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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天:個人主義“解毒”

作者:莫天



安•蘭德在我國是陌生的。她的個人主義理論並不是洪水猛獸。個人主義也许是我們需要解毒的概念之一。

個人主義的土壤在我國歷來是貧瘠的。這貧瘠的原因有二;一是對個人主義的理解的偏差。在我們的概念裡,將個人主義與侵害他人相混淆,個人主義等同于洪水猛獸;二是君主專制權力的強大,借集體主義使君主專權更加穩固,個人主義的土壤嚴重的水土流失。

當我們提到個人主義的時候,一般是這樣理解的:只顧自己的利益,不顧他人的利益,而且隨心所欲地侵害他人的利益。這樣的理解將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在道德上完全對立起來;利己就意味著損害他人,利己也必然損害他人。其實,這種偏狹的理解,或者說錯誤的詮釋,並不在錯誤本身,而在于這正是集體主義所需要的理解和詮釋。只有這樣的詮釋才能將個人主義置于道德的被告席上,並大力討伐,並徹底清除,也才能大張旗鼓地使人們接受集體主義觀念。

安•蘭德在《自私的德行》中對這種理解進行了細致的剖析。她將個人主義與損人利己嚴格甄別開來。她認為,個人主義只是有強烈獨立意識的人,並且將自己的利益與他人的利益區分開來而已。他不會為他人犧牲自己的利益,同時也不會因為自己而犧牲他人的利益。他力求井水不犯河水,一清二白。當他與他人發生利益關系時,實際上他是一個交易者,不是一個掠奪者。

其實,個人主義這個概念並不包含道德評價,但是,在漢語裡,或者說在歷來的君權專制國家概念裡,賦予這個詞以不可逆轉的道德內涵和評判。也就是,為他人的利益的行為是善,為自己利益的行為是惡,君子不言利,行動的受益者成為道德價值的標準。既然關心自己的利益是罪惡,那麼,這就意味著個人渴求生存的欲望是罪惡,人的生命本身也就是罪惡,以正義的名義就可以對個人利益進行任意侵害。所以,在中國文化中,個人生命被消解了,個人的尊嚴,個人的利益都被賦予了道德上可疑的內涵。因此,人人都成了國家,集體的對立面和犧牲。這種為他人或者為國家的集體主義,實際上是一部分人在以國家的、以道德的名義侵害他人的利益,這種侵害就成為冠冕堂皇的行為。

安•蘭德的這種分析的結論是,這種集體主義至上,國家至上的倫理道德原則成為人類的敵人。因為在它面前,人人只有奉獻,不能談利,那麼人人只有損失,只有痛苦,沒有其余。那麼,個人為其他人犧牲了自己的利益,也就同樣希望別人為自己犧牲他們的利益。這樣的關系帶來的就是相互憎恨與厭惡,甚至相互敵意,而不是相互的愉悅。所以,在集體主義盛行的文化中,個人利益常被冠冕堂皇地侵害的同時,被侵害人再以暴力的方式侵害他人利益的行為也就較為普遍和自然。更可怕的是,這種侵害被認為是道德的,公平的。比如《水滸傳》,就是一幫不法之徒替天行道。他們殺人放火,打家劫舍,四處搶掠,社會的迫害,對百姓的危害,不亞于貪官污吏,不亞于戰爭和自然災害。這樣一部宣揚暴力的小說卻成為中國古代文學中的經典作品,倍受人們喜愛,正是這種理論的證明。

實際上,在這樣的社會倫理道德環境中,誰的利益都無法得到有效的保護。今天以權力侵害他人利益的人,明天可能被更大的權力者所侵害,今天以暴力侵害他人利益,明天自己也许被更強的暴力所侵害。因此,集體主義這種道德本身已經完全喪失了道德的意義,所以,蘭德才認為它是人類的敵人。

極端的個人主義當然不值得提倡,但是對于中國來說,健全的個人主義其實從來就沒有建立起來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個人主義更多的是個人情懷上的,很難是一個社會制度上的原則,或者說就根本沒有形成過這樣的原則。沒有健全的個人主義道德原則,那麼極端的個人主義行為就成為常態。



以道德的名義,或者以集體主義的名義侵害個人利益之后,結果是怎樣的呢?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春秋戰國時,各國都欲爭霸天下。魯國規定;無論誰在別國發現魯國人做了奴隸,可以花錢將他贖回來,魯國政府再將所花費用補償給當事人。

孔子的學生子貢是一個商人,他很富有。他在鄭國發現了一個魯國人淪為奴隸,就花錢將他贖回出來,帶回了魯國。他為魯國做了一件好事,魯國政府按照規定將他贖奴隸的錢補償給子貢。子貢卻表示,不要這筆贖金了,為國家做了貢獻,這樣他又為魯國做了一件好事。魯國政府就將子貢樹為榜樣,號召人們向他學習。

孔子聽說這件事以后,嚴厲地批評了子貢的行為,也批評政府的做法。孔子認為無論子貢還是魯國政府的做法都對魯國有百害而無一利,是極端不道德的。

為什麼孔子對這樣一件看上去對國家很有益的事情卻提出嚴厲批評呢?

當魯國因為子貢的行為而將他樹立為榜樣之后,就會出現以下這些現象:

一、如果一個並不富裕的人在別的國家看見一個魯國人淪為奴隸,本來他可以花錢將奴隸贖回來,再得到政府的補償。他自己沒有損失,對國家卻是有利的。即便是一個貧窮的人,他也可以借錢先將人贖出來,回國以后得到政府的補償,再將贖金還給人家就是。他們這樣做,即對國家有利,自己也沒有損失什麼。本來這是皆大歡喜的結果。可是,現在有了子貢這個榜樣,事情就不同了。如果再發現魯國人淪為奴隸,在贖還是不贖的問題上,他們可能要猶豫不決,最后很可能放棄行動,不再贖人了。因為,當他們付出了代價贖出了奴隸以后,回國向政府要贖金的時候,社會輿論或政府就會以子貢這個榜樣來衡量要求他們。社會輿論也會說,你怎麼不向子貢學習?人家都沒要補償,與子貢相比你的覺悟太低了。出人意料的結果是;他們做了對國家有益的事情,卻被認為是沒有覺悟的,甚至要遭到譴責。在這種要麼金錢損失、要麼道德譴責的兩難選擇和雙重壓力之下,他們就會放棄對國家有益的行為了。

二、那麼很富有的人呢?就像子貢這樣富有的人,本來錢財並不是問題,但他們也不一定贖人了。因為,即便他們很富有,可是人的天性都是自私的,他們不想白白損失一筆錢財。本來可以將人贖回來,再得到政府的補償,自己沒有損失,卻對國家有利。現在他們卻因為子貢這個榜樣的存在,不敢貿然贖人了。可想而知,如果他們去向政府要贖金,社會輿論和政府自然又會用子貢來衡量他們的行為;你們跟子貢一樣富有,本來就不缺這一點錢,人家都不要贖金,你們怎麼還要呢?結果,他們也面臨著金錢損失和道德譴責的兩難處境。既然如此,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為了避免麻煩和損失,放棄是最好的選擇。

三、魯國政府出于gong利的目的侵害了子貢的個人利益,樹立子貢這個榜樣,本來就不是道德的。因為,道德不能有gong利目的,有了gong利目的就變為不道德了。這種做法不但與道德實踐相違背,也與國家存在的目的相違背。因為,更多的個人為了保護個人利益,就會放棄舉手之勞的道德實踐來保護自己的利益。以國家集體主義名義從國民那裡攫取利益,而且這種攫取是以樹立道德榜樣的形式進行,要求人們具備自覺的殉道精神和高尚的自我犧牲精神。這種現像表面看去十分正當,而且堂皇,其結果是卻將民眾推入道德譴責和利益損失的兩難境地,他們在心理上不免尷尬和猥瑣,也使人們喪失了道德判斷能力和道德的價值標準。

如果不尊重人們的個人利益,不承認人的最低道德標準,任意侵害個人利益,其結果並不可能使人們趨向集體主義和道德追求,而是使人們采取非常措施保護個人利益,或者采取極端個人主義立場,完全背離道德原則。



對個人利益造成最大危害的一為罪犯,二為國家。前面的例子就是如此。而罪犯無論在道義上還是在法律上都不成其為問題,一目了然。國家的設置就是為了保護個人利益不被侵害。那麼,為什麼國家成為侵害個人利益的最大威脅呢?

蘭德認為,因為國家有兩個條件是個人永遠不能比擬的;一個是國家占據著道義上的絕對高地,二是國家有合法的暴力機器,警察和軍隊。當國家以全體人民或者大多數人民的名義侵害個人利益的時候,個人的渺小與弱勢就顯得微不足道,而且在道義上是無法與國家機器相提並論的。

實際上,一部分個人利益被侵害之后,必然有另一部分人在受益,也就是以權力為中心形成的利益集團。因為,當權力屬于集體的時候,實際上權力從來沒有屬于所有的人,只能屬于一部分人,也就是一小部分人。

那麼誰來約束國家呢?是憲法。現代憲政政治制度的偉大就在于將政府約束住。因此,國家是為了保護個人利益不被罪犯侵害,而憲法則是為了保護個人利益不被國家侵害。

國家是若干個個體的集合,當個人的權利總是得不到保證,而侵犯個人權利的又恰好是國家的時候,國家實際上已經喪失了最基本的道德基礎。也就是說,國家成為合法的不道德。除了法律禁止的事之外,個人可以做任何事,而政府正相反,除了法律允许的事之外,不能做任何事。憲法是對國家而言,不是針對公民的。現代國家最大的進步就是以憲政約束政府。

可與安•蘭德的認識一比高下的是先秦諸子中的楊朱。在兩千多年以前,楊朱就認識到了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這種利益關系。楊朱的利己學說本來就生長在個人主義十分貧瘠的土壤中,再加上他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的張揚,就成集體主義或國家主義攻擊他最好的靶子,當時就被蔑稱為“無父無母,禽獸也”。

楊朱認識到,“天下”從來不是每個人的“天下”,“天下”從來都是一部分人的天下,也就帝王的“天下”。而且,這個天下的權力掌握著警察和軍隊等合法的暴力機器,當它站在道義的高地上俯瞰眾生時,其面目就十分恐怖和猙獰了。因此,當政府的權利不受限制時,就成了個人利益最致命的敵人。國家是合法的不道德,它的權利不加約束,就成為合法的強盜。

也因為楊朱的這種認識,他的學說才在秦以后的文化專制之下被徹底的毀滅了。



當我們強調個人主義的危害的時候,似乎只看到了個人權利的濫觴,以及個人與集體和國家利益之間的衝突和矛盾,而完全忘記了與這種權利相輔相成的責任。實際上,權利本身就是責任。個人主義,除了個人的權利,就是個人要負起個人的責任。

當國家以集體利益,或大多數人的利益肆無忌憚地侵犯個人利益的同時,除了使個人陷入無能為力的境地之外,也將他們個人的社會責任解除了。當國家機器,以廣大人民的利益和國家利益侵犯個人利益之后,個人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就會放棄道德和良心的約束,走向極端個人主義。他們就會用不法的方式侵犯國家利益和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不再顧及良心和道德的約束。這時,國家機器就會以更強有力的方式對個人利益進行侵犯和壓制,個人就會變本加厲地以非法的形式保護或獲得利益。惡性循環就這麼形成了。

同樣,集體權利,集體決策,也就是有權利而沒有責任,個人在這之中又被消解了,這是一種單邊不對稱結構。

我們可以看看相反的例子。

二戰結束以后,猶太人幾十年不懈對流亡國外的德國納粹的追捕。有一些人僅僅是下級軍官,或是一般的執行命令者。隨著時間的推移,后來抓捕到的都是耄耋老人,行將就木。在他們的鄰居看來,這些老人祥和慈愛,安度晚年,與人無爭。但猶太人對他們照抓不誤,他們要為幾十年以前的行為負責任,哪怕當時他們僅僅是執行上司的命令。這種幾十年的追捕得到整個西方社會的支持,至少是默認,包括德國。猶太人的做法,與我們東方對待日本戰犯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我們將戰爭罪行籠統的歸于日本軍國主義這個抽像的集體概念,對個人的行為往往一筆帶過,不予追究,我們甚至認為這些個人也是受害者。真是讓人匪夷所思。難怪二戰結束幾十年以后,德國和日本對待戰爭的態度如此天壤之別。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去看這種東西方的差異,西方人的行為正是體現了對個人的看重,或者說是尊重,也就是個人主義的另一種表現。好比一部機器,個人就像是機器上的螺絲釘。如果沒有這一個一個的螺絲釘,機器就不能正常運轉,機器就不成其為機器了。如果沒有納粹的每一個人,也就是一個一個螺絲釘,納粹的屠殺機器就不能正常運轉。所以每個螺絲釘都有他不可推卸的責任,每一個人都不是命令的簡單執行者,他們都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實際上猶太人的這種不懈的追捕,是個人主義價值觀的體現。

我們東方恰好相反,我們把戰爭的罪行清算在抽像的軍國主義概念和少數幾個魁首身上,其他人的責任就隱藏在這個概念之后逃遁了。我們將個人和集體相對立,其結果是個人往往不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那麼,這種不負責任得不到懲罰,一旦機會和土壤適宜,還會卷土重來,甚至變本加厲。

“文革”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文革”已經結束三十多年,對這場空前絕后的全民族的災難,就我讀到的所有文學作品和各種回憶錄以及文章中,絕少有個人的反省和懺悔。通常的做法就是把責任推卸給一個似是而非的抽像概念和幾個人,然后誰都是一臉的無辜狀,誰都會說,當時的環境就那樣,我個人又有什麼辦法?無論高官和平民,無論知識分子和文盲,無一例外,作為個人根本談不上反省和懺悔。面對責任和反省全民卻失語了,全民將責任推卸給一個抽像的概念和幾個人之后集體大逃亡了。

很難保證我們民族以后還會不會出現“文革”那樣的災難。

權利與責任是正比例關系。權利也就意味著責任,沒有權利,也就沒有責任。

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或者國家利益相衝突時,應更多的尊重並維護個人利益。這樣做從表面上看似乎對國家和集體是不利的,也最容易遭到詰問和批評。實際上恰恰相反,這樣做既維護了個人利益又維護了國家利益。因為,國因人而存在,不是人因國而存在。如果過分強調了國家和集體利益,那麼國家機器勢必得到強化。本來在國家和個人之間,個人就是弱者,如果再進一步強化國家的權利,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執掌國家權利的政府官員濫用權利,和政府權利部門的惡性膨脹。

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時期,為什麼歷朝歷代吏治如此之難,腐敗如此之重,總是在這個惡性循環的螺旋裡,不能自拔?這與國家機器的強大和個人利益的毫無保障有直接關系。

個人主義,在強調個人利益的同時,也付予了個人以責任,有多大的利益,就有多大的責任,這是正比關系,因為權利本身就是責任。在個人主義原則下,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所以勇于負責任在西方文化中是重要的內容,哪怕是國家和政府有重大失誤的時候,個人的責任也沒有推卸的理由,尤其是政府官員。



蘭德認為,文藝復興和資本主義革命最偉大的成就就是發現了個人。張揚個性,尊重個人權利和利益,才是資本主義革命的最偉大的成就。

前一段時間曾經也有學者強調我們國家需要文藝復興。問題是不在于復興本身,而在于這個復興是興什麼?如果是興四書五經,興“國學”,那麼這就不是復興,而是倒退,至少退回到五四以前。

如果這個復興是指興五四精神,至少我們將斷裂了將近一個世紀的精神脈絡接續了。

梁啟超先生1902年2月在《新民說》的系列文章中講到:“今日欲言獨立,當先言個人之獨立,乃能言全體之獨立”,“為我也,利己也,中國古義以為惡德者也。是果惡德乎?”“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立而者也……故人而無利己之思想者,則必放棄其權利,弛擲其責任,而終至于無以自立。”“盖西國政治之基礎在于民權,而民權之鞏固由于國民競爭權利寸步不肯稍讓。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觀于此,然后知中國人號稱利己心重者,實則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剝奪己之權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讓之,曾不以為意也。”

梁啟超還提到楊朱學說,“昔中國楊朱以為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惡其言”,但是現在卻認為這是至理名言。因為“一部分之權利,合之即為全體之權利;一私人之權利思想,積之即為一國家之權利思想。故欲養成此思想,必自個人始。人之皆不肯損一毫,則亦誰復敢攖他人之鋒而損其一毫者,故曰天下治矣,非虛言也。”這可以說是近代中國第一位明確提出個人主義的思想家。

胡適先生受到易卜生的影響,提出了“健全的個體主義”。他特別強調“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于摧折個人的個性”,並由此過渡到以人格自由獨立、個性價值尊嚴為精神的核心的“救出自己,完善自己”的“健全的個人主義”。

胡適的認識之所以更深刻就在于,他同時指出:“要發展個人的個性,須要有兩個條件。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須使個人擔干系負責任。”

——原載《共識網》2015-02-04

編者注:本文提到的美國哲學家安蘭德(Ayn Rand)的《自私的德性》(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一書,北京的華夏出版社2007年就出版了中譯本(焦曉菊 譯),讀者可從中國網絡書店《當當網》購買(http://search.dangdang.com/?key=安蘭德 《自私的德性》)。

2015-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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