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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奇﹕憤怒、自豪和疑問

法拉奇撰/曹長青譯

【譯者注﹕本文(The Rage, the Pride and the Doubt)發表在3月13日《華爾街日報》言論版。現居紐約的意大利著名女作家法拉奇(Oriana Fallaci)是目前西方知識界最直言批評伊斯蘭文化的知識份子,她在911之後一個星期寫出的堅決捍衛西方文明的《憤怒與自豪》一書,在歐洲引起轟動,在意大利、法國、德國等都成為暢銷書;同時也遭到伊斯蘭世界和歐洲左派的激烈攻擊,並被告上法庭,甚至受到來自穆斯林團體的死亡威脅。《憤怒與自豪》的節縮版在意大利最大的報紙登了四個半版,創了報紙言論版面長度的記錄。本篇英文原文近三千字,也是《華爾街日報》罕見的言論文章長度,可見她的文章受重視的程度。雖然我並不完全同意法拉奇的觀點,尤其是最後一條,但我非常欣賞她頂著西方“政治正確”的浪潮,和左派槍林彈雨的攻擊,以及伊斯蘭世界的謾罵和死亡威脅,絲毫不妥協、絕不放棄捍衛西方文明的敢言精神。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將本文譯出供中文讀者參考。】

試圖回避關於這場戰爭是否應該打的問題,戰勝那些仍撕裂著我的不情願和懷疑,我經常對自己說﹕“如果伊拉克人能夠自己鏟除薩達姆.侯賽因該多好;如果他們能夠像我們意大利人1945年對待墨索里尼那樣,處決他,然後倒綁著他的雙腳吊起來該多好。”但這都沒用,或者只從一個方面有意義﹕意大利人在1945年能夠從墨索里尼手下解放出來,是因為盟軍已佔領了五分之四的意大利;換句話說,是因為有了二戰。沒有那場戰爭,我們就一直得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在二戰中,盟軍毫不留情地轟炸了我們;我們像蚊子一樣地死亡。盟軍也同樣在陣亡,在薩勒諾、在安茲歐、在卡斯諾(意大利三城市)、在從羅馬到佛羅倫薩的道路上。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45,806美軍和17,500英軍陣亡,還有來自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印度和巴西等的盟軍;還有選擇了戴高樂的法國人,還有選擇了第五或第八軍的意大利人。有誰能猜到在意大利有多少盟軍的墓地嗎?60多個。最大、最擁擠的是美國軍人的,在拿圖諾,有10,950個墓碑;在佛羅倫薩附近,有5,811個。每一次我路過那裡,看到那潮水般的十字架,我都因悲痛和感激而顫栗。

在意大利當時也有一個叫做“全國解放前線”的抵抗(法西斯)組織,盟軍給他們提供武器彈藥。我當時雖然只有14歲,但也參加了這個抵抗運動。我清楚地記得,勇敢的美國飛機冒著射向空中的槍林彈雨,向圖斯坎尼地區空降援助。準確地說,他們在一個晚上空降了一支突擊隊,幫助建立一個叫做卡拉電台的短波站。但是,這10名能說流利意大利語的美國人在三個月之後被納粹抓住,遭拷打之後,和一名參與該活動的叫做安娜.瑪利亞的意大利女孩一起被處決。

所以,對這場戰爭到底該不該打,我仍有兩難選擇。我試圖能夠在這裡講明我的理由。首先,和那些從來不怒吼反對薩達姆和拉登,只知道向布什和布萊爾吼叫(他們在羅馬的反戰中也舉著牌子喊反對我,希望我被炸死)的反戰者們正相反,我對戰爭十分瞭解。我知道什么是生活在恐懼中﹕在戰火襲擊下奔跑,目睹親人被殺害、房屋被摧毀,在饑餓中夢想著一塊麵包和一杯水。更難受的是要為(或者感覺要為)別人的死而承擔責任。

我知道這些,因為我屬於二戰那一代人;作為抵抗運動中的一份子,我本人也是個戰士。我知道這些,因為我生命中的相當一個部份是戰地記者。從越戰開始,我就親身經歷了那些只是在電視上、在把西紅柿醬當血的電影裡看到戰爭的人們所無法想像的恐怖。正是由於這些原因,我對戰爭的痛恨遠超過那些認真的、或者玩世不恭的反戰者們。我痛恨戰爭。我寫的每一本書裡都流露著我對戰爭的痛恨,我不能忍受見到槍。但是與此同時,我不接受“所有的戰爭都是非正義、非法的”這種觀點,或者說這個口號。抗擊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天皇的戰爭是正義、合法的;我的祖先們打的反對侵略者的意大利重生戰爭是正義的、合法的;美國抗擊英國的獨立戰爭,和其他為了自由和尊嚴的戰爭也同樣是正義的、合法的。我不相信那些卑劣的對罪惡的饒恕,那些虛偽的對邪惡的綏靖,和那些輕而易舉的寬容。我更蔑視那些對世界和平進行訛詐的人。當和平的前提是馴服、恐懼、失去尊嚴和自由,這就不再是和平,而是自殺。

令我對這場戰爭到底該不該打產生兩難選擇的第二個原因是,這場戰爭不應該現在打。我希望,希望這是合理的,這場戰爭在一年前就打了,在世貿大廈的濃煙未消、整個文明世界都心向美國的時候。如果那時候就打了,那些從來不反對薩達姆和拉登的“和平主義者”們今天就不會在那些廣場上詛咒美國。好萊塢的演員們就不會扮演救世主,曖昧的土耳其就不會玩世不恭地拒絕美軍通過其基地抵達伊拉克北方前線。雖然那些歐洲人今天用他們的吼叫給阿拉伯世界的反美聲增加了分貝,但是一年前,沒有人懷疑又一個珍珠港事件發生,美國完全有權利反抗。事實是,這場仗絕對應該早就打了。

我的意思是,在克林頓任總統期間,小的珍珠港事件早就在國外發生著,在索馬里、在肯尼亞、在也門。正如我一遍又一遍反復講的,我們不需要911才看清那個癌瘤。那是一個存在了幾十年的事實,911事件只不過是一個令人痛苦的確認﹕醫生搖晃著X片,殘酷地告訴你,“親愛的先生,你得了癌癥。”

如果克林頓少和風騷女郎們混時間,正經地利用了白宮,或許911就不會發生。當然不必說,如果老布什在海灣戰爭時就鏟除了薩達姆,911發生的可能性就更小。天呢,在1991年的時候,伊拉克軍隊就像被戳破的氣球,他們潰散得那么快,那么容易,連我都抓住了四個兵。我在一個沙漠沙丘的後面,就我一個人,四個像枯髏樣、身著破爛軍服的人,高舉著雙手向我走來,並低聲喊著﹕“布什,布什。”他們的意思是,“請把我抓住當俘虜吧,我很渴、很餓。”我把這四個俘虜送給了海軍陸戰隊,可那個負責的美軍不僅沒有祝賀我,卻不滿地嘟囔了一句﹕“該死的,還有這麼多!”但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沒有去巴格達,沒有鏟除薩達姆。為了感謝美國,薩達姆試圖暗殺讓他保住了權力的美國總統。所以,有時我設想,這場戰爭是不是一場等待已久的復仇,一個兒子對父親的承諾。就像莎士比亞的悲劇;或者是希臘悲劇。

令我對這場戰爭猶豫的第三個原因是,一個已經犯的事實錯誤﹕我們不得不承認,自從911一直到去年夏天,所有的譴責都集中在拉登、蓋達和阿富汗那裡,薩達姆和伊拉克完全被忽略了;只是當我們知道拉登還好好地活著,“無論死活,抓住拉登”的承諾沒有兌現的時候,我們才記起薩達姆的存在,才意識到他可不是一個有慈悲胸懷的人﹕他割掉反對者的舌頭和耳朵、他當著孩子父母的面殺兒童、他把殺掉的女性頭顱在街頭示眾、他把囚犯關在像棺材那么大的牢房裡、他還用這些人做生化武器的試驗;他串通蓋達組織、支持恐怖活動,他給每個巴勒斯坦自殺神風敢死隊家屬兩萬五千美元;他從來沒有放棄武裝,從來沒有放棄他的大眾毀滅性武器,所以,聯合國應該派檢查團回去。

讓我們別開玩笑吧﹕如果70年前,那個毫無效率的“國聯”派檢查團去德國,你以為希特勒會帶他們去核子武器研制基地,給他們看正在製造的原子彈嗎?你以為希特勒會暴露那些殺人的集中營嗎?但是,聯合國檢查團的鬧劇恢復了,戲的主角從拉登轉向了薩達姆。抓住蓋達的第二號人物、911的設計者穆罕默德幾乎沒有引起什么反響。聯合國的鬧劇又加上了布什先生自相矛盾的遊戲﹕一邊向聯合國要動武許可,一邊往前線派兵,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派了25萬軍隊,加上英國和澳大利亞的,共31萬;但在做這一切的時候,他沒有意識到,他的敵人,我應該說是西方的敵人,並不僅僅是在巴格達。

他們也在歐洲。他們在巴黎,那裡有甜言蜜語的希拉克,他根本不在乎什么和平不和平,他只是想滿足得“諾貝爾獎”的虛榮心;那裡沒有鏟除薩達姆的願望,因為薩達姆意味著法國可以得到伊拉克的石油;那裡仍在追逐拿破侖主宰、霸權歐洲的欲望。

他們在柏林,在那裡,那個平庸党的施羅德靠把布什和希特勒相比而贏了大選;在那裡,他們用納粹標誌來污辱美國國旗;在那裡,他們為了實現再成主子的夢想而和法國勾肩搭背。

他們在羅馬,在那裡共產主義者們正像懸念電影裡的小鳥一樣,好像已經從正門離開了,但其實又從窗戶溜回來了;在那裡,那個用他的虔信主義,為了基督教能一統全球而諂媚第三世界的羅馬教皇,接見了伊拉克外長,好像這位薩達姆的副手是一只和平鴿,或者是一個要被獅子吞噬的殉難者,還派教士們陪他去朝拜聖.弗蘭西斯的墓地。

在其他歐洲國家,情形大同小異。布什先生,你的敵人在歐洲到處都是。你輕描淡寫的“不同觀點”其實是純粹的仇恨。因為在歐洲,先生,和平主義是反美主義的同義詞;在那裡,在正復活的最邪惡的反猶主義伴隨下,反美主義的勝利和在伊斯蘭世界一樣。你的大使沒有告訴你嗎?歐洲已經不再是歐洲,它已經成了伊斯蘭的一個省,就像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十三世紀的)摩爾人時代一樣;它接納了一千六百萬穆斯林移民,和毛拉、伊瑪姆、清真寺等擁擠在一起;它給成百上千的恐怖份子提供了安身之處,(歐洲的)政府們根本不知道怎么查獲和控制他們。歐洲的人們非常恐懼,他們揮舞著和平主義——等於反美主義同義詞的和平主義——來感覺自我保護。

同時,歐洲根本不在乎美國在二戰中為它犧牲的22萬1千4百84個美國人。不僅不感激,而且美國人的墓地居然引起他們仇視;其結果就是,在歐洲沒有人支持這場戰爭,甚至包括那些官方是美國盟友的國家,甚至包括那些稱呼你為“我的朋友喬治”的總理們(像貝盧斯科尼)。在歐洲,先生,你只有一個朋友,一個盟友﹕布萊爾。但是布萊爾先生也是在領導著一個被摩爾人侵入的國家,一個隱藏著仇恨的國家;他的工党也和他對立。順便說一句,布萊爾先生,我應該向你道歉﹕在我的《憤怒與自豪》一書中,我對你是不公平的,因為我寫道,一旦你的政治利益受損,你就會放棄你的道義和勇氣。而事實上,為了信念,你正在放棄那些利益,保持著完整的統一性。我真的向你道歉。我同時收回對你那些對伊斯蘭文化過份讚美的評價﹕“如果我們的文化和推行蒙面紗的文化有同樣的價值,那你為什么在我的圖斯坎尼(意大利城市)度假,而不去沙地阿拉伯?”現在我說﹕“我的圖斯坎尼就是你的圖斯坎尼,先生,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最後一個令我對這場戰爭猶豫的原因是,布什和布萊爾先生,和他們的顧問們給這場戰爭的定義﹕“一場解放戰爭,一場給伊拉克自由和民主的人道戰爭。”噢,別提了。戰爭都是殘酷的,所有的戰爭,甚至正義戰爭,都有死亡、破壞、野蠻和眼淚。這場戰爭不是一場像二戰一樣的解放戰爭(它同樣不是一場那些從來不向薩達姆和拉登吼叫的和平主義者們所說的“石油戰爭”,美國不需要伊拉克的石油)。這是一場政治戰爭。西方的敵人以911向西方宣佈“聖戰”開始,所以這是一場回應“聖戰”的戰爭。這也是一場預防戰。一支免疫劑,一個割掉薩達姆的手術。在各種癌瘤中,薩達姆是最明顯和最危險的一個。更進一步來說,鏟除這個障礙,布什和布萊爾先生相信,中東的格局就會像奧斯曼帝國垮台之後那樣改變,使他們可以用基督精神、民主自由來征服中東。

我認為這又錯了。自由不是禮物。自由沒法用炸彈、用軍人硬塞過去。正如我父親要求那些反法西斯主義者加入抵抗運動時所說,我今天也對那些真誠地相信可以硬性擴展美式民主自由的人們說﹕人民必須靠自己的力量贏得自由。民主、自由必須是他們的願望,一個國家必須知道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對於歐洲來說,之所以說二戰是解放戰爭,並不因為是它帶來了具有傳奇色彩的自由和民主,而是因為它重新恢復了歐洲,因為歐洲人知道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當然,日本人不知道,這是事實。對於日本人來說,民主和自由是對廣島和長崎的一個補償;同時日本已經開始走向現代化,而且他們不屬於伊斯蘭世界。當我在書裡寫到賓.拉登只是冰山一角的時候,我指的這個冰山是那個1400年沒有改變的伊斯蘭冰山,那個1400年沒有擺脫蒙昧的冰山。自由與民主和那個伊斯蘭的意識形態、和那個神權專制的國家完全沒有關係。所以他們的人民拒絕它,更甚者,他們想抹掉我們的自由和民主。

就像那些懷著固執的樂觀主義、在德克薩斯的阿拉莫打了漂亮的一仗(1836年),最後全被墨西哥人殺死的勇士一樣,美國人以為他們在巴格達會像在羅馬、佛羅倫薩和巴黎那樣受歡迎。“他們會歡呼我們,向我們拋鮮花”。或許是,在巴格達什么事都可能發生。但是,之後呢?三分之二的伊拉克人是什葉派教徒,他們一直就夢想著建立伊斯蘭伊拉克共和國。還記得嗎?蘇聯也曾在阿富汗歡呼,他們也在那裡強力推行了和平,甚至成功地使女性摘掉了面紗;但是,一段時間以後,俄國人不得不離開。塔列班來了。所以我不禁疑問,如果伊拉克不僅不學習民主,而成為一個塔列班的阿富汗怎么辦呢?如果美國不僅沒有擴展民主,反而使中東這個癌腫擴散了怎么辦呢?

但無論如何,作為一個自豪的西方文明捍衛者,我會毫不猶豫地加入布什和布萊爾的新征戰;沒有任何不情願,我會至死和他們一起戰鬥。這是我唯一絲毫沒有疑問的。

(經《華爾街日報》授權)版權所有,轉載請保留本行文字﹕Translated fro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2003 Dow Jones & Compan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載《觀察》2003年3月14日)

2003-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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