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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實名制”反動透頂

曹長青




網絡發言是否必須實名制,直接關系到言論自由;而言論自由更直接關系到民主制度的保障,所以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看這幾個國家是如何對待網絡發言的:

中國:實行網絡“實名制”,要求網絡用真名注冊(身份證號碼等),政府可隨時掌控或抓獲所謂“不法言論者”。

南韓:曾一度實行“實名制”(注冊用真名,但發表言論可用化名),后來被最高法院裁決“違憲”而取消。

台灣:馬英九政府的法務部長去年提出要修法管制網絡,認為網絡匿名言論是“集體霸凌”。最近因台灣爆出一位女藝人不堪網絡流言凌辱而自殺的新聞,所謂“集體霸凌”之說再次喧囂塵上,再次有一批人呼吁網絡立法。

美國:不僅沒有網絡實名制,也從無這種呼聲。而目前美國正在尋求立法的卻是,禁止雇主查問公司職員在臉書和推特等社交媒體的登錄名稱。因為這是私人領地,雇主無權要求查阅。

上面這四種狀態,中國式的網絡“實名制”完全是為了控制人們的言論,是思想專制的一部分。中國政府甚至動用國家力量建立“防火牆”的網控機制,限制人民進入國外網站,阻止國民獲得外部的信息。今年初則全面嚴格實行“實名制”,號稱“維穩無死角”,干脆毫不掩飾其為專制統治而網絡實名制。明摆著的,一個用實名制等控制言論的政府是最虛弱,最專制,最恐懼人民的暴政。

南韓當年啟用“實名制”,是因為發生女明星不堪網絡批評而自殺。南韓政府出于公益心,想以此降低網絡流言導致的生命悲劇。

2007年南韓政府規定,瀏覽量愈30萬的網站,網民要實名注冊登錄(小網站因傳播面有限,所有不受此限);后又把標準降為10萬。但出現四個結果:

其一,實名制不起什麼作用,網上照樣“流言”四起。統計顯示,三分之二的網民仍然“口無遮攔”;

其二,導致個人資料容易被集中盜走。新聞言論網站沒有像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網站那種嚴格的加密程序,所以韓國實行實名制后,曾有幾個大網站遭駭客攻擊,結果大量個人隱私資訊被盜(3500萬);

其三,實名制導致韓國僑民,包括外國人,都無法登陸韓國網站發表言論,等于限制了言論流通。

其四,臉書、推特出現后,韓國沒有同等要求實名制,此舉等于原來的實名制名存實亡,因大量網民到臉書推特發言。

最后,還有個人和團體把它告到最高法院,結果2012年南韓八名大法官一致裁決,實名制“違憲”。

韓國的實名制未能實現預期的所謂公益性,反而使言論自由受限,典型的好心辦壞事。但中國的實名制不同,它是“壞心辦壞事”,其出發點不是韓國式的公益心,而是完全出于當權者的私利心,要控制網絡、限制言論批評,用保持共產黨的統一聲音來維護一黨專制。

今天台灣政府要對網絡立法管理,顯然是不顧南韓的彎路教訓,而要走向中國的思想專制。

馬英九政府有這種考慮,背景是去年的九合一選舉的刺激:國民黨慘敗,全台五大都市,輸掉了四都,連首都市長都沒保住。馬政府的法務部長認為這跟網絡“集體霸凌”有關。雖然集體霸凌這個定性有問題,但他們選輸掉,確實是跟網絡言論有直接關系:

例如選前關鍵時刻,台北市長獨立候選人柯文哲被國民黨立法委員爆料、泛藍媒體報道渲染,說柯文哲做醫生時曾不法摘取器官(還有說他是器官買賣中介)。這是非常嚴重的指控。在以往沒有網絡,國民黨媒體主導的時代,有這樣的指控,媒體的渲染,你就別想當選了。

但今天不同了,民眾有了發言的渠道:網絡。當時就有數十名醫生(真名或匿名)以及數不清的網民,以事實和常識角度,指出這是誣告、人格謀殺。這些評論迅速在網絡傳播,形成了一種(法務部長說的)“集體”力量,對國民黨的虛假指控構成“霸凌”氣勢。結果真實的聲音打敗了虛假。平民醫生柯文哲高票當選,官宦子弟連勝文慘敗。

如果沒有網絡,柯文哲這種無權無勢的“政治素人”根本沒有當選首都市長的可能。國民黨權貴們之所以會痛恨網絡“流言”,是因為網絡打破了國民黨媒體主導輿論的狀態。

不久前台灣女藝人李蒨蓉登上最先進的軍方阿帕奇直升機事件,也是在網民窮追猛打下(各種匿名評論抨擊),軍方才出面調查處理,結果展示出軍隊的嚴重腐敗問題。同時也通過網民評論等,爆出藝人李蒨蓉等貴婦人一邊炫富,一邊不申報低薪雇用菲佣等缺德和逃稅等問題。網絡媒體正越來越有效地起到“第四權”的作用。

但台灣如果實行實名制,明顯會極大地限制言論自由。因為東方人本來就膽子小(長期在專制統治下的后遺症),如果必須實名,一定是大多數人都不敢大膽發言、不想公開心裡的真話了。很多老百姓不僅感到對馬英九們等高官們惹不起,就連對李蒨蓉之類的人物們都會閉嘴不敢或不想多言。其結果就是整個社會的言論自由大倒退,一個非常反動的方向。而國民黨政府想立法限制網絡言論,就是企圖恢復以親藍勢力為主導的台灣媒體格局。

毫無疑問,允许匿名發言,就會有流言蜚語,惡語相向,甚至造謠污蔑等現像。但這種現像不僅不是主流,而且絕大多數都是針對官員和名人。那麼“官員、名人”就該被罵、被侮辱嗎?當然不應該。但這是一個言論自由的代價問題。也是一個做官員、做名人的代價問題。他們不能、不應該只得到媒體風光,在缺德違法時卻不被揭露、報道和批評。而且,作為官員和名人,他們有更多的機會被媒體報道,有更多澄清自己的機會,所以這也是對他們被“侮辱”的一個補償。

像南韓和台灣的女藝人等因不堪網絡流言凌辱而自殺,當然都是生命悲劇。但這絕不構成限制網絡言論的理由。美國因個人可以合法擁有槍支而導致很多無辜生命被殺害,但即使這樣,美國都不可以限制擁有槍支的自由。這就是一個代價問題。更何況,那些自殺的人,多是憂郁症等疾病造成。那種被網上的流言蜚語謾罵就活不下去的人極少。如果網絡罵人就能把人罵死,那奧巴馬馬英九早就死了多少遍了。

對台灣人來說,網絡可以匿名發言,是台灣民主制度的一部分,無論誰拿出多麼冠冕堂皇的口號,要求用實名制,都必須要用捍衛民主制度的力量去捍衛可以隨便發言的自由。對中國人來說,網絡可以自由地匿名發言,是爭取言論自由的第一步,如果連匿名發言的自由都爭取不到,其它就免談了。所以,網絡實名制,是反動透頂的民主機制大倒退。

2015年4月27日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2015-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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