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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錫良:我為什麼反對儒學——它捍衛死人 拒絕進步

作者:许錫良(廣東)

2015年9月6日晚在《教師博覽》微信群的講座實錄

……我在講之前,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的求學經歷和我的知識結構,還有影響過我的一些書籍和一些人物,為什麼要這樣交代呢?因為一個人思想的形成,它都是一個不斷碰撞、摸索的過程。我這個人從小比較好奇、好思考、好想像的一個人,而且喜歡從身邊人和事中去感受一些道理。可以說這個是我個人的一個天分吧。我大學讀的是中文系,畢業后在山區的農村中學教過6年的語文,地理課。研究生時期,讀的是教育學。我教過的,在廣東第二師範教過的課也是比較雜的,上過邏輯學與批判性思維課、兒童文學課、教育學課,甚至還上過棋藝課,教過中國像棋、國際像棋與圍棋。總之來說,是比較雜的,從現在來看我並不是願意定位于一個某一方面的狹窄的專家,其實我這樣思想性格的人,比較容易從思想的角度觀察世界,所以說跨專業跨行業,以自己的生命直接感受這個社會感受這個自然天地。

像我這個年齡段是在文革期間出生,童年是在文革中成長,那個時候沒有受這樣應試教育的影響,我們群也有很多跟我類似的同齡人有著同樣的感受,但是我們最為80年代中期的大學生,那時候確實是感受到了一個特定的時代和風氣。我們80年代進入大學,那個時候思想非常活躍,那個時候相當開放,那個時候在台面有兩個重要人物,一個是胡耀邦,一個是趙紫陽,兩個人都是非常開明的。

所以那個時候的各種思潮,可以講是紛紛湧來,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繚亂,而我們那個時候又是處于思想活躍時期,所以這些其實給我們的思想資源,現在看來比現在應該還要豐富一點,至少那個時候的大學,沒有人想別的也不愁工作。所以那個時候,我們都是坐下來讀書討論思考,所以跟我們那個時期的人聊起來,都比較有公共話題。

其實,我走向批判儒學的這條路,是經歷了一些曲折的,本身在中文系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們本身比較傾向與傳統,特別是我在中學教語文6年的時候,那時候我遇到一位校長,這位校長是下放的知青,雖然文憑不高,但是他有個非常好的的習慣,就是阅讀思考的習慣,那個時候他家裡的藏書比學校圖書室的藏書還要多,所以那個時候我剛剛去以后,我發現這個校長很會讀書,而且很喜歡討論讀書的話題的,所以那個時候我接觸傳統文化、儒家文化就比較多啦。

那位校長當時讀了很多東西,比如家裡那個時候:《四書五經》、《資治通鑒》、《史記》、《太平廣記》等儒家的著作都有的,而且他這個老夫子是個書生氣很濃的一個人。所以當時大學畢業以后,開始還覺得自己是個大學生,跑到窮山旮旯裡面應該是比較有優勢的,然后我發現這個校長知識很淵博,讀書很廣,所以那段時間在中學的時候,白天讀點書,晚上讀點書,隔三差五跑到他家去,然后坐下來吃片西瓜,慢慢聊,一般都聊到十一二點鐘。

所以這位校長對我影響是很大的,那個時候在6年的熏陶裡,我就覺得 站在文革接觸這樣一個背景下,我就覺得中國的發展必須回歸傳統。那個時候什麼禮記,孟子,論語啊,我就在那個時候開始接觸,這老先生可以講是脫口而出,讀的很熟,並且他是非常有傳統道德的一個人,所以那個時候他對我影響是很大的,所以我在教了6年以后,他就對我說,以你的才能和以你的潛能,你不要在這裡再呆,你必須去讀研究生,去尋找路,因為我覺得你的天賦不應該只是在這裡當一個中學老師。

所以在這個背景下,我就去考了孔子家鄉曲阜師範大學的研究生,為什麼選那裡,那裡也很偏僻。主要還是衝著傳統文化和對孔子的敬仰去的,那個時候我滿懷信心。因為什麼呢?我童年的時候是文革時期,童年的時候經歷的批林批孔,我看到文革對傳統文化對儒家文化的毀滅性的打擊,留在腦海中還有那種醜化孔孟的那種漫畫形像,所以我在想既然文革是這樣的糟糕,而他又毀壞的東西又應該是很好的。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想,一定要到那裡去看個究竟,那個時候從書本上獲得的儒家的那些美好的詞彙,美好的道德,美好的社會的理想,特別是大同世界的理想,在心裡頭是美美的,滿滿的跑到山東曲阜師大孔子家鄉去讀書,到那裡以后,我都是以這種眼光去看待身邊的人和事還有自己的學習的。

但是三年的研究生讀下來以后,我發現孔子的家鄉,遠遠不是自己想像的那麼好,其實事實上,可以講跟自己心中的想法是相差太遠,

然后我就慢慢產生懷疑,因為當時教我們的老師中,儒家學者是不少的,有些是全國很知名的,並且曲阜師大我雖然讀的教育學,但是曲阜師大裡面還有孔子學院,孔子學院有很多的教授研究生,所以因為住在一起,我也經常去旁聽,我從那聽了之后也會參與討論,在這過程中,慢慢發現,受過儒家文化教育的這些人非常難溝通,很難有真正的討論,一般都是老師一言堂,大家都喜歡說自己的,然后一言不合,就喜歡互相攻擊,我感覺這個氛圍不好,后來也感覺到了同學之間關系也並不是儒家經常講到的生存的那種,和而不同同而不合的,不是那麼回事的。我在那裡真正感受到的就是爾虞我詐,然后這個老師帶的學生絕對不允许去另一個老師那裡求學。

更覺得有意思的是,那個時候我的課程還不是很緊,那個時候我還有點愛國憤青,有段時間,我騎了一輛破車,把整個曲阜的村村落落走了個遍,我就在做一個田野式的調查,叫:口述歷史這類東西,那時候我挨家挨戶的去問,找一個目標,就是找70歲以上的老人,為什麼要找70歲以上的老人?因為當時70歲以上的老人,完整的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特別是整個的抗日戰爭,山東曲阜又是日本人占領了長達8年的這樣的一個地方,所以我想去問下,日本人當年在這個地方,他們留下了什麼?給這個地方造成了什麼破壞?殺害了多少中國人?因為書上很少有記載,那我的想法是,經歷的這些老人他們的所見所聞是應該是比較直接的,感性的,雖然不一定是很全面,但他是作為經歷者肯定不會說謊。所以,我挨家挨戶去問,那麼這裡面有一些老人是做過偽軍的,有抗過日的,當然更多的是一些普通百姓,大約有二十來個吧。不論哪一類人,他們都說一個結論,都是相同的,就是:日本人在孔子家鄉占領期間,事實上是沒有留下什麼不好的東西。並不是像什麼“大屠殺”、“三光政策”,特別是對“三孔”的保護是保護的非常非常的好。這個調查,讓我很吃驚,因為我的印像是,我曾經想通過他們的口述去了解日本人的滔天罪行,或者屠殺,或者是迫害,或者毀壞我們儒家文化傳統的。結果得到的答案是相反的,日本人在這裡不但沒有燒殺搶掠,而且保護了這裡的文物古跡,儒家的“三孔”,甚至還保護了孔家的后人,孟家的后人,顏家的后人,都保護的非常完備,甚至愛護有加,在這裡根本沒有想像的那樣,這個給我震撼是非常大的。

有一個震撼就是,為什麼日本皇軍到處燒殺搶掠,對孔子孟子家鄉,這些古文物,對這個地方的人,特別是聖人家族卻愛護有加,他們為什麼不毀壞他?這時候我去做了一個反思,我就覺得這裡一定有貓膩,這個貓膩后來我發現在哪裡呢?日本皇軍包括東亞共同權,其實和儒家文化是共同的,共同的地方在哪裡?皇軍燒殺搶掠、動不動自殺殺人,其實他有后面的一個核心理念,就是儒家的:“殺身成仁,舍身取義”,“皇國皇民,忠君愛國”。

后來我到廣州任教以后,我看到了南開大學日本歷史研究所的一個留日博士、劉岳兵教授,寫過一篇文章叫《論日本近代的軍國主義與儒學》,詳細地考證了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和儒家文化之間深厚的淵源關系,然后用非常詳細的資料,差不多用了一萬多字的材料驗證了我當時從田野調查以后憑直覺感官得到的結論。說明了我當時的直覺是很準確的。這個事情給我的震撼是非常大的,也基本上說在這個擊潰了我當年的一個夢想,如果儒家的文化造就的人就是這樣爾虞我詐,關系復雜,而且貧困落后,那從另一個方面來說,跟日本軍國主義幽靈有密切的關系,日本軍國主義決不是從德國納粹學習的軍國主義,而是從儒家文化裡生長出來的,日本軍國主義的產生遠比德國的納粹,意大利大的法西斯要早得多。

這是我受不了的,所以我后來總結出對儒家文化的認識 ,不能夠只鑽到一種文化裡面去看問題,更不能只鑽進故紙堆裡思考,而必須跳出一種文化看文化,跳出紙上的文字,作對歷史與現實作實地的考察。后來我總結出來了一套辦法,即要認識一種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需要有幾個方面的認識標準。后來我提出用5個標準來衡量一種文化是不是真實的,是不是先進的,是不是人性的,是不是好的。這五條標準就是:

1.是否有權威的史料記載,即表明某個結論不能夠脫離文本依據。

2.是否具有歷史事實作為支撐。即真實的歷史如何。

3.這個文化對現實的影響如何。即傳統文化常常會在現實中產生相應的結果。由現實狀況倒推文化的性質。現實好,文化也肯定好,現實不行,傳統文化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4.一種文化的邏輯嚴密性如何,即在理論上要過邏輯關,概念要清晰,推理論證要嚴密。

5.一種文化在價值取向上的人性化程度如何,因為文化是人創造出來的,好的文化也應該是創造出來為人的。

你要認識一種文化,你不能只鑽進故紙堆裡拔不出來。你要首先認識到自己是一個人,是個大活人,會思考與判斷的人,應該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與獨立判斷,要學會用自己的生命去感受體驗。因為文化的目的就是造就人,什麼文化造就什麼人,如果一種文化裡培育的人不行,反推過來這個文化肯定也是有問題的。為什麼這樣說?人是文化最鮮活的載體,在一定意義上說,中國文化就是中國人,或者說中國人就是中國文化。受什麼樣的文化影響,它就造就什麼樣的人,這是最有說服力的,所以我們不要從紙面上從字據裡面上來理解儒家文化。

今天,我看到張耀傑先生轉載的一個新聞記者實地感受的新儒家對兒童的培訓過程,感受到了那種惡劣的感覺,這跟我當年的感受是很相似的,確實是這樣。如果你這種文化造就的人,是這樣的素質低下,不懂得尊重人,沒有平等意識,缺乏現代社會的文明禮貌,刻意裝神弄鬼,那本身說明的就是這種文化有問題。

以上是我個人的從生命感受的角度來看,當然,不僅僅是這一件事情,那是有很多很深入細致的感受和體驗的。其實很多時候是一言難盡的,要在很短的時間裡,把這些都敘述清楚是不太容易的,只能講幾件突出的事情,作生命體驗性的感受的代表。

為什麼我這麼自信的來談這個問題,因為文化的最終目的它一定是落實到現實中來的,現實樣板好,他培養的人好,文化肯定是好的。如果現實很糟糕,培育的人素質也低下,反過來的文化肯定是有問題。傳統文化是一個活的有生命力的文化過程。我們現在活著的每一個人五百年以后,也是祖宗,也是傳統中的一份子。如果我們現在沒有做好,就等于是在為傳統造孽作惡。我們做得好,傳統就發展得好。一種文化怎樣就看現在活著的人,不要總想從遠古找根據。如果說印第安人的文化特別好,那你看看印第安人的素質和他們創造的文明程度,就可以知道了。傳統文化存在的意義就是它在不斷地創造歷史與現實。作為自然人與作為文化符號的人是大不相同的。

我舉個例子來說吧,這些年來,儒學圈裡,對孔子有沒有殺少正卯這個事情一直是爭論不休。事實上,很多的權威史書與很多的經典對此事都有記載。比如說《荀子》裡有記載,《史記》有記載,《孔子家語》也都有記載,也都是很權威的儒家經典著作。盡管都有記載,但是,我以為也還是可以有討論的空間,這個沒有問題,這個事情的問題也不在這裡。

那麼,孔子殺少正卯這個事情,他的更深層的意義在哪裡呢?就是這個事情后來歷代王朝不斷地把孔子聖化了,那麼孔子殺少正卯這個事情呢,也就變成了神聖化的歷史事件。神聖化的結果就是入了王制,成了王法。“入王制,成王法”,用我們今天的說法就是進入了憲法,成為了法律條文,成為了權威性的解釋,也成了歷代王朝定思想罪,搞文字獄的最有力的依據。此后中國兩千多年歷史裡,一切生殺大權都在皇權,他們都可以按孔子殺少正卯的這五個罪名去任意殺他們不喜歡的人,這個才是最關鍵的。這就叫文化的歷史與現實意義。即使后來通過考證證明了孔子真沒有殺少正卯,其實也不能夠說明什麼。因為這個事件在二千多年時間裡,已經成為文化符號,具有了思想文化的符號意義。所以文化的意義不是要糾纏個人的得失,而是在于他的文化符號的意義。

歷史上殺人的事件多如牛毛,但是只有孔子殺少正卯這個事件成為了殺人的權威依據,成為了殺人的標準,這就是說這個事件本身成為了文化。認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也有人解釋說,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話不可作為愚民依據,這樣來理解。有些人甚至通過重新標點,把這段話變成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立即將孔子打扮成一個民主自由主義者。那麼,其實究竟應該怎麼理解?因為古人沒有標點,我們也很難辯論,但是凡事都不是孤證,這裡有一個不爭的事實,2千多年來的歷史都是按照孔子那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之之” 這樣走過來的,歷史事實就是這樣來的。在中國哪個的朝代都是愚民的,這個才是最關鍵的。

更何況,孔子還有反對晉國鑄刑鼎這個歷史事件可以作為孔子愚民的佐證。怎麼理解孔子的話,一定要把這個話作為文化符合,作為歷史傳承,作為整體的思想組成部分來看。特別是要看這個東西在歷史和現實中究竟產生了什麼后果,這才是最重要的,這才是文化上的。有時我們常常混淆作為自然人的孔子與作為文化符號的孔子之間的差別。自然人的孔子所作所為,所言所行,也许只是偶然事件,但是成王成聖的孔子,其實已經是系統化、歷史化與現實化了,已經是文化意義上的孔子了。

我對儒家的批判,除了有我生命中的因素,有我的經歷和感受之外,我覺得跟我的視野以及知識結構有關。一個人的視野一定與他的接觸面有關系。一定與他掌握的知識與認知方式有關。這正如一頓飯固然與廚藝有關,然而更為重要的還是使用的食材。同樣,一個人的思想認識裡,有什麼樣的知識結構與視野視角,也常常決定了他的認識能力。如果我們封閉起來看,那麼我們就可能會認為某種文化是完美無缺的。我今天本來想講這個,但發布了這個消息后,我們群裡有一些老師朋友說,批判孔子,批判儒家文化就是膚淺的,就是缺乏常識的,真正的儒家是完美無缺的,有缺點也是被人誤用,特別是被那些偽儒弄壞了,這種認識在我國還是很有市場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認識呢?這樣認識事實上是有眼界的,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說過孔子為什麼要說:“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那是因為孔子那時候他所力所能及的範圍是有限的,就是山東周圍幾個省,就是轉啊轉,他看到的基本是平原,所以東山當然高啊,看到了泰山那就是天下第一啊,這就是視野局限了他,他那時候不可能知道世界上還有世界第一高峰珠穆琅瑪峰,泰山其實只有海拔1500多米,算什麼高峰啊。

今天同樣,我們認為孔子是“至聖先師”,儒學完美無缺,其實也是眼界與視野的局限所體現的,因為,我們沒有看到儒家文化之外中的頂尖人物,這個是很關鍵的。孔子究竟怎樣要拿到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去衡量。他究竟給人類文明留下了什麼,這個人認真考究一下。

那麼,現在重新反思孔子和儒家文化給中國究竟帶來了什麼呢?肯定不能用文革的模式,因為文革的模式講到底來說也還是孔孟之道的儒家方式,只不過是毛要取代了孔成為“至聖先師”聖王,所以毛澤東在文革的時候,林彪曾經送給他“四個偉大”,他特別熱衷于第一個偉大,而且林彪也是非常知道毛澤東這個心思的,所以,四個偉大中第一個偉大就是“偉大的導師。”“偉大的導師”不就是聖人王嗎?毛澤東要做中國二千多年裡沒有過的“君師合一”式的人物,這是他一生自負所在。因為,偉大的導師是歷代王朝的皇帝所不具備的。所以毛澤東其實是想當超級帝王,以他的自負,他的信心其實也是建立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才會在《沁園春.雪》一詞裡寫到說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在這裡,這個文不如他,那個不武不如他,秦皇漢武怎樣,唐宗宋祖怎麼樣,成吉思汗怎麼樣,總之都是不如他的。就是歷代的帝王只是一般統帥,而在思想文化領域裡一樣要崇拜孔子聖人先師,他認為只有他能在“師”的這方面超過孔子。所以這個裡面,他事實上要成為精神思想文化領域裡的領袖,還另外要中國人的精神導師,就是新的“至聖先師”。而這個地位是歷代皇帝所不具備的,無論你地位有多大,當了皇帝,你還是要去山東拜孔子為至聖先師,萬世師表,那毛呢就想在這個裡面,就是“君王和聖人的合一”,叫“君師合一”。所以我很贊同張耀傑先生這兩天說過的:毛取代孔,並不能說明毛不是儒家文化的產生,其實他們只是在爭是爭奪聖位,所以“批林批孔”其實也是來自于這裡,我曾經在好幾年前也寫過專門的文章來討論這個問題。就是毛澤東為什麼在文革的時候“批林批孔”?“批林”能理解,因為政治因素,那為什麼還要來一個“孔批”?把死了二千多年的孔子拉出來陪鬥?那是因為,林彪送了他四個偉大稱號,然而,在背后仍然尊孔孟之道,內心裡並沒有真的以毛不新聖人,這是讓毛心理難以承受的真實原因。從這個方面去理解“文革”的時候的“批林批孔”,就比較順理成章了,所以我們現在反思儒家文化,很多人說,你還批孔啊?你再反思批孔批儒?“文革”已經做過了,你這樣做就是文革余孽啊。我這十多年來被人罵這個東西被罵的非常多,這個扯在一起呢,事實上是一團糟。

那我們現在反思儒家文化,必須放到世界的視野裡去,然后放在人類的一切優秀的成果中去,放在整個世界文明背景上去,拿出去跟世界最優秀的人物去比一比,去鑒別一下,這個過程中,才是真正的反思,所以真正反思孔儒,必須是在開放自由的環境中,文革那個批零批孔,那只是權威鬥陣,因為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愚民政策,是封閉的方式,囚禁、隔離,把人圈起來,隔離開來,搞階級鬥爭,給人劃分身份,這是中國歷史一直以來都在做的事情,並沒有改變,只是“文革”做得特別激烈一些而已。而且這些恰好都就儒家文化所做的。

所以我說“文化大革命”其實也是中國儒家傳統文化的產物,只不過是用傳統中最醜陋的,或者是儒家文化中最為惡毒的一種方式來對待孔子和儒家文化外表的物質層面的文化而已,他事實上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癌變,他最大的特征就是封閉,隔離,身份,等級,貴賤之類,給什麼人貼上什麼身份,所謂“地富反壞右”所謂“牛鬼蛇神”,都是儒家文化裡高低貴賤身份等級的另一種說法而已,任意給什麼人貼上什麼標簽,然后把人封閉起來,閉關鎖國,把信息壟斷起來,把思想控制起來,把個別有思想的人抓起來然后殺掉,這種方法自孔子殺少正卯之后就沒有斷過。

所以,中國二千多年的歷史裡,其實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開放”,儒家文化統治的要害正是在于封閉等級。中國幾千年歷史裡,從來沒有主動開放過,特別是沒有主動開放去學習過外來文化。可能唐朝時向印度開放去西天取經算個例外。然而,也是很小範圍裡的事情了。

重新認識孔子儒家文化,一定要有一種新的視角來重新反思中國的傳統文化,不要用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方式,說“文革”反了孔子儒家,就說孔子儒家就一定是好的,“文革”的時候打倒孔家店,反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所以中國傳統文化是最好的,這還是簡單的二元思維。“文革”只是在物質外表層面反孔反儒,但是在精神內核,在價值觀念方面,其實“文革”仍然是傳統儒家的那一套。“文革”仍然是傳統儒家的產物。

張耀傑先生今天有個比喻說的非常好,他說:如果兩個黑社會或者是兩個流氓團伙相鬥,那麼,無論是勝者還是敗者,其實他們都不是好東西,你不能說那個贏了,這個輸了,那個贏得就是好的,或者贏的就是壞的,這種思維都是非常簡單幼稚的。因為,也很可能兩者都是壞的。所以中國必須重新去反思,並且要超越“文革”的方式,去反思中國傳統文化。

那麼,要怎樣超越呢?要在自由開放的環境中重新去反思,重新去比較。把中國的孔子及儒家文化放置于世界文明史的範圍內去重新定位。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因為封閉,關起門來自己玩,聖人其實也是這種封閉環境下的產物。在自由的開放環境中,我們才能夠真正看清一個事物的真面目。孔子要拿出來與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斯多德比,要與古希腊、羅馬的哲人相比,才能夠說明一些問題。

從我個人的阅讀和思考的角度來看,我覺得一定要有一個自由的思想市場,只有在這樣的思想市場中,才能夠優勝劣汰,達到自然淘汰的效果。我有一個信念,就是說人性這個東西,邏輯這個東西,他天然的會選取真的、善的與美的,天然會追求真相,只要你給人以自由的思想市場,人性和邏輯一定會重新對所有的文化會比較會選擇,人性都是相通的。普世價值存在的道理也就在這裡。所以儒家文化必須放到世界的思想市場上重新加以比較思考,比較適合不適合現代社會,或者有多大範圍內是適合的,多大程度上是不適合的。他會自然淘汰,自然選擇,然后,他就會有一個比較滿意的結果出來。

就我個人來說,我覺得有幾個方面的思想資源,讓我得以重新定位儒家文化,定位孔子。重新用新的視角去考察孔子儒家的思想和中國的傳統,這些思想資源主要有這些。我現在簡單的說一下:

第一個是,蘇格拉底、柏拉圖。柏拉圖的對話集,這些對話讓我重新認識到了另一種對話的方式,討論的模式,即在自由、平等、開放的氛圍下,通過邏輯概念推理、論證來探討問題,這樣的一種模式,讓我大開眼界。《柏拉圖全集》我曾經在一段時間裡,啥事也不干,關起門來一字不漏的從頭讀到尾,那個是下了一點真gong夫的。真的是讓我大開眼界。很少有人想到,其實文本的表達方式也會影響思維的方式。孔子的對話很簡單,常常是一問一答就結束了,而且多是以孔子的答案結束對話,而且孔子使用的概念含糊不清,《論語》本身就是一種獨斷式的語錄體文本,注定了是獨裁式的話語方式,中國人二千多年以來受其影響,已經是深入骨髓而不自覺。

第二,民國時期魯迅先生的影響也是很深刻的。魯迅先生對儒家文化的批判,主要是蘊藏在對國民性的分析和批判中,魯迅先生直接寫孔子和儒家的東西並不是很多,但是從他的論述中,我們看到國民性的批判和他比喻的醬缸式文化那種模式,他批判聖人文化的那些著作對我的啟示也是很大的。當然也包括錢理群先生對魯迅先生的解讀,那個也是給我的一個啟示。

第三,胡適先生。 他的一系列的著作,特別是關于讓中國充分世界化,這樣的一個話題也是讓我大開眼界的,也就是說魯迅說中國文化是一種醬缸文化,是一種奴性的文化,國民性中這種惡劣惡毒的東西很多,當然那麼什麼是好的呢?胡適說“中國要充分世界化”,就是說中國要在開放的世界中與世界接軌,不要強調中國的特殊,中國不要搞特殊。他認為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就是美國式的制度。這種美國式的體制是適合整個人類社會的一種體制,設置是精美完善的。所以這也給了我以很大的啟示和信心。

第四,顧准先生。我讀研究生一年級的時候就買了《顧准文集》,這本文集雖然不厚,但是內容非常豐富。他裡面的文章,對中國傳統的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包括孔子,他都是采用了絕對的否定的態度,他甚至說中國要現代化,要發達起來,振興起來,必要徹底的否定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思想貧乏。顧准先生有很深厚的阅讀gong底,也有很深刻的思想,在“文革”那種特定的環境下,特定的背景下,仍然能夠穿透“批林批孔”迷霧去看到孔儒文化的本質,這就是真正的思想家。在當時,這種反思尤其是很有價值和有意義的,在“文革”結束之后更是意義非凡。那本書當時我是在一家舊書店裡找到的,這麼好的書,才以1折買下。而當時那本書剛剛出版出來,就被撿到故紙堆裡去的,當成垃圾處理了。實在是悲哀。我把他撿起來,很認真的讀,抄筆記,那個時候這本書對我的影響真的是很大的。

第五是英國的卡爾.波普爾。他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特別是《猜想與反駁》對我的影響也很大,改變了我思考問題的方式,試錯法——人是可錯的,自然人也有說錯話的自由。證偽——科學性恰好是在消除錯誤中得以進步,在這裡根本沒有聖人的地位,沒有人天生就是正確的。這些書給我提供了社會的另一種視角,以及建設社會的另一種可能。他提出的“零星社會工程”對我的影響很大。一是一個社會必須開放,封閉是滋生一切腐敗的根本原因。二是一定要有問題意識,沒有問題意識,沒有需要解決的問題,就無法推進社會的進步。三是要放棄社會的烏托邦工程。儒家的“大同世界”是典型的烏托邦社會。因為有這個烏托邦思想,因此,中國才那麼容易接受外國的烏托邦——共產主義思想。

那麼這些思想資源,給我概括起來,他就形成了我對儒家的一種認識,首先在政治上來說,儒家理想事實上是不可取的,中國儒家的政治,說到底他就是等級特權。所謂“仁愛”也是愛有等差,所以在儒家文化裡面,沒有自由、平等、博愛這些現代社會文明的要素。儒家文化裡的等級特權是其核心價值觀。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無論怎樣解釋,歷史與現實都是等級特權制度。這又主要表現為:中國幾千年的官本位社會和官本位文化,以及特權思想,官本位價值追求,吃得苦中苦做人上人,就是曾國藩說過的那樣:“能吃第一等苦方能做第一等人”,中國人一生的努力奮鬥與幸福觀念,只不過是要把自己的同胞壓下去,而不是完善自己,成全自己的生命,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其實都是這樣的一種定位的。

我們還是要承認一個事實,就是孔子思想是中國社會有很深厚的文化根源。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孔子對中國的影響是很大的,所以我們必須去認真對待他,去重視起來,作出文化分析。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放到世界的視野裡面去比較發現,不能盲目崇拜他,也不能靠謾罵去批判他,這都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所以我覺得需要做一點細細的梳理工作,而這個梳理工作不能夠只鑽在故紙堆裡去做冰冷的學問,我一直有一個想法,就是把故紙堆裡的的東西,那些史料上記錄的東西和活生生的人及現實社會,把這些現像對接起來思考,你就會發現孔子其實還活在中國,他還活在每個人的靈魂深處,不是那麼容易被丟掉的。所謂害怕丟失儒家文化傳統文化完全是不必要的。中國人唯恐陷入其中而無法脫離。

所以,越到后面我越發體驗到,魯迅、胡適、顧准這些人,他們的認識是很深刻的。但凡一個東西,如果用生命去體驗去個道理,那個東西往往是很鮮活,很有生命力的。對這些東西的思考,作出重新反思,就顯得很有意義。所以我常常說我們中國現在的政治都還沒有走出儒家的政治,儒家的政治裡面是不可能有選票的,這個很關鍵,很核心,決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事情,而是因為核心價值觀決定的。很多人說什麼儒家民主憲政,那是很不靠譜的。在這個方面的論述,可能要算中山大學老教授、袁偉時老先生是比較清醒的一個人,也就是說儒家不可能有民主憲政,因為他們按照聖人王規定的等級秩序統治,根本不需要選票,他們也不可能有契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管你怎麼解釋,現實的結果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在這個情況下,不可能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契約,契約是自由、平等、互利的產物,在這種情況下,才可能制定真正的契約,單方面的責任和單方面的權利的互相分開,怎麼可能會有真正的契約?臣子怎麼可能對君主有約束?當年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想以此約束一下漢武帝的絕對權力,差點沒有丟掉性命。即使假借天意說事,也不行。

儒家文化他最核心的東西,政治裡面最核心的東西就是禪讓制,什麼堯讓給舜,舜讓給禹之類,其實只是一個傳說而已,誰也沒有見過,而且也不是什麼信史,沒有可靠的一手資料供佐證,即使算上去,也就是讓了“三代”而已,讓了三代以后就玩完了啊,而且,那都是史前資料,沒有信使留下來的,都是口耳相傳的傳說而已,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哥只是一個傳說”,就這些東西,讓一些儒家的學者,如痴如醉,痴迷不已,認為那時的中國就是個“大同世界”,是個理想世界,這些東西確實是迷惑了很多中國人,並且孔子說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這種情懷價值取向,也使我們中國人一直都是思古的價值取向,在時間取向上總是倒退的,一個民族的文化如此迷戀古代,如此向往過去,如此崇拜老祖宗,老傳統,如果稍有批評就是什麼“數典忘祖”、“不肖子孫”之類,老祖宗,老傳統就是不能夠批評,只能夠崇拜,卻不知道祖宗裡也有好有壞,傳統也是有好有壞,繼承與發揚,一定要分析,一定要批判,一定要結合時代的發展需要,怎麼可以這樣一味執迷于古代傳統呢。

所以,千百年來,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我們寧願踐踏活人的生命尊嚴,也要捍衛死人及其傳統存在的價值。所以在中國儒家文化裡面,一聽說有人要批判祖宗罵祖宗就是大逆不道,就是禽獸類的,所以中國傳統文化儒家文化把祖宗看的這麼高,其實也是跟這個有關系的。其實祖宗也好,傳統也罷,都是有好有壞,其實和我們現在活著的人是一樣的。我們可以接受說現在的人有好人壞人,卻不能夠接受古代的中國人裡也是有好有壞,這真是奇怪了。其實,500年以后,我們現在每個人活著的人如果不出意外地話也是祖宗,這些祖宗裡面有周永康、除才厚這些人,也有一些有正義、有良知的、有智慧的人,他們留下的東西也是完全不同的,為什麼不可以批評?傳統文化為什麼不能批評?為什麼不能梳理呢?為什麼不指名整理?一旦講到什麼都說,傳統不能批評,祖宗不能批評的,這是完全沒有道理的。還有一個說法,就是我們活了這麼多的歷史,總是有他的道理的。孰不知蟑螂也在地球上存在了4億多年,存在的時間久遠並不能夠代表尊嚴與價值的大小。僅僅是活著,並不代表意義。

我在這裡,我還要再解釋一下,我為什麼說對活人要尊重,對死人要批評這個問題。因為死人已經變成一種文化符號,他留下的東西盖棺定論,就是供后人分析批評排斥吸收或者排斥,好的我們把他吸收,然后留下來,不好的東西我們也要分析清楚不好的地方,這主要供后人以借鑒。所以我們要重新理解傳統,傳統是什麼?傳統他是鮮活的東西,留下來的東西,每個人都是活在文化傳統之中的,既然這樣的話,我們活著的人也是傳統的一部分,而且是更重要的傳統,我們將來留下什麼,取決于我們現在活著的人。

所以我們講的是“尊老”而不“愛幼”啊。在美國來說是兒童的天堂,你看他們的制度安排就非常合理,兒童青少年中壯年,這些來說,兒童是要有天堂,快樂有趣,培養身心。青年來說,熱情奔放,隨時做自己,追求他的夢想。青壯年的時候,擔當責任,建gong立業,為后人建設好家園,老年的時候就是頤養天年,這是多好啊。但是儒家文化對人生的安排是顛倒過來的,儒家文化對人生的安排是什麼呢?就是尊老不愛幼,不愛幼表現在哪裡啊?24孝、弟子規是用來虐待兒童的。

所以我們從人的一生的成長來看,我們活在儒家文化裡面,是代代互相糾纏,互為累贅,然后代代活的很痛苦,每個中國人在回憶自己的童年的,不是在打中罵中就是在污蔑中度過的,總之快樂的人不多,到青年的時候,做夢的時候不敢做夢,為什麼呢?因為沒地位沒機會也沒有條件,屌絲特別多,夢也做不起來,空有才華,被埋沒的人特別多,到中年的時候,負擔很重,疲于應付,到老年的時候呢,倒是要得到人的尊敬,那時候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卻占據很多資源。

所以回到現實中來看,所謂退而不休的問題,不僅是在高層,在我們現實中,也是這樣的,一個家庭也是這樣的,也是爺爺奶奶繼續掌握著家庭的資源,控制這每個人的命脈,甚至一個單位退而不休也很多,為什麼退而不休啊?儒家文化就是這樣安排的,所以每一個人在最想做事最想做夢的時候,他往往沒有機會,等到苦苦的媳婦熬成婆之后,這個時候開始作威作福,繼續壓迫下一代人,所以幾千年的中國都是這樣來的,家庭不行,社會不行,國家也不行,所以所謂興百姓苦,亡也百姓苦,為什麼會苦啊?就是這種人生安排是錯位了,是顛倒了人生人性的自然生長秩序。

我記得幾年前的時候,湖南大學有個教授吳龍輝先生,年齡應該跟我們差不多,最多大不了兩歲或者三歲,他曾經說過什麼叫新儒家?新儒家就是我黨啊,為什麼這樣說啊?你看看,按我們儒家的理想,我黨已經是做的最好啦,儒家文化理想中,將天下禪讓于賢人,選賢與能,現在我們幾代領導人都是禪讓出來的,還有“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現在最高領導人一定要兼任軍隊的最高統帥,掌握軍權,這也是儒家文化的最高理想。我們再看其他方面,以“孝治天下”,我們現在也是在推行著,甚至說我們現在政府裡面黨委負責黨委領導制,黨委領導制其實也是儒家文化的“問政于師”的結果。是儒家文化裡“以吏為師,以法為教,學在官府”,凡事都要獲得官方承認,官方批准,才能夠有合法性。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樣的結果,現在各級黨委這個角色,其實是在政府裡面扮演儒家導師的角色,即官吏向師問政,“祭酒南面講學,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無諱。郡縣的學官,也由名儒主之。每月的初一、十五,大會一邑之縉紳、士子;郡縣官亦須前往聽學官講學,而且執弟子之禮”。這也是像黃宗羲他們歷代的儒家學者他的夢想,包括孔子為什麼培養學生,到處去找官來做,其實目的就是找了官之后,都來尊他這個聖人尊他這個老師,這個模式事實上也是儒家領導下的模式,其實就是現在中國的各級黨委領導下的政府,黨委領導下的什麼什麼,其實也是儒家的文化理想的。

但是這種儒家看來是很完美的東西,但事實上,放到世界文明史上,放到民主憲政國家面前,局限性是非常大的。首先,按照這樣的行政架構,現在一個地方政府,常常是“四套班子”,常常權利和責任之間是分離的,決策權是在黨委、而擔負的責任是在政府,其他政協、人大,只是個摆設。這種權、責、利的分離的方式,事實上顯然是不利于一個社會的和諧發展,不利于一個國家的穩定,並且大大增加了國民沉重的稅賦負擔。你看人家民主法治社會怎麼養一個政府的,你看台北就只有一個市長,就柯文哲一個市長,再沒有其他的與他相當的行政人員了。但是中國來說,上面還有個黨委,有個大攤子,左右還有政協、人大,領導班子非常龐大。納稅人的負擔沉重,為什麼會這樣?儒家政治一定是這樣的。一是官本位,政府機構必然臃腫,人人相升官發財,哪有那麼多的位置?自然就要擴編,另外,禪讓制嘛,推薦制嘛,提拔嘛,在現實中,也一定是這樣子的了。

所以現在我們還可以看到中國現在的現實的政治架構,和中國的歷代儒家政治下的政府機構,其實是沒有什麼不同的,甚至每個部門,都可以一一對應起來,可能古代就是除了沒有今天的“計生委”,但是,古代也有一個禮部是管人口戶籍的。我估計中國古代這些體質都是有的,那麼這些為什麼會保留到現在?為什麼我們現在還要搞孔子學院?

為什麼我們現在還要尊孔崇儒?講到底來說,其實我們還是沒有變,還是在儒家文化指導下、控制之下的中國社會,這個社會就是一個前現代社會。

以上是政治方面的,我們看到的他們都相關性,就是為什麼要變革?儒家文化的這個體質下,是不可能產生其他變化的。那麼這裡我還要提一點,放到世界眼界一看,歐美國家我們且不論。現在我們爭議最大的就是說,儒家文化很好啊,首先是日本,然后是韓國,然后是台灣,然后是新加坡和香港,這幾個地方是儒家文化實施的典範,是成gong的典範,很多時候去爭論的時候,他們都喜歡拿出來這些東西來,事實上,是似是而非,可以講是一種嚴重的誤導,是一種不經研究,不踏實的學術風氣,是一種妄斷。

像日本,他們確實二戰以后搞的很好,明治以后也還不錯,但事實上,日本明治維新以后到現在的150多年的時間裡面,其實日本是一個“脫亞入歐”的一個過程,福澤諭吉在明治維新的時候有《勸學篇》、《文明論概略》,一些文章的題目就是明確表態學習歐美西洋文明的。比如,《漢學已經過時》、《脫亞論》等等,這些文章在網上都可以找到。所以明治維新的時候,其實是日本第一次脫亞,脫亞,說到底就是脫中國,而脫中國說到底又是脫儒家文化,而脫儒家文化首先就是摆脫儒家傳統的政治模式與儒家傳統的價值觀。在政治方面,脫掉儒學的第一個表現就是“君主立憲”制,先讓日本的天皇獲得實權,剝奪幕府將軍控制權,即“捧還大政”,然后在君主制下制定憲政。可以說日本明治維新的君主立憲制改革並不徹底。不像英國那樣的君主立憲制,君主是真正意義上的虛君,由內閣會議決策。所以為二戰時期的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留下了隱患。日本當時的議會制度,那個時候是君權雖然受到一定的控制,但是,在儒家裡面就朕即是法,朕即是國家的思想並沒有退出來,只是比儒家政治裡的“天下皆朕,皇權獨尊”要好一些而已,儒家君主的權力事實上是不受控制的。雖然儒家也曾想通過做帝王師,用了一套道統來控制政統,其實是沒有什麼效果的。

可惜的是明治維新的時候,脫亞脫儒脫的不夠干淨徹底,當時日本軍國主義武士道下流行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忠君愛國”、“皇國皇民”這一套來自中國儒家文化的東西,后來就直接演化為日本的軍國主義。事實上是日本學了中國的儒家文化,再結合他的神道教,變成軍國主義來侵略中國,可以說這是極大的諷刺,也是讓人令人深思的一個現像。

那麼,日本真正完全脫掉儒家文化,特別是儒家的政治文化,是二戰美國為他制定的《麥克阿瑟憲法》,這部憲法徹底的消解了儒家文化在日本政治上的影響。當然日本在細枝末節,日常生活的一些不重要的地方還保留了中國的一些影響,比如說:茶文化,和服,日本古建築等等,這些衣食住行的東西受些中國的影響,包括還保留了一些中國的漢字,但是已經無傷大雅,因為他們在價值取向和政治結構這些方面,已經完全消解了儒家文化的的影響,他已經突出了個人的權利和自由,以及突出了個人的幸福,作為治國的終極目標。而儒家文化是以君主、國家這些東西作為至高無上的目標,而老百姓國民卻是作為他們犧牲的材料,這是顛覆過來了,價值取向和政治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至于一些禮節禮儀一些服裝和生活這些東西,已經是無傷大雅,因為這些東西不能代表一種文化的核心,他只是文化的外面層次。文化的最核心層次,其實是他的價值取向和思維模式。你看日本的思想方式和價值取向,二戰以后,已經跟儒家文化跟中國是完全的不同。

然后我們再看韓國,韓國的現代化過程,其實也是一個脫亞的過程,只是沒有像日本那麼猛烈,因為他沒有經歷二戰的戰敗,所以這個過程中曲折會多一點,留的東西也會多一點,但是我們看到,在國民素質和社會發展的發展文明程度方面,恰好是在“脫亞”這個方面,雖然不如日本徹底,也反映了他們社會和國民素質的的差異的根源就在這裡。但是我們也看到了,自從朴槿惠當了總統之后,也把國家的發展,轉向個人幸福,這事實上也是進一步脫掉儒家文化的影響的一個過程。韓國脫亞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實現了民主法治社會,同時還不像日本,他們有一個去漢化的過程,把漢城、漢江、漢城大學都改名為“首爾”。而且常常在中國人面前表現出優越感。

台灣講起來可能是比較復雜,很多人理所當然的說,儒家文化好像還有一個台灣,在作為我們的一個樣本一個榜樣,樹在那裡,說明中國傳統文化儒家文化是有生命活力的,這是一個證據。但事實上,台灣要看怎麼來理解,我對台灣百年歷史的發展,關注了很長時間,其實這個並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的,台灣的百年歷史,有50年1895 — 1945年,50年在日本文化的影響下,在這50年裡面,台灣已經被割讓給日本,成為日本的台灣州,是日本的一個地方,完全給了日本,所以50年。那麼1945年以后,國民黨接管,在這個接管的過程中也是很曲折的,蔣介石蔣氏父子在台灣的后50年裡面,比較曲折,50年代—6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推行儒家文化,其實那段時間的台灣很痛苦,跟大陸的文革差不了多少,只是規模和程度有點差別,我曾經看過文革時期的台灣和文革時期的大陸,兩個時期的照片對比,你會發現他們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我2000年的時候,接待過台灣師大的學者和教授,他們說到那個時候的情景和我們這個時候是沒有多大區別的。

所以台灣尊孔崇儒推行國學的那麼20多年時間,實際上是白色恐怖時期,是台灣自由民主嚴重倒退的時期,在這個時期裡面,當然比大陸要好一點,至少自由度要大一點,雖然沒有那麼紅色恐怖那麼恐怖,但是白色恐怖也是很恐怖的,所以不要忘記這段歷史,進入80年代以后,台灣才開始松懈,特別是蔣經國去世以后,因為他后事沒有安排好,特別是江南事件,讓他準備接班的兒子,沒有辦法接班。所以最后看到整個台灣就像太平洋上風雨飄搖的一艘船,台灣最后的出路在哪裡啊?既不能傳自己的子孫,也沒有外面,特別是美國的支持。

倒是朝鮮的政治與社會更像是按照儒家文化價值觀念建立的國家。比如韓國父傳子,子傳孫,搞什麼“先軍政治”,這個按照事實上就是他們的血統和道統,這些傳統都是具備的。儒家統治按照血統、學統、道統與政統來統治的。血統,即世襲制度安排人事,學統就是科舉考試制度,道統就是一套“天人合一,君權神授”的學說,政統,就是一套等級特權的官僚體制。算下來,其實今天的朝鮮更像是按照儒家文化建立起來的國家。所以我們講金家王國的朝鮮,才是儒家文化實踐的典範,而韓國不是,他的政治結構已經是跟歐美國家沒有什麼區別,“三權分立”,新聞自由,市場經濟與選舉制度,這些東西與歐美國家已經差別不大了。

主張個人自由,信仰自由,這些儒家文化也是沒有過的,從來沒有過的,儒家文化就是一統天下,他從來沒有說多元,儒家文化的典範是什麼?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信仰不自由,思想不自由,思想罪、文字獄貫穿了中國兩千多年,這才是儒家在現實中產生的后果。

然后,就是新加坡和香港。新加坡是比較復雜,他實際上是很小的一個城市國家,李光耀家族在那裡統治了半個多世紀,其實我到新加坡特意去觀察,他確實留下了一些儒家的東西,但主要是語言文字,一些風俗習慣,當然還有一些刑法方面的條文,確實是保留了一些儒家的特色,比如,新加坡的法律裡有鞭刑,這是中國傳統社會裡的打板吃法棒留下的痕跡。但是在社會管理方面,在法制方面,他還是傾向于歐美的影響比較大,比如新加坡幾乎是完全與歐美國家接軌的市場經濟,按照世貿規則運作。

另外,在新加坡英語才是官方語言,雖然使用中文的人也很多的,但是官方語言是英語,而且始終保持對歐美國家的開放,所以在這些方面,事實上,新加坡的西化還是很嚴重的,我們到那裡去看他的貿易法則早就融入了世界主流。但是李光耀作為一個華人,他在中國有利益,有時候回過頭來,投其所好,說一些儒家文化的東西,這是政治人物說的話,但是,他后來還是承認了新加坡不是按照儒家文化建立起來的國家,儒學在世界上已經走向窮途末路了,一個農業時代的文化,不可能興建現代工商業國家。其實你只要深入到新加坡社會的生活中去,在貿易方面,在法律方面,在社會規則方面,特別是社會契約方面,其實是相當跟國際接軌,按照法治社會規則運作的。比如,他們的經濟發展,是靠市場經濟,特別是港口自由貿易,靠國際金融,這些跟儒家文化沒有半毛錢的關系。當然你可以穿一點中國傳統的服裝,念一點《四書五經》裡面的之乎者也,也給人一種錯覺,畢竟新加坡還要跟中國做生意,取得中國人的好感。

包括最近中國媒體大肆渲染的韓國總統朴槿惠怎樣受到中國哲學的影響,特別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的影響,這個要作具體分析。馮友蘭的書,連自己都沒有做到,在“批林批孔”時他成了一個投機分子。我怎麼看來怎麼看去,朴槿惠更像是一個基督徒啊,按照儒家說法朴槿惠作為一個未婚老女人,無老公,無子女,無家人,她連與小人並列的資格都沒有。所以,我們不要被政治人物的某些話語所迷惑啦,他們是來做生意的,要投其所好的。香港的情況不用多說了,英國殖民一百多年,才有了那麼一點點的法治意識與市場規則意識。儒家的那一套早已經被拋棄了。但是,香港受英國自由憲政思想影響,儒家文化當然還有一席之地,但是早已經退出了社會的主流舞台,特別是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主流。

最后講一點,儒家文化的教育他留給了我們的是什麼。我常常說,教育的核心就是兩個內容,一個是教給孩子什麼樣的價值取向?第二個是教會孩子學會思考。就這兩個方面而言,儒家究竟給中國的教育帶來了什麼?前面已經說了價值取向這是很有問題的,因為我們現在為什麼高考這麼嚴酷?為什麼唯獨中國有科舉考試,而且能夠延續將近1400年,這個裡面蘊含了什麼?其實這個是有原因的,別的國家不會有,西方不會有,中國會有,跟儒家文化是有關系的。

首先儒家文化留下了做人上人的價值取向,而科舉考試制度,他是從“血統”到“學統”、“道統”再到“政統”轉變的關鍵因素,科舉是這些不同統的聯結點,各方面的資源都給予了保證,因為我們現代的話說,就叫通過教化到組織政治行為,保證了百姓在這條道路上通行,而科舉考試裡面生出來的等級,以及科舉成gong以后在仕途上的等級,非常吻合儒家文化的那種等級特權,那樣的一種價值追求和情感支柱。

儒家文化講到底,就是從小教人要吃苦,做人上人就是把別人踩踏在下面,所以我們科舉考試制度也是這樣的,自己成gong別人就失敗,他是一個靈活博弈,他造成的就是你死我活。這跟基督教文化裡面講到的耶穌創建的我死你活的標本是完全不同的。那你死我活,事實上是仍然沒有摆脫動物的那一種叢林法則性,我們的科舉考試就是一種叢林,到官場也是一種叢林法則,也是你死我活,鬥的你死去活來,所以這裡面他培養的東西沒有可延續性。

所以有人說,科舉考試制度,為什麼中斷100年以后,中國在高考以及公務員考試各種考試裡面,仍然頑強的表現出了科舉考試的遺風,其實一個問題很簡單,因為你的教育價值取向沒有改變,所以你的制度不會改變,你的行為也不會改變。大家都想牛逼,怎麼才牛逼?不是創造發明,而是把別人壓下去,壓下去靠什麼呢?靠考分靠比賽把人家壓下去,我考上多少清華北大,你一個沒考到,我就牛逼,那這個就是學校之間是這樣牛逼的,家庭之間也是這樣的,個人之間也是這樣的。所以他必然是鼓勵同胞之間爭鬥,培養一種羨慕嫉妒恨。

這種情緒對中國人的影響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們很早就聽說三個中國人是條蟲,盡管你一個中國人一定是一條龍,但你三個中國人一定是一條蟲,為什麼是這樣的?就是因為你這種文化鼓勵人互相爭壓互相爭鬥互相使壞,所以中國古人留下來的格言說,防人之心不可無,害人之心不可有,這就是一種惡劣的生存環境文化環境裡面導致出來的一種人生經驗,這也是值得我們好好反思的,那麼這是一種價值取向方面的東西,我們今天反思,回到我們現在來看,為什麼高考這麼有市場,關鍵是我們的根子的東西,文化的核心價值取向還沒有改變吧。

那麼第二個呢?就是思維方式方面。思維方式方面,儒家留下的文化經典,對我們后人的影響是很大的,大家可以發現深受儒家影響,並且對儒家深信不疑,崇拜有加的人,你會發現跟他很難溝通,他特別喜歡罵人,他很難跟你平等的探討,幾句話過來,就把你罵的鮮血淋漓,為什麼他們表現會有這種共性啊?主要是因為不是因為他個別的品性很差,因為孔子很喜歡罵人,朽木不可雕也,唯女子與小人不可養也等等。孟子也喜歡罵人,動不動就是禽獸也,這些就都是一個典範吧,但這個還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儒家經典,他為了造就聖人,所以他是用了一種語錄文本格言警句的方式,來作為敘述的方式,這種敘述的方式他有利于培養一種牛逼感,好像是真理在握,掌握了終極真理,宇宙真理,什麼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等等等等。這些都是獨斷語,這些獨斷語,沒有主語沒有謂語,這些前因后果沒有,時間地點沒有交代,所以他是一種獨斷的話語,語錄的文本,后來文革的語錄,其實也是傳統文化的結果。

《論語》就是孔子和他學生的語錄,文革時期的《毛主席語錄》,其實它們的思維方式是完全一致的,都是這種語錄文本,他是獨斷式的話語體系,他們都是用權威來壓制,而不是用邏輯推理論證,摆事實,講道理,他們都不是用證據說話,而是靠權威來推動,所以中國成語裡才會有“一言九鼎”,甚至權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還可以“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相反,如果一個人的地位低賤,那就是“人輕言微”等等。所以他們都不是靠邏輯的力量,靠裡面的道理、證據、事實真相,不是靠真理的力量來說服,而是靠權威來打壓。

所以中國人特別認講話的人的身份,這個話有沒有道理是不重要的,誰來講才是最重要的,同樣的話,不同身份的人講出來效果就大不相同。所以這也就是聖人文化裡特別喜歡爭奪話語霸權的內在原因,話語霸權遠比話語裡面蘊藏的真理要重要。權力權威成為最重要的東西,所以不中國儒家知識分子是不會去探索真理的,而是把聰明才智與時間精力用在了爭奪話語權上。無論什麼目的就是奪權,爭奪寶座,奪江山,奪美女。誰勝了爭奪了江山,那他就是聖上,他就是成五,就有資格“一言九鼎”,這個時候他說什麼話都是有道理的,說什麼下面都要聽,成gong了放個屁都是有道理的,那如果你失敗的話,那就是人輕言微。這個時候就是再有道理,也是等于放屁一樣。在儒家文化裡是沒有什麼道理可講的,所以中國人特別注重于成敗,成敗論英雄,成就王敗就寇,為什麼?因為這個裡面掌握的東西,有話語霸權,有生殺大權,所以是太重要了太重要了。

中國人很難講道理很難溝通,150多年前美國傳教士雅瑟•亨•史密斯所寫了一本書叫《中國人的性格》,裡面就特意寫到了中國人在溝通方面,在講理方面特別難,聽話能力差,領會能力差,表達能力也差,為什麼這樣呢?因為儒家文化從論文孟子開始就是獨斷語序,他沒有推理論證,不像柏拉圖對話集和蘇格拉底的那種對話方式,他是平等自由開放的,話題是自由開放的,講出一個問題來,大家摆出證據,然后推理論證,是衝著問題和道理去的,中國是衝著人的身份去的。

那麼既然沒有道理可講,所以中國自古以來的教育就強調一個背誦和服從。背誦和服從,現在教《弟子規》、《三字經》、《論語》也就是要求背誦而已,不需要,甚至也允许你去理解,更不允许你討論質疑,如果你敢批評,那更是大逆不道,那天都要塌下來了,所以從小接受儒家傳統文化和國學影響的孩子事實上是會被教壞的,因為他只會用自己的記憶他不會用自己的推理 ,更不善于提問,想像力好奇心全部被毀掉,受這樣的教育幾年下來,真的是被毀,現在中國還有多少孩子是這樣被毀掉的,很多人沒有從這個角度去看,教育的目的是讓孩子學會講道理,講道理人才會進入文明。

文明和野蠻的區別,不就是文明人是善于獨立思考,善于以理服人,懂得尊重人嗎?珍愛自由嗎?前提就是你要善于表達自己的,理解他人的,寬容不同于自己的,這個就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那麼首先你要學會提問題啊,問題是:是什麼?為什麼?怎麼樣?這樣來追問。你要善于從這個角度去思考一個問題,這個才是對的啊。那麼儒家文化來說,上來就背。因為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的敘述本來就是斷章取義的,整個《論語》、《弟子規》裡面,所羅列的他都不是很有邏輯的,連話語都不是很集中在某一個話題裡,就是那樣一堆一堆地,羅列在那裡,讀這些東西怎樣會推理論證?

《論語》其實是孔子及其學生及他們的門人,東湊一片竹簡,西湊一片竹簡,湊了一百多年,既沒有時間順序,更沒有邏輯順序。認真去讀還會發現,這些語錄之間也常常是互相攻擊,互相矛盾的。你攻擊我,我攻擊你,然后放在一起,所以《論語》的版本也特別多。有很多人說,《論語》才是可靠的,因為這個直接出自孔子及其弟子。其實也不可靠,這個東西都弄了一百多年,究竟哪個話是真的?哪個是假的?其實也是無可考證的,而且考證的意義也不大。一部《論語》把我們中國人的思維弄亂了。

我常常開玩笑說,《論語》是影響我們中國最深最廣時間最長的一部書,可惜這部書不是一本真正的書,因為書要有概念有問題要演繹推理要論證,要有這些東西才能成為一部書的。論語就是散亂的格言警句是一本語錄,而且編排沒有體系,前沿后語之間沒有邏輯關系,時間關系都沒有甚至,那這些東西把我們中國人害苦了。論語論語,我常常開玩笑說,他就是胡言亂語,我這個話一講,很多人就拍案而起,很不能理解。那你從這個角度來講,的確他是不講道理的,他不給你論證。
儒家的教育,幾千年來我們也看到了,他不能夠開啟明智,我們的發明創造也很少,而且這些發明創造,也是跟儒家文化儒家教育沒有什麼關系的,四大發明都是旁門左道的結果,在儒家裡面也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這就是文化的局限性。中國大陸到現在也培養不出自己諾貝爾獎的科技人才,也是這個原因。出去就有可能,出去受西方文明外國文明的影響,他部分的基本上改變他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就有可能。但是在中國大陸上,這種可能性是極小的。

儒家教育呢,他其實真實的目的就是在于升官發財,“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就是這些東西,完全是世俗的gong利的,讀書學習只是敲門磚。我也寫過文章說,中國人讀書是非常痛苦,為什麼痛苦啊?因為他沒有問題,體會不到思維的樂趣,孩子本來是天真好問的好思考好想像的,但是儒家的經典和教育方式,都完全消滅啦。接下來就是死記硬背,當然痛苦,沒有問題沒有邏輯推理,體會不到思維的樂趣,那麼為什麼還要讀?因為后面有高官厚祿、gong名利祿在等著,有特殊的身份可以有牛逼感。所以這是一種毒藥,世世代代中國人陷入其中很痛苦。在這裡我特別向大家推薦一篇文章,是陶行知先生在30年代寫過的一篇比較長的文章叫《偽知識階級》,論述的非常好,對于儒家文化科舉考試gong名利祿,作為我們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教育,他的核心對中國人的毒害有多深,讀的東西都是偽知識,所以中國讀書人,沒有前途沒有出路。

所以儒家文化裡面,讀書人我們都看到就是沒用書生。因為他既不會了解自然,不會發明創造,也不懂的社會的治理。只會一些格言警句,搖頭晃腦,所以古董先生一個。所以孔乙己這種人,魯迅先生把他用小說表達出來,是非常形像地描述了,中國國科舉考試失敗以后的那些讀書人,那些文人,他的窮途末路,他的窮困潦倒,他那種百無一用,所以這種教育不是無緣無故的那麼講了這麼多,最后我想概括一點。我的一個結論就是,中國的現代化歷程,就是一個摆脫儒文化的影響過程,摆脫多少,現代化就進步多少,現代文明就發展多少。中國的自由民主憲政也是摆脫儒家文化的過程。周邊的亞洲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成gong的國家,就是典型的案例,這個是現實的案例。所以中國怎麼摆脫,關起門來死路一條,必須開放必須自由。

那麼中國在開放自由的環境中,我們要相信,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追求幸福追求個性的。這些東西,你只要給他開放,讓他開眼界他自然就會比較體會,他會從自己的生活生命,從身邊出發,一定會選最適合于他自己的。所以中國社會就一點,開放就夠了,開放就自由,開放就會向好的方向發展。所以這個過程中我們也不能著急,中國2千多年都是封閉的。

短暫的開放也是被迫的,中國的開放都是被外敵入侵打進來的,從來沒有一個朝代是主動走出去,主動走出去學習。即使走出去,也是去傳經送寶、安撫天下、展示自己我的天朝牛逼感。從沒有一個時代是主動出去學習世界優秀文明成果,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主動走出去,走出去不是去建孔子學院,走出去是把人家好東西學到來,滋養自己成就自我,不要老想解放全世界其他國家的人,不要去找到領袖感,先踏實的把自己過好。

中國當下不是用儒家文化去拯救世界,而是摆脫儒家文化的影響,拯救自己跟世界接軌。那麼開放的環境中,啥事都好辦。如果沒有外來的影響,我相信中國的科舉考試還會延續到今天,而且我還相信中國兩千多年的太監制造也會延續到今天,還有中國的女人纏足制度——三寸金蓮也還會保存到今天。為什麼這些東西,也是最為傳統,后來消逝呢?因為在開放的過程中,人們認識到這是醜陋的東西,野蠻的東西,必須把他消掉。同樣在開放的環境中。

我們還可以在價值取向上,在政治體質上面,我們也可以消除很多醜陋的東西,價值取向上,樸實價值人性化、人權自由,這些概念必然也必須是中國人發展的方向。誰要以它作為敵人來反對,那是沒有出路的,所以中國在這方面達成共識。中國在教育方面還要普及邏輯學,我后來在大學以后還教了好幾年的邏輯和批判思維的課,這是我自己提出來的,因為這個是給人思考的工具,必須要普及。

如果我們即是人性化的樸實價值,又懂得邏輯推講道理,又有一個開放的自由環境,假以時日,中國肯定是能發展得更好的,對此,我還是很有信心的。因為中國現在是一個互聯網時代,雖然我們傳統的儒家文化還是想儒家一家獨尊,還是想統一思想,還是想封鎖信息,還是想搞思想罪和文字獄,但是無奈時過境遷,已經不可能再回到“文革”了。生活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微信群與群之間、QQ,網絡,每天都讓人民目不暇接的接受資訊,比較過程中人民自然就會清醒。

這是我有信心的地方,我這麼多年來,差不多十年來,自有博客后,差不多到今年已經是10年整了,我一直活躍在網上,因為這裡是新生事物,比較自由,在網上也寫了很多文章,影響也很大,這些不算科研成果,評職稱也沒有用,也不算工作量,什麼都不算,事實上,每天花在這裡的聲音還是不少的,但我為什麼我還樂此不疲呢?

就是說,這是時代的聲音時代的召喚。上帝送給了我們最好的禮物,必須要有人來承接,我們必要要利用好這個東西,為我們的子孫后代留下更美好的東西,不要讓500年以后我們的子孫罵我們背負著罪孽。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還最后想講一點,我們要對中國自己的同胞要好一點,要尊重每一個活著的人。不管他叫五毛,他叫尊孔崇儒的孔迷儒迷,他是自由民主還是別的什麼,我認為只要他是一個活人,我們都應該好好地尊重他,尊重活人不要對他們開口就罵,不要侮辱自己的同胞,不管他是什麼觀點,不要輕易說人家傻逼腦殘,要學會尊重每一個活人,特別是自己的同胞。如果有人問我,中國有什麼是最好的?我以為就是活著的中國人,他們的尊嚴與幸福就是最好的,這也是衡量一切中國傳統文化的標準。但是對傳統的歷史人物,我覺得不妨尖銳一點,深刻一點,甚至偏激一點都沒有關系,因為不會再傷害他們了。

還因為我們中國人,每個活著的中國人,還要常常受到死人的牽連,所以人死了,盖棺就定論了,他既然影響著我們,我們當然有權利去反思他,去批評他。所以我希望中國人能夠把對祖宗、對傳統的狂熱崇拜、尊敬以及溫情轉移到活生生的每一個中國的同胞這裡來,那我們就有希望啦。

今天晚上我就講這麼多。不到的地方請多多批評,感謝大家給了我這樣好的一個機會,感謝大家給我學習與交流的一個機會,如果大家想討論,我還願意跟大家一起再呆一段時間。

感謝大家,謝謝,謝謝!

江西省豐城市鐵路鎮青峰小學徐玉喬根據微信語音(微信訂阅號 许錫良看世界 ID:xxlksj)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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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文字請見《共識網》,原題為:我對儒學認識的心路歷程http://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zhongxi/20150923129191_all.html)



中國百度百科(介紹):许錫良,男,1966年12月生。江西黎川縣人。教育學碩士,副教授。現任職於廣東第二師範學院(前廣東教育學院)教育學院。

(更多資訊請見百度百科的《许錫良詞條》 http://baike.baidu.com/view/2804679.htm)



2015-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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