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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還魂的“新資本論”(3之1)

曹長青




經濟學著作,尤其是一部近700頁的磚頭,能爬上《紐約時報》和亞馬遜網絡書店的暢銷榜,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法國經濟學教授托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wenty-first Century)就在過去兩個月來成為這樣一個新寵。

這部被稱為“新資本論”的專著有此幸運,當然與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為首的一批西方左派“伯樂”(唯恐趕不上列車般)的熱烈推崇有直接關係。克魯格曼本人就連續寫了四篇文章,稱該書為十年來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那麼該書到底在哪裡刺激了左派的神經,讓他們如此興奮?

十八、十九世紀,在資本主義起步階段,由于礦山、機械、鐵路、火車等重工業的迅猛發展,出現了一個所謂原始資本積累時代,產生了一些巨富(所謂鍍金時代),帶來了貧富的巨大差別。文化界相應而生的,不僅是巴爾扎克、雨果、狄更斯等作家展示窮人悲慘命運的小說,更重要的是,人所共知,產生了馬克思的《資本論》。

《資本論》的宗旨就是要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它不僅主張消滅階級差別,甚至要消滅私有財產,以此達到人人平等的公正、公義社會。按照這個美麗無比的烏托邦去試驗,導致了人類有史以來最殘酷的共產主義。二十世紀,共產主義帶來的地獄般的惡果和在全球的慘敗,使“馬克思主義”成了左派也避之不及的瘟疫般的詞彙。但貧富不均、如何去“均”,依舊是左派知識分子夢魂繚繞要“解決”的問題。

左派分魚,右派釣魚

大家知道,左右派不同的關鍵在于:左派關注如何“分配”財富,右派關注如何“創造”財富。換句話說,左派關注如何“分”魚,右派關注如何“釣”魚。左派的理由是:必須平均分配財富,社會才有公義。右派的理由是:1,不創造出財富,拿什麼去分?2,把勤奮智能者的錢,強行用稅收方式分給懶惰者是不道德的。

這本“新資本論”一如左派慣例地盯著如何“均貧富”的問題,而不是關心創造財富。它被稱為“新”當然只是換了新裝的《資本論》。作者聲稱他沒有看過資本論,但卻被有心的美國經濟學教授指出有70處引述馬克思。“新資本論”不只是老生常談地強調1%的富人擁有全球近一半的財富是多麼的不合理,而是把焦距集中在新一輪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巨富:像比爾.盖茨這類科技暴發戶、對沖基金經理、高收入的大公司總裁等那些可能只占0.1% 的人。

皮克迪說,他並不是宣揚要人人平等,只是指出,上述這些人的巨額收入,和普通工薪階層差了天壤之別,是不合理的。他還用大量數據去證明一個無數人的經驗:投資回報率比薪水收入高。所以,巨富們靠投資獲益,更加劇了貧富不均(新一輪鍍金時代)。而這些巨富的巨額資產自己根本花不完,只能是留遺產給子孫,于是整體社會財富的大部分,就會被掌控在那些不勞而獲的巨富子弟手中,形成一個由家族王朝世襲財富組成的“世襲資本主義”時代。所以必須採取措施,遏阻這種財富集中在少數富人后代的現像。而遏阻的方法就是大幅增收遺產稅,不僅國內徵,還要全球徵財富稅。否則這種不合理狀況將導致社會不安,危害民主制度(潛台詞,有可能發生動蕩或革命)。

皮克迪宣稱他並不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只是指出這個制度裡的不合理(但馬克思的《資本論》也沒直接說反資本主義,但是告訴你資本主義有多“罪惡”)。

喬布斯的貢獻無可估量

回應“新資本論”的問題起碼有兩個層次:一是怎麼判斷“合理/不合理”?二是如果有不合理,什麼才是“道德、可行”的解決辦法?

首先怎麼判斷收入是否合理。像盖茨、喬布斯這類巨富,他們擁有的財富是一個人幾輩子、幾百輩子也花不完的。但是,他們的創造是多麼巨大地改變了整個世界!這還用說嗎?這個價值可以計算得出來嗎?事實是:他們的貢獻無可估量,但他們的財富卻可以估量。

人們最不忿的是對投資公司那些基金經理,及大公司CEO等。基金經理們是無論基金賺錢虧錢,他們都照樣抽成。CEO們則無論公司盈損,他們都年薪百萬千萬,還有豐厚紅利;如果他們和員工的能力差別是10,那他們的薪水/獎金/紅利的差別可能是100、1000。那麼這個收入差別是靠什麼來決定的?

事實上,收入差別是否合理幾乎沒有尺度去衡量(人和人之間能力或努力的差別,經常就是那麼一寸,但趕不上的人,就像距離千山萬水那麼遙遠地永遠趕不上,這裡排除其它不正當因素),我們就算收入上的巨大差異是不合理、不公平的。那麼解決這個問題的權力交給誰?“資本論”當然是要交給政府,它號召要用遺產稅、財富稅這個武器,消滅財富的不平等——對收入50萬美元以上者收80%的懲罰稅,然后還要對富人再全球徵稅。

偽善左派要權力

皮克迪教授說他不反對私有財產,但如此做法不就是要逐步剝奪私有財產嗎?剝奪財產就是剝奪權利,剝奪權利就是剝奪自由——這是一條清晰明確的通向奴役制的道路,哈耶克早已寫得清清楚楚,但馬克思的繼承人怎麼可能去看哈耶克。

除了用國家力量“合理合法”搶劫創造者財富的行為完全不道德之外,政府分配的弊端更明摆著:首先,建立各種發錢的低效率官僚機構,他們本身就是一筆龐大的的支出。其次,閉著眼睛胡亂撒錢,能把錢撒出去就行,因為必須把錢撒出去,才能保住養活他們自己的政府機構的存在。再者,政府越撒錢養懶漢,就製造越多的賴在政府身上的寄生蟲。

政府的gong能,應該僅限于“阻止壞事”——軍隊(保護國民不受外敵侵略)、警察(保護公民人身和財產安全)和法庭(調節糾紛),而不應去“做好事”。壞事有限,政府就有限。而好事無窮,政府就可以無限擴大——今天是食品卷、免費教育,明天是免費養孩子、免費醫療,后天就是免費營養品、免費度假,免費看球,免費聽歌……富人有享受的權利,窮人憑什麼沒有?政府越給,窮人拿的越仗義。世界上永遠有相對意義上的窮人,今天的窮人標準是有一萬塊錢,一百年后窮人的標準可能是“只有”一百萬。永遠沒完,于是政府就永遠擴大。到最后就是大家一起“共享”共產地獄。

全球徵稅是烏托邦

那難道老弱病殘就不應該有人管了嗎?左派義正詞嚴地譴責,右派就是沒有同情心。事實上,右派絕不是沒有同情心,而是右派相信,人的天性裡面有巨大的善良和同情心,社會上的民間機構、慈善捐款等等,足夠照顧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弱者,會比政府照顧得更好,更有效率,用不著政府多操心。事實上,政府不是真操心,而是那些權力者要通過擴大政府而擴大自己的權力。

“新資本論”作者說他並不是要擴大政府,與此同時他卻要求政府承擔教育、醫療等等社會福利gong能。不擴大政府,擴大稅收,怎麼增加這些項目?拋開他的意識形態,就憑如此隨便的論調怎麼叫學問?再比如,他那個全球徵稅的建議,不僅那些歌頌他的左派們都認為完全沒有實施的可能性,連他自己也認為是烏托邦。既然是烏托邦,為什麼要提出呢?這就是典型的左派虛偽——只管提出美麗願景,表示我多麼站道德高地,多麼正義無比。至于能否行得通,那就不管了。

“新資本論”還指出,由于政府權力介入,導致很多巨富並不是像盖茨那樣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而成巨富,而是靠跟權勢掛鉤,得到特權、優惠、方便等而暴富。這是事實,就像中國太子黨因跟權力的近水樓台,得到批文、建築項目、貸款等等而暴富,並不是靠個人的優秀。比如一些華爾街金融機構,的確是因跟政府的各種關係而得到巨額收益,其CEO等的薪水、紅利等成百上千萬。

政經分離才是正道

這的確是相當嚴重的問題。但這個問題,恰恰彰顯了政府和經濟密切聯係之惡。明摆著,政府干預經濟的權力越大,官商結合的傾向越嚴重,不合法謀暴利的人就越多。真正的解決辦法,只有大幅縮減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最后徹底和經濟脫鉤——政經分離。當政府不再和經濟活動有關係,那麼商人就沒有可能通過政治權力來謀求經濟利益。沒有了“批文”,就沒有了通過批文而發橫財的機會。

政經分離了,也就不存在“分配”財富的問題。那不僅層層管“發錢”的官僚機構立刻沒有了,官員的權力也立刻大幅降低。選舉時就不再是那些用承諾擴大福利撒納稅人錢的政客上台,而是誰更有能力給公民提供安全保護誰上台。

目前政府瘦身都非常艱難,政經分離當然更難,但卻絕不是烏托邦。政治和宗教的分離經歷了二千年漫長的歷史,終于在所有西方民主國家都得以實現。政經分離,看似比政教分離更困難,但只要它是正確的、符合人類生存發展天性的,就一定有實現的可能。

這本“新資本論”提出的所謂“世襲資本主義”時代,更是故作驚人之語。即使有那麼一個世襲財富階層,也完全沒有什麼可怕。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惡,從來都不是富人製造的,而是政府。民間的仇富心態更絕不像這個皮大教授渲染的那麼嚴重。我們看即使在中國那個致富機會極端不平等的現狀下,民眾的仇富心態都不那麼嚴重,而在致富機會遠比其它國家平等的美國,仇富心態就更低。

事實上,普通民眾從來都不那麼仇富。是“新資本論”作者這類的左派知識分子在一路煽動仇富心態,他們才是要造資本主義反的真正禍根。

2014年6月22日

——原載台灣《看》月刊2014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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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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