝的岳父崇綺的妻、妾、女、媳,老少十人被幾十名聯軍官兵公開奸污后,被迫自盡”。這是以訛傳訛。八國聯軍入京時,崇綺遠走保定。他的妻子派爾佳氏性情極其剛烈,決定全家自殺殉國。她命人在后院挖了兩個深坑,然后集合全家人,分開男女,“入坑生瘞”(即活埋)。崇綺的一個兒子(葆初)、四個孫子(廉定、廉客、廉密、廉宏)都勇于一躍,甘死不辭。全家十三口,除留下一個曾孫外,闔門“殉國”[149]。崇綺在保定聞到家人死訊后,這位對義和團“信仰尤篤”、力主廢光緒的“大阿哥黨”也上吊了。至于外國聯軍,這些“殉國者”連影子都沒見到。

“八國聯軍入侵時,不少婦女因為擔心受辱,跳井或投河自盡”;這種流言激起過無數國人的憤慨。中國婦女在兵連禍結之時擔心受辱並不奇怪,本國的兵匪對婦女的肆意凌辱給了她們足夠的教訓。她們對外國聯軍不了解,想像之中,“鬼子兵”的惡行自然比本國軍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當時確有婦女為怕受辱而投水或懸梁自盡,但究屬個別事例。《天津拳匪變亂紀事》中記述過這樣一件事:八國聯軍“行至穆家莊及天齊廟地方……該處婦女多有驚怕投河者,洋人輒救起,曰‘勿警怕,不傷汝等。’盖洋人探知穆家莊、天齊廟地方,多系回教人居住,並無人入拳匪黨者,故不肯擾害”[150]。這裡,聯軍不是婦女的淫辱者,而是婦女生命的拯救者。(可悲的是,聯軍善待穆家莊民眾,反而給穆家莊帶來了災難。義和團以穆家莊“與洋人通氣……意欲剿洗淨盡”,“拳匪千余人,將穆家莊圍住。遠則用洋槍轟擊,近則用刀劍殘殺,該處居民無敢抵御,被焚者數十家”[151])

再看看清宮中一些年輕宮女所遭遇的不幸。八國聯軍破京之日,一些宮女覺得留在宮中危險,為安全計,她們逃出皇宮(作為后人我們知道,其實皇宮當時是最安全的地方)。這些宮女“走出安定門,遇潰兵被刼,多散失”[152] 。宮女為了逃避她們想像中的危險,卻掉進了真正的火坑。

八國聯軍進京后,有一家滿族人,“一家七口,以為國破家亡,無法生活,遂全家自縊。適有外國人進院,用刺刀把繩割斷,屍體放下,有兩人剛上吊,所以又活過來”;其中一人是這家的女主人。聯軍士兵救了上吊的中國人。自己的同胞會伸出援手嗎?中國人的反應是:“大家不但不敢進此院,且所有鄰居,到夜間都不敢在大門外經過”[153]。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八國聯軍對婦女的態度,折射了西方文化中對女性的尊重。聯軍對俘獲的女性拳匪,處置方法和對男拳匪不同。聯軍在天津的臨時政府(俗稱“都統衙門”)在經過審判后,公開處決過數十名拳匪,但均為男性。聯軍曾經俘獲過兩名義和團女首領,她們被捕之后被關押在都統衙門。臨時政府委員會(臨時政府的最高權力機構)經過專門討論,決定將她們送往上海,交給那裡的天主教會收容、看管。1901年4月此二人被交給上海聖約翰教會,安置在徐家匯孤兒院。此后一年多的時間裡,天津臨時政府一直向上海教會提供她們的生活費。如此折騰,顯然是為了避免在滅洋滅教的重災區天津,有血海深仇的教民對拳匪首領可能施加的報復。在聯軍撤走、政權移交之際,臨時政府不能不將她們交還給中國政府,遂請上海教會將這兩名女團民交給上海地方當局[154](但教會實際上有庇護她們、不交當局的權利)。這種種安排,難道不是聯軍對兩名義和團女首領的照顧、保護?名噪一時的“黃蓮聖母”林黑兒以及三仙姑是“七天不梳頭,砍去洋人頭,七天不裹腳,天下洋人殺盡了”的“紅燈照”首領。她們被八國聯軍俘虜后,一度也關押在都統衙門;后來此二人竟不知所終。關于她們的下落有種種傳說,如隱居在鄉下、去了國外等。可以肯定的是,洋人沒有殺她們。《拳亂紀聞》有下述記載:“紅燈會首仙姑二名,已由津地洋官購缐拿獲,傳言此二女子原系侯家后妓女,均不過二十余歲,按西例婦女向不加戮,大約此二女雖必監禁甚久,然不至有性命之憂”。如果落到清政府手裡,她們的下場恐怕和拳匪首領曹福田的沒有兩樣——凌遲處死。

八國聯軍進京之后,“聯軍司令部下令軍隊搶劫三日”。此謊言之離奇,世所罕見。搶劫竟然由司令部下令;士兵若不服從命令去搶劫,是否要受軍法處置呀?

聯軍的隨軍牧師、英國傳教士寶復禮(Frederick Brown)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掠奪財物在軍營都是禁止的行為,可是這種行為很快變得越來越普遍了,致使不得不在八國聯軍當中下達一份禁令,禁止所有士兵,無論來自哪個國家,都不得進入當地居民家中搶奪財物。作為憲兵司令的洛上尉告訴我們這樣一件事,一個團裡已經有15名士兵因為違背這條禁令而被逮捕。軍官們正在想辦法,盡他們最大的努力來減少搶掠行為的發生,並且希望把這些罪行的傷害降到最低”[155]。“美界(美軍管轄區 -- 引者注)還出布告,不许其他國家的士兵在下午六點后進入美界。若美國士兵擅入民宅,百姓可以將其捆送巡捕房,賞銀元一百。若士兵持槍,百姓不敢捆綁,可以悄悄尾隨,另外派人去舉報。舉報者不會說外語也無妨,只需豎起兩個指頭,當局就會派人來抓”[156]。聯軍在搜捕拳匪時,因進入民居搜查武器,引起居民的抗議。美軍總指揮查菲將軍于是下令,放棄這種入屋搜查武器的行動[157]。還有一招用來懲治洋兵搶劫:“美兵官出示,如有洋兵入人宅舍,可以煤油和燕支水,灑其衣服,即可識認嚴懲”[158]。

事實上,八國聯軍破京之日,兵荒馬亂之中,大肆搶刧的首先是清兵和拳匪,這樣的歷史記載數不勝數,如“福祥(甘軍統領董福祥 -- 引者注)走彰儀門,縱兵大掠而西”(《清史稿》列傳二百四十二);“二十二日(公歷8月16日,即聯軍破京的次日-- 引者注),晉軍甫飽颺(飽颺:飽掠而去 -- 引者注),武衛軍又至,土匪為之鄉導,挨戶傾筐倒篋,殷實之家,無一倖免”(《 緣督廬日記鈔》);“此次出京,危險已極,沿途居民鋪戶,均被潰兵以隨駕為名,其時駕尚未出,紛紛西行,搶刦至室室皆空”(《拳亂紀聞》)。“陳亷訪所統各軍,擄掠尤甚,據雲聯軍未入城時,京城業已擄掠一空。陳統各軍將所擄大小煙土,堆積如鹽包,每斤僅售數百文,貂套一襲僅售銀二兩”(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事雜記》)。北京的流氓地痞也趁時而動:“京都失陷,城內外居民,紛紛逃避,土棍貧民,群起搶掠,王公府第,及民宅鋪面廟宇,多被焚搶”[159]。趁亂哄搶、渾水摸魚的還有普通市民。八國聯軍士兵也參與了搶劫,但是“平心而論,外國人搶的不過十分之三,本國人搶的總有十分之七”[160]。

《庚子使館被圍記》中記述了作者親眼目睹的一場對當鋪的搶刧,頗具典型性。這場搶劫的始作俑者是聯軍士兵:“法國兵數人及印度安南兵數人”;由于遭到當鋪的武裝反抗,兩個路過的俄國哥薩克兵也加入其中。緊隨聯軍士兵入屋行刧的一群中國人,“有執屠刀者,有執鐵棍者,均北京之流氓”;他們比聯軍士兵危險得多。那些聯軍士兵主要對黃金有興趣,而在當鋪中他們沒有找到;“法人安南人印度人亦出,各人背上背負一包”,走掉了。真正大規模、徹底的搶劫(或许用“洗劫”更恰當)來自中國人;首飾、古玩玉器、名人字畫、皮衣、繡貨、綢緞等固然勢在必得,日用百貨、平常物品也不放過。除緊隨聯軍士兵入內的本地流氓外,在當鋪“前面站滿數百赤膊之人,汗流遍地,以候進來之機會。 其中並有年老之婦人”。這幾百人等在當鋪門外,是因為有一個哥薩克兵持槍守門。當外國兵走掉,“外面鵠候之眾,遂一擁而進,如一群獵狗,並有婦女小孩,皆聞當鋪被搶之消息,來此發財者。一見哥薩克人走開,即爭前搶入,唯恐落后,相擠相打,似稍遲即被人搶完者。既入內,嘈雜愈甚,皆拚命搶奪,一切不顧矣。有呼叱之聲,有呻吟之聲,亡命之兇徒,與懦弱之百姓相雜,手執屠刀鐵尺,見有人阻其路,即肆意擊之。有搶物未得而受重傷者,有被擠倒地者,紛亂之狀,不堪入目”。

以上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英國人,在八國聯軍入京時,對普通民眾趁亂哄搶的描述;再看看中國人自己的記載。“提起搶掠的情形來,真是夢想不到,所有的買賣,都已被搶,無一幸存,最特別的是當鋪及米糧店。各當鋪門口扔著的衣服,都是山堆大垛,因當鋪中房屋深而黑暗,搶的人多,誰也不能挑揀,背出一捆來,一看不是綢緞或皮衣,就都扔在門口回去另搶。各米糧店門口,灑掉的糧食,都成了堤坡,因裝入布袋者很少,多數都是用筐籃裝走,所以有此現像。最特別的是搶酒店,因各種店舖都搶完,只余酒店也就搶了,有用盆壺灌的,有用桶擔的,灑的滿街酒香,遠聞十裡……過了幾天,滿街都是賣衣服的。我花了一塊錢,買了兩件兩截大衫。兩截大衫者,乃上身是夏布或細白布,下身是羅或紗”[161]。

正是中國人這種鋪天盖地、席卷一切的搶掠,給了聯軍士兵搶劫的借口和某種良心的安慰:如果我們不把一些財物據為己有,留下來也會被中國人自己一搶而光[162]。

華人甚至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搶到了八國聯軍的頭上。瓦德西曾向德國皇帝報告:“無數華人對于本國同胞,尤其是無人留守之房屋,加以搶劫,並出售其贓物。當其我們步兵大隊出征保定,離去營舍之時,因該隊營舍之面積甚大,防守較疏之故,竟被華人所搶掠”[163]。

可能出于這個經驗教訓,瓦德西在與中方談判代表慶親王、李鴻章會見時,建議華人為了保全財產,最好不要離家出走:“瓦帥雲:‘居民在京者,其產業或可保全。此間華民,偷竊他人物件者甚多……居民有財產者,不宜它往。如北省一帶,能從此安靜,吾心更喜。’”[164]。

為了“北省一帶,能從此安靜”,八國聯軍大力整頓治安。他們在北京分區而治,“皆試辦軍巡及警察,以禁止擄掠”[165]。有時人寫的“西江月”為證:

貧者倏然而富,富者家產一空。數日搶掠不消停,日本出示纔定。
仍有不遵彰法,照舊搶擄肆行。日本捉拿問分明,立刻明正典刑。[166]

聯軍入京之初,民眾的搶劫普遍、猖獗到什麼程度,下面的史實可能說明一些問題。有清一代,旗人(滿族人)是統治種族,終生享有政府提供的免費錢糧。八國聯軍入京后,旗人的特殊供應中斷了。何以為生呢?“北城住戶,多是旗人,旗人的生活,都是靠著每月的錢糧,他們從去年夏天(指庚子年夏天-- 引者注),就沒有得到錢糧,旗人如此,漢人也是很難生活,洋兵進城時,雖然大家搶了不少,但已經吃花了半年了,也快完上來了”[167]。北京貧窮的旗人和漢人,靠著京城失陷時搶劫來的財物,居然可以“吃花了半年”尚有剩余。在人類發“國難財”的歷史上,北京人可謂佼佼者。

放棄發家致富的可能、來中國“普度眾生”的外國傳教士,也被國人誣蔑在八國聯軍進京時搶劫。國人指天主教北京教區主教樊國梁(Bishop Favier)曾經出布告,容许天主教徒在8月18日(西什庫)教堂解圍后八天之內搶奪生活必需品。價值不滿白銀50兩的,無需上繳;超過50兩的,要負責償還,或交教堂處理。樊主教為此特地在《紐約時報》發表聲明:所謂容许搶奪生活必需品,根本無其事。因為當時店鋪無人料理,無法購買物品,他准许教民在經過認真的登記后,拿走所需物品,而事后根據紀錄都付了款[168]。

八國聯軍濫殺平民百姓,也是國人對聯軍的誣指。實際上,庚子戰爭中聯軍避免傷害無辜。比如,8月13日聯軍兵臨北京城下,“以巨木為架,升大炮于其上,向京城中陸續開放……計連開十三炮,某國提督恐多傷民命,殊垂上天好生之德,竭力勸阻,始已”[169]。攻打一個國家重兵防守的首都,因為“垂上天好生之德”,只開了十三砲就停下來,不能不說是一種慈悲心懷。這位將軍不會不知道,他的這種仁慈可能會增加自己軍隊的傷亡。美軍沒有參加攻打大沽炮台的軍事行動,但是美國軍艦“莫諾卡西號” 收容了37名中國婦女和兒童,以躲避戰火。戰鬥結束后,當將這些婦孺送回岸上時,美軍發現了一個被彈片擊中而失去胳膊的中國百姓。艦長命令將此人和兩個聯軍傷兵一起抬到軍艦上,進行手術治療[170]。再比如在北京西山八大處,美軍和英軍清剿大股拳匪的戰鬥中,一名中國婦女被流彈射中了肘部。聯軍立即對她進行手術治療,並將她妥善保護起來。該名婦女既震動,又感激[171](史料中未說明這個婦女的身份;但是從上下文看,她可能是被拳匪擄掠來的“慰安婦”)。八國聯軍在華作戰,因為酷暑和水土不服,官兵大量病倒,醫療資源極其緊張[172]。在這種情況下,聯軍對中國人施醫救治,尤其難能可貴。

前文提及,庚子戰爭爆發前,經清廷允许,四百名外國水兵到北京保護各國使館;這些洋兵被國人稱為八國聯軍的先頭部隊。6月13日義和團圍攻奧國使館,“先頭部隊”被迫開槍自衛,用機關槍驅散氣勢洶洶的拳眾。為避免火力殺傷,他們把機槍的準星調高,開槍只為嚇退拳匪。拳匪敗退后,竟然大肆吹噓他們有“刀槍不入”的神gong[173]。先頭部隊的不忍殺戮,居然成了拳民吹牛皮、招搖撞騙的本錢。戰爭正式爆發后,也發生過聯軍士兵向攻擊他們的拳民放空槍,以避免殺戮之事。比如8月4日傍晚,天津“有義和團約百五十人,自外來攻租界……租界內各國練兵放無子槍數排,意欲使之驚退”[174]。

兩天之后,清軍重兵攻擊(為聯軍占領的)天津。8月6日“將曉,砲聲如聯珠,槍聲如暴雨,中外之兵,皆死亡不少,從來無此惡戰也……洋兵或起或伏,其勢似難制勝。乃由洋官傳知各處,齊將門首白旗拔去,以待中國官軍入城。移時,忽聞中國官兵敗走,又皆將白旗插上”[175]。這是怎麼回事呢?八國聯軍入城后,天津居民家家在門口插白旗,表示投降、順從,是一種保平安的舉措。而當清軍反撲,聯軍擔心城市有得而復失的危險,于是洋官緊急通知各處,讓居民將門口的白旗拔去。這樣一旦聯軍撤退,官軍入城之后,不會對投降過外國聯軍的市民興師問罪,施加迫害。在戰火紛飛、軍情危機之時,外國占領軍對中國民眾的安危竟有如此周到的考慮,是難能可貴的。(以中國人的“聰明才智”,絕不會干八國聯軍這樣的傻事。讓清軍殘害老百姓,不正可以加劇中國軍民的對立嗎?)

聯軍的仗義勇為和對生命的珍惜,突出地表現在(清廷正式宣戰前)為拯救被義和團屠戮的中國基督徒及其家人,聯軍的“先頭部隊”(及使館其他人員)自發組織搶救隊,冒死去北京市區救人,而不顧公使們的反對。美國公使館衛隊長邁耶斯說:“……拯救教民的行動會更加煽起仇洋情緒。但當我們看到渾身受燒傷和砍傷的教民不斷地逃到使館區時,我們這些血肉之軀不能不向他們提供幫助,並將其他的教民從惡魔般的拳匪手中解救出來”[176]。
……

(這是文章的節選。欲覽原文,請登錄作者博客后,點擊“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https://mrliuburnaby.wordpress.com/)

注釋:

[1] 為行文方便,本文中的“西方各國”、“西方列強”包括日本。日本既已“脫亞入歐”,稱之為西方國家似無大錯。
[2] 沈祖憲:《養壽園奏議輯要》卷2
[3] 中華書局:《山東巡撫袁世凱摺》
[4] 侯宜傑:《義和團 — 在“滅洋”的旗幟下》
[5] 史料來源于王樹增: 《1901》
[6] 五月七日清廷上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
[7] 左原篤介、漚隱 輯:《拳事雜記》
[8] 佚名:《天津一月記》
[9] 柴萼:《庚辛紀事》
[10] 左原篤介、漚隱 輯:《拳事雜記》
[11] 劉孟揚:《天津拳匪變亂紀事》
[12] 柴萼:《庚辛紀事》
[13] 蔡東藩:《清史演義》
[14] 雷頤:《歷史的裂縫 -對歷史與人性的窺探》
[15] 美國政府刊印的當時的外交文件
[16] 北明:《出兵中國是被迫自衛》
[17] 光緒帝:《罪己詔》1901年2月14日
[18] 洪壽山:《時事志略》
[19]《維基百科》“義和團運動”條目
[20] 袁昶:《亂中日記殘稿》
[21] 包士傑輯:《拳時北堂圍困》
[22] 劉以桐:《民教相仇都門聞見錄》
[23] 劉以桐:《民教相仇都門聞見錄》
[24] 普特南•威爾:《庚子使館被圍記》
[25]《義和團史料》上冊
[26] 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27] 胡思敬:《驢背集》
[28] 蔡東藩:《清史演義》
[29] 佚名:《天津一月記》
[30]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三
[31]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32] 管鶴:《拳匪聞見錄》
[33]《申報》1900年6月20日
[34]《維基百科》“義和團運動”條目
[35] 普特南•威爾:《庚子使館被圍記》
[36]《維基百科》“八國聯軍”條目
[37]《義和團檔案史料》(上)
[38] 佐原篤介:《八國聯軍志》
[39]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二)
[40] 雷頤:《東南互保之怪像》
[41]《景善日記》
[42]《辛醜條約紀實》
[43] 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44]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
[45]《景善日記》
[46]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47] 普特南•威爾:《庚子使館被圍記》
[48] 袁偉時:《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
[49]《學點清史 八十七、東南互保》
[50] 雷頤:《東南互保之怪像》
[51] 這種失敗如此令人難以置信,如此可笑荒唐,中國史學界對失敗的原因至今仍爭論不休。
[52] 劉鳳翰:《武衛軍》
[53]《維基百科》“八國聯軍”條目
[54]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55]《百度百科》“武衛軍”條目
[56] 英國公使竇納樂(Macdonald)給政府的報告
[57] 佛甫愛加來、施米儂:《庚子中外戰記》
[58]《維基百科》“八國聯軍”條目
[59] 光緒帝:《罪己詔》1901年2月14日
[60] 僑析生:《拳匪紀略》卷1
[61] 劉以桐:《民教相仇都門聞見錄》
[62] 胡思敬:《驢背集》
[63] 包士傑輯:《拳時北堂圍困》
[64] 袁偉時:《為何、何時、如何“反帝反封建”?》
[65] 北堂被圍攻兩個多月,教民死四百人,76名兒童遇難;法、意士兵15人陣亡,指揮官、副指揮官殉職
[66]“八國聯軍時雙方交戰經過”
[67] 胡思敬:《國聞備乘》
[68] 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69] 胡思敬:《驢背集》
[70] 胡思敬:《國聞備乘》
[71] 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72]《中國歷史紀事 -- 光緒二十六年》
[73]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74] 仲芳氏:《庚子記事》
[75] Martin Miller:《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國:古代與今日)
[76] 馬勇:“由內政而外交:重評義和團戰爭的一個視角”
[77]《辛醜條約》第二款
[78]《維基百科》“清末新政”條目
[79] 楊天石:《海外訪史錄》
[80]《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81]《維基百科》“東南互保”條目
[82] 北明:“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一)”
[83]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84] 馬勇:“由內政而外交:重評義和團戰爭的一個視角”
[85] 苑書義:《李鴻章傳》
[86] 根據《辛醜條約》第二款,載漪應“發往新疆永遠監禁,永不減免”;但實際上他隱居在西安,十幾年后即獲自由。
[87]《辛醜條約》第二款
[88]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89] 王開璽:“‘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不是賣國,是減損”
[90] 馬勇:“由內政而外交:重評義和團戰爭的一個視角”
[91]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92]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93] 馬勇:“由內政而外交:重評義和團戰爭的一個視角”
[94] 楊典誥:《庚子大事記》
[95] 瓦德西1901年1月3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96] 王開璽:“‘量中華之物力, 結與國之歡心’,不是賣國,是減損”
[97]《百度百科》“納依條約”條目
[98]《維基百科》“凡爾賽條約”條目
[99]《庚子見聞錄》,《近代史資料》
[100] 侯宜傑:《神拳義和團的真面目》
[101]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102]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103]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五
[104] 瓦德西1900年12月9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105]《維基百科》“庚子賠款”條目
[106]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107]《百度百科》“庚子賠款”條目
[108]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109]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110] 同上
[111]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諭(公歷1901年2月14日)
[112] 佚名:《天津一月記》
[113] 陳夔龍:《夢蕉亭雜記》
[114] 瓦德西1900年11月25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115] 佐原篤介:《八國聯軍志》
[116] 劉海岩:“八國聯軍占領期間天津若干問題考析”
[117]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118] 瓦德西1901年2月12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119]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三
[120] 同上
[121]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事雜記》
[122]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123]《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
[124] 齊如山:《關于賽金花》
[125]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126]《齊如山回憶錄》 第三章 義和團進京、洋兵進京、作生意時代
[127]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128]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129] 瓦德西1900年12月27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130] 瓦德西1900年12月28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
(因本網頁面字數限制,原部分註釋無法完整顯示,請看作者博客的原文)

2015-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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