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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王丹拒入美籍談愛國主義

曹長青



我曾說過,我不非議別人的政治野心。事實上,如果一個人在年輕的時候有做偉人、或政治領袖的雄心,並真正高標準地要求自己,那他一生中可能少犯许多個人錯誤。但對于為“從政”而不拿外國籍的做法,我則一定要非議一番。

任人皆知,如果以后要回國從政,放棄外國籍就可以,不存在法律問題。台灣藍綠陣營都有放棄外國籍而回國從政的人。其他國家也肯定有很多,比如我知道波蘭現外長就曾受英國庇護,獲英國籍,后放棄,回波蘭參選總統。

王丹當然知道這些。但他堅持不入美籍,不惜忍受许多不便,諸如每一、兩年就要申請回美證,而且久不住美國,還有丟掉綠卡的風險。人家自己願意,別人當然無權干涉。但我要評論的,是這種做法背后所反映出來的東西。

王丹明確承認,不入美籍,“是為讓他參與中國政治生活更有說服力。”

什麼說服力呢?那就是,將來回國競選什麼職務的話,他可以高調地宣稱,“我從來都沒有拿過外國籍,我的‘愛中國’超過做過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的張三李四什麼的。”明摆著,就是要迎合、借助國人的民族主義心態和愛國主義瘋狂,給自己的仕途加砝碼,增加“愛國”優勢。

不記得在哪裡讀到過,“愛國不過是諂媚統治者的一種方式”,絕對沒錯,但我認為應該再加上一句:愛國更是諂媚大眾的一種方式。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大眾用“愛國”來向統治者表忠心,而一些覬覦仕途或個人風頭的人,則用“愛國”來跟大眾那兒“爭寵”。

不客氣地說:想憑這種東西從政,一是沒用,二是顯露令人恐怖的思維和心態。

在未來的民主中國,不靠對政治、經濟、外交等一系列議題有相當的知識和清晰的認知,尤其是領導力(leadership),而僅憑六四名聲、“愛國情懷”和一陣子來點的名聲炒作什麼的,就想贏得中國老百姓的選票,恐怕希望是渺茫的。明摆著,中國國內已經有很多人,對西方民主體制的認知遠超過王丹和许多身居海外的中國人(從他們發表的東西看出)。

當然,由于中國政府多年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洗腦,即使專制政權倒台了,那種國家至上的心態也將長久地持續。所以,靠打種族、國家牌,也有可能籠絡相當的人心。百姓之愚,經常讓人跌破眼鏡。哪怕在美國這個全世界新聞最自由的地方,人民都兩度把一路都在摧毀美國建國根基的奧巴馬選為總統。

專制政權洗腦容易(扼殺掉一切其他聲音就是),而民主制度下不可能有強迫的“反洗腦”。在多元聲音中,大多數民眾就順其自然,哪邊聲大聽哪邊,聽到什麼信什麼,而不會主動去清洗自己被毒化過的頭腦。這就是為什麼來到海外的中國人仍多數親共,反共人士中也是“大中國、大一統”思想者佔多數。台灣民主了這麼多年,國民黨專制時代強行注入人們頭腦的毒素仍滲透在台灣社會的每一個縫隙。改變是非常艱難的。這種情形在中國會同樣存在。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還會有相當的市場。我知道有些人對西方民主、美國政治非常熟悉,但在要打“愛國主義”這張牌上,跟王丹在一個軌道。

那麼這種思維的人在未來的民主中國贏了選舉的話,前景能令人看好麼?

今天俄國的普京就讓人們清楚地看到,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大國沙文主義領導人給世界帶來的惡果。希特勒是民主選上的,普京也是民主選上的。所以,那種和獨裁思維在一個軌道上的所謂民主,必須從根基上就去矯正,就不能選擇希特勒、普京那類靠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而贏得民心的領導人。王丹的仕途之道,還沒走上起跑線,就已經要進入民族主義的軌道,要利用愛國情緒了。所以我趁早就要給這一類人拆台。

共產主義早已經不是我的主要敵人,因為它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已經破產,其垮台在中國只是時間問題。反共也不是一個終極目標,追求個人主義價值、保護個體權利才是。我的主要敵人是群體主義。或者說,共產主義只是群體主義中的一個體現形式而已,既然它已經破產,那麼群體主義的其他體現形式——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愛國主義,強國夢等等——則是對個體權利危害最大的概念和意識形態。

大國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是最可怕的。事實上,這種可怕主要就在兩個國家,一個是俄國,一個是中國。在這兩個本來就有著悠久沙文主義心態的地方,一方面經過了共產主義對國家概念的更高度凝聚的強化,另一方面又倍受經過共產赤貧的屈辱,所以在今天有了經濟實力之后,多數人並不會自然擁有“國家的最高目標應該是保護我個人的權利”這種真正的公民意識,而是獨裁后遺症導致的“土豪要翻身、老子要揚眉吐氣”的渴望。這種渴望,在嚴重缺乏個人主義意識的俄國和中國,就變成了要靠“國家強大”來挺自己的腰板。于是“愛國主義者”在這兩個大國的政治舞台就最有“玩”的市場。

中國人從幼兒園起就被灌輸“愛國”,從幾千年的老祖宗那兒就有“兒不嫌母醜”的訓導——不管這個“母親”是多麼一副凶相,幹了多少傷害、殘害“孩子”的事情。這種諄諄教導已經深入到每個人的血液裡,所以任何一個想贏“大眾”的人,最不敢得罪的、最要敬拜的是“愛國”二字。

難怪美國作家安卜羅斯.比爾斯(Ambrose Gwinnett Bierce)曾精準地說過,愛國主義是“一堆隨時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點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

宣稱自己是六四偶像的王丹,當然明白“愛國”對他回中國從政的雄心具有多麼重要的意義,所以寧可忍著種種不便,拒不加入美籍,並在和中國有關的一系列問題上,一定心向“祖國”——是非對錯都得讓位于民族和國家。這點起碼從王丹在以下這些事情的態度上可以明顯看出:

比如,王丹支持專制的北京政權辦奧運。任人皆知,奧運這種東西,是最有利于獨裁專制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1936年的柏林奧運在多麼大程度上強化了納粹政權,2008年的北京奧運,又是多麼潛移默化地鞏固了中共政權在人民心中的合法性。王丹當然明白這個道理,但他要用支持北京奧運來諂媚民心。

跟上述可以類比的是,王丹呼籲獨裁的中共政權,動用否決權,否掉民主了近70年的日本進入安理會。他明確地說,“中國擁有寶貴的否決權”,“中共應無條件反對日本進安理會”。“中共是否會投票反對日本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將是證明中共是否真的會維護民族利益的觀察指標。”

他可以想到讓一個踐踏本國人民利益幾十年的獨裁政權去“維護民族利益”。在“民主”和“民族”之間,王丹清晰而明確地選擇了“民族”。

難怪在釣魚島問題上,王丹一面指控是日本挑釁中國主權,一面用“我不會釣魚”來耍滑頭迴避記者提問。這種“耍滑頭”,比思想“錯誤”卻人格統一,更令人擔憂,因為這種人最看重的,不是真正的是非,也不是自己內心深處真相信和渴望的東西,而是個人在社會上得失的最大公約數。

他的這種傾向,在對台灣問題上的態度更明顯。眾所周知,王丹跟台灣綠營走的很近,但他為什麼絕不敢說“台灣獨立是選項”?當然明摆著:一句支持台獨的話,比他放棄10個國家的護照更損傷他回中國去利用民族主義、愛國情操而贏得選票的運氣。他哪裡敢得罪被“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徹底洗腦的中國老百姓呢?當然更不敢得罪上要諂媚政權、下要追逐大眾人氣的文化人們。

按說,以王丹這许多年(從陳水扁執政時代開始)和台灣綠營的密切接觸,尤其是他的博士論文寫的是國民黨獨裁政權對台灣人民的迫害,他應該比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更瞭解台灣的歷史和現狀,應該比所有中國人都更支持台灣人民的選擇權利,而不應該對“台獨”這個詞那麼避之不及。

王丹真的就像很多大中國主義的人們那樣非要台灣跟中國結婚嗎?未見得。正像有人指出的,既然王丹現在還是單身,也或许一輩子都選擇單身,他當然有全部的權利做自己的選擇,別人有什麼權力指手畫腳,甚至逼婚呢?既然如此,那為什麼不可以讓台灣也永遠選擇單身呢?無論中國民主與否,我都不跟你結婚不行嗎?

這層意思對王丹來說,不是太容易懂得了嗎?但為什麼當有人指控他支持台灣“單身”時,他要那麼嚴肅地、嚴重地出來否認:我從來就沒說過支持台灣“獨身”,如果我在任何場合說過反對“中台結婚”、支持“台灣獨身”的話,我願意道歉。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台獨”不是我的選項。台獨把王丹嚇成這樣,以至于如果說過“支持”,竟然需要道歉。為什麼呢?

王丹曾大聲地、正義無比地喊:台灣人民有選擇民主的權利,我們中國人也要爭取選擇(民主)的權利。但他連小聲也絕不說一句:台灣人民也有選擇台獨的權利!

王丹到底是一個原始部落心態的民族主義分子呢,還是一個媚俗的gong利主義分子呢?我不知道。也只是最近才瞭解到,只要“中國統一”,卻不要自己人格統一的人,會把自己搞到頭昏,甚至搞到有得了腦瘤的感覺。

我這篇文章,可謂借題發揮(對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痛恨),因為王丹的例子的確很特別,像他那種堅持不拿外國籍,等著回國去選總統什麼的人,大概掰著指頭就能數過來有幾個。他們自己願意承受那種“旅行證”的不方便,和別人無關;麻煩來了,給大家添點亂子,鬧幾天也就過眼煙雲了。但是這種“身份證”背后所反映的民族主義、群體主義心態,才是中國人通向真正民主之路的最可怕、也是最頑固的敵人。

“愛國主義是無賴最后的避難所”這句名言大家早就知道,也清楚共產黨現在只剩下這一個武器了。但你或许還不太清楚,號稱反共的人也要拿起同樣武器的話,那就加倍地可怕。

(網絡時代,對文中引述的王丹觀點,通過關鍵詞都可在谷歌搜索到,所以不再按常規注明出處。)

2014年8月24日于美國

2014-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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