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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張炎憲館長

曹長青



今晨打開電腦,看到前台灣國史館長張炎憲先生在訪美時突發心肌梗塞而今早過世的消息,一陣脊背透涼地哀傷。因為就在幾天前,作為台灣社社長,張館長還在台北主持我的演講會,次日在他離台出國之前,我們還在一起談二二八和相關史料。突然之間,這樣一個音容笑貌都歷歷在目的人,就永遠地離開了我們,如此無常的人生,實令人難以接受。

今年9月20日,是彭明敏和他的兩個學生(謝聰敏,魏廷朝)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五十週年紀念日。我應邀參加這個具有歷史性意義的紀念活動之際,恰巧正值蘇格蘭獨立公投揭曉,張炎憲先生聽說我回到台灣,特意安排我在台灣社講了一場《從蘇格蘭獨立公投看台灣前途》。不料這竟成為張先生最后一次主持的演講會。

我跟張先生沒有什麼私交,但敬佩他的人品與學識,知道他是研究二二八等台灣史的“專家中的專家”,所以對他的演講邀請一口答應。那天的演講會有兩小時,一直到中午12點多。聽眾提問又欲罷不能,張館長一直微笑著,給每個提問者以機會。然后我們又匆忙趕去新北市政府會議廳,參加那裡的自救宣言紀念音樂會。

從兩點多入場直到晚上五點多,三個多小時的音樂會結束后,我們才得以在會議廳的走廊裡私下交談。正好還有一位在美國的台灣鄉親委託我請張館長查詢一個在二二八屠殺中失蹤的親人。張館長看到“住在台南、當時活躍在嘉義地區的蘇鴻炎”幾個字,馬上有反應,說名字的最后一個字是不是寫錯?顯然他對那個名字有印像。但他說,明天就出國去日本和美國,等10月6日回台后,一定幫助查找。他當時那認真承諾的表情,依然清晰在眼前。

我相信張館長的意外故去,一定是因為太累了。主持我的演講會那天,兩個多小時,他一直坐在台上。中午匆匆趕到新北市,那三個多小時的紀念音樂會也足以令人身心沉重。本來我上午一直站著演講,也挺累,想在下午的音樂會上偷偷打個盹,因為我對音樂是外行。但那天李筱峰教授主持(編輯並剪輯)的音樂會內容,無法不令人全神貫注,不僅絕無瞌睡,而是心潮起伏,因為他把二二八以來台灣人的悲愴歷史,用畫面和音樂連結起來,成為一堂精彩而感人的歷史課!也许台灣人看過很多,很熟悉,但我和妻子卻是看到落泪。音樂會結束時,我特意跑到后台,剛跟李筱峰先生說了一句,“謝謝你!”然后就哽咽得無法講什麼了。張炎憲館長是最熟悉這段歷史的人之一,可想而見,那三個多小時,他的身心又經歷了怎樣一場洗禮。

第二天,張炎憲先生就飛去了日本,停留幾天后即趕赴美國,下了飛機接著就去做二二八口述歷史的採訪。他的確是太累了。人們常把那些在戰場上“為國捐軀”的人稱為英雄,張炎憲館長在前往美國挖掘記錄台灣史的前沿陣地上離開了我們,他是戰士,又何嘗不是英雄!

畢業于日本東京大學的張先生對台灣史的研究有其獨到的貢獻。他曾說,研究台灣歷史,有兩個基本點:

一是要信賴台灣人自己的力量,而不主要靠外國人,“台灣史最有權威性的解釋應該在台灣”。對這點,我在阅讀中也有體會,例如蔣經國基金會出資贊助的那本美國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寫的《蔣經國傳》(The Generalissimo’s Son),就對蔣家有過多溢美之詞,缺乏客觀公正(中國時報的“高級外省人”記者傅建中曾撰文力捧)。

二是要重視民間研究,而不是政府。這樣無論政府怎樣更替,都不影響到民間研究的客觀真實性和連續性。

張炎憲對台灣史的研究主要靠自學,他曾說,“我都是靠自己找資料讀台灣史,從沒有老師教過,‘名師’都是非常國民黨的。”他還說,“當然國民黨對我不好,也不可能對我好,對我好表示我有問題。講台灣史被國民黨政府褒獎,那表示我自己有問題。”

張炎憲的獨立人格,不僅表現在拒絕國民黨,而且也不受民進黨的史觀影響,是把真實作為最高原則。例如,在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說出“中華民國過去是一個流亡政府”引起藍營圍剿和爭議時,張炎憲就有膽量指出,蔡英文說的不準確,中華民國作為流亡政府不是過去式,而現在仍是。

我仔細看了張炎憲的辨證理由,相當信服。他說第一,流亡政府是中性名詞,並不是恥辱的象徵。像二戰時的法國戴高樂的流亡政府,達賴喇嘛的西藏流亡政府,都跟中華民國一樣,是流亡在外國,等待回到自己的國家。中華民國的國家是中國,不是台灣。

他特別舉證說,從1945二戰結束到《舊金山和約》簽署這6年期間,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到了台灣,是受盟軍最高統帥的委託而接管(暫管),在法律上並不擁有台灣。因中華民國1911年成立時,台灣早已是清朝割讓給日本的領土,不屬于中華民國。張炎憲說,接管時會場還懸掛了英國,美國,中華民國,蘇聯等四國國旗,表示是盟軍接管。1951年《舊金山和約》簽署,日本正式放棄台灣,但沒說把台灣給已成立兩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沒有說給已實際佔領台灣6年的中華民國。英美等國際社會的這種安排,實際上就是要台灣的前途由這塊土地上的人民自己決定。

所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打敗並取代的中華民國,到了台灣之后一直是流亡政府。針對當時民進黨強調的“中華民國在1996年總統直選以后就不是流亡政府了”,張炎憲也不認同,他強調,那部流亡政府性質的憲法沒有改變(固有之疆土等),中華民國的流亡性質就沒有真正改變,所以它還是“現在進行時”。尤其“馬英九上任后復辟一個中國架構,卻反映中華民國依舊是流亡政府的本質。”

那麼怎麼解決這個“流亡政府”?張炎憲提出兩種方案:一是中華民國像戴高樂和達賴喇嘛的流亡政府一樣,回到自己的國家(法國/西藏)。二是中華民國融入台灣(合為一體),去掉中華民國的國號,改變流亡政府的憲法,通過制憲正名,使台灣成為一個正常的獨立國家(國號為台灣)。

作為嚴肅的歷史學者,張炎憲的這兩種方案,都是尊重歷史真實的結果。但第一種方案很難實現,因為今天的馬英九和國民黨們,完全沒有回到中國、逐鹿中原的打算,或者說,他們是“偽流亡政府”,根本沒有像戴高樂、達賴喇嘛們那樣,有回到自己國家的願景和真心。國民黨們的真正打算,是背靠共產黨的大樹,用一個中國的幌子,來獲得北京政權的支持,保持國民黨一直在台灣掌權。國民黨現在既不反共,也不愛台,跟共產黨非常相像,只是意在權力,什麼共產主義、三民主義,都是欺騙主義,連自欺都做不到。

我對這一點感觸很深。1989年底我和一些反共的中國人第一次訪台時,蔣經國的弟弟蔣緯國(當時是國安會秘書長)宴請我們時,還很動感情地說“對不起,我們丟了大陸,讓你們受苦了!”“我們一定要回去,解救大陸同胞!”蔣緯國講這番話時,還指著胸前帶的一束小白花說,他最大的心願是回到天安門廣場,把這束白花祭奠給那些遇難的孩子們。他說得很動情,我們聽了也很感動。那時,在反共事業上,我們感覺是一家人。可后來,當年接見我們的反共將領郝柏村卻跑到北京,跟(打敗國軍的)解放軍將領說“我們又是一家人了”。而我們這些一直堅持反共的人士,則已經成為國民黨馬英九們不歡迎的人。這真是歷史的反諷,由此更可清楚地看出國民黨的墮落沉淪,他們已毫無任何理想性,和共產黨穿連襠褲,權力和黑金就是他們的最高目標。

所以,張炎憲館長說的第一種方案,完全沒有可操作與實現的可能。只有第二種方案才可行,就是台灣人民用選票(立法院多數)結束中華民國這個偽流亡政府,建立一個屬于自己的新國家。也就是彭明敏等人在五十年前的《自救宣言》中明確提出的15字綱領:制定新憲法,建立新國家,加入聯合國。

二二八事件那年出生的張炎憲,真是跟這段歷史有不解之緣。他的一生,就是台灣的當代歷史。他走了,死在結束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建立一個新國家的戰場上。從他出生的那個血腥的年代,到今天,六十多年過去了,無數的人為了那個建立自己家園的夢倒下了,但那個夢是永遠不會死的,今天它在太陽花中再次燦爛地綻開。終會有一天,那些像張館長一樣的勇士們,將在夢想成真的花叢中微笑。張炎憲先生是不忘歷史的人,歷史也將記住他。

2014年10月3日匆就于美國

2014-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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