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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殺自由的兩只手

曹長青




在人類歷史上,有兩股勢力的結合,一直給人類帶來災難:一個是政教合一,一個是政經合一。

政教合一的惡果很明顯:在近二千年的漫長歷史中,政權和宗教兩大勢力的結合,給人類帶來嚴重的危害,它限制了科學的發展,禁錮了人的思想,造成文化專制和經濟落后;因為它窒息了人的想像力和創造性。工業革命前的人類貧窮、飢餓、落后、專制,都可從政教合一中找到原因;或者說是它的直接后果。

直到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尤其是民主制度的建立,才開始結束政教合一。雖然今天在伊朗等伊斯蘭世界,毛拉們仍有巨大的權力,但政教合一這種制度,已被人們普遍認為必須揚棄。

政府不可主導宗教活動,在美國,甚至被寫入憲法。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開宗明義,就規定政府不可把任何一種宗教列為“國教”,禁止政府主導宗教、在全國確立任何一種宗教。同時也規定,政府不可限制宗教自由。

“政教合一”已成為過時恐龍。但“政經合一”,也就是政府主導經濟,不僅在西方,甚至在世界範圍內,至今仍沒有像政教合一那樣受到嚴峻的挑戰。美國的憲法,也沒有對政府和經濟的關系作出明確的規定。

但作為美國最早、最有奠基意義的文獻《獨立宣言》則明文寫著,人有不可剝奪的三大權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原意是保護私有財產)的權利。這三大權利,奠定了美國文明,或者說是人類文明的基礎。按照這“三大權利說”,政府就沒有干預人們私有財產、主導經濟的權力。因為人的私有財產所以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就是因為它和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這三大權利密切相關,或者說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個人財產是一個人賴以生存的最基本條件。如果一個人的私有財產都無法受到保護的話,他的生命、自由和幸福就全部受到威脅。所以說,個人財產,不僅是人權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人權。這個人權不受到絕對的保護,其它人權都是妄談。

對于政府和經濟的關系,在西方一直有辯論。主要有兩大派:一派以馬克思、凱恩斯、羅爾斯(John Rawls)這“三斯”為代表,主張政府干預市場、主導經濟,理由是只有通過國家力量(包括高稅收等)進行社會財產二次分配(福利制度),才能實現社會平等與正義。馬克思的《資本論》,尤其是后來的《共產黨宣言》等,不僅對資本主義激烈譴責,甚至提出要砸碎現有秩序,進行一場革命,建立一個完全由政府主導的烏托邦社會(計劃經濟和計劃國家)。《共產黨宣言》宣稱:“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

凱恩斯雖然沒有高喊革命和消滅私有制,但基本也是在這種“計劃”思路。美國三十年代經濟蕭條之際,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為羅斯福推行大政府的“新政”,以及后來共產國家的計劃經濟,提供了理論和藍圖。

羅爾斯的出現,是很晚的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哈佛教授羅爾斯發表了《正義論》,提出兩個領域的正義:一在思想領域,人有政府絕不可剝奪的思想和言論等自由。二在經濟領域,為實現社會正義與平等,政府應出面,利用國家權力,通過高稅收、高福利等政策,劫富濟貧;只要對窮人有利,即使剝奪富人、中產階級(創造財富者)的財產,也是可以的;也就是為了全體人的平等,可以對一部分人不平等。由此為政府主導經濟、干預市場、實行均貧富的社會主義提供了比馬克思、凱恩斯更冠冕堂皇的理由和理論基礎。

另一派的代表人物,則以《原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通向奴役之路》的作者哈耶克、《資本主義與自由》的作者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阿特拉斯聳聳肩》的作者安蘭德(Ayn Rand),《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的作者諾奇克(Robert Nozick)等為代表,強烈主張市場經濟,有限政府,個人自由。

亞當斯密、哈耶克,弗裡德曼等都強調,只有走市場道路,才會有經濟發展和“國富”。國家強大的基礎是“民富”,而民富的條件是保護他們私有財產和公平交易的市場;而走國家主導經濟的道路,則是《通向奴役之路》。

1982年去世的美國思想家安蘭德,則從個人自由角度,痛斥國家控制經濟,認為政府主導經濟,就是剝奪人的私財,剝奪人的自由交易權,剝奪人的自由;就是以集體的名義,走向集權主義。因此安蘭德認為,政經沒有分離,就不會有純正的資本主義,只是“混合經濟”而已。

安蘭德是第一個從道德的角度為資本主義辯護的哲學家。她認為,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不僅是可行的,更是道德的,因為它提供了自由交換產品(包括思想)的機會,體現並尊重了個人權利。而政府主導經濟,以及各種剝奪個人私財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不僅是不可行的(帶來貧窮和專制),更是不道德的,因為他們以“人民”這種集體的名義,用高稅收的手段,去追求所謂的“公共利益”;最后剝奪的則是個人的權利,個人的自由。對于政府主導經濟,安蘭德甚至說,“政府對企業的‘幫助’和政府的迫害一樣可怕。”安蘭德的追隨者、前美國聯儲會主席格林斯潘說,蘭德為資本主義確立了道德性,這點改變了他的一生。

和羅爾斯是同時代人,並是哈佛同事的諾奇克,針對羅爾斯的《正義論》,寫了反駁的專著《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諾奇克同意羅爾斯關于正義的第一領域論述,贊同人的思想和言論自由等,政府都不可剝奪;但完全不同意羅爾斯關于正義的第二個領域論述。諾奇克反對以正義的名義剝奪個人私財,認為擁有私有財產等個人“權利”大于強調社會正義的所謂“善”。一旦以“善”的名義可以剝奪個人“權利”,就為一切集體主義、集權主義開了綠燈。因為人類一切的災難,都是權力者以“善”的名義(人民的名義,公共利益的名義,國家的名義等等),剝奪個人權利(生命和自由)造成的。

諾奇克的書名《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體現了他寫的三個內容:第一個,無政府是不可行的,人類必須有政府這個守夜人,來保護個人安全;第二個,主導經濟、甚至包攬一切的大政府烏托邦是不可行的,因為大政府不僅導致官僚化、經濟落后,並且剝奪人的權利,本質上是集體主義;第三個,政府規模應該控制在最小規模(ultra minimal state),即美國憲法強調的“有限政府”,或用建築美學的詞彙來說,就是要“極簡”。“可以放進浴缸大小的政府就夠了”。

安蘭德曾明確指出,政府的全部責任只是:對內保護個人財產、個人權利不受損害;對外保護國家不受外敵侵略。其它政府都不要管,也不應該管。

起草《獨立宣言》、后來做了第三任美國總統的傑佛遜早就認識到,“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在他做總統時(1800年),美國人口約三百萬,現有三億,增加了100倍;當時他領導的美國聯邦政府的雇員總共有2120人,現已增至213萬人(美國全部軍隊才146萬),增加了1000倍!政府雇員的增長速度是人口增長的10倍。這都和熱衷政府主導經濟的聲音在知識界占上風有直接關系。

人類有史以來所有的政府,都有嚴重干預經濟的惡習,最后又都造成惡果。這也是人類兩千多年來經濟一直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之一。有歷史學家注意到,在英國,只要是輪到敬業的“好國王”執政時,他什麼都管,嚴格制定、執行各種規章制度,于是國家總是陷入經濟最滯緩的時期。而只要輪到玩忽職守的浪蕩國王,什麼都不太干預,經濟就隨之開始繁榮。

安蘭德曾在一篇專欄中引述說,在法國大革命之前的路易十四時代,財政總監科爾伯特(J. B. Colbert)被國王倚重,一做18年。這位財政總監看重商業,希望發展經濟,增加財富。他制定了很多增加稅收的法令,相信通過政府主導市場,可以刺激和發展經濟,但結果他完全失敗了。法國的極端貧窮為后來羅伯斯庇爾的斷頭台大革命提供了薪火。但科爾伯特當時是真心想幫助企業的,他有一次問一群企業家,他能為工業發展做些什麼,一名企業家回答說:別管我們!

今天,科爾伯特式的“真心幫助”仍主導世界上很多國家(尤其左派政黨和知識分子)。它表明,人類在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鬥爭,仍在激烈地繼續進行著。在“政教合一”結束后的世界,結束“政經合一”將是人類下一步面臨的最重要挑戰。無論國家力量多麼強大,人類的全部進步,都是從“別管我們”開始的,並將朝著這個方向不屈不撓的邁進,因為自由是人的本性。

2015-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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