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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伞革命中别做政府的說客

曹長青




香港雨傘運動已進行兩個多月,對于港人要求“真普選”的呼聲,港府和其背后的北京政府完全不予理會。這期間,無數港人發出支持雨伞运动的聲音,因為他們爭的是全體七百萬香港人民的基本權利。

但是,在這個大是大非清晰無比的事件上,無論在香港,還是在海外民運圈,都有人從各種角度,呼吁學生撤出,結束這場運動。且不談這種呼吁的動機和目的如何,在客觀事實上,它跟共產黨的《環球時報》的調子、結果同樣,就是要學生們退場、要香港人民爭“真普選”的民主運動罷休。

明摆著,只要學生退出,只要雨伞革命停止,就是北京和其傀儡港府的勝利——在他們毫無任何讓步的情況下,佔中運動就停止了,一切恢復原樣!

有人強調退場是策略,將來運動還可以再起來。這如果不是“有意”配合北京,就是對自發運動的性質無知。

任何一場運動,都需要契機。尤其一場突發性的運動或革命,參與者多都是自發的,是由理念和情緒為主導的,而不是像軍隊那樣,有上下嚴明的領導和指揮系統。所以,在撤出或退場之后,它絕不可能像軍隊那樣,在某些人有意圖的時候,再統一調度、率軍而戰。所以,歷史上任何一場自發性的人民運動,那些真正關注運動的結果和成效者,都會珍惜這種人民情緒突然爆發而燃起的能量、普通民眾積極參與的機會,而發出強力支持的聲音。因為只要堅持,就是繼續傳遞人民的不滿、人民要反抗、人民要變革的聲音。每堅持一天,就是反抗者的勝利,就是被奴役者的權利意志的展示,就是自由力量的擴大。

那些不是高喊港府(北京)要妥協、要讓步、要順應民意,而是高喊要學生市民撤離、退場的聲音,讓人不期然想到25年前的天安門運動,那個時候,也是有一些中國文化人,既不是清晰明確地站在專制政權的對立面,也不是單純地為學生和市民的努力鼓與呼,而是千方百計去勸學生撤離天安門廣場,要在政府和學生之間做“協調人”,要盡快結束八九民運。當年在天安門廣場喊出中國還有“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的原社科院政治所長嚴家祺曾指出,知識分子應該去勸政府,而不是來勸學生。而后來被披露的事實表明,主要的“協調人”都是政府委派的(中國維權律師張思之因辦案而見到了當年的檔案,他在新書證實這點),所以他們怎麼可能去勸政府?

今天,面對香港學生的勇敢行為(他們正在絕食呵!),無論是香港的知識分子,還是海外的所謂民運人士,應不應該從當年的天安門事件中吸取一點教訓,是去勸政府,還是繼續來“勸”學生?如果在這個問題上角色混亂,不清楚應該勸哪一邊,就是笨蛋。如果清楚了,就是要替政府“做工作”,那就是壞蛋。

面對強大的中共政權,加上一撥又一撥大大小小的所謂名人或文人墨客,都在勸學生撤退、結束,黃之鋒等幾名堅定的學生領導者,不僅沒有后退,沒有妥協,沒有聽那些迂腐(甚至背后帶有當年天安門運動時那種政府使命)的各類人物們的勸退,而是依然采取絕食行動。在香港已經開始寒冷的此刻,他們已在街頭帳篷中絕食了60多個小時,他們在用自己尚未成年的生命,喚醒香港人民的良知!

在黃之鋒等幾個弱小的年輕人背負起香港的前途和命運的時刻,相當一批成年的中國人,不是毫無余地地給予道義上的支持,怒斥港府(北京)的無人道,而是用教師爺口氣指導甚者指責,這已經不是讓人感到遺憾,而是令人憤怒!

二十多年的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絕食”觸動了民眾的情感良知,呼喚出的是全民對政府的憤怒情緒。而今天香港學生的絕食,卻從一開始就受到所謂社會名流們,還有政治作秀者們(他們的秀做完了,所以要退場)的反對,甚至攻擊等等,導致香港目前很多人無所適從的局面。這是文人墨客輿論唱衰雨傘革命的罪過!

但黃之鋒等學生的堅持,不管結局如何,都給中國人爭取民主的事業,留下一個令人感動的紀錄,他們是那樣年輕,那樣純真,那樣義無反顧,他們用自己年輕的生命,來為整個香港爭取真自由!在這些純真的孩子面前,那些怯懦的、老成的、世故的、算計的,甚至被北京收買、替政府做說客者的,都必定成為歷史上那尷尬不堪、甚至令人不齒的一頁。

2014年12月4日于美國

自由亞洲電台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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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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