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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對同性婚姻裁決的正反意見


曹長青網站編者按:2015年6月26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以5:4的多數裁決,宣布同性婚姻在美國五十個州合法。多數裁決書由大法官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執筆,講述他們為什麼認可同性婚姻:同性婚姻權利像其它權利一樣,應該得到認可和尊重,這是人權的一部分。四位反對的大法官意見,由首席大法官羅伯茨(John Roberts)執筆,主要強調最高法院作為憲法法官,職能是解釋憲法條款,而不是立法。美國憲法中沒有關於婚姻的條款,美國最高法院對這個問題的裁決是越界的,超越了司法的角色;認可同性婚姻合法,是顛覆了人類傳統以來的婚姻是在一男一女之間的常識和文化。本網特此發表這正、反兩個意見書。譯文為中國政見網(http://cnpolitics.org/》的曹起瞳、張躍然、宿亮、陶郁、歸宿、方可成等人翻譯,特此致謝!)

四名大法官反對同性婚姻的意見書(羅伯茨執筆)

上訴方提出了许多基于社會政策和公平考量的論點。他們認為同性伴侶,和異性伴侶一樣,應該被允许通過婚姻來證明自己的愛和承諾。他們的立場有著無法否認的吸引力:在過去的六年中,十一個州和華盛頓特區的選民和立法機構都修改了自己的法律允许同性婚姻。

但是最高院不是一個立法機關。同性婚姻是不是一個好想法與我們無關。根據憲法,法官有權力陳述法律是什麼,而不是法律應該怎樣。憲法的締造者們授權法院行使判斷,而不是蠻力或是意願。

雖然同性婚姻的政策論點也许很強大,但是同性婚姻的法律論點並不是。婚姻的基本權利並不包括強制一個州去改變婚姻的定義。而一個州決定保持自己的婚姻定義,一個在人類歷史上每種文化中都延續的婚姻定義,並不是非理性的。一言以蔽之,我們的憲法並沒有提出一種婚姻的理論。一個州的人民可以修改婚姻的定義來包括同性伴侶,他們也有自由選擇保持歷史定義。

但是今天,最高院做出了驚人之舉:強制每個州允许並且承認同性婚姻。许多人會為此感到歡欣鼓舞。但是對于那些相信法治,而不是人治的人來說,多數法官的決定是令人沮喪的。同性婚姻的支持者們通過民主的進程說服其他人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gong。今天這一切結束了。五位法官終結了這些辯論,並且從憲法的角度,強制實行他們對于婚姻的看法。他們把這個問題從人民手中偷了過來,對于许多人來說在同性婚姻問題上籠上了陰雲,促使了一個難以接受的劇烈社會變化。

多數法官今天的決定代表著他們的意願,而非法律判斷。他們所宣布的權力在憲法和最高院的先例中都沒有根據。多數法官明確拒絕了司法審慎,忽略謙遜,公開依賴于他們想根據自己的“新見解”重塑社會的欲望。因此,最高院宣布超過半數州的婚姻法無效,強制改變一個數百萬年來形成人類社會基礎的社會制度,一個南非布須曼人,中國漢人,迦太基人,阿茲特克人通行的社會制度。我們到底把自己當成誰了?

對于法官來說,我們很容易混淆自己的偏好和法律的要求。但是正如最高院時刻被提醒的一樣,憲法的存在是為了有著完全不同想法的人的。因此,法院並不關注法律的智慧或是政策。多數法官今天忽視了司法角色的局限性。他們,在人民還在激烈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把這個問題從人民的手中剝奪了。他們的決定,不是基于憲法的中立原則,而是基于他們自己對于自由是什麼和應當成為什麼的理解。我必須反對他們的意見。

請理解我的反對意見是什麼:這不是有關我是不是認為婚姻應該包括同性伴侶。而是有關這個問題:在一個民主的共和制國家中,這個決定應當屬于人民通過他們的民選代表,還是屬于五個被授權根據法律解決法律糾紛的律師。憲法對這個問題給出了明確的答案。

I.

上訴方和他們的amici(法院之友)的論點立足于婚姻權以及婚姻平等。毋庸置疑,在我們的先例中,憲法保護婚姻的權利並且要求各州平等行使婚姻法。本案中的真正問題是——什麼構成了“婚姻”,或者更準確的說,誰決定什麼構成了“婚姻”?

多數法官基本無視了這些問題,把人類多年來對于婚姻的經驗降格成了一兩段的敘述。即便歷史和先例並不能完全決定本案,我不能輕易的無視先例,而不對其表示更多的敬畏。

A.

正如多數法官承認的那樣,婚姻已經跨文化存在了數百萬年。在所有的數百萬年中,在各文化中,婚姻只指代一種關系:男性與女性之間的結合。正如最高院兩年前闡釋的那樣,直到近些年來,絕大多數人都認為男性與女性之間的結合是婚姻這個定義所必不可少的元素。

將婚姻普遍的定義為男性和女性之間的結合並不是一個偶然的歷史事實。婚姻的起源不是因為政治運動,發明發現,疾病,戰爭,宗教,或者任何歷史上的時間,當然也不是因為遠古時代有意隔絕同性戀的決定。婚姻起源于一個本質性的需求:保證一對父母在穩定的終生的穩定環境中撫養一個孩子。

婚姻概念的前提如此基本以至于不需要任何的闡述。人類必須繁衍才能生存。繁衍通過男性與女性之間的性行為發生。當性行為導致了孩子的誕生時,一般來說,父母健全的孩子的成長更好。因此,為了孩子以及社會的好處,導致繁衍的性行為只應該發生在忠誠于一段長期關系的男女之間。

社會長久以來都將此關系稱作婚姻。通過賦予婚姻一種受尊敬的地位,社會鼓勵男女在婚姻之內,而非之外,發生性關系。正如一位傑出的學者說的那樣,婚姻是一種社會安排的解決問題方式,解決了讓人們願意發生性行為,願意有孩子,但是不願意呆在一起照顧孩子的問題。

這種對于婚姻的認識貫穿了美國的歷史。大多數人都接受“在美國建國時,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間的自願契約。”早期的美國人很相信法律學者如Blackstone,他認為丈夫與妻子之間的婚姻是私人生活中最重要的關系。他們也很相信哲學家如Locke,他認為婚姻是一個男女之間自願進入的契約,基礎在于生育,撫養和支持孩子。對于那些憲法締約的人來說,婚姻和家庭的觀念是毋庸置疑的:它的結構,穩定,角色和價值被所有人接受。

憲法完全沒有提及婚姻,締約者們而是完全授權州政府調節丈夫與妻子之間的家庭關系。毋庸置疑,在建國時,每一個州——每一個州直到十年多前——都將婚姻的基礎放在傳統和生物學。本案中的四個州也是同樣。他們的法律,在建國前后,都將婚姻定義為一男一女之間的結合。甚至當州法律沒有明確定義此的時候,沒有人會懷疑婚姻的意思。婚姻的意義無需多言。

當然,很多人試圖定義婚姻。在第一本Webster美國字典中,Webster將婚姻定義為“男女之間的法律結合“,目的為“防止兩性之間的濫交,促進家庭生活和諧,保證孩子的成長和教育。”19世紀一本婚姻法著作將婚姻定義為“男女之間存在的一種民事結合,目標基于性別之間的不同。”Black法律詞典第一版將婚姻定義為“男女終生法律結合的民事狀態。”

最高院的先例對于婚姻的描述也與其傳統意義相符。早期的先例將婚姻稱為“一男一女之間的終生結合”,這種結合構成了社會和家庭的基礎。沒有這種結合,也就不會有文明和進步。最高院后來將婚姻成為我們生存和存在的基礎,這種理解暗含了繁衍的意義。

正如多數法官意識到的,婚姻的一些方面在漸漸改變。包辦婚姻慢慢的被基于浪漫之愛的婚姻所取代。州法律取消了coverture(已婚男女成為一個法律個體),而承認婚姻雙方各自的地位。婚姻的種族限制被许多州廢除並最后被最高院廢止。

多數法官認為這些變化並不是表面上的變化,而是深入婚姻結構的內部。但是,這些變化並沒有改變婚姻的核心結構:一男一女。如果在coverture廢止前,你問任何一個大街上的人婚姻的定義,沒有人會說“婚姻是一男一女的有coverture的結合。”多數大法官也许正確的指出了“婚姻的歷史是一個傳承和改變皆有的歷史”,但是婚姻的核心意義卻從來沒有改變。

B.

在最高院廢除婚姻的種族限制之后不就,明尼蘇達州的一對同性戀伴侶申請結婚證。他們認為憲法強制州允许同性婚姻,正如憲法強制州允许跨種族婚姻。明尼蘇達最高法院在Baker案中駁回了他們的類比,聯邦最高院也同樣駁回了上訴。

在Baker案之后的幾十年中,更多的同性戀出櫃,许多也表達了希望他們的關系被承認為婚姻的願望。漸漸的,更多人開始將婚姻視為同性也可以獲得的東西。最開始,這種對于婚姻的新看法處在少數派的地位。2003年,麻省最高法院認定麻省州憲法強制認同同性婚姻。许多州——包括本案中的四州——通過了州憲法修正案,采取了傳統上對于婚姻的定義。

在過去的幾年中,對于婚姻的民意快速變化著。2009年,佛蒙特州,新罕布什爾和華盛頓特區率先修改了婚姻定義,允许同性婚姻。2011年,紐約州立法機構也同樣跟上。2012年,緬因州的選民們全民公投允许同性婚姻:而僅僅三年前,他們在全民公投中拒絕了同性婚姻。

總共加起來,十一個州以及華盛頓特區的選民和立法機關改變了他們對于婚姻的定義,囊括了同性伴侶。五個州的最高法院根據州憲法認定同性婚姻。其他州保持了對于婚姻的傳統定義。

上訴方提起訴訟,認為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當程序條款和平等保護條款強制各州接受並且承認同性婚姻。在一個審慎的意見中,聯邦上訴法院承認了同性婚姻的民主“動量”,但是認定上訴方並沒有從憲法上闡述為何拒絕同性婚姻違憲,也沒有闡述為何應該將此決定從州選民的手中剝奪到法院手中。聯邦上訴法院的決定是對于憲法正確的解讀。我會確認此意見。

II.

上訴方首先認為本案四州的婚姻法違反了憲法正當程序條款。美國政府首席法律(即司法部長)在口頭辯論中清晰地辯駁了此論點,但是多數法官仍然幾乎完全根據此條款做出了決定。

多數法官在最高院的正當程序條款先例中找出了四個“原則和傳統”支持同性婚姻的基本權利。但是事實上,多數法官的意見在原則和傳統上都沒有任何根據。他們所依據的所謂傳統其實是無原則的傳統:比如已經被駁回的最高院先例Lochner。多數法官的意見,刨去光鮮的外表,其實就是說正當程序條款給予了同性伴侶婚姻的基本權利,因為這對他們和對社會都好。如果我是一個立法者,我也许會根據社會政策來考慮此觀點。但是作為一個法官,我認為多數法官的觀點是不合憲的。

A.

上訴方的“基本權利”論點是憲法解釋中最敏感的一種。上訴方並不認為州婚姻法違反了憲法列舉的權利,比如第一修正案保護的言論自由權。畢竟憲法中沒有“伴侶和理解”或者“尊貴和尊嚴”條款。他們的論點是婚姻法違反了十四修正案的隱含權利,即自由不能未經正當法律程序而被剝奪。

最高院對于“正當程序條款”的解讀也有實體權利的組成部分:一些自由權利,不管通過什麼樣的程序,都是無法被州剝奪的。因為有些自由,如此深的植根于我們人民的傳統和良知中,已經成為了基本的權利。這樣基本的權利除非有極具說服力的原因不然不能被剝奪。

允许未經選舉產生的法官來選擇哪些權利是“基本的”——然后根據此來廢除州法律——造成明顯的司法角色的困擾。我們的先例因此堅持法官應“極度審慎”的選擇哪些是基本權利,以避免正當程序條款無形中變成最高院法官的政策傾向。

正當程序條款是一劑狠藥。最高院在痛苦的經驗中,也學會了使用正當程序條款時所需要的克制。最高院第一次使用正當程序條款下的實體權利是在臭名昭著的DredScott案中。最高院廢止了密蘇裡州的一條廢奴的法律,認為此法律違反了奴隸主的隱含基本權利。最高院判案時,依賴于自己對于自由和財產的意識。最高院認定“如果法律,僅僅因為公民將此財產帶到了某一個州,而剝奪他的財產,那麼此法律與正當程序是不相符的。”在反對意見中,Curtis法官解釋道:當固定的法律解讀規則被拋棄,當個人的意見控制著憲法的意義時,“我們失去了憲法;我們的政府是人治的,被那些暫時有權利解釋憲法的人統治著。”

DredScott在南北戰爭的戰場和第十三到十五修正案中被駁斥了,但是其對于正當程序條款的解讀又重新出現了。在一系列20世紀初的案件中,其中最著名的是Lochner,最高院駁回了一系列干預公民自由締約權利的州法律。在Lochner中,最高院認定紐約州限制烘培店雇員每周最高工作時間的法律違憲,因為“在我們的判斷中,這條法律作為一條衛生法律不必要也不恰當。”

Lochner的反對法官們認為這條法律可以被視作對于烘培店雇員健康問題的恰當回應。多數法官的結論意味著我們的憲法必須接受一種特殊的美國大多數人都不接受的經濟理論。正如Holmes大法官說的,“十四修正案並沒有實施Spencer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著作《社會統計學》。”憲法並不是體現某一種特別的經濟理論的。憲法的目的是所有有著完全不同見解的人們。我們認為一些見解或自然或熟悉或新穎或震驚並不能讓我們直接得出這種見解是否違憲的結論。

在Lochner之后的幾十年中,最高院認定接近200多條法律妨礙個人自由,因此違憲。通常這些案中的反對法官都在重申“違憲的標準並不是我們認為法律是否符合公眾利益。”Lochner及其之后的案例,讓法官將自己的政策偏向上升到了憲法保護自由的地位上。我們不得不把法院看作是一個立法機關。

終于,最高院認識到了錯誤,並且發誓不再犯錯。我們后來解釋道:“我們已經長久拋棄了這樣的見解:即正當程序條款允许法院因立法機關的決定不明智而認定法律違憲。我們已經回到了原始的憲法理論,即法院不應越俎代庖,用自己的社會和經濟信念來代替立法機關的觀念。”我們同樣說道“我們並不是一個超級立法機關,我們也不應考量立法的智慧。”因此,我們的規則是:法院並不會僅僅因為一個法律不明智,或者不符合某種特別的理論,而認定此法律違憲。

駁斥Lochner當然不意味著完全拋棄隱含基本權利理論,而最高院也沒有這麼做。但是為了防止Lochner這樣的將個人偏好變為憲法要求的錯誤,最高院現代的實體正當程序理論強調了“司法自我克制”的重要性。我們的先例要求隱含基本權利必須是“客觀並且深深植根于國家的歷史和傳統,”並且“隱含于有規則的自由概念下,以至于如果這些權利被犧牲,那麼自由和正義都不復存在。”

最高院在Glucksberg案中最清晰的指出了在認定隱含基本權利中,歷史和傳統的重要性。许多其他案例也采取了同樣的標準。

對于歷史和傳統的依賴迫使我們不止局限于被挑戰的法律。因為在此領域中標準存在之少,植根于歷史的方法逼迫法院更加克制。突然劇烈的增加一個權利會使得此權利脫離自己的根系。在這個尋找隱含基本權利的過程中,唯一能夠保證克制的方法便是“不斷的堅持對于歷史的尊重,對于社會基本價值的認識,以及對于聯邦主義和三權分立的敬畏。”

B.

多數法官完全沒有意識到上述的背景。原因很簡單:他們對于實體性正當程序條款的侵略性的使用和我們數幾十年的先例脫節,並且讓最高院回到了Lochner時代沒有原則的判決。

1.多數法官的主題是:婚姻是令人向往的,上訴方向往婚姻。多數法官的意見描述了婚姻的極度重要性,並且強調上訴方並沒有想要對此制度表示不敬。這些毋庸置疑。的確,上訴方以及许多和他們一樣的人們的對于婚姻的向往正是為什麼许多美國人轉念支持同性婚姻。但是,從憲法的角度來看,上訴方向往之真誠無關。

當多數法官觸及法律的時候,他們通常依賴討論婚姻的基本權利的判例。但是這些判例並沒有說任何想要結婚的人都有結婚的憲法規定的權利。而是要求州,在對于婚姻傳統理解的制約下,解釋對婚姻設置的壁壘。在Loving案中,最高院認定種族限制違憲。在Zablocki中,債務限制違憲。在Turner中,對囚犯的限制違憲。

先例中沒有一個涉及到婚姻的核心定義:一男一女的結合。Zablocki和Turner中被挑戰的法律並沒有將婚姻定義為“一男一女的結合,其中兩方都未入獄。”Loving中被挑戰的法律也沒有將婚姻定義為“同種族中一男一女的結合。”去除婚姻的種族限制並沒有改變婚姻的意義,正如去除學校中的種族隔離沒有改變學校的意義一樣。正如多數法官承認的一樣,婚姻,作為一種制度,在上述判例中,隱含了一男一女的關系。

一言以蔽之,上述判例代表的是一個重要但具有局限性的結論:對于傳統定義下婚姻的某些限制違反了正當程序條款。判例並沒有提及一種強迫州修改婚姻定義的權利,而這正是上訴方在本案中所需要的。上訴方和多數法官都沒有列舉一個判例支持此中憲法權利。這樣的判例不存在,而這已經足夠駁回他們的上訴。

2.多數法官認為“還有许多其他的判例”涉及結婚的基本權利。雖然並不完全清楚,但是他們似乎指的是基本隱私權利。在基本隱私權利的第一個判例中,最高院認定禁止使用避孕藥的刑法違憲。最高院強調此禁令侵入個人隱私,使得警方可以搜查夫婦的神聖居所。最高院認為這樣的法律違反了隱私最基本的含義:獨處的權利。

最高院在2003年的Lawrence案中同樣運用隱私權利認定德克薩斯州的雞奸禁令違憲。Lawrence案中,最高院認為針對雞奸的刑法,正如針對避孕藥的刑法一樣,侵入個人隱私,進入到了最私人的人類行為,性行為,在最私人的地點,家中。

Lawrence和其他隱私權的一系列判例都並不支持上訴方所說的。和禁止避孕藥和雞奸的刑法不一樣,這裡的婚姻法並不涉及政府侵入私人空間。婚姻法沒有創造任何的罪名,也沒有施加任何的懲罰。同性伴侶可以自由的生活在一起,進行親密行為,並且建立家庭。沒有任何人因為現行的婚姻法而必須孤獨終生。同時,這些法律也沒有妨礙獨處的權利。

因此,隱私權的判例並不支持多數法官的意見,因為上訴方並不尋求隱私。相反,他們尋求的是對他們關系的公眾承認,以及相應的政府福利。我們的判例一貫拒絕訴訟方打著憲法自由的幌子,向州政府要求福利。因此,雖然隱私權判例的確保護了同性伴侶之間的親密行為,它們並沒有提供一個正面的權利要求政府重新定義婚姻,或者要求我們認定傳統婚姻法違憲。

3.也许意識到了先例對于他們論點的有限支持,多數法官放棄了最高院在Glucksberg中規定的對于隱含基本權利的審慎態度。多數法官今天的意見事實上逼迫我們駁斥Glucksberg,最高院最重要的實體正當程序的判例。

只有一個判例支持多數法官今天的方法:Lochner。多數法官的意見開始提及上訴方“定義和表達他們的身份“的權利。多數法官后來解釋道:“婚姻的個人選擇權利隱含于個人自由獨立的概念中。”這種對于個人自由的理解讓我們回想起了Lochner中的“每個人個體自由的基本權利。”

公平的來說,多數法官並沒有說個體自由是完全無限度的。他們所設的邊界是和他們所謂的“理性考量”一致的,來源于他們對于“不公正的內涵”的“最新見解。”事實上,今天的決定完全基于多數法官自己對于同性婚姻支持的信念,認為“否認他們的權利會讓他們作為一個人感到缺失。”不管這個論調在倫理學上是不是站得住腳,在憲法上來看,它的基礎和Lochner中裸露的政策偏好毫無兩樣。

多數法官意識到了今天的判例並不是第一次最高院被要求審慎的來決定一個基本權利。我們同意。最高院在Lochner潰敗之后就意識到了對于隱含基本權利的審慎的重要性。今天,多數法官再次忘記了這點,將Lochner時代的巨大錯誤又重新犯了一遍。

今天多數法官的意見很快產生的問題就是,州是不是可以保持婚姻是兩個人之間結合的定義。雖然多數法官隨機的把“二”這個數詞家了進來,但是他們完全沒有解釋為什麼“二”這個婚姻的核心定義可以被保持,而“男女”的核心定義卻不能。從歷史和傳統的角度來看,從異性變成同性的跨越比從兩個人變成许多人的跨越更大,畢竟后者在世界许多文化都存在。如果多數法官願意做比較大的跨越,很難看出為什麼他們不願意做小的那個跨越。

我們會很震驚的發現,多數法官的大多數論斷同樣可以用在群婚上。如果“兩個男人或者兩個女人結婚在一起的結合有著同樣的尊嚴,”為什麼三個人的就沒有了呢?如果同性伴侶有憲法賦予的結婚權利因為他們的孩子會少一些意識到自己家庭缺失的折磨,同樣的推斷難道不適用于三個或者更多群婚的家庭麼?如果沒有結婚的機會是對于同性戀伴侶的不尊重,那為什麼這樣的剝奪機會對于群婚家庭就不是不尊重呢?

我並沒有想要在所有角度上等同同性婚姻和群婚。也许會有些區別使得兩者變得不同。但是如果有的話,上訴方並沒有指出這些不同。在口頭辯論中,被問到群婚的時候,上訴方說因為州“沒有這樣的制度。”這正是我想說的:本案中的州同樣也沒有同性婚姻的制度。

4.最后,多數法官提供了也许是判決中最清晰的見解。多數法官認為同性婚姻不會“對他們自己或者是對外界產生任何的傷害。”這個論點和Lochner再一次驚人相似。

在Lochner時代和現在,傷害原則在哲學中比在法律中更多出現。在道德哲學中,將個人充分自我實現放在社會法律制約之上是否吸引人值得爭論。僅僅因為一個法官相信傷害原則就將此原則,打著“正當程序”的幌子,賦予特殊的道德、哲學或者社會意義是不足夠的。在本案的問題上,的確有一種正當程序——民主程序。因此,法院必須跟隨法律,而並不是某種社會理論。正如Friendly法官,跟隨Holmes大法官在Lochner中說的那樣,十四修正案並沒有實行Mill的《論自由》正如它沒有實行Spencer的《社會統計學》。它也當然沒有實行一種對于婚姻的觀念。

多數法官對于正當程序的理解給最高院的未來鋪上了一層難熬的遠景:如果一個經歷了所有人類可記載歷史的社會制度都不能阻擋司法政策制定,那什麼可以?但是多數法官的方法對于法治同樣危險。堅持所有隱含基本權利都必須植根于歷史和傳統的目的在于保證當未經民選的法官廢除代表人民意願的法律時,他們基于一些超越了他們自己想法的東西。最高院今天不僅忽視了我們國家的全部歷史和傳統,還積極的詆毀它,只願生存在當下的世界中。我同意多數法官的觀點,不公正的本質在于我們在當下不一定能看出來。正如上訴方所說的:時代可能看不清真相。但是如果看不清歷史,這就是自負且不明智的。“過去永遠不會死去。過去甚至都不曾過去。”

III.

在正當程序論點外,上訴方還認為平等保護條款強制州承認同性婚姻。多數法官並沒有認真對待此論點。他們對此的討論,說實話,很難看懂。中心論點似乎是平等保護條款和正當程序條款之間存在著協同作用,因此一個條款的先例同樣也可以適用于另一個條款。除此之外,判決中沒有任何接近最高院同樣判決平等保護條款的案例中的分析。法學院的案例彙編中都明確的寫著“現代最高院平等保護條款的分析基于手段—目標分析:法官詢問政府的區分性標準是否與其所追求目的足夠相連。”多數法官今天的方法完全不同。他們寫道:“正當程序條款下的權利和平等保護下的權利也许基于不同的理念,並不永遠相同,但是在一些情況下,它們都是相同的。在特定情況下,一個條款的解讀可以認為更精確的闡釋了另一個條款的解讀。”

多數法官接下來草率的做出結論,認為平等保護條款同樣支持他們的判決。但是多數法官甚至沒有寫哪怕一句話,平等保護條款到底是不是提供了一個獨立的理由。但是不管怎樣,本案中的婚姻法並沒有違反平等保護條款,因為區分異性和同性伴侶與州“保持傳統婚姻架構”的合理政府利益有相關性。

我們同時需要意識到上訴方挑戰的是哪些法律條款。雖然他們討論了一些與婚姻相關的附帶法律權利,比如探視權,但是上訴方訴訟的核心是總體對于婚姻的定義,而非那些特定的條款。依我來看,如果上訴方挑戰的是一些附帶法律權利,那麼平等保護的分析可能有所不同。當然如果挑戰的只是那些權利,我們也就不需要處理同性婚姻的問題了。

IV.

最高院的合法性最終建立于人們對于它判斷的尊重。這種尊重來源于人們的感覺——以及事實——最高院在根據憲法和法律給出判決時謙虛而克制。多數法官今天所預想的最高院的角色,和謙虛而克制正好相反。不斷的,多數法官贊美司法機關在帶來社會變革中的作用。在多數法官的心目中,是法院,而不是人民,應該創造“新的自由”,應該提供社會問題上的話語體系,應該保證中立的討論,而非鄙夷的評論。

最體現多數法官令人震驚的司法霸權的便是他們對于同性婚姻公眾討論的描述以及不屑。的確,多數法官承認在一邊是數千年的不同文化的人類歷史。但是在另一邊,有著许多的訴訟,许多深入的地區法院判決,無數的研究、報告、書籍和學術論文,以及超過100份法院之友。為何我們要讓此民主進程繼續下去?現在就是憑借五個律師“更好的理解”,讓最高院來決定婚姻的意義的時候了?

建國的人們一定會看到多數法官對于最高院角色的認識感到吃驚。畢竟他們冒著生命和財產的危險為了自治的權利而奮勇鬥爭。他們從來都不會想到將此社會政策的決定權讓渡給未經選舉的法官。他們也不會對一個賦予法官基于討論駁回立法機關政策決定的制度感到滿意。“憲法並沒有將立法或是行政機關放在一個電視答題節目參賽選手的位置上,如果時間到了他們還沒答題,並不意味著司法機關就可以去搶答。”正如去年多數法官在Schuette案中闡述的“假定選民們不能理智的做出選擇是一種對于民主過程的踐踏。”

最高院權力的累積並不是在真空中進行,而是有代價的。多數法官很清楚這一點。在這裡以及在很多地方,人們都在進行嚴肅和深入的關于同性婚姻的公共討論。他們看到選民們仔細的思考同性婚姻議題,投同意或反對票,有時候改換主意。他們看到政治家們同樣不斷的去思考自己的立場,有時改換方向,有時堅持己見。他們看到政府和企業修改自己有關同性伴侶的政策,並且積極參與討論中。他們看到了其他國家民主接受劇烈的社會變動,或者拒絕這麼多。這樣的民主思辨的過程讓人們仔細思考一些他們之前都不會認為是問題的問題。

當我們通過民主手段做出決定時,有些人當然會對于結果感到失望。但是那些失敗的人們至少知道他們有自己的發聲權利,並且因此,在我們的政治文化中,甘願接受這樣的失敗。同時,他們可以準備再次提出此問題,希望說服足夠多的人重新思考這個問題。“這就是我們政府系統的工作方式。”

但是今天的最高院停止了這一切。通過憲法解決這個問題將此問題從民主決策中完全剝奪了。在如此重要的問題上終結民主進程時會帶來嚴重的后果的。終結辯論會帶來閉塞的思想。被阻礙發聲的人們更加難以接受法院在此問題上的判決。正如Ginsburg大法官曾經觀察到的:政治進程在移動著,也许並不足夠快,但是立法機關正在傾聽並且改變著。拙劣的司法干預只會帶來,而不是解決,糾紛。的確,不管今天同性婚姻的支持者們多麼的歡欣鼓舞,他們應該意識到他們永遠失去的東西:一個真正獲得承認的機會,這種承認只能來自于說服其他公民他們的提倡的爭議性。正當改變的清風輕撫過他們的發髻的時候,他們已經失去了這一切。

在創造權利這件事情上,聯邦法院一貫很笨拙。聯邦法院的憲法權力僅限于解決具體的糾紛;他們不像立法機關一樣可以解決人們的各種隱憂以及預判可能存在的問題。比如,今天的判決,就提出了许多關于宗教自由的問題。许多正派好人從宗教的角度反對同性婚姻,而他們的宗教自由的權利——和多數法官想像出來的婚姻權利不一樣——是受到憲法的明確保護的。

對于宗教信仰的尊重驅使在每一個民主實行同性婚姻的州的選民和立法機關都同時實行了對于宗教活動的特殊照顧。但是多數法官今天的同性婚姻的判罰卻沒有任何此類的特殊照顧。多數法官暗示道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繼續鼓吹並且教授他們的婚姻觀。但是第一修正案保障的卻是人們“行使”宗教的自由。不幸的是,“行使”並不是多數法官用的詞。

當行使宗教的自由和新創造的同性婚姻的權利衝突時,會產生许多的問題。比如,當一個教會學校只向異性結婚雙方提供住宿,或者當一個宗教收容機構拒絕同性伴侶收養小孩時。毋庸置疑,這些問題很快就會出現在最高院面前。不幸的是,有信仰的人很難從今天多數法官的判決中得到任何安慰。

也许今天判決最令人沮喪的一點便是多數法官對于辯論對方的攻擊。多數法官虛偽地說道他們不會貶低那些因為良知不接受同性婚姻的人。但是緊接著另一句,他們便說傳統婚姻定義的必然后果便是貶低同性伴侶。這樣的不一發生了很多次。根據多數法官的意見,那些只不過是信仰我們全部的歷史中對于婚姻的定義的美國人——特別是那些數千萬投票支持傳統定義的美國人們——他們貶低,鄙視,並且給他們的同性戀鄰居們帶了尊嚴上的傷害。這樣的攻擊會在社會,在法庭上都產生嚴重的后果。多數法官即便可以認定憲法保護同性婚姻的權利,也不應該把每一個不持有多數法官的“更好的理解”的人歸結為頑固派。

在所有這些面前,我們可以構想一個完全不同的最高院的職責。這個構想更加的謙遜和克制。這個構想懷疑法官的法律能力同樣代表著他們的道德和哲學能力。這個構想意識到法官是非民選的,因此他們的合法性依托于他們自我的限制。這個構想更加符合歷史的經驗,以及大法官們越界給最高院和國家帶來的問題。這個構想並不自負,不會認為一個全世界各地的人數千年所認定的一個社會制度,只在一朝一夕,就會被現在這一代,就會被最高院,瓦解。

如果你是贊成同性婚姻的美國人,不管你是什麼性向,請慶祝今天的判決。慶祝你們終于達成了一個渴望已久的目標。慶祝你們獲得一種新的表達忠誠的方式。慶祝你們所獲得的新的福利。但是請不要慶祝憲法的成gong。憲法和同性婚姻完全無關。

我持異議。

2015年5月26日

五名大法官支持同性婚姻的裁決書

肯尼迪法官宣布本院意見。

憲法保障其所及領域內全員之自由,此種自由包含諸項具體權利,以允许人民在合法範圍內闡述及彰顯其身份認同。所呈諸案中的申訴人尋求的正是這一自由。為此,他們希望得以與同性成婚,並使其婚姻可在與異性婚姻相同的條件下獲得合法承認。

I

所呈諸案分別來自密歇根、肯塔基、俄亥俄、田納西等州,其法律均將婚姻定義為一男一女之結合。申訴人為14對同性伴侶,及另外兩位同性伴侶各已逝世的男性;被告人為負責執行上述法律的州政府官員。申訴人稱,被告人否認其婚姻權或拒絕完全承認其于其它州合法締結婚姻關系的行為,違反了憲法第十四修正案。

就此,申訴人于其各所在州的美國聯邦地區法院提起了訴訟,各法院均判決其勝訴。被告人后于美國聯邦第六巡回上訴法院上訴,該院將所有上訴案件予以合並審理,並推翻了各地區法院的判決。上訴法院認為,一州並無憲法義務允许同性婚姻,或承認于其它州締結的同性婚姻。

申訴人請求最高法院調阅卷宗。本院隨后批準對不多于兩個問題進行復審。其一(由密歇根和肯塔基兩案所呈)是第十四修正案是否要求一州许可兩名性別相同者成婚;其二(由俄亥俄、田納西、肯塔基三案所呈)是第十四修正案是否要求一州承認締結于许可該權利的其它州的同性婚姻關系。

II

在討論所呈諸案適用的原則和判例之前,有必要在庭前提及關于這一主題的歷史。

A

亙古及今的人類歷史揭示了婚姻非比尋常的重要性。一男一女的終身結合作為一份承諾,始終向賦予著崇高和尊嚴的精神,而不論其社會地位的高低。對于踐行宗教信仰的人,婚姻是神聖的;對于在世俗領域求得生活意義的人,婚姻提供了獨特的成就感。婚姻的源動力使兩個人得以尋求一種獨處無法實現的生活,因為這一結合讓兩人大于彼此本身。婚姻來源于人類最為基本的需要,而它對我們最為深遠的希望和追求又不可或缺。

由于婚姻在人類處境中的中心地位,這一制度得以綿延數千年、跨越各文明而存在,實不足為奇。有史以來,婚姻讓陌生人得以成親,從而即讓家庭和社會得以凝聚。孔子曰,“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歟。”數百年后的西塞羅在這一智慧上所見略同,“世之所系者,一曰婚,二曰子,三曰家。”不同時期、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宗教和哲學經典對婚姻之美的論述多不勝舉,而文學藝術對婚姻的表現形式亦是五彩繽紛。

有必要說明,這些論述所理解的婚姻,皆將其視作不同性別兩人的結合。

上述的歷史是所呈諸案的起源,而被告人認為這也同樣應該是所呈諸案的結局。他們認為,倘若婚姻的概念及法律地位延伸至性別相同的兩人,這項永恆習俗的尊嚴便會蒙受損毀。依其所見,婚姻的本質即為男女之間由性別差異構成的聯合體。這種觀念長期在我國及舉世範圍內為諸多明智而忠實的人所真誠信奉,從古至今,一如既往。

申訴人承認這一段歷史,但他們聲稱所呈諸案不能止步于此。假使他們的動機是詆毀婚姻的尊嚴和現實,其所提出主張的性質將與如今大相徑庭。但詆毀婚姻的尊嚴和現實既不是他們的目的,也不是他們的主張。相反,申訴人所主張的一切恰恰根植于婚姻恆久的重要性——據他們所言,其全部訴求,盖因婚姻于其之至關重要。申訴人不僅不想貶低婚姻的價值,他們對婚姻的追求本身,即來源于他們對這一制度所賦予之責任及權利的尊重和需要,而他們堅定的本性亦向我們宣告,同性婚姻是允许他們實現這一份深刻承諾的唯一現實途徑。

在此僅述所呈諸案中之三例,以證申訴人所求之迫切。James Obergefell,俄亥俄案中的一名原告,于20多年前遇見了John Arthur。兩人隨后相愛,生活在一起,建立了一段長久而真摯的感情。然而,2011年,Authur經診斷罹患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這一絕症逐步惡化,令其愈發虛弱。兩年前,兩人決定在Arthur去世前結婚。為了實現這一共同的諾言,他們從俄亥俄一路跋涉至同性婚姻合法的馬裡蘭。Authur移動不便,因而兩人乘坐醫用傳輸機,于巴爾的摩機場柏油碎石鋪設的飛機跑道上成婚。三個月后,Authur離世。俄亥俄州的法律不允许Obergefell在Arthur的死亡證明上被列為其遺屬。依照法令,他們即使在死亡面前也必須形同陌路。Obergefell認為這一州法強加的分離“將在余下的日子中永久傷害自己的感情”。因而他提起訴訟,要求在Authur的死亡證明上注明自己的遺屬身份。

April DeBoer和Jayne Rowse是密歇根案的共同原告。她們于2007年舉行了承諾儀式,以紀念其永久的感情。兩人都是護士,DeBoer負責新生兒護理,而Rowse負責急診。2009年,DeBoer和Rowse收養了一個男嬰。同年,兩人又歡迎了一個新的男孩進入其家庭,這個新生兒生母早產而將其拋棄,需要日夜不停護理。一年后,一個具有特殊需要的女孩也加入了這個家庭。然而,密歇根州僅允许異性婚姻伴侶或單生者進行領養,所以DeBoer和Rowse每人僅能合法地分別領養這些孩子。若發生緊急情況,學校和醫院只得將這三個孩子當做單親子女處置。此外,即使DeBoer和Rowse其中一人不幸往生,另一人對其未被批準領養的孩子將不享有任何合法權利。這對伴侶尋求摆脫她們的未婚狀態給生活帶來的持續不確定性。

陸軍預備役軍士一等兵Ijpe DeKoe和他的伴侶Thomas Kostura是田納西案的共同原告。兩人相愛后,2011年,DeKoe接獲命令前往阿富汗。離家前,他同Kostura在紐約結婚。一周后,DeKoe奔赴戰場,部署近一年之久。歸國后,兩人定居于田納西,DeKoe在此全職為陸軍預備役部隊工作,但一當他們跨越州際線,踏上田納西的土地,兩人的合法婚姻即被剝奪。為國奉獻以守護憲法保障之自由的DeKoe本人,卻不得不忍受如此沉重的負擔。

所呈本院之諸案還涉及其他的申訴人,每人都有自己的經歷。他們所經歷的種種往事,證明他們並非希圖抹黑婚姻的尊嚴,而是希望加入這一尊嚴的聯結,以享有自己所求的生活,或表達對其配偶的懷念。

B

婚姻的核心要義固然為其遠古起源所確定,但亦難免受到法律與社會發展的影響。婚姻的歷史見證了延續與嬗變,即便異性之間的婚姻制度也總在與時俱進。

例如,婚姻曾被視為由雙方父母依據政治、宗教和財務狀況考量而做出的一種安排;然而,至我們民族形成之日,它已被認為是一位男子與一位女子自願訂立的契約。 隨著婦女角色和地位的變化,婚姻制度進一步演化。根據數百年來關于夫婦關系的傳統信條,國家將一對已婚男女視為一個由男性主導的單一法律實體。然而,隨著婦女獲得法律、政治與財產權利,也隨著社會開始意識到婦女應當與男子享有同等尊嚴,該法條已被廢止。上述以及其他發生在過去數百年間關于婚姻制度的變革,並非微不足道的表面文章。相反,它們深刻改變了婚姻的結構,影響到被许多人長期視為婚姻核心要義的各個方面。

這些新的洞見強化而非削弱了婚姻制度。事實上,對婚姻的理解不斷發生變化,這正折射出了我們民族的品質——在我國,始于請願與抗爭,而最終被納入政治和司法進程的觀念,常讓自由的新維度在新一代人眼中變得顯而易見。

此種動態亦體現在我國關于同性戀權利的經歷之中。20世紀中葉以前,在许多西方社會中,國家常將同性之間的親密關系斥責為不道德的行為,並將這種態度體現在刑法之中。出于上述緣故以及其他原因,许多人未將同性傾向視為自己獨特身份認同中值得自豪的部分。许多同性伴侶無法將深藏心中的真摯情感誠懇地昭示天下。二戰后,人們在更大程度上意識到了同性戀者同樣身心健全;但即便在那個時代,同性戀者享有同等尊嚴的觀點依然與法律以及普遍的社會習俗存在衝突。同性之間的親密關系在许多州中仍屬犯罪。同性戀者不得從事絕大部分政府公職、禁止加入軍隊、也被排除在移民许可之外。他們遭到警察的追捕,結社權利也受到壓迫。

不僅如此,20世紀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同性戀都被視作疾病。美國精神醫學學會1952年發布的第一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就將同性戀歸列為一種精神疾病,這種情況1973年才得以扭轉。直至近年,精神病醫生與其他人士方才意識到,性取向是人類性本能的自然表達,不可改變。

20世紀晚期,伴隨著深刻的文化變革和政治發展,同性伴侶的生活開始變得更公開,並開始組建家庭。在上述轉變發生之前,公私部門已經就此問題進行了大量討論,公眾對同性親密關系的看法也更趨容忍。在這種情況下,很快,同性戀者權利問題便被提交法庭,于正式的法律對話中加以探討。

本院在Bowers v. Hardwick一案中首次對同性戀者的法律地位進行了詳盡考慮。該案中,對佐治亞州一條為某些同性戀行為定罪的法律,本院判定其合憲。十年后,在Romer v. Evans一案中,本院裁定科羅拉多州憲法的一條修正案無效,該修正案試圖禁止該州各轄區保護那些因性取向而受到歧視的個人。此后,本院于2003年推翻了對Bowers案的判決,認為那些將同性親密關系定位犯罪的法律“損害了同性戀者的生活”。

在此背景下,關于同性婚姻的法律問題浮出了水面。1993年,夏威夷州最高法院裁定,該州將婚姻關系限定于異性伴侶之間的法律會造成不同性向的不平等,因而須依照該州憲法嚴格審查。雖然上述裁決並未直接批準同性婚姻,但出于對其影響的顧慮,许多州在其法律中加強了關于婚姻應限于異性伴侶之間的規定。同樣,國會于1996年通過了《捍衛婚姻法案》,將所有聯邦法律中的“婚姻”定義為“一男一女依法結為夫妻”。

對上述新興議題的廣泛討論,卻在其他一些州引發了不同的結果。2003年,麻省最高法院裁定該州憲法授予了同性伴侶結婚的權利。在此判決之后,其他一些州也通過立法或司法程序,將婚姻權授予同性伴侶。本院于兩年前的開庭期在United States v. Windsor一案中裁決《捍衛婚姻法案》禁止聯邦政府承認各许可州所締結之同性婚姻的部分無效。本院認為,《捍衛婚姻法案》貶損了那些“希望在其子女、家庭、朋友和社區面前確認對彼此承諾”的同性伴侶的權利,因而不應被允许存續。

最近幾年,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收到的與同性婚姻有關的案子不可勝數。遵照司法責任,各法庭將裁決建基于原則性理由和中立性討論之上、避免發表任何帶有輕慢與蔑視色彩的評論,起草了涉及同性婚姻問題各個方面的大量法律文件。這些案例法有助于解釋並系統表述本庭如今必須考慮的潛在原則。除本案和另外一樁案件(Citizens for Equal Protection v. Bruning)之外,上訴法院都裁決將同性伴侶排除在婚姻之外的規定違憲。许多深思熟慮的聯邦地區法院也決定處理同性婚姻問題,其中大部分法院裁決同性伴侶必須被允许結婚。此外,许多州的最高法院也通過闡釋本州憲法的方式,參與到了這一仍在進行的討論當中。

經歷了數年的訴訟、立法、公決以及針對這些公共行為的討論,各州如今在同性婚姻問題上的差異分明。

III

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正當程序條款規定,“任何國家機關不得在不經過法定正當程序的情況下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這一條款所保護的基本自由,包括權利法案(第一至十修正案)中列舉的大部分權利。同時,這些自由也涵盖了對個人尊嚴和獨立性極為重要的個人選擇,包括足以定義個人身份和信仰的親密關系選擇。

司法部門對于憲法的解讀的一項重要使命,就是要釐清和保護基本權利。然而,“沒有任何確定的公式”來決定這種使命應該如何實現。司法機構必須通過理性而嚴謹的判斷,來釐清那些對于個體來說極為基本的、國家機構必須尊重的權利。指導這一過程的原則,在我們分析憲法中其他概括性、綱領性、不具體的條款時,也同樣適用。歷史和傳統為這項工作提供參考,但不能束縛它的邊界。我們尊重歷史、借鑒歷史,但決不能完全讓過去來決定現在。

在我們當下生活的時代,我們有時可能察覺不到某些不公正的存在。《權利法案》和第十四修正案的起草者並不認為自己諳熟“自由”一詞在所有維度的所有涵義,因此他們給后人提供了一份憲章,允许其在不斷發現“自由”的新含義的過程中保護每個人享受這種自由的權利。每當憲法保護的原則和既有法律限制之間的矛盾在新的視角之下昭彰之時,我們就必須著手解決“人們是否享受著自由”的問題。

循著這樣的宗旨,本院自多年前就一直認定,婚姻權受憲法所保護。在Loving v. Virginia一案中,本院法官一致認為婚姻對于追求幸福的自由人而言,是一項至關重要的權利,因此裁定所有禁止跨種族通婚的法案違憲。在Zablocki v. Redhail一案中,最高法院重申了這一立場,並且裁定,威斯康星州禁止未盡到養育子女責任的父親們結婚的法律,是對婚姻權的侵犯。在Turner v. Safley一案中,最高法院再次應用了這一原則,認為限制獄中囚犯結婚的法規踐踏了婚姻權。長久以來,在不同的情境下,最高法院一次又一次重申,婚姻權是一項受到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正當程序條款保護的基本權利。

我們不能否認,在這前列舉的這些案例中,依然隱含著“婚姻權存在于異性伴侶之間”的假設。就像其他各種各樣的機構一樣,最高法院做出的许多假設受到當時社會環境和時代的局限。這種局限性在Baker v. Nelson案的一句話判決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這一判決認為,將同性伴侶排除在婚姻制度之外,于聯邦層面並無不妥。

但是,歷史上也存在一些更具指導意義的判例,其中體現的憲法原則有著更為廣泛的實用性。在定義婚姻權的過程中,這些判例基于歷史、傳統和婚姻關系中自然存在的其他基本自由,定義了婚姻權的基本性質。當最高法院考慮這些判例的約束力和思考方式是否適用于同性伴侶時,我們必須認真思考,漫漫司法史中,婚姻權緣何得以獲得長期保護。

這一思考指向的結論是,同性伴侶可以行使婚姻權。以下討論的四項原則和傳統,說明了“婚姻是一項被保護的基本權利”這一憲法原則為何同樣適用于同性伴侶。

本院之前相關判例中體現的第一個基本預設是:婚姻中的個人選擇權是個體自主性的內在組成部分。婚姻和自由之間的這種聯系,正是最高法院在Loving一案(“婚姻權對于所有個體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中認定跨種族通婚禁令違反正當程序條款的原因。如同有關節育、家庭關系、生育和子女撫養等均受憲法保護的選擇一樣,婚姻是對個體意義最為重大的選擇之一。本院曾經指出:“承認並保護家庭生活中各方各面的私密權利,但不承認、保護選擇締結婚姻關系——這可是家庭生活的基石——的選擇自由,這種做法無疑自相矛盾”。

有關婚姻的選擇塑造了每個人的命運。就像馬薩諸塞州最高法院解釋的那樣(注:2004年,馬薩諸塞州最高法院裁定禁止同性婚姻的做法違憲,使得馬薩諸塞州成為全美第一個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州),正因為婚姻制度滿足了人們對安全感和共通人性的渴求,這一制度是受人尊敬的,而有關是否結婚、和誰結婚的決定,恰恰是每個人進行自我定義的關鍵方式。

婚姻的本質,是使得兩個人在持久的紐帶中,發現諸如自我表達、親密情感、高尚靈性等更多的自由。這一本質對所有人都成立,無關性取向。當兩位男士或者女士結婚時,其所締結的紐帶及其做出這一重大選擇時自主選擇的決心,無不體現著婚姻的尊嚴。(就婚姻的自主性,本院已于Loving一案判決中所言,“與種族相異者結婚或是不結婚的自由取決于個人,一州不得干涉。”)

最高法院在先前判例中體現的第二個原則是,婚姻權之所以如此根本,是因為它所支持的那種二人結合方式,其重要性是其他任何結合方式都無法比擬的。這也是Griswold v. Connecticut一案的核心論點。在這一判例中中,最高法院認定已婚夫婦使用節育手段的權利受到憲法保護。此案的判決書中認為,婚姻是一項“比《權利法案》本身更加古老的”權利,並以如下方式形容婚姻:

“婚姻是歷經滄桑、矢志不渝的結合,其親密感已充盈到神聖的程度。這種結合是為了追逐某種生活方式、而非追逐某些特定的訴求;它是生活的和諧,而非政治信仰;它是相互的忠誠,而非商業性或社會性的算計。這一結合有著極為神聖的目標。”

在Turner一案中,最高法院再次承認了這一被婚姻權所保護的親密關系,認為囚徒的婚姻權不應被剝奪。婚姻權使得那些“希望通過對對方的責任與忠誠來定義自身”的伴侶獲得尊嚴。婚姻回應了人們對于孤獨的普遍恐懼。婚姻給人們以相互陪伴與相互理解的希望,它讓人們確信,只要雙方還活在世上,兩人就會相互掛念、扶持。

恰如本院在Lawrence一案的判決中所言,同性和異性伴侶同樣享受親密關系的權利。該判決廢除了所有將同性親密行為視為犯罪的法律,並承認“親密的性關系僅是某種更為深遠的個人紐帶的一個部分”。雖然Lawrence一案的判決確認了人們擁有建立並維持親密關系的權利而免受刑事迫害,但這不能讓我們做出“自由的涵義僅止于此”的推論。非罪化是一項進步,但這並沒有實現自由的全部可能性。

保護婚姻權的第三個理義基礎是,婚姻權保護了兒童和家庭,因此撫養、生育、教育等相關權利都賦予婚姻權以意義。本院曾經將這些權利加以整體表述,而這無疑昭示著本院承認了這些權利相互之間的聯系:“‘結婚、成家、養育子女’的權利是正當程序條款所保障的自由的關鍵部分”。许多州的法律都對婚姻關系提供了兒童與家庭層面上的物質保護。但婚姻同樣有更深遠的作用。通過對父母之間的關系給予法律認可與保護,婚姻使得子女們“得以理解其自身家庭的完整與親近,並推己及人,理解他們日常所見的其他家庭”。婚姻同樣提供了對子女們至關重要的長久穩定的生活環境。

各方均承認,许多同性伴侶為其子女(不論親生或是領養)提供了溫暖而充實的家庭生活。成千上萬的子女目前即與同性伴侶父母生活在一起。如今,大多數州允许同性戀人士以個人或伴侶的名義領養孩子,而且许多孩子確實是被同性父母領養的。這恰恰有力地確認了,同性戀人士可以營造溫暖幸福的家庭生活。

因此,將同性伴侶排除在婚姻之外的做法和婚姻權的一項核心預設相衝突。當這些伴侶無法享受婚姻提供的社會認可和長期穩定時,他們的子女受困于一種否定自己家庭的羞辱感中。被非婚父母撫養,同樣要付出巨大的物質代價,這些子女自己沒有做錯任何事,卻要被拋到一種更加艱難、不確定的家庭生活中去。因此,本案所審理的婚姻法實際上是危害並羞辱了同性伴侶所撫養的子女。

當然,這不是說婚姻權對那些不能或不願擁有子女的人們來說就沒有意義。在任何州,生育的能力和意願從來就不是合法婚姻的先決條件。我們已經有了判例來保護已婚夫婦不生育孩子的權利,因此絕不能說本院和各州將婚姻權建立在生育的能力和意願之上。憲法意義上的婚姻權有许多面向,養育子女只是其中的一個。

第四,本院之前的判例,和這個國家的傳統,都共同告訴我們:婚姻是社會秩序的重要基石。托克維爾在他兩個世紀之前游歷美國時,就發現了這一事實:

“世界上沒有一個比美國更重視婚姻紐帶的國家……當一個美國人從動蕩的公共生活中撤出、回到他的家庭時,他在家庭中發現了秩序與和平的圖景……接下來,他又將這一圖景帶回到公共生活之中。”

在Maynard v. Hill一案中,本院的看法與托克維爾異曲同工——婚姻是“家庭與社會的基石,如果沒有婚姻,就不會有文明和社會進步”。本院在這一判例中表示,婚姻“是一項偉大的公共習俗,它定義了整個公民政治生活”。雖然婚姻制度發生了许多巨大變化,许多與父母许可、性別和種族有關的婚姻規則都被廢除,但這一觀點依然被不斷重申。 婚姻是整個社會的基礎構件。

因此,當一對伴侶起誓一生照拂彼此時,社會事實上也在承諾支持這對伴侶,給予他們像征性的認可和物質上的福利。雖然各州有決定給婚姻伴侶何種福利的自由,但事實上,各州政府一直不斷地問婚姻伴侶提供更多的權利和福利。婚姻所享受的政策保護包括:稅收、繼承權與財產權、證據法中的伴侶特權、探視權、醫療決定權、領養權、各項和烈屬有關的權利、出生與死亡證明、職業道德法則、競選注資限制、勞動報酬福利、醫療保險、兒童撫養與探視權。各州所規定的合法婚姻同時也在聯邦層面享有一千多項福利。通過將婚姻制度至于许许多多法律與社會秩序維度的中心,各州強化了婚姻權的根本性地位。

在這一原則面前,同性和異性伴侶沒有區別。但當同性伴侶被排除于婚姻制度之外時,他們無法享受那些建立在婚姻基礎上的福利。這一傷害不僅僅是物質層面上的。同性伴侶不得不承受一種異性伴侶所無法忍受的不穩定性。當國家機構為婚姻附加上更多意義、使之更加寶貴的時候,將同性戀人士排除于婚姻之外,實際就表明了他/她們所獲得的待遇是與其他人不平等的。將他/她們所在我國社會一項中心制度之外,無異于是在羞辱他/她們。同性伴侶完全有權追求婚姻的高尚目的、實現婚姻的全部意義。

長期以來,將婚姻限于異性伴侶之間也许看上去是自然而公正的,但現在,這種做法與婚姻權的中心內涵之間的抵痐w然十分明顯。當我們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承認,將同性伴侶排除于婚姻權之外的做法,無異于向其強行施加了違背我國基本憲章的恥辱與傷害。

而被告人不認為以上視角是對這一議題的合理解讀。辯方援引了Washington v. Glucksberg這一判例所呼吁的原則——我們受憲法保護的各項基本權利,必須進行“仔細而嚴謹的描述”。他們堅稱,訴方所尋求的目標,並非是行使婚姻權,而是行使一種新的、並不存在的“同性婚姻權”。Glucksberg判例確實認定,我們對于受正當程序條款保護的“自由”,必須進行極為仔細而克制的定義,並在很大程度上參考具體的歷史實踐。然而,雖然這一做法對于Glucksberg案所牽涉的具體權利議題(安樂死)來說是合適的,但它與本院討論其他包括婚姻與親密關系在內的權利時所一貫采用的方法並不一致。Loving夫婦不是在尋求“跨種族婚姻權”,Turner尋求的不是“囚犯結婚的權利”,Zablocki尋求的也並不是“未交子女養育費的父親結婚的權利”。恰恰與此相反,這些案例中訴方所追求的,是最廣泛意義上的婚姻權,他們問出的問題是:是否有正當的理由,將一部分人排除在婚姻權之外?

這一原則在本案中同樣適用。如果權利是被歷史所定義的,那麼這種實踐就為自己的存在提供了持續不斷的合理化依據,而一旦新的群體被排除在一項權利之外,他們就永遠不能再祈求這一權利。本院已經否定了這一思路,不管是在婚姻權的問題上,還是在同性戀人士享有何種權利的問題上。

從歷史和傳統的視角看,婚姻的權利是最為根本的,但是這一權利並不僅僅來自于古源。他們同樣來自于在我們這個時代同樣重要的,由憲法規定的自由。很多人基于善良而正直的宗教或哲學假設,認為同性婚姻是錯誤的。我們在此無意貶低這些人及其觀念。但是當這些基于個人的反對意見成為法律或是公共政策,其必然導致的結果是某些公民由憲法保障的權利遭到損害。在憲法之下,同性伴侶在婚姻方面與異性伴侶有著同樣的法律待遇。如果否定他們的權利,就意味著他們選擇的權利與人格遭到傷害。

同性伴侶結婚的權利不僅是第十四修正案所保障之自由的一部分,同時也來源于該修正案對法律面前平等保護的保障。正當程序條款和平等保護條款雖然各自陳述了獨立的原則,但兩者間也蘊含了深遠的聯系。自由中內含的權利同平等保護條款保障的權利有時可能基于不同的認識,範圍也並非完全一致,但在某些情形下,一者也會啟迪我們更好地認識另一者的意義和範圍。而盡管這兩個條款在對權利的辨識和定義上可能交彙,但在任何個案中,其中一個條款可能會被視作更準確而全面地抓住了某項特定權利的精髓。這兩項原則的交互作用進一步拓展了我們對自由概念和範圍的理解。

所呈本院之諸案涉及的婚姻權即反映了此種動態。在Loving一案中,本院同時根據平等保護條款和正當程序條款廢除了一項對跨種族婚姻的禁令。本院首先宣布該禁令由于不平等地對待跨種族伴侶而無效。判決書說,“僅憑種族分類而限制婚姻自由違反了平等保護條款的核心要義。”接著,本院基于平等保護同自由之間的聯系,宣稱該禁令同時也違反了對自由的核心認識:“此等法案中所提及的種族分類極為直接地顛覆第十四修正案中平等這一核心原則。因為如此不堪一擊的理由而否認(婚姻權)這項基本自由,毫無疑義地屬于在法律正當程序的缺失下,剝奪了各州公民的自由。”在充分認識並理解禁止跨種族聯合的法律所造成之傷害的基礎上,婚姻得以成為一項基本權利的理由則更顯清晰,令人信服。

這兩項保護的協同增效作用在Zablocki一案中體現得更為明顯。本院援引平等保護條款作為基礎,廢除了案情所涉之法律。該條法律禁止未完全繳納兒童撫養費的父親不經司法核準而結婚。基于平等保護對此案所做的分析,其核心環節在于該法律為一項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自由附加了負擔。正是由于婚姻權的必要性,該法律與平等要求相違背之處方才得以彰顯。自由的要義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了平等保護的概念,反之亦然。

在解釋平等保護條款時,本院意識到:社會中產生新的理解和洞見能夠揭露出我們最基礎的制度中的不公平,在此之前,這些不公平未曾被留意,也未曾被挑戰。僅援一例,1970和1980年代的婚姻制度就見證了這一現像。盡管傳統信條逐漸銷蝕,婚姻中不合理的基于性別的分類依然存在于整個20世紀中葉。這種分類否認了男人和女人的平等尊嚴。例如,某州1971年的法律規定,“丈夫是一家之主,妻子臣服于他;她的合法民事身份被合並在丈夫之中,除非法律出于對她的保護和利益,另行認可她的獨立身份。”出于對一種新意識的回應,本院援引平等保護條款,裁決這種在婚姻中施加基于性別的不平等的法律無效。如同Loving和Zablocki等案所示,平等保護條款可以幫助發現和糾正婚姻制度中的不平等,彰顯憲法的自由和平等原則。

其他一些案例也確認了自由和平等之間的這種關系。在M. L. B. v. S. L. J.案中,本院基于公平程序和平等保護原則,裁決一項法令違憲,其要求貧困母親必須交費才能對撫養權中止的決定提出上訴。在Eisenstadt v. Baird案中,本院援引這兩項原則,裁決一項關于禁止向未婚人士發放避孕用具而不禁止向已婚人士發放的法令違憲。在Skinner v. Oklahoma案中,本院援引這兩項原則,裁決一項允许對慣犯進行絕育的法令違憲。

在Lawrence案中,本院認為,在關于同性戀群體的法律中,這些憲法保護措施是相互關聯的。盡管Lawrence案根據公平程序條款進行了詳細闡述,它也承認並嘗試修復那些視同性戀親密行為為非法的法律帶來的不平等。該案認為,各州“不能通過將私人的性行為判為非法來貶低他們的存在、控制他們的命運”。這種情況同樣適用于同性婚姻。現在可以明顯看到,這些被挑戰的法律給同性伴侶帶來了負擔。還必須承認的是,它們違背了公平原則。這些婚姻法律從根本上來說是不公平的:同性伴侶無法享受異性伴侶擁有的所有福利,無法行使一項基本權利。特別是,由于他們的關系在很長一段歷史內都沒有得到承認,這種對同性伴侶婚姻權利的否認造成了重大而持續的傷害。這種對同性戀者的權利剝奪是對他們的不尊重和矮化。平等保護條款和正當程序條款都禁止這種對基本婚姻權利的侵犯。

上述考量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婚姻權是個人自由中固有的基本權利。基于第十四修正案的正當程序和平等保護條款,同性伴侶的婚姻權利和自由不得剝奪。本院認為,同性伴侶得以施行婚姻之基本權利,此項自由不得繼續否認。即日起推翻Baker v. Nelson之判決,申訴人所在各州涉及此案之法律,就其排除同性伴侶享有與異性伴侶同等婚姻權之部分,亦即宣告無效。

IV

相關案例中,法院最初的傾向都是謹慎行事,即等待進一步的相關立法、判例和討論。在對婚姻等基本概念作出定義時,往往被指存在公開民主討論不足的情況。在案件上訴到本院之前,多數上訴法院作出意見是,讓案件相關方所在州政府在批準同性婚姻之前,等待更進一步的公共討論和政治措施。

然而,其實早已存在對于相關議題更加詳盡的思考,例如投票、立法討論、草根運動,以及無數的研究、論文、書籍等大眾及學術論述。聯邦和各州法庭已經審議了大量相關訴訟。就這一問題的各類司法意見反映了近來各政黨和法律人士的爭論,以及過去數十年裡引發針對同性婚姻及其意義的大範圍的社會討論。就像百余法律顧問(amici)所說明的那樣,不少美國社會的相關機構都對這一問題表達了實質性的關注,例如州和地方政府、軍方、大小企業、工會、宗教團體、司法機構、社會團體、專業組織及大學。這樣的討論使得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不斷加深,也在如今憲法框架下作出的司法決定中得以體現。

當然,憲法認定民主是作出改變的正確途徑,只要這一過程不侵犯基本人權。上一任期,本院多數裁決重申了在Schuette v. BAMN一案中強調民主原則的重要性——“公民有辯論的權力,這樣他們才能加深了解並作出決定,然后通過政治途徑,嘗試協調一致塑造他們時代的進程。”的確,在我們這個時代,自由往往是通過民主得到保護和延續。不過,正如Schuette所說,“憲法所保證的自由權利,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個人權利不應因政府非法使用職權而受到傷害。”因此,無論決策過程是否符合民主的大原則,一旦個人權利遭侵犯,“憲法即要求法院進行糾正”。就算保護個人權利影響到更為重要和敏感的因素,這一原則依舊成立。我國法院基于保護個人權利的基本原則,永遠為意在證明自己受到傷害的個人敞開大門。個人受到損害時,縱使其他更廣大的公眾更不同意他的立場,或立法機構拒絕采取行動,其亦有權尋求憲法保護。憲法“把特定事件從政治糾葛中剝離,讓它們超越多數人和官員所及範圍,並把他們當做法院執行的司法原則”。這就是為什麼“基本權利可能不適合用投票來決定,他們依賴的是不需投票的結果。”同性婚姻的提倡者在當前的民主過程中是否具有動力並不重要。最高法院面對的是一個司法問題——憲法是否保護同性伴侶的婚姻權。

最高法院在認可和保護基本人權的過程中面臨要采用更加謹慎方法的呼聲已經不是第一次。在Bowers案中,一個勉強的多數決定通過法律將同性親密行為視為犯罪。因為當時社會剛剛開始討論同性戀男女的權利,那個決定可能被看成是民主過程作出的謹慎決定。然而,從效果上看,那一判例導致同性戀男女的基本權利被否決,導致他們的痛苦和羞辱。而該案的反對意見揭示,這些對正確判決甚為必要的事實和原則早已為當時的最高法院所了解。這就是為什麼勞倫斯認定Bowers案件“從作出決定是就是錯誤的”。盡管Lawrence一案最終推翻了Bowers的判決,但在此期間諸多男女業已受到傷害,這種傷害在案件決定被否決之后依舊延續了很久。對自尊的傷害並非總能通過一筆勾銷而愈合。

反對同性伴侶的判決將導致同樣的效果——如同Bowers案件一樣,在第十四修正案面前無可辯解。申訴人的種種經歷證明了其提請本院復審之議題的緊迫性。如今James Obergefell質問俄亥俄州是否會永久抹去自己與John Arthur的婚姻。April DeBoer和Jayne Rowse質問密歇根州是否會一再否決母親保護孩子的渴望,讓她們和孩子共同的童年時光過快消逝。Ijpe DeKoe和Thomas Kostura質問田納西州是否會拒絕一個為國效力的軍人維護自己在紐約所締結婚姻的尊嚴。最高法院在聽取了申訴人的情況后,有義務回應他們的訴求,回答它們的問題。

上訴法庭意見並不統一,這種不統一導致了聯邦法律在不同地域的意義產生了無法允许的差異,因而本院许可了此次復核,以決定同性夫妻是否可以運用結婚的權利。倘若本院堅持這些禁止同性婚姻的爭議性法律符合憲法,無異于向整個國家宣稱這些法律符合我們社會最基本的契約。倘若最高法院繼續不置可否,允许依照具體情況而緩慢決定同性伴侶是否得以享有某些特定福利,仍無異于否認了同性戀男女諸多與婚姻緊密交織的權利和責任。

被告人同時認為,允许同性結婚會導致異性結婚數量減少,傷害婚姻這一社會制度。他們聲稱允许同性結婚會傷害人類的自然繁衍和婚配。然而,這種論調對異性夫妻如何就婚姻和為人父母作出決定的觀點是違反常識的。是否結婚和撫養子女基于一系列或浪漫、或實際的個人考量,認為僅僅因為同性伴侶選擇結合,異性伴侶就會選擇不結婚的想法是脫離實際的。(引用Kitchen v. Herbert判例中的陳述:“認為承認同性伴侶之間的愛情和承諾會改變異性伴侶最為親密和個人化決定的想法完全不合邏輯。”)反對者沒有提供同性婚姻會造成他們所說后果的證據。盡管我們尊重那些反對同性婚姻的觀點,但合理的解釋是,相互鐘意的兩個成年人之間的權利不會對他們自己或第三方造成任何風險。

最后,必須強調,恪守各類宗教原則之人可以繼續以最為誠摯的信念主張其信仰,認為同性婚姻在神學認識上不可寬恕。第一修正案保障了宗教組織及個人于傳播教義時得以享有正當保護,以達成他們人生和信念居于中心地位的需求,給予他們的渴望,延續他們長久以來尊重的婚姻結構。對于其他以各種理由反對同性婚姻的人,這一點也同樣適用。認為不論從宗教還是世俗理由上看同性婚姻皆為合理的人,可以同其反對者進行公開而徹底的辯論。然而,憲法不批準一州禁止同性享有與異性條件相同的婚姻權利。

V

這些案件同樣提出一個疑問,即憲法是否要求一個州承認在另一個州結合的同性婚姻。當然,從Obergefell和Arthur的案例,以及Dekoe和Kostura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很清楚,如果不承認這種婚姻關系,將繼續對同性伴侶造成持久的傷害。

一州締結婚姻關系不為另一州所承認,無疑是涉及國內法中“最為混亂和最令人沮喪的症狀”。這種情況無疑會造成很多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對于一些伴侶來說,即便是開車到鄰州走親訪友,或是配偶在州境線另一邊住院,都有可能導致很大的麻煩。鑒于许多州已經允许同性婚姻,而事實上也有很多同性伴侶已經正式結合,部分州仍拒絕承認同性婚姻這一點造成的阻礙極為巨大,並仍在不斷升級。

辯方律師承認,如果美國憲法要求各州允许同性婚姻,則拒絕承認其他州的同性婚姻的理由亦會削弱。本院做出如下判決,同性伴侶間的婚姻是基本權利,得以在各州施行。因此,本院同時判決,一州基于婚姻雙方性別相同而拒絕承認于其它州合法締結的同性婚姻毫無法律依據。

***

沒有任何一種結合比婚姻更為深遠,因為它像征了對愛情、忠誠、奉獻、犧牲和家庭最為崇高的理想。一段姻緣締結的紐帶使雙方超越了彼此本身。誠如部分申訴人于諸案中所證,婚姻所體現的愛情甚至可以橫跨生死而永存。認為追求同性婚姻的男女缺乏對婚姻的尊重,這是對其意圖的誤解。他們的抗辯內容彰顯著對婚姻的尊重,而恰恰是這份強烈尊重,激勵他們追尋親身實現婚姻的價值。他們不願煢煢孑立,終身孤立于人類文明最為悠久的習俗之外。他們在法律面前尋求平等的尊嚴。憲法給予他們此項權利。

本院撤銷聯邦第六巡回上訴法院之判決。

是為令。

2015年6月26日

2015-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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