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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凱旋:人民為什麼支持了希特勒?

作者:景凱旋(南京)

在對待歷史的問題上,德國人的反思是深刻的,但這反思卻與民族性無關,而是因為有了公民政治意識。在戰后一段時間,许多德國人對歷史的看法其實充滿謬誤,尤其在涉及到納粹的國內政策和猶太人問題上。歷史是大人物創造的,但在大人物背后卻站著千千萬萬小人物,他們是納粹統治的民眾基礎,沒有他們歷史就沒有體積。

正是由于這一點,二戰剛結束,美國記者邁耶就重返德國,在十年居住期間,他跟蹤采訪了十位普通德國人,了解到為什麼大多數普通德國人會擁護納粹,其答案正如他為自己的書所取的書名: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

一戰后,德國背負了巨額戰爭賠款,新建的魏瑪共和體制一直處于混亂之中,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更使德國雪上加霜:馬克大幅貶值,失業率高達30%,而各派政治力量卻整天互相攻訐、無計可施。希特勒上台前,這十位普通德國人都處于失業狀態,生活無著。在他們的回憶中,1933年納粹上台至1939年戰爭爆發前是德國歷史上最好的時光。納粹靠著使德國強大和富裕的承諾贏得選舉,上台后即大搞基礎建設,整頓社會秩序,迅速振興了經濟,恢復了公共服務。僅僅三年間,德國的高失業率即下降為零,成為當時的經濟強國,並且實現了共同富裕,連工薪階層也能和管理階層一樣去國外度假。

納粹所以能迅速壯大,全靠大量工人、失業者、農民與中產人士的支持。在那段時間,這十位德國人的家庭生活都有了很大改善,不再受窮挨餓。一位裁縫告訴記者,1918年的共和使他父親變窮,是納粹給了他父親工作。他想要的就是安全保障、國家提供的工作,而且有保險和養老金;1935年他成為納粹成員后,這些夢想全都實現了。一位木工則說,納粹縮小了貧富差距,每個人都有了工作機會,而戰后雖然有了自由,但自由卻不能作為生活的替代品。

這表明,盡管納粹上台后就開始鎮壓反對派,迫害猶太人,但只要讓民眾得到他們想要的物質生活,他們就會支持納粹。在他們看來,如果希特勒不發動戰爭,他就仍將作為歷史上振興德國的偉人而載入史冊。

那位木工就發現,納粹制度“有许多好處”:納粹打破了階級區分,使他與上層人之間有了同等地位,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過的。在群眾組織“勞工戰線”中,他與一位教師也成了戰友,大家完全平起平坐。那位裁縫曾給大學教授做衣服,他對此既自豪又忌恨,成為納粹成員后,他發現自己可以對教授們指手劃腳了,這使他感到極大的心理滿足。希特勒非常懂大眾心理,他爭取他們支持的辦法不是提高福利,而是增強他們的翻身解放意識。社會福利的增加畢竟是有限度的,而平等甚至在政治上比他人優越卻能使普通人獲得幸福感,哪怕他們的生活並不是太好。

實際上,這些普通人都是很正派勤勞的人,他們在納粹統治下沒有受過迫害,也不認識任何高層人士,甚至不知道大屠殺。即使他們知道一點也不相信,認為是猶太人的謠言。由于缺乏公民權利意識,他們總覺得猶太人經商太有錢,感到很不公平,認為剝奪猶太人的財產是應該的。那位裁縫就告訴記者,正是猶太人偷走了自己祖先的所有東西。一位銀行職員則認為,應當讓猶太人的經濟下降到與他們的人數成比例。他們渴望社會公平,但卻缺乏把各種事實聯系起來的能力,把宣傳和事實分開來的能力,因而看不到納粹的“公平”是在攻擊人的基本價值和所含的權利。

導致納粹上台的不是民主制度本身,而是當時的德國人的政治觀點多是從個人處境出發,對他人的權利漠不關心。他們沒有社會公民意識。

所以與许多普通德國人一樣,納粹宣傳說通貨膨脹是猶太人造成的,他們就相信了。報紙上整天告訴他們,“猶太人是世界資本家”,“猶太人統治著英國”,“猶太人控制著俄國”。那位裁縫曾與記者談到毒氣室,說:“如果發生了那種事,那它是不對的,但我相信它沒發生過。”偏見使他只相信官方媒體的宣傳,而不是相信事實。即使發生了屠殺事件,他也認為領袖是好的,壞事都是周圍人干的,是地方上的納粹濫用了黨的原則,領袖只是受騙了。但他自己每天看到猶太人佩帶恥辱的袖章,卻視為理所當然。1938年11月10日,發生了猶太會堂縱火案,一群孩子從被砸的猶太人糖果店搬運糖果,警察和成人在旁邊看著。此事他們也都知道,但並不覺得這是在犯罪,因為他們從沒有聽說過穆勒所說的“多數人的暴政”,也沒有聽說過漢密爾頓的名言:“先生,你們的‘人民’是一只巨獸。”

為了鞏固對民眾的思想統治,納粹強調的都是一些非智性的品格,諸如忠誠、純潔、勞動、簡樸和愛國主義等,並把喜歡思考的知識分子看成是不可靠的、有危害性的階層,這給那些不願思考的人提供了一個不思考的借口。對于如何解決社會問題,多數普通人只有二選一的簡單思路,一位收賬員曾告訴記者,他最喜歡的希特勒的名言是:“要麼這樣,要麼那樣。”這給大多數德國人的選擇提供了一個解釋:為了實現國家富強完全可以放棄維護個人權利。在這位美國記者看來,這些普通德國人不是不關心政治,而是缺少政治權利意識,不懂得自己擁有最高權力的公民的責任,總認為國家是崇高的,而個人無足輕重,因而對他人的苦難漠然置之,甚至參與迫害。

戰后德國人開始了新生活,這十位普通人的生活又一度變得艱難,他們需要承擔比從前更多的個人選擇和責任,對此他們總是抱怨和不滿,覺得納粹曾經把一切都管理起來,統治得很好。這表明,他們從來沒有認為自己受騙,他們以為他們在納粹統治下是自由的。事實上,他們渴望的從來不是自我實現的自由,而是想要摆脫“自由選擇的可怕負擔”(陀思妥耶夫斯基語)。這位美國記者由此得出結論,這是自由制度與不自由制度造成的價值觀之別。從一個習慣于凡事自主的美國人的角度看,這些普通德國人缺少的其實是公民意識和勇氣:“一種能夠使人既不被統治也不統治別人而是能夠自我統治的勇氣。”

對于同一事物,不同的價值觀會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這是現代世界分裂的主要原因。對于從前的许多德國人來說,納粹並不是一目了然的邪惡,只有當他們從根本上改變了價值觀,具備了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公民意識與責任,明白對他人權利的剝奪即意味著對自己權利的剝奪,才會真正認識到納粹的實質與危害。

2015年09月14日

——原載《騰訊網》

(編者註:景凱旋為中國古代文學博士,南京大學海外教育學院教授,主要譯作有昆德拉的《玩笑》、《生活在別處》等)

2015-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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