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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是給聯合國寫悼詞的時候了

曹長青

提起聯合國,一般人的印象是,它應是一個能夠解決世界重大危機的國際機構;但通過這次伊拉克戰爭,卻讓人進一步看清聯合國的真正面目﹕面對邪惡不採取行動,毫不堅持道義原則;不僅是個嚴重腐敗的官僚機構,而且近乎是個獨裁惡棍國家和玩世不恭者的俱樂部。美國已有學者指出,應該是給聯合國寫悼詞的時候了。

英國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是大西洋兩岸知名的思想家(他的七部主要著作中《知識份子》和《現代時代》已有中譯本),他最近在美國《國家評論》雜誌撰文指出,“伊拉克戰爭是人類21世紀第一個重要事件。伊戰凸顯了人們必須重視改革聯合國,因為從倒薩的爭執來看,這個1945年建立的國際機構已經沒有能力對全球現實做出反應。”圍繞伊戰的爭執不僅使聯合國地位下降,而且更暴露出這個國際機構的嚴重弊端,簡單說,主要有三個﹕

大國否決制度是反民主的

第一,這個機構有先天缺陷,因為五個常任理事國都有否決權,哪個國家堅持己見,任何議案都無法通過。而且五國中有兩個是共產國家(前蘇聯和中共),任何堅持正義原則的決議,大多都被否決。

據聯合國的記錄,迄今為止,五個常任理事國總共動用過251次否決權,其中蘇聯用了120次(蘇聯解體後,俄國只用過2次),冷戰時的蘇聯外長葛羅米科被稱為“否決先生”;美國用了76次(其中35次是為了保護以色列);英國用了36次;法國18次;中國5次(其中4次為中共獲得聯合國席位之後;中華民國曾否決蒙古加入聯合國,不承認外蒙從中國分離出去)。

蘇聯動用的否決權佔近一半,可想而知,聯合國還怎麼能維護世界和平,因為只要不附合克里姆林宮獨裁者的願望,它就否決。像蘇聯出兵鎮壓1956年匈牙利事件時,聯合國提出決議譴責蘇聯干預他國內政,結果那位“否決先生”手一揮,決議就胎死腹中。

這種大國否決制度明顯是反民主的。在西方民主國家,沒有任何一個國會,會設立幾個擁有否決權的“大牌議員”,這是不可想像的。像在美國,只有總統有否決權,但國會三分之二議員可以反否決(使議案通過),由此構成了制衡。但聯合國的大國否決制度,使它不僅無法成為維護道義和世界和平的國際機構,而且時常淪為獨裁政府、玩世不恭的大國玩政治遊戲的場所。可以設想,如果中共對台灣使用武力,聯合國根本不可能通過譴責議案,因為北京手裡就有否決權。

最近《紐約時報》的左派專欄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和《華盛頓郵報》的右派專欄作家克勞漢默(Charles Krauthammer)不約而同提出,安理會應增加印度和日本為常任理事國,以此來稀釋法國、中國、俄國的權力。但即使從五國擴到七國,仍無法解決一國否決全體這個問題。

一國一票也不合理

聯合國的另一個嚴重弊端是,其成員沒有必須是民選政府這個資格要求。索爾仁尼琴1970年就指出,“在一個不道德的世界裡,聯合國也變得不道德了,它的很多成員國政府不是自由選舉產生的,而是暴力強加的,有些是用武器奪取的。”。

在西方國家,只有通過民選,才產生進入國會的議員。而選民,也有資格要求,服刑者、不到法定年齡者等,都沒有投票權。但聯合國沒有這種資格要求,什麼國家就可加入(除了因中共打壓台灣無法進入之外)。這種制度性缺陷導致,它的成員國中,很多政府都不是民選產生的,像中國、古巴、北朝鮮、伊朗、伊拉克、利比亞、緬甸、蘇丹、敘利亞、黎巴嫩等專制國家,人權記錄極為惡劣,但它們照樣有“一國一票”,且很多時候形成“多數”,把聯合國變成反美、反西方、反文明的流氓俱樂部。

前年五月,美國竟被秘密投票“選”掉了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席位,而由蘇丹這個臭名昭著的人權惡劣國家遞補,成為聯合國最丑陋的鬧劇之一。

今年,全球人權記錄最差國家之一的利比亞,竟然“當選”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主席。四月初美國表示不會像往年那樣在聯合國提出譴責中共人權案,因為在卡扎菲們的主持下,這種議案不要說被通過,連列入議事日程都沒有可能。可想而知聯合國淪喪到何種地步。

取消五大國否決權,讓聯合國成員一國一票,不僅由於很多成員不是民選政府而根本無法體現民主;另外,由於大國和小國相差太懸殊,採取一國一票也不合理。像1999年加入聯合國的太平洋島國諾魯,面積僅21平方公里,全國人口才一萬二,而中國是13億,簡直比蚊子和大象差別還大。這次美國倒薩前曾力爭選票的安理會六個沒表態國家,其中喀麥隆、幾內亞、安哥拉都是小國。幾內亞的全國年度軍費開支才35萬美元(不到紐約警方半天的開支),喀麥隆的軍費則更少得可憐,僅20萬美元,還不到普通美國家庭的一棟房子錢。軍事解除伊拉克武裝這麼大的事情,竟要懇求喀麥隆這樣的小國授權,簡直像開玩笑。

美國的州權和人民性的平衡

怎樣平衡國家大小和權利平等,實在是個難題。也許美國的參眾兩院制度是個借鑒﹕美國不分州的大小,一律每州有兩個聯邦參議員(雖然最大的加州人口是最小的羅德島州的60倍以上);同時又以人口比例,產生眾議員(加州的聯邦眾議員人數是羅德島州的18倍),這樣來實現州權和人民代表性的平衡。既體現民主,又保護少數人權利。

雖然美國有這種參眾兩院的平衡,但絕不會出現一個只有幾百人的“小州”,因為那會太不合理。而在聯合國,人口少於一百萬的小國,就有十幾個,照樣有一國一票。因此幾乎無法找到一個既體現大國人口又照顧小國權利的兩全其美之策。

大政府必然產生官僚腐敗

第三,聯合國的這種“國際大政府”的性質決定了它必然是官僚場所和腐敗樂園。因為它不像西方民主政府有定期選舉換屆的制約。雖然聯合國秘書長也換屆,但這個位置的權力是虛的,真正權力在五大國。而五國,以及全體成員國,都不存在換屆(像國會議員那樣被選民淘汰)問題。不受到監督的權力一定腐敗,聯合國就是一個明證。

例如,美國學者的研究指出,聯合國屬下的科教文組織重用親屬、濫用資金、近一半人員是通過人際關係“後門”進來的。該機構上屆秘書長晉升的71人中有36人不符合條件。而這些不符條件的晉升和任命一年內就要花費1,100萬美元(聯合國經費原由美國承擔三分之一,前年降到25%;日本承擔20%,德國是10%;法、英各6%;中國不到1%)。

對於這次戰後伊拉克的重建到底由美國還是聯合國主導,在安理會仍有嚴重分歧。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提出循科索沃的前例,但在科索沃實地考察過的歐洲學者則提出反證說,科索沃的重建由於交給了聯合國主持,結果一塌糊涂,至今四年了,科索沃的居民用電問題都沒解決,現在仍是每六小時停電兩小時。就科索沃戰爭寫過多部著作的歐洲學者施瓦茨(Stephen Schwartz)在4月中旬的美國《標準周刊》撰文指出,科索沃晚上停電,居民樓、餐館、商店等都無法營業,路燈也沒有,結果他在路上絆到鋼筋,摔壞了腿;但當地的聯合國機構辦公大樓卻因有自己的發電機,徹夜燈火輝煌,但裡面並無人員辦公。科索沃的重建不僅緩慢,而且出現巨額貪污,一個在聯合國的科索沃重建項目中負責電力問題的德國工程師最近被查出貪污了救援款430萬美元。施瓦茨說,當地科索沃人聽到戰後伊拉克重建將由美國主導,連聲感嘆伊拉克人有福氣,而他們太倒霉,落到了聯合國這個官僚機構手裡,不知何時見天日(能有足夠電力)。

聯合國已破舊到無法修理的程度

聯合國雖然已有58年歷史,但真正通過聯合國授權的軍事行動,只有兩次,一次是韓戰,抵抗北朝鮮的南侵。那次美國議案能夠通過,正好趕上蘇聯抵制聯合國,不參與其活動,因此才躲過被否決。再就是上次的海灣戰爭,俄國和中共投了棄權票。美國為獲得這兩國不動用否決權,給了莫斯科大筆援助;同意北京判決八九民運領袖而不抗議制裁等。

經過這次倒薩議案在聯合國的失敗,美國朝野都對聯合國的作用更加失望。在伊戰之前的民調中,已有20%的美國人認為,應重新考慮美國和聯合國的關係。現在則有71%的美國民眾表示,不管聯合國什麼意見,都支持美國武力倒薩,顯示人們更不重視聯合國。

4月13日《紐約時報》雜誌分析聯合國前途的文章預測說,“美國不會退出聯合國,也不會要求它搬出紐約,遷到巴黎或布魯塞爾。但是美國已經準備好在別的地方解決問題。”

上述英國學者保羅.約翰遜預測,這個“別的地方”,就是美國準備以英國、意大利、西班牙、丹麥、荷蘭及全部原東歐國家等18國為主體的“新歐洲”以及支持美國倒薩的“意願聯軍”45國,組成一個新的集團性力量,來保證冷戰後的世界新秩序。在戰後伊拉克,聯合國只能當配角,做些人道救援。如果聯合國進一步墮落,那麼美國就會更傾向與新歐洲合作,啟用這個新的集團力量,而使聯合國“無關緊要”。聯合國本來就有制度性缺陷,再加上這次倒薩它不僅不幫助,還成為障礙,因而《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克勞漢默說,聯合國已破舊到無法修理的程度,可能真的要為它準備墓誌銘了。

(載香港《開放》月刊2003年5月號)

2004-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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