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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智官:魯迅是被日本醫生害死的嗎?

作者:喻智官(愛爾蘭)

【曹長青按語:

關于魯迅死因,在國內有爭議,連魯迅兒子周海嬰也懷疑是日本醫生須藤害死的。對此,旅居愛爾蘭的中國醫生作家喻智官寫過一篇分析文章,我因寫作《魯迅是打不倒的巨人》查網上資料才看到,覺得他的分析合情合理,值得向讀者推薦:

首先,魯迅去世時,周海嬰才七歲,這樣小年齡,很難記住並懂得父親生病時的醫生診斷等問題。雖然他是魯迅之子,但在魯迅死因上,他的言論並不具權威性。

第二,關于魯迅和日本醫生須藤的關系,應主要參考魯迅自己的說法。魯迅文章和日記等提到須藤近200處之多,沒有懷疑,沒有怨言,更沒有攻擊,且很多是談論友情和友好。后來無論周海嬰還是许廣平的質疑,都只是猜測;而魯迅本人的文字和判斷更有說服力;況且魯迅是學醫的,如果日本醫生做手腳,他不會沒有察覺。

第三,關于魯迅死因和診斷醫療等問題,應遵從醫學(科學)證據。喻智官作為醫生,“在國內時,聽同過事的一位放射科專家說,他最近阅讀魯迅當年的愛克斯光胸片,證實魯迅死於‘氣胸’”。這個判斷也證明魯迅不是被日本醫生謀殺。

第四,喻智官本人作為醫生,從自身專業和臨床經驗等,對魯迅死因做出醫學分析,也認為不是被日本醫生謀殺的。而且他還從網上查到當年肺科、放射線科等資深醫生們對魯迅胸片“會診”的詳情,更證明當時中國的23位醫學專家對魯迅胸片會診得出的診斷(死于氣胸)更接近真實,而不是周海嬰等人認為是日本醫生謀殺的猜測。

第五,為什麼被認為比較穩重的周海嬰,在魯迅死因上這麼情緒化,甚至望風捕影?因近年國內有一股貶低魯迅、否定魯迅之風,尤其魯迅曾留日,對日本有好感,醫生又是日本人,所以一些中國文人攻擊魯迅“親日”。為扭轉局面,周海嬰在魯迅是否被日本醫生謀害問題上模糊化,因為聲稱魯迅被日本人所害,那麼魯迅的“親日”形象就可扭轉。喻智官先生的這個分析也令人信服。下面是這篇文章,原題為:魯迅“死因之迷”的背后】

●重提魯迅“死因之迷”

在“愛國”青年表演各種反日鬧劇的時候,有人重提三年前炒得沸沸揚揚的日本醫生須藤謀害魯迅的“逸事”,以證明日本人的陰毒,可見魯迅“死因之謎”至今仍是“懸案”。在魯迅冥誕(九月)和忌日(十月)的時辰,有必要說說這件“公案”。

2001年,周海嬰在《魯迅和我七十年》裡舊事重提,介紹周建人和许廣平生前懷疑給魯迅看病的日本醫生須藤可能謀害了魯迅,有以下幾個疑點:

一、 魯迅臨死前,美國友人史沫特萊請一位美國肺科專家鄧恩醫生來會診,鄧醫生檢查之后認為:病人的肋膜裡邊積水,現在就開始治療、休養,至少可活十年;如果不這樣做,不出半年就死。鄧醫生的診斷是結核性肋膜炎,而須藤醫生則一口否定,直到一個多月后才承認,並開始抽積水。孰料鄧醫生的診斷頗為准確,十月份父親就去世了,距他的會診,恰好半年。

二、須藤醫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請魯迅到日本去治療,遭到魯迅斷然拒絕,說:“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個方面做出什麼決定呢?

三、須藤醫生在魯迅去世后,周海嬰再也沒有遇到過他。1949年后,许廣平幾次東渡訪問日本,曾見到许多舊日的老朋友,奇怪的是,其中卻沒有須藤醫生,不符合日本人重禮儀的習慣。

四、須藤醫生是日本“烏龍會”的副會長,這是個“在鄉軍人”團體,性質是侵略中國的,所以這個醫生不大靠得住。

周海嬰本人“懷疑的一點是:須藤似乎是故意在對父親的病采取拖延行為,因為在那個時代,即使並不太重的病症,只要有需要,經濟上又许可,即可送入醫院治療。須藤為什麼沒有提出這樣的建議,而只讓父親挨在家裡消極等死?”有魯迅兒子身份的周海嬰的懷疑,給人們一個應該“寧信其有”的直覺。

●魯迅死因早有定論

讀上文時我不由一愣,不無褻瀆周海嬰感情的認為,這個看似驚人發現的“新鮮”話題,更可能是“斧聲燭影”。

八十年代我在上海一家醫院工作,每月一次參加全市疑難愛克斯光胸片的討論會,有一天讀完片閑聊,讀片主持人上海第六人民醫院的放射科專家、年近八十的周仲老先生說,最近接受邀請去讀魯迅生前的胸片,從魯迅的一系列片子看,他當時患肺結核並伴有嚴重肺氣腫,最后促發氣胸,造成魯迅卒死。

當時周仲老醫生沒提日本醫生須藤的問題,我們在座的幾十位老中青肺科醫生也沒人作此懷疑或聯想。因為氣胸是肺髒和髒層胸膜破裂后,空氣隨呼吸進入負壓的胸腔,使胸腔變成高壓,肺因無法擴張而萎縮並壓迫心髒,導致心肺衰竭,不及時搶救就會很快死亡。由于誤診或延誤治療而死亡的氣胸病人至今還有發生,在魯迅的時代就更多了,只因魯迅是名人,就招來更多的關注和疑問。

怕自己的記憶有誤,我上網查找核實。果然有記載,確切時間是一九八四年,上海魯迅紀念館組織幾位著名的肺科和放射科專家對魯迅的X光胸片進行會診,就是周仲老先生說的那回事。

然而,上海魯迅紀念館負責人在回應《魯迅和我七十年》的疑問時,回顧了當年專家會診的一致意見——魯迅死于氣胸后,又說,專家們認為,須藤作為一個守護在病人身邊、相當于“專職醫生”的人,很難洗脫“故意不搶救”的嫌疑。最后,負責人沒澄清魯迅之死的原因,反而得出“魯迅之死的謎團愈來愈大”的結論,還“准備在適當時候組織力量,深入探討研究。還要請一些有正義感的日本學者介入此事,調查須藤的身份。”

●魯迅筆下的須藤

事情真的那麼詭譎迷離嗎?

關于日本醫生須藤和美國醫生鄧恩,魯迅在雜文《死》中有過詳細的介紹,抄錄在此:“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樣,一任著日本的S醫師〔指須藤〕的診治的。他雖不是肺病專家,然而年紀大,經驗多,從習醫的時期說,是我的前輩,又極熟識,肯說話。自然,醫師對于病人,縱使怎樣熟識,說話是還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經給了我兩三回警告,不過我仍然不以為意,也沒有轉告別人。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像太險了的緣故罷,幾個朋友暗自協商定局,請了美國的D醫師〔指鄧恩〕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應為“叩診”之誤,筆者注),用聽診之后,雖然譽我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泪。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為我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

魯迅對須藤和鄧恩的描述,回答了周建人和许廣平的“疑問”。須藤沒有像周建人和许廣平講述的那麼消極,他給過魯迅“兩三回警告,” 並沒故意拖延行為,倒是魯迅本人“仍然不以為意”,並在另外的場合表示不去醫院在家治療,可以不影響看書寫作,顯見是他本人選擇了“在家等死”;而鄧恩說魯迅這樣的病人“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雖然不無贊賞鼓勵魯迅的意思,但和周海嬰引他的話:魯迅“現在就開始治療、休養,至少可活十年”也有矛盾,所以魯迅幽默地婉拒鄧恩給自己開方子,因他“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
從魯迅這段文章的語氣可以看出,魯迅對須藤和鄧恩態度恰恰和周建人和许廣平的回憶相反,對“極熟識”的須藤是尊敬中帶著歉意(沒遵從他的醫療指導);對鄧恩卻是幽默中含有諷刺。

周海嬰不會沒讀過魯迅這篇文章吧,那麼在周建人和许廣平的回憶和魯迅的文字有出入時,毫無疑問,應該以魯迅的記錄為准,因為魯迅自己學過醫,雖然最后沒當成醫生,像肺結核這種常見病,翻翻書也不難了解。同樣理由,魯迅和須藤相處近五年,須藤做了什麼手腳又能豈能瞞過魯迅,那不是懷疑魯迅的智商麼?此外,有人統計,僅從1933年起,魯迅日記中提到須藤的地方有近200處,還記錄了魯迅和須藤除了醫患關系,還互相宴請,互贈禮品,是無話不談的朋友。

最關鍵的是,魯迅死于氣胸,它雖在魯迅原有的病變基礎上發生,但並非必然,而是偶然的,所以魯迅的死,既不證明是須藤“治療不當的結果”,也不說明鄧恩預測“如果不這樣做,不出半年就死”的高明。

從醫學上分析魯迅的真正死因,就可以完全排除須藤謀害魯迅的可能性。

●須藤的醫療過失

那麼,須藤有問題嗎?有的。

關于魯迅發生氣胸的情景,周海嬰披露,據日本友人鹿地亙回憶,魯迅逝世前一天曾步行到他寓所訪談,離去已是傍晚時分。那時天氣轉冷,以至當晚魯迅就氣喘不止,並不斷加劇。內山完造在《憶魯迅先生》中這樣描述:“這時,須藤醫生來了,說是不但哮喘總沒有好,而且好像已經變成心髒性哮喘。”須藤自己吃不住了,趕緊開車去福民醫院接松井博士診察,偏巧博士因為禮拜天的緣故,不在家。來回折騰,貽誤了治療時機,不過半天時間魯迅就告別了人世。

須藤的最大問題就是醫術欠佳,正如魯迅指出的,他不是肺科專科醫生,但即便是內科醫生,常年為魯迅看病,根據肺結核和肺氣腫的並發症,結合魯迅當時的症狀,也應該考慮到有發生“氣胸”的可能,但他卻診斷為“心髒性哮喘”,診斷錯了,治療當然不對路了。“心髒性哮喘”還能用藥緩解,而“氣胸”需要做胸腔穿刺甚至打洞等手術,在家裡根本無法實施,須藤卻沒有及時送魯迅去醫院急救,致使魯迅不治而亡。

須藤再笨,事后也因知道自己誤診所致的嚴重后果,鑒于魯迅在中國的影響,他沒有勇氣承擔責任,只能選擇逃跑(有人指出,須藤在魯迅去世后,也並非如周海嬰書中所說完全銷聲匿跡了,他寫過一篇《醫學者所見的魯迅先生》紀念文章,登載在《作家》1936年11月號)。五十年代许廣平去日本訪問,須藤當然沒臉面去見她,萬一談起魯迅的治療問題如何回答?除非去向她認錯,否則他只能回避。

須藤,全名叫須藤五百三,是日俄戰爭期間的軍醫。日俄戰爭結束之后,他留在了中國,在上海行醫,並不是日軍侵華戰爭期間的軍醫。“烏龍會”是日本退伍軍人的團體,上海魯迅紀念館的研究證明,須藤確實是“烏龍會”成員,但無法證明“烏龍會”敵視魯迅。

●周海嬰懷疑的失據和矛盾

即使不從醫學角度斷言,周海嬰的懷疑也是經不起推敲的,已有人對此提出不同意見。其中秋石的“愛護魯迅是我們共同的道義——質疑《魯迅與我七十年》中魯迅之死因”(《中華讀書報》2002年10月24日)和符傑祥的“魯迅的‘病’與‘死’”(粵海風2003年第一期),都對周海嬰提出的“死因之謎”作了詳盡的有說服力的反駁和批評。

耐人尋味的是,通觀《魯迅與我七十年》全篇,周海嬰基本上采取述而不作的態度,文字樸素平實,感情真摯動人,唯一例外的是,在表述須藤有謀害魯迅嫌疑時,措辭強烈,明顯帶有感情用事的色彩。不料,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陳溯渝告訴記者,自己曾受周海嬰之托發表過一個聲明,說魯迅死于政治謀殺是沒有根據的。但周海嬰回應說已經忘記那個聲明的內容了。

周海嬰忘了自己曾作過的聲明是可能的,甚至在發現新的證據后推翻自己已做的結論也是允许的,問題是,魯迅本人的著作包括日記還在,白紙黑字上寫著他和須藤的關系,周海嬰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仍然“執迷不悟”?而且在陳述時表現得那麼主觀呢?

●強調“謀害”嫌疑的背景

只要看《魯迅與我七十年》寫作于九十年代末,成書于2001年,就可以大致推測出“嫌疑”背后的原由。

這段時間正是國內第二波“反省”魯迅的時期,在正式出版物上,包括不少知名作家都撰文否定魯迅的文學和思想價值,指責魯迅“偏執”“激進”“缺乏寬容”;到了可以更自由發揮的網上,有人干脆襲用或重復三十年代小報的手法,寫各種貼子攻擊漫罵魯迅。其中最蠱惑人心的殺手锏,是懷疑魯迅和日本關系曖昧,他們例數魯迅的一系列“罪證”:魯迅最要好的朋友內山完造是特務,內山書店是日本情報機關,所以1932年1月28日日本人進攻上海時,十九路軍在浴血奮戰,魯迅卻躲進了內山書店;魯迅連看病都找日本醫生,這樣的魯迅幾乎不寫抗日文章就不奇怪了。

作為魯迅的兒子,周海嬰雖然憤怒也無法正面反擊,因為這種妄言既不出之官方,又非來之文化界主流,他只能不屑一顧的沉默,但潛意識裡還是接受了這股無形的壓力,所以寫回憶錄時“不知不覺”地重提早已澄清的須藤謀殺魯迅的嫌疑,只要這個嫌疑成立,任何詆毀魯迅和日本有瓜葛的言論就可以不攻自破了。

連魯迅的研究者和傳人都受這種輿論影響。為《魯迅與我七十年》作序的著名學者王元化在回答詢問時說:“魯迅死于謀殺,是可能的。”

中國魯迅研究會會長林非說,周海嬰這個人我很清楚,他是一個非常嚴肅、老實的人,不會隨隨便便說話。周海嬰的看法值得注意。

這些魯迅的堅決捍衛者,為撇清魯迅的嫌疑,都不去核實他們讀得滾瓜爛熟的魯迅原文和日記了。他們毫不猶豫地附和周海嬰,因為周海嬰懷疑的對像是日本人,如今反日又是民間輿論的主流,凡是針對日本人的事,即使過火些也沒人說他們錯,也不用講什麼道理,更不必拘泥事實和歷史。

——原載《動向》2004年第10期

(更多喻智官的文章和小說等作品,請見其博客:http://blog.boxun.com/hero/yuzhiguan/)



2015-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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