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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從德:造明星以燬民運,正是中共的圈套

封從德 (時報周刊專訪談王丹全文)

對此次王丹返台風波,我想講幾句:一、王丹愛作秀,這次作過頭,我們有責任;二、其行事乖張,帳目不清,由來已久;三、此次風波也有相當正面意義。現略述如下。

一、王丹愛作秀,這次作過頭,我們有責任。包括我在內的八九學運與民運同道,大家多少都有責任——過去我們太慣縱愛作秀的“明星領袖”了。就在幾天前,我還聽到一位媒體人的嚴辭批評,說我們包庇另一位“明星領袖”。這也促使我打破沉默。不說是包庇,說又易遭猜測,輕則你嫉妒,重則你五毛。橫豎都不對,不如實話實說。

王丹愛作秀,八九年既已如此。事情是別人做的,宣言是別人寫的,王丹大言不慚地站在記者面前歸為己有,常常如此。因此便被學運組織邊緣化,于是不顧學運組織的一致反對,而發動所謂的“個人絕食”以至于一發不可收拾。

學運組織雖已除其名,記者卻不了解內情,依然追星,稱其為“主席”“負責人”。類似的明星領袖還有幾位,都由媒體“選”出,而非真正由大家票選的領頭人。明星並不能代表大家,大家卻束手無策。這就注定了八九明星領袖的素養常常不及格,以至外界看輕這場運動。更有甚者,中共實際上明里暗裡結構性地推波助瀾,推明星以燬民運,二十幾年屢試不爽,民運組織幾無招架之力。

愛作秀的明星也愛塗改歷史,“六四”屠城之前群情激憤萬眾一心,就比誰都激進和高調;屠城之后規避責任,就塗改得之前就比誰都“溫和”。篇幅有限這裡不細說,讀者有興趣可參阅拙著《六四日記》,或今年7月香港《開放》雜志上的拙文〈八九學運為何未能撤離廣場?〉,其中有細述《王丹回憶錄》如何纂亂史實。另外還有许多當事人的回憶(如王有才、熊焱、劉剛等等),亦多有見證。

此次返台風波,王丹明顯作秀作過頭,有欺騙善良的台灣民眾之嫌。平心而論,因王丹早年的付出,加之大家想團結,我們都曾相當呵護他。但腦瘤不是開玩笑的事,十幾年前博得大家同情一次,尚情有可原;這次又如法炮製,則有愚弄天下人之嫌了。

更何況,能否去台灣,卡在美國登機前,而非台灣入口處,王丹應該比誰都清楚,卻偏偏選擇施壓台灣政府,耍大牌要特權,簡直匪夷所思。

我和王丹一樣都持美國難民綠卡,若要出美國,須另持難民旅行證代替護照,否則有多達四道關卡,根本無從登機:1,辦登記手續(check in)時拿不到登機牌;2,進入安檢前的預查不會放行;3,嚴密的安檢不會放行;4,登機驗票時不會放行。因此,王丹高調要求台灣政府,根本是緣木求魚,明知故犯,如此不通情理,似當別有緣由。結果大家看見,其“危急的病情”不存在,其旅行證“漫長的申請”困境也不存在,別人要等四個月,他三天就拿到了。如此一驚一乍地作秀,實在過了,令八九一代也跟著蒙羞。

二、帳目不清,行事專制,由來已久。“青年人權獎”是否有基金會我不清楚,“天安門一代基金會”我也未能參與,但“互助基金”我參與了,還與前二者都相關。2000年夏王丹到巴黎,與我商談設立“互助基金”,不久后二三十位八九一代同仁每人每月捐款二十美金,支持國內難友。2002年秋,“天安門一代”約三十人通過電郵進行換屆改選。都進行了一個多月,大家才突然得知王丹在開會前幾個月早已內定了幾位接班人。這時他強推“五選五”等額選舉,五個職務五位候選人,且已內定。“等額選舉”是中共常玩弄的專制手法,竟然用到爭取民主的天安門一代群體,大家一下子就炸開了鍋,堅決要求開放選舉。王丹阻撓說沒人會主動出來工作,結果呢?五個職務有十一人自願報名參選。最后,大家全票(包括王丹)選舉周鋒鎖接任召集人,我和另三人也當選,這時王丹等人就死活都不承認這次選舉了。

除民主理念有差外,衝突的關鍵在帳目。其實最初查賬還是王丹找我,告訴我沈彤截留了一大筆給天安門一代的捐款。我們于是追問帳目,中途王丹已很不情願。查到后面發現三個賬戶,竟被告知是私人帳號,外人無權過問。我們每月捐輸,卻成了外人;许多香港、台灣等地給天安門一代的捐款都進到王丹的私人賬戶,也不得過問。最后,甚至被告知天安門一代基金會僅僅是五人註冊的公司,五人以外大家都不是公司成員,更無權過問。如果通過改選由周鋒鎖和我等人接任,勢必接過帳目,這大概就是王丹等人堅決否認那次選舉的根源吧。

至此,天安門一代分化為改選方與否認方,雙方最終達成協議:天安門一代組織停止運作,剩余善款轉送當時運作很好的中國人權,最終給天安門母親。然而直到2008年我離開中國人權,也未見這筆資金的轉送。

另外,改選方曾提議將天安門一代改稱“八九一代”,后來王丹等人以此稱號運作“青年人權獎”,但用沒用由我們每月捐輸卻未見帳目、也未見轉送天安門母親的互助基金,至今我都不得而知。因此,民運團體追問不出陳水扁給王丹的數十萬美金的去向,我並不吃驚,只是感覺相當痛心。這麼多善款沒起正面作用,反倒敗壞民運形象,大概是善良的人們始料未及的吧。我見眾多志士如李旺陽,在海外每月幾百美元、國內則更少的最低生活標準下,依然故我,不求名利,堅韌地追求中國的民主大業。對比起來,常令人不勝唏噓:中國究竟遭了何等罪孽,百年竟是如许國運,領頭人常衰敗不堪,就連自稱“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且令人期待的王丹,也一至如此。為此我常自責,感覺未盡到責任。

三、此次風波也有相當正面意義。首先對王丹,大家的批評應是很好的鞭策,望其有則改之,成為更加完善的民主戰士。

大家可以看見,上述狀況已十二年了,有的甚至更早,大家都不去講,可見過去大家對王丹呵護到幾近被人指責為“包庇”的程度了。但如此方式來規避“民運內訌”,也不是辦法,終究會慣縱太過,不僅導致明星領袖個人行為乖張,最終還是會牽連大家整體形象受損。

過分求名圖利,無異于吸毒。我一直反對明星運動,因其成就歸個人,名利雙收;敗壞卻要大家買單,極不合理。以前劉剛、王有才、熊焱和我等人的一些文字與發言,或含蓄或直率地批評,但似未見效果;希望此番風波,王丹能有所反省和收斂,而不要以真理化身自居,但凡批評就指為中共五毛。實際上,王丹若真有高度的防共意識,倒是應該好好規勸其學生如陳為廷,別在不同場合都穿著共黨領袖馬克思、列寧、切瓦格納頭像的T恤衫;更不要一方面號稱防止未來的中共滲透,一方面卻現在就全文高歌共產黨的黨歌《國際歌》(!整整三段都會唱,而且還是一大群人)。

其次對民運,也有正面意義:摒棄明星運動,回到草根民眾。其實,造明星以燬民運,正是中共的圈套。八九年如此,此前此后也如此。相信越來越多的民運同道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了,我們今后要立足草根,要注重組織與民主程序,不要讓少數人佔盡風頭變成“明星領袖”還凌駕于組織和程序之上,更不要讓中共造明星燬民運的陰謀得逞。這樣的覺悟,正是中國民主運動再出發的良好契機。

最后對國府,也似有改進空間。此次風波雖說卡在美方,但根源卻是我們這些在中國大陸追求民主的人士,沒有有效的護照。我們要離開庇護國外出開會,確有極大不便。在這一點上,我倒是和王丹很有同感。只是我覺得王丹不應該僅僅向民國政府爭取自己的特權,而是應該利用其影響力,為更多類似情況的民主人士,爭取國府立法,採用合理而安全的方式,向流亡海外一段時間的大陸民主人士發放中華民國海外護照,只為旅行,不需要其它國民待遇。我認為台灣民國政府無論藍綠,都應該理直氣壯地做這一件有利于中國民主化、也最終有利于台灣安全的利人利己的大好事。當然,我知道其中必有諸多安全考量,這些技術問題只需專家設計好甄別程序,應該並不十分困難。實際上,二十年前一段時間,確曾發放過中華民國海外護照,因此並非沒有先例或不可能。如此方式,應該是民國政府提昇國際地位、廣收大陸人才、長期投資安全保障的好辦法,望能斟酌採納。

2014年8月20日

2014-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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