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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棄俄國知識分子的毒藥方

曹長青




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國力提升,“超美”,開始成為中國人(尤其知識分子)的夢。提出“超過美國”的目標和理想並不錯,但關鍵在于,要明白美國的價值在哪裡?美國的標准是什麼?然后才談得上怎樣“超過”。否則像五十年代以全民大煉鋼鐵、群體主義的方式“超英趕美”,不僅是笑料,更可能給中國帶來災難。

一般中國人說“超美”,主要因為美國是大國,是強國;因此強調中國也要富國強兵,大國崛起,要跟美國“平起平坐”,甚至分庭抗禮。不錯,美國是強國,而且是世界唯一超強,其國民生產總值世界第一,人均收入是中國人的十倍以上,年度軍事預算七千億美元,比全球其它十大國的總和還多。但這些都是表面現像,或者說是美國價值的結果。如果中國人不能了解和實踐美國的根本價值,那所謂“超美”還會是毛式大煉鋼鐵的幻想,甚至災難一場。

美國的根本價值,主要體現在兩個文件,一是獨立宣言,一是美國憲法。前者確立了個體(而不是國家)最重要的價值: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三大權利是天賦的,神聖不可侵犯,任何力量都不可剝奪。而美國憲法的全部條款,其實質則都是強調限制政府權力,保護個人權利。

美國文化:“小河有水大河滿”

美國人在政治辯論中,動不動就強調“建國先賢”怎麼說,就是強調《獨立宣言》和《憲法》確立的這些根本價值和立國之本。美國的自由、繁榮、富有、強大,都是由于保護了個人權利。道理很簡單,只有個人權利被保障,人,才會有自由,才有想像力和創造力,才能成為強大的個人。而眾多強大的個人,才能構成一個強大的國家。所以,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是美國文化、美國價值、美國文明的核心。

中國文化強調“大河無水小河干”,注重的是朝廷、國家、政府的力量。那意思是,沒有了國家(更具體是指政府)和社會,個人就什麼都不是。群體主義(collectivism)是中國文化、中國傳統、所謂中國文明的核心,也是俄國文明的核心。

張藝謀導演的北京奧運開幕式,可謂用視覺藝術詮釋群體主義意像的經典。那種千萬人的整齊劃一,那種機器人般的震天吶喊,那種把國家民族抬到至高無上地步的極力渲染,使那些具體的個人,在龐大的群陣中,只是一個個的小黑點。它展示的是:群體是偉大的,天下是重要的,那自然就是掌管天下的皇帝應主宰一切;沒有了群陣,沒有了群體,沒有了國家這個大河,你們這些小黑點般的“小河”,就會干涸,就會板結。

而美國文化認為“小河有水大河滿”,重視的是個人、個體主義、個人自由的能量。強調個體主義的美國哲學家、哈佛教授諾奇克(Robert Nozick)在他那本著名的《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的專著中明確指出,“個人是唯一的實體,個人生命的存在具有絕對的價值;而社會和國家既非實體,也無生命。”

把這種哲學語言轉成大白話就是:在任何社會,任何地方,哪段人類歷史上,國家都是虛的,社會也是虛的,它們既沒有生命,也不是實體;只有個人,才是實體的存在。

只有個人是實體,而且是唯一的實體,那當然就有“絕對的價值”。在價值份量和順序上,自然就超越“既不是實體,也沒有生命”的社會和國家。所以,個體是第一位的,而國家社會是第二位的。由此就自然導出,個人權利是最重要的。

在該書自序中,諾奇克開篇就提出“個人和國家”的關系問題,第一句話就斷言:“個人擁有權利”,隨后提出一個重要命題:“個人權利”留給“國家”多少活動空間?諾奇克問的不是國家給個人多少余地,而是:個人權利為國家留下了多大活動空間。這種提問方式,就明確了個人和國家的關系:個人是根本,國家(社會)次之。不是國家社會有絕對權利支配個人,而是個人決定國家有多大的權力和支配余地。誰是主體,誰是附屬,一目了然。

因此,美國文化是個人至上,個體權利要絕對保護,個人自由要絕對捍衛。事實上自然界也如此,沒有眾多分岔、支流的“小河”的彙集,哪有“大河”的波濤滾滾?

而如果不了解美國這種建立在個體主義、保護個人權利基礎上的根本價值,只是一味做強國夢,甚至強調和美國價值相反的群體主義,中國不僅無法超美,還會“超”到岔道上。

隨著中國國力提升,不要說官方學者多強調民族主義的富國強兵(而不是重個人自由),有些自視自由派的學者,還有什麼所謂“民間思想家”,近年強調“俄羅斯精神、俄羅斯道路、俄羅斯啟示”,更是一個危險方向。因為俄國歷史已展示,所謂俄羅斯精神,就是用群體主義扼殺個人的精神;俄羅斯道路,就是東正教加馬克思主義;而俄羅斯的啟示,恰恰是人類應怎樣避免俄羅斯式的災難。

用棍棒“把人們趕向天堂”

今天很多中國知識分子“下海”經商,甚至不關心政治,但俄國在歷史轉型期的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則是大知識分子們都特別關心國事,紛紛開出“救國藥方”。那種對“大事”的關注當然沒錯,也是知識分子的職責,但幾乎所有俄國知識分子開的“藥方”都錯了,不僅沒把“俄國病”治好,卻是把俄羅斯帶入“癌病房”,其“思想梅毒”擴散到世界,也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

當年俄國思想界主要有兩大派,一派以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怎麼辦》作者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為代表的無神論的革新派,另一派是以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還包括后來的索爾仁尼琴)等信奉東正教的復古派。

革新派也被稱為“親西方派”,但他們“親”的是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潮;而復古派,則“親”的是俄羅斯至上的斯拉夫主義,兩者雖勢不兩立,但其思想根基是一樣的,都是群體主義、國家民族至上;是一條與美國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所強調的個人權利相反的道路。

激進的革命者別林斯基、巴牲蝖A包括被美國評論家稱為“俄國民粹主義創始人”的赫爾岑等的錯誤更加明顯,因為他們致力傳播的要平等、均貧富的社會主義、群體主義等,為后來列寧的十月革命和斯大林的暴政,鋪設了道路。兩者的思路,沒有本質區別。

例如別林斯基曾主張,“俄國是嬰兒,需要保姆;幼兒頑皮,就要處罰。讓孩子完全自由,會毀了他;給俄國人一部憲法,會毀掉俄國。在我們俄國,自由,只是為所欲為的意思。”

別林斯基甚至明說,必須用暴力把俄國人推向幸福;如果他是沙皇,他會成為一名為正義而奮鬥的暴君。后來列寧、斯大林就是這樣,為了共產主義烏托邦,用槍杆子“把人們趕向天堂”。很多人不情願,于是被監禁、謀殺、拷打,如昆德拉所說,在通往共產天堂的路邊,修建了一座座“古拉格”。

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

在別林斯基的戰友中,赫爾岑是最獨特的一位,他曾重視個體自由,察覺到“巴牲蝳酗@種地道的非人的性質”,俄國知識分子是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但晚年的赫爾岑仍回到斯拉夫主義。

在俄國出生、后在英國任教的以賽亞.伯林在其《俄國思想家》一書中說,“在俄國,赫爾岑幾乎單槍匹馬創造了有系統地鼓動革命的傳統和意識形態,他是革命運動的先驅。”編輯了該書、並寫了導論的英國學者艾莉.凱利(Aileen Kelly)則說,赫爾岑相信“俄國農民的本能,將導致一種比西方和社會主義都優秀的社會主義”。

赫爾岑這句對俄國農民的歌頌,典型地代表了俄羅斯知識分子(無論革新派還是復古派)的整體傾向:對農民的盲目崇拜,把俄國農民視為最純正、最敦厚、最原始(沒被現代意識和西方文化“污染”)的拯救俄羅斯的力量,甚至吹捧成世界的救星(挽救“腐朽沒落”的西方文明)。正是這種對俄國農民的民粹主義的高歌,為后來列寧高舉均貧富大旗的無產階級革命,提供了思想和文化基礎。

所以后來列寧在“紀念赫爾岑”的專文中贊美說,赫爾岑“在俄國革命的准備期起了偉大作用,具有真正的歷史地位。”並承認,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太多得益于民粹主義。因為前者的群體主義,為后者的極權主義奠定了基礎。

俄國知識分子中的復古派,對別林斯基等左翼極為反感。托爾斯泰把他們稱為“方向錯誤,智力薄弱,而妄圖大成之流”;陀思妥耶夫斯基則說,“赫爾岑的想法和生活模式,幾乎一無是處”。

但復古派開出的藥方,卻是俄羅斯至上的斯拉夫主義,認為只有俄國的東正教才能拯救西方的沒落文明。在普希金銅像落成典禮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致辭說,普希金代表俄國的民族特征、俄國靈魂、俄國人最有能力實現人類一體的理想;斥責西方資本主義是“壓榨”,西方的自然科學不足取,西方社會根基脆弱,崩潰在即;只有俄羅斯才是最偉大的,“靈魂圓融、精神統一、活力清新”,才能拯救世界。這種種族主義論調,跟后來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最優秀、德國才能拯救世界,沒有本質不同。

索爾仁尼琴是“最邪門的魔鬼”

當時俄國的這兩大派知識分子,互相敵視,但根本點卻很一致,不僅都崇拜農民,認為俄羅斯至上,視平等高于一切,同時都反對西方的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甚至拒絕議會制民主,向往社會主義,要建成以農民為代表的強大俄羅斯,以拯救世界。

即使后來親身體驗共產暴政的索爾仁尼琴也完全是這種思路。索氏寫出《古拉格群島》揭露共產鐵幕,並堅定反共。但他開出的藥方,仍是萬變不離斯拉夫、俄羅斯至上。這位狂熱的東正教徒在1973年《致蘇共領導人信》中,痛斥美國民主是“荒唐胡鬧”,西方科技是“罪惡之源”,流行音樂是“污水”,西方文明“陷入絕境”;提出俄國應該“實行比共產主義更為民主的專制政治”。

同樣在俄國出生,后到美國的知名哲學家、暢銷書作家安蘭德(Ayn Rand)痛斥說,索爾仁尼琴“反西方,詆毀西方文明,他是古老的沙文主義回響——斯拉夫主義。”索爾仁尼琴想要的,“是用東正教取代馬克思主義,把俄國拉回到彼得大帝之前的狀態”。“索爾仁尼琴是極權主義的集體主義者”,“從意識形態角度,他比蘇聯的當政者還壞,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邪門的那種公開魔鬼”,“是個人主義和理性的最大敵人”。

但即使對索氏如此怒斥,1982年去世的安蘭德,也不會想像到,一生致力反共、批判斯大林暴政的索爾仁尼琴,晚年(1994)回到俄國后,竟寫小說歌頌斯大林是“偉人”,因為那個獨裁者曾建立“使整個國家開始向未來奔跑”、與西方抗衡的“強大俄國”。

應不計代價,避免俄國覆轍

以安蘭德在《致新知識分子》中的分類,別林斯基、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索爾仁尼琴等,都是誤人子弟、傷人害命的“巫醫”。別林斯基雖然在中國大名鼎鼎,但在西方,按以賽亞伯林的說法,別氏“默默無聞”。不要說對別林斯基,對那個時代的整體俄國知識分子,西方都“乏人留意”。伯林認為,因為俄國知識分子沒有向世界提供什麼價值。只有總結人類教訓時,才會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群魔》。安蘭德甚至對她的出生地痛斥到如此地步:“俄國是一個偶然的文明污水坑(Russia is an accidental cesspool of civilization)。”

今天,中國知識分子想要強國,甚至超美,其根本之路,應是借鑒英美式的重視個人、保護個體權利的思想價值和經驗,也就是信奉古典自由主義,以“個體主義”價值為核心!而最不應該的是效仿斯拉夫至上式的民族主義、群體主義、甚至東正教專制的所謂“俄羅斯道路”。正如艾琳.凱利在伯林的《俄國思想家》導論“復雜的慧見”中所說,“俄國如有任何有益世界的教訓,那就是:世人應不計代價,避免其覆轍”。

2015年6月9日改寫于美國

——原載《第9時代》(http://www.9thtimes.com)

2015-06-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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