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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出版界的“醜容術”

曹長青

南京“譯林出版社”擅自刪改美國前第一夫人希拉莉的《親歷歷史》,成為美國媒體上沸沸揚揚的新聞。《紐約時報》就此在頭版位置發表了轉內頁的長篇報道,說有10頁的篇幅,在涉及達賴喇嘛、天安門事件、人權等敏感內容處都遭到“整容”。“吃驚並憤怒”的希拉莉和美國出版該書的“西蒙舒斯特公司”一起要求譯林出版社收回被刪改的書,重出“全版本”。西蒙舒斯特公司還把譯林刪改的部份,和原文對照,放在了公司的網頁上。

譯林已向美國出版公司“道歉”,說由于時間緊迫,為了壓倒已先出版的該書台灣版的盜版,所以沒來得及事先告知這種“技術處理”。譯林出版社的口氣,好像他們事先通知了美國出版公司,就能獲得刪改權一樣。事實是,美國出版社也沒有這個“同意權”,這需要作者本人授權。而哪有作者願意自己的書被刪改、整容的?

“譯林”是中國出版外國書的主要出版社,它這次的“違規行為”被美國最有影響的大報《紐約時報》頭版報道后,恐怕今后它從美國大出版社拿到暢銷書版權的可能性要降低很多。這件醜聞也讓美國知識界看到,中國官方出版社可以怎樣蔑視法律條文;因為任何圖書翻譯出版合同,都有常規的一條,譯文必須忠實原意。這次譯林的問題根本不來自翻譯水準,而是有意動手腳,肆意刪改。

中國出版社對外國圖書譯本做手術,並不是新聞,他們一直是這麼幹的,只不過這次是因為給前美國第一夫人的書“整容”,才成為大新聞。我這些年很少買中文書,偶然有朋友從中國帶來幾本,結果隨便翻翻,就發現有刪改。一本是美國國務卿鮑威爾的自傳《我的美國之路》(My American Journey),它于1996年底由北京的昆侖出版社出版(王振西主譯)。該書開篇印有鮑威爾受邀為中文版寫的“致中國讀者”的前言,后面那頁是鮑威爾前言的英文原文。我對照看了一下,就這麼短短88個英文字母的“前言”,昆侖出版社也做了手腳,刪掉了其中的幾個字。

鮑威爾在“前言”中說,他“所以能夠由一個出身底層的人上升到擔負美國責任重大而又最受信任的崗位,是由于(美國)這個民主國家提供的機會。”但昆侖出版社卻把“這個民主國家”擅自刪掉了,改成了“種種機遇”。我手裡沒有鮑威爾這本自傳的英文本,否則內文對照一下,不知還有多少處被這樣動了“手術”。昆侖出版社為何要這麼改動,難道美國是個民主國家,中國讀者都不知道,還要隱瞞?而且還敢把英文原文也照登出來(可能是為了炫耀上面有鮑威爾本人的簽名),難道就不怕懂英文的中國讀者看出來?

另一本是英國學者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的《知識份子》(Intellectuals),則被中國的出版社動了“大手術”。該書是江蘇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譯者是南京大學教授楊正潤和他的三位研究生。

《知識份子》1988年在美國出版后,曾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榜,被稱為關于西方知識份子問題最具爭議性、最有刺激性的一本專著,因為該書以大量史料,揭示了13位歐美左派知識份子和烏托邦幻想者的矯情、做作、愚昧、狂妄、自私和腐敗,對馬克思,薩特,盧梭,海明威,托爾斯泰等名人,進行了毫不留情的嘲諷和鞭撻,用具體事例舉出,左派知識份子是怎樣烏托邦幻想的,怎樣理論脫離實際的,怎樣為了意識形態而不顧現實的,怎樣個人生活醜陋不堪的。

保羅.約翰遜是歐美知名的歷史學家,他曾長期擔任英國一家左派雜志的主編,后來像美國知名哲學家希尼.胡克(Sidney Hook)那樣醒悟,認識到“左派是人類自由的掘墓人”而轉為右派,曾為英國首相撒切爾做顧問多年。迄今為止,約翰遜已寫了20多本書,除《知識份子》外,重要的還有《猶太人的歷史》、《英國人的歷史》、《美國人民的歷史》、《現代時代》,以及《拿破侖傳》等。

我很喜歡約翰遜的書,因為它們給我新的視角,啟發很大。例如,中國翻譯出版的關于美國的政治歷史書,多是左派學者寫的,像1993年中國社科院翻譯出版的一千多頁的《美國的民主》,就是由美國三位知名的左派教授寫的,對歷史的評價基本是從左翼民主黨的角度出發。而約翰遜的《美國人民的歷史》則基本是從右翼保守派的角度,兩本書合起來看,才能比較平衡、全面了解美國的政治歷史。可惜至今沒有聽到約翰遜的這本書在中國出版的消息。

當我看到江蘇出版社出版的《知識份子》中譯本時,翻翻目錄就感覺不對勁,因為它把該書關于馬克思的整個第三章全部刪去了,而且在書的前言、后記中,沒有對此做出一個字的說明。如果沒看過英文版的國內讀者,根本不知道這本書曾有關于馬克思的一章。該章用大量史料揭示,馬克思學術欺詐、生活腐敗:他寫《資本論》使用的資料,很多是過時的,但他偷改日期,當作當時工廠的統計;他占家中女管家的便宜,女管家伺候他全家一輩子從未得過薪水,還被他占有,生出私生子。馬克思為遮醜,硬是說服了恩格斯認下這個私生子。而恩格斯去世前,向友人說出了事實真相。

江蘇出版社不僅對這種擅自刪改沒有給讀者一個字的解釋,連翻譯和高度評價此書的南京大學楊正潤教授,也在長篇“譯序”中沒做任何說明。按照常理,起碼得說一句,因某種原因,本書有刪節。楊教授的做法,和江蘇出版社一樣,是對讀者的不誠實,而楊正潤在“譯序”中,恰恰論述了做誠實知識份子的價值問題。

約翰遜在《知識份子》中鞭撻那些熱衷烏托邦幻想的左派知識人的同時,曾相當贊美從左派轉為“共產主義掘墓人”的喬治.奧威爾,而這位《1984》的作者,早在半個多世紀前,就在他的書裡預測到了江蘇出版社、譯林出版社這種共產世界以刪改歷史來維持專制的“老大哥”行為。書中的男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就曾被迫做這種工作,在“真理部”裡,每天按老大哥的政治需要,修改新聞,刪削歷史,編造現實。很巧的是,譯林出版社重新翻譯出版了《1984》,不知道他們從中學到了些什麼。

作者注:

此文為當年寫的文章,曾發在多維網。最近看到美國12家大出版社發表聲明,要聯合抵制中國這種隨意刪改西方作品的惡劣,捍衛出版(思想)自由的信息,翻出此文。多年過去了,中國在這方面沒有進步,反而變本加厲。在中國人一窩瘋地跑去南韓做“美容術”的同時,中國出版社卻一個勁地對西方翻譯作品做“醜容術”——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國控制思想的醜陋。

另外,關于馬克思跟他家的女傭人私通,生了兒子說成是恩格斯的之事,除了上述保羅.約翰遜《知識分子》的“馬克思”這章有專門論述,2013年美國出版的密蘇里大學教授Jonathan Sperber寫的《馬克思傳》(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在論述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搭檔關係時也對此有提及:

“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在金錢上資助過馬克思,但不那麼廣為人知的是,恩格斯還幫助他避免了一樁醜聞:恩格斯聲稱是馬克思家傭人琳蘅•德穆特(Lenchen Demuth)的孩子的父親,其實那小男孩是馬克思的兒子。”

恩格斯臨死之前,才把這個“秘密”說出來。這不是因為恩格斯跟馬克思鬧翻。恩格斯至死都忠于馬克思。英國《衛報》社評版專欄作者Jonathan Freedland 在對上述《馬克思傳》的書評中說:

在馬克思去世之后,是恩格斯耗費心力,從馬克思潦草的筆記中整理出《資本論》最後兩卷並出版發行。即便是馬克思最著名的作品,《共產黨宣言》,其中提出的10項措施也幾乎是逐字引用了恩格斯先前提出的東西。馬克思有濃重的萊茵蘭口音,還有點口齒不清,恩格斯之于馬克思就如同亞倫(Aaron)之于摩西(Moses),可以在眾人面前講話,彌補搭檔的不足。恩格斯的忠誠甚至達到了這種地步:他採取“托兒”手法,在德國媒體上發表了《資本論》的匿名評論。你可以想像一下,這對搭檔在亞馬遜時代可以玩出一些什麼花樣。

琳蘅22歲到馬克思家做保姆,一直做到67歲去世,45年間從沒得到一分錢薪酬。馬克思一生著書立說譴責資本主義剝削、佔有利潤和剩餘價值,可他卻一分錢都不付給傭人,是世上最黑心的雇主。

2015-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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