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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恆均:魯迅與胡適,缺一不可

作者:楊恆均(澳洲)

近讀曹長青先生長文《魯迅是打不到的巨人》,覺得耳目一新,甚至有種醍醐灌頂的感覺。

魯迅和胡適,無疑是過去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文化與公共知識領域的兩個圖騰,也是對整個中國文化界甚至政界影響最深的兩位公共知識分子。但過去幾十年裡尤其最近這段,把兩位巨人對立起來的傾向越來越嚴重。我非常認同這樣的看法,雖然這兩位生前身后都被對立起來,追隨他們的人也選擇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兩人生前還有嫌隙,但從一個更大的框架看,他們其實是一塊硬幣的兩個面,不但相輔相成,而且缺一不可。

魯迅是投向黑暗的標槍,嫉惡如仇,戰鬥到最后還丟下一句“一個都不寬容”;而胡適則是引進光明的普羅米修斯,從善如流,主張“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魯迅從教育部憤而辭職后,一生都同權力保持絕對的距離,長期生活在爬格子的清貧中,直到死亡;而胡適則從一開始就同權力“勾肩搭背”,一有機會就出任他批評的獨裁蔣介石政府的要職,從接受蔣介石資助到出任駐美大使,一直與權力共舞。

魯迅在當今政治光標中無疑會被歸納為“左”,且長期得到毛澤東的推崇,但毛也好像親口講過,“如果他活到今天,要就是閉嘴,要就是進監獄”,更重要的是,魯迅揭露的那些黑暗恰恰依然籠罩著“左傾思潮”占上風或者最終取勝的國家。從這一點來判斷,魯迅一直是“打不倒的巨人”,是他作為文學與思想巨匠的成gong,卻同時也是民族和國家的悲哀!他一生中試圖刺破的黑暗依然存在,有時甚至像霧霾一樣更加濃重。他當時只塑造了一個阿Q形像,而如今,阿Q幾乎都多到可以成立一個“阿Q共和國”了……

與此相反的是胡適的越來越“成gong”,被學界從新認識,拔高到至高無上的地位,這其實也是同國家、民族有關的,遠非他一己之力可以做到。根源在于他一生中試圖引進的“光明”終于照亮了部分中國大大地,他的思想變成了政治實踐,並且避免了中國台灣地區的社會劇烈變動,完成了國民黨政權平和的轉型……中國大陸過去二十多年來愈演愈烈的反思魯迅、從新認識胡適風潮,都源都在于此。大多知識分子是從“成敗論英雄”的:魯迅揭露的黑暗依然故我,胡適引進的光明部分照亮了大地。

我深受魯迅先生影響,幾乎讀過他所有的文章,且不止一遍。在我的文字中,至少有一半是受他影響並被打上了烙印的。這部分文字被不少讀者看出來“有魯迅之風”,也是我最受讀者歡迎的那部分。相反,我幾乎沒有讀過多少胡適,但后來我卻更加認同他的那種文字、文風、理念與處事方式。這說起來有些奇特,所以得說明一下。

我不是科班出身,一直受到中國大陸的正統教育,是讀魯迅長大的。后來學習國際政治,也幾乎是只讀馬克思與海外政治學著作。直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出國的時候,還幾乎連一篇胡適的文章都沒有仔細讀過。不過到了國外的這十幾年裡,(由于無聊和無書可讀)我幾乎讀了那些影響了胡適的大多外國學者的原著(有的是節選本,有些是為了學英文),等到胡適熱興起后,我發現胡適的文字幾乎全部是從西方寶貴的文庫裡可以找到的,而且人家都比他說的還要經典,還要透徹。所以我雖然認同胡適的思想,但讀他的書始終沒有給我帶來任何驚喜與額外的收獲。

可魯迅就不同了。這麼多年下來,我雖然也讀了不少海外文學、評論與雜文,也多次從價值理念與制度建設層面批評過魯迅“只會批判而缺少建設性”,可我不得不承認,魯迅是唯一的,而且是中國的!魯迅對我們所處國家甚至當今時代的黑暗揭露至今無人超越,而胡適的大多閃光的思想都是“抄襲”自西方經典的。說到這裡,我得再次強調,我更傾向于胡適的溫和理性與改良思想。不過話說回來,沒有魯迅那隨時冒出足能點燃革命的思想火花,改良何來動力?

而我則無可救藥的徘徊在魯迅與胡適之間,這並不是望自己臉上貼金,而是我既受魯迅影響,對黑暗一個也不寬恕,更受胡適的老師們影響,不但寬容,更學會妥協。從我的座右銘“嫉而如仇、從善如流”中就可以看出我無法逆轉的“悲劇人生”與矛盾心態。口號有如心靈雞湯,朗朗上口,隨處可見。“嫉惡如仇”與“從善如流”固然都很好,但世間哪裡能有幾個真正做到兩者兼而有之的?

如果處處“嫉惡如仇”的魯迅動不動就去“從善如流”,他的“脫離了憤怒”哪裡能夠持久?隨著年歲漸長,魯迅晚年的小說與文字也試圖脫離諷刺阿Q的模子,減少一些刻薄與“不妥協”,甚至開始寫英雄人物,給社會來點正能量,可惜就沒有多少人看了。更可惜的是,魯迅英年早逝。不過,活不到1949年之后,看不到今天的中國,也是他作為文學與思想巨人的幸運吧?!

胡適的處境何嘗不是一樣?一個處處要接受獨裁蔣介石資助和等待召喚的人,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學術思想影響當局作出正確的政策調整,不但“嫉惡如仇”時要處處小心,甚至他絕大多數時間裡都在同這些“惡”混在一起。胡適就職中華民國的各種職位時,也是蔣氏政權侵犯人權、打壓異議、鎮壓民主人士最嚴厲的時期。但這並沒有減少胡適作為一位文化與思想巨人令人尊重的一面。

魯迅與胡適都是我們這個時代需要的,刺破黑暗為的是透進光明,嫉惡如仇才能從善如流。用魯迅來打壓胡適,和抬高胡適來貶低魯迅,都是要不得的極端思維,是可嘆、可悲的。但更可嘆、可悲的是,由于對言論的打壓與控制,我們早就沒有了揭露黑暗的魯迅;由于利益集團的“家天下”與鼠目寸光,我們也看不到生于這個時代的胡適們能起到什麼積極的作用。在一個既無魯迅又無胡適的時代,我們憑吊文化巨人,也憑吊國家與民族的命運多艱……

2015年9月17日

原載作者(財經網博客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642-863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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