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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張學良生前談“西安事變”

作者:李勇(紐約東方新聞報主編)

半個世紀來,爭議不斷的“西安事變”主角張學良,十月十四日晚上八時五十分在檀香山逝世,享壽一百零一歲。兩岸三地的中國人均對他有不同的看法,這裡簡述十年前筆者與他所作三個小時傾談的經過:

一九九一年五月廿八日下午,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帶了幾位東北同鄉到曼哈頓中城華裔建築大師貝聿銘所有的公寓去拜見他們景仰的鄉長張學良敘鄉情,在東北老鄉的心目中,張學良不僅是鄉長,也是重要歷史人物。原因是他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發動了舉世矚目、影響中國半個多世紀歷史的“西安事變”。

與張學良見面的東北老鄉中最受注意的應該是剛從中國大陸出來不久的兩位中國名記者劉賓雁、曹長青,另外還有紐約當地從事新聞工作的朋友。我因與徐松林會長交情不錯,雖非東北人,也獲邀陪同劉賓雁、曹長青去謁見張學良。

作為一個新聞記者,當然希望有機會見見這個大名鼎鼎的歷史人物,聽聽他對“西安事變”的說法。因為過去半個世紀來,對“西安事變”與張學良這個人有太多的揣測之詞,當然也有不少謠言與流言,假如在謁見他時聽他親自解說,這豈不就是歷史學家經常掛在口頭上的“口述歷史”?

當我們按約定時間抵達張學良臨時寓所,他的夫人──趙四小姐不在,只有他一個人坐在飯廳圓桌一隅,經過簡短介紹,張學良逐一與到訪者握手,然后大家圍圓桌坐下。

張學良一開始就問每一個人的家鄉地名,當問我的時候,我正想說我是廣東人,徐松林會長看了我一眼,深怕我說出新聞記者的身份影響張學良敘鄉情的興趣,于是我隨便說了一個地名──“黑龍江”。

我之所以說黑龍江,是因為過去三十多年來,我定期匯錢寄糧包去黑龍江寶清縣一個農場,給在那裡接受勞改的妹妹,因此對黑龍江這個地方十分熟悉。張學良聽我說了地名,頗有疑慮,再追問:“黑龍江什麼地方?”我立即很自然地說出寶清縣,然后加上一句:“那是北大荒,靠近中蘇邊界”,這時張學良才釋去疑慮。后來猜想可能我的口音露出破綻。

張學良那年是九十歲,但毫無老態,他耳聰目明,反映靈敏,一開始他就說耳朵不太好,請大家說話大聲一點,后來我發現,當大家所說的話題不敏感,他都聽得一清二楚,如果話題敏感他不想回答,就說聽不清楚,請提問者再說一次,或者顧左而言他。

劉賓雁坐在張學良的左側,曹長青坐在張學良的右側,徐松林會長一開始就問張學良:“有沒有回去家鄉看看的念頭?”

張學良說,他非常想念家鄉,而家鄉的人也不止一次出來勸他回去,但是此刻他不會回去,因為牽扯的關係太多不方便。

劉賓雁與曹長青兩人立即說:“那些來勸你回去的人都是中共派來統戰你的,你千萬不要被他們統戰回去,那就中了中共的詭計。”

張學良回應劉、曹兩人的勸告說:“我不會回去,我對政治沒有興趣,也不想被政治左右,更不想被別人利用。”

張學良承認,中共方面派過不少人來看他,並勸他回去看看,他知道中共的目的,由于他對“政爭”沒有興趣,所以避免被人利用。

劉賓雁說:從前他在中國大陸做記者,的確很希望張學良回去,但現在他改變想法,不希望張學良被中共利用。張學良立即表示,他完全同意劉賓雁的說法。

談到中共統戰,我立即追問張學良:“假如時光倒流,你已知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幾十年給中國人帶來深重的浩劫災難,你是不是還會反對蔣老總統的‘安內攘外’政策去發動‘西安事變’,強迫老蔣與中共合作抗日?”

張學良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我還是不能同意蔣先生當時‘安內攘外’政策!”

我再問:“為什麼?”

“很簡單,”張學良說:“那時候的中共組織嚴密、紀律井然、軍力強大,豈易瓦解殲滅,我的東北軍兩個精銳師與中共對陣,結果兵敗被殺,中共軍經過兩萬五千里逃亡(中共稱長征)仍然保持實力,毫無垮亡的跡象,這樣善戰的中共軍,既不能消滅他,就只有跟他合作一同抗日!”我對張的回答反感,疾言厲聲說:“你難道不知道抗日戰爭勝利導致中共坐大,打下江山,使中國人被整死逾億,錦繡河山變得一片落后破敗,這種禍患遠遠超過日本鬼子侵略我們中國!”

張學良搖搖頭說:“我不同意把日本鬼子與中共政權比,他們的做法不相同。”

“怎麼不同?”我說:“中共統治大陸幾十年,政治鬥爭不絕,殘民運動不斷,中國人如非死于人禍就是死于天災,六O年代的大饑荒,三年就餓死四千五百萬人,這種浩劫災難,你難道不知道?”

張學良很注意聽我的話,但卻輕描淡寫地說:“你說的話我都聽過,家鄉來的人也曾經告訴我。”

我告訴張學良:“假如你留在中國大陸不去台灣,很可能在文革浩劫中喪生!”

張學良說:“那不一定!”

我說:“你的弟弟張學思不就是在文革浩劫中被紅衛兵活活打死,這件事你知不知道?有沒有人告訴你?”

張回答說:“我知道這件事,張學思與他的好友呂正操在一起,后來呂正操來美國與我見面,告訴我整件事的經過。當然張學思比較激動暴躁,跟鬥爭他的紅衛兵幹了起來,結果被紅衛兵打死。呂正操比較溫和,所以保住了性命,這只能怪張學思自己不好!”

張學良的談話避免對中共在政治上的表現批評,他動不動就說他不談政治,對政治沒有興趣,甚至他弟弟慘死他也只歸罪于紅衛兵,他不指責毛,相反吹捧周恩來,形容他是“大政治家”,是“大gong臣”(本網無法顯示這個字,用拼音代替,下同)、“能屈能伸”、“說話簡潔”、“反應快速”,是他最難忘的“老朋友”,因此周死后,他一直與周的“愛人”鄧穎超保持聯絡,互相通信。

經常以“大丈夫”自许的張學良,當談到中共政權在大陸種種倒行逆施,他如非沉默無言就是婉轉辯解,被迫問太緊,他立即以“不談政治”回應,既閃爍又忌諱,毫無大丈夫敢言的氣概。

筆者向他說到中共在大陸上展開的種種禍國殃民的政治運動,並把自己家人親友遭遇作佐證,但張學良一律不予置評,也不搭腔。

當時我告訴張學良:“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統計,中共從奪權統治大陸的一九四九年起到一九五七年,死在‘鎮反’、‘土改’、‘三反’、‘五反’、‘肅反’、‘反右’的中國人有五千七百萬人,加上后來的六O年代大饑荒、六七年的文化大革命,有逾億中國人非正常死在中共的苛政下。”

張學良沉思片刻說:“一個新政權建立總要殺一些人的,這沒有什麼奇怪!”

我說:“在奪權戰爭中有人犧牲,那不奇怪,問題是中共已有效統治中國大陸四十多年,為什麼還關起門來殺害自己同胞,別的不說,僅在八九年六月四日發生的天安門廣場屠殺,全世界的人都在電視上看見,不知張先生有沒有看電視?知不知道此事?”

張學良回答說,他沒有看電視,只知道有此消息,但詳情不太清楚!于是在座諸人紛紛向他描述六四屠城經過。張學良認真聽講,但不置一詞。

我有點氣憤問張學良:做人應有良知,應掌握大是大非的分寸,請張先生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做人才算正確?

張學良冷靜地說:你只要做好自己份內事就可以,不必理會別人做什麼事,不惹麻煩就可以。

“那麼中共濫殺中國人我們也可以視而不見?”我問:“一九四九年底,廣州淪共,中共立即逮捕了六位香港派駐廣州的記者,經遊街示眾后槍斃。先父也是新聞記者,如果不是及時逃去香港,也可能被殺,因為中共發出通緝我父親的布告中,把我父親形容為反動文人。假如一九四九年我留在大陸應該怎麼做?忍辱挨整還是挺身反抗?”

張學良對我的憤怒追問冷靜以對,他又說:“你只要在自己位置上,自己崗位上把份內事做好就夠了,管別人幹什麼?”

我對張學良的答覆很不滿意,本想再加重語氣追問,坐在我旁邊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立即以腳碰我向我示意,並以其他問題岔開這個話題,而這時陪同張學良住在寓所內的老部屬寧承恩從后面房間出來,對我怒目而視,似乎怨責我不應用那種口氣來質問張學良。

我不知道寧承恩是何许人,后來從徐松林口中知道,他一九二四年廿三歲那年得到張學良資助,去英國的牛津大學經濟系深造,二八年學成回東北在張家的邊業銀行做事,后到張學良創辦的東北大學任秘書長,受張學良知遇重用,因此一生對張學良忠心耿耿,對蔣介石幽禁張學良半個世紀不滿,經常發表撻伐蔣介石的文章(筆者按:寧承恩已于2000年2月15日在美國去世,享年九十八歲又十一個月)。

張學良雖避免談“西安事變”,但卻有問必答說出他對“西安事變”的悔意,他形容那是他對蔣介石的“背叛”,自稱“魯莽操切,膽大妄為”,他在回答問題中,澄清了來自中共及其同路人所製造的謠言及讕言。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發生的“九一八事變”,張學良的東北軍未能全力抗擊導致東北淪陷,張學良背上“不抵抗將軍”的臭名。但中共所拍的“西安事變”電視劇則說張學良是奉了蔣介石之命不抵抗,從此以后,中共宣傳機器與海外親共史學家則據此醜化蔣介石,並竄改抗日戰史,編造蔣介石不抗日,抗日戰爭是中共打的,日本投降蔣介石則從峨眉山下來摘桃子,獨享抗戰勝利果實。

當大陸記者曹長青以此問張學良時,張學良說:“那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與蔣介石無關,我沒有接到蔣介石任何不抵抗的命令,東北軍不抵抗是我沒有認清日本侵略的意圖,目的是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爭的籍口。”

中共宣傳機器與海外親共歷史學者,以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迫蔣聯共抗日的表現加以表揚,形容他是“民族英雄”,然后藉此攻擊蔣幽禁張學良幾十年,誇大張學良對蔣介石之不滿。張學良對此也有相反的說法,他並不感激中共推崇他是“世紀大gong臣”,更不同意中共及其同路人對蔣的醜化。

張學良說:我不在乎別人說我是“世紀gong臣”或是“千古罪人”,當年我要送蔣介石回南京,蔣周圍的人要殺我,是蔣一直保護我。

我問張:假如他不去台灣留在中國大陸,中共會不會把他當作張學思殺掉?會不會活到九十歲?張學良不想回答,但見大家望著他等候他答覆,只好硬著頭皮說:“我不知道會有什麼后果,我想不至于被整死吧!”

張學良顯然不同意中共與同路人對蔣介石的醜化,也不同意他們歪曲蔣介石與他之間的關係,他對被蔣幽禁幾十年也沒有怨恨。他說:蔣先生與他情同骨肉,一向對他呵護備至,所以蔣去世時,他送的挽帳寫著:“關切之殷,情同骨肉,政見相爭,宛如仇讎”。

張學良說:失去自由四十年是他應該接受的懲罰,沒用什麼好怨,當時他陪蔣去南京,是抱著必死的決心。“如果我是蔣介石,我會槍斃張學良!”

說到槍斃,張學良對與他一同發動“西安事變”的楊虎城被殺表示痛惜,他說:“那是我一生最痛苦、難過的回憶。”

張學良說:“我一生最崇拜兩個人,一個是我父親張作霖,一個是蔣介石先生,但他們兩個不同。我父親有雄才無大略,蔣先生有大略無雄才,如果他們攜手合作,中國不是今天這個樣子。”

最使我難以接受的是張學良對中共政權的老狐狸周恩來的推崇。我向張學良說:“毛共發動的兩個殘民運動——反右與文革,周是幫凶角色,一般人評價,毛是真小人,周恩來是偽君子,這種人不配稱為大政治家。”

張對我的說法不置可否,也不正面回應,只說:“周恩來是絕頂聰明的人!”

張學良自知發動“西安事變”是闖禍,是做錯事,他說,那是東北人魯莽、捅漏子的性格所引起。不過,他也同意,當年大公報王芸生對他發動西安事變的評價。王芸生在大公報上這樣寫:“明白的人不用辯,胡塗的人辯什麼?”“換了任何人都會這樣做!”

這大概是張學良闖禍、捅漏子后,還堅持認為,蔣介石當年的“安內攘外”是不對的理由!

經過三小時的傾談,張學良的談興正濃,估計再說下去“西安事變”的真相可能脫口說出,不料此時門鈴響起,寧承恩離座開門,談話停止,大家注目外望,只見聯合報大老闆王惕吾的次女王友蘭女士為張學良送燉湯來,並奉他父親之命向張伯伯問好。這時大家才覺察到疲累,結束談話后起來拍照留念,然后辭別下樓告別這位爭議不止的歷史老人。(按:王惕吾與王友蘭父女均于年前去世)

2001年10月27日于紐約

——原載《北京之春》2001年12月號

(編者註:李勇曾在紐約參與開辦台北《聯合報系》所屬《世界日報》,為該報元老,資深報人;並曾任紐約《東方新聞報》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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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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