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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思想的傳播者—訪《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路易士

曹長青

當他微笑著坐在我的對面隨和地說“我喜歡中國菜,點哪個都行”時,很難讓人相信他就是寫出一系列堅韌、犀利、毫不妥協的文章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安東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不久前,在紐約百老匯大街上的一家中餐館,我們暢談起他的專欄和他論述新聞自由的專著《不得立法》(Make No Law)。

●總統也要讀他的專欄

今年67歲的路易士自1969年就為《紐約時報》言論版(Op—Ed Page)撰寫專欄,25年來,他發表了上千篇專欄文章,並兩次獲得“普利策新聞獎”,這使他成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專欄作家之一。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新聞專業主任強斯頓教授(D•Johnston)說:“白宮的政治領袖們也得讀他的專欄,因為他的文章影響美國民眾的想法。有的人對於他鮮明的自由主義觀點非常贊賞;也有人看過他的文章,氣得將報紙撕碎。”

路易士的文章之所以具爭議性和影響力,在於它有一個突出的特色,即對弱者、被壓迫者和少數群體的同情、支持和為他們的呼喊,文中蘊藏著強烈的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而他的《不得立法》一書,則通篇凝聚著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堅定捍衛。

●為弱者發出聲音

《紐約時報》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之一,作為每周在該報上發表兩篇文章的資深專欄作家,路易士的文字舉足輕重。他的文章不僅觀點鮮明,言辭犀利,而且文字通俗易懂、洗練簡潔。將路易士稱為弱者、被壓迫者和少數群體的代言人並不為過。例如,在他的專欄中,他鮮明地支持同性戀者的權利;明確地讚成墮胎;支持女權主義:在大法官湯瑪士與女教授奚爾為“性騷擾”一事聽證期間,路易士連續撰文,支持奚爾;他支持黑人的權利,強烈譴責種族主義;他還經常為移民辯護。例如在近年反對移民的聲音高漲時,他撰文指出,根據資料統計,移民所交的稅比他們獲得的福利要多,他們對美國的貢獻大於獲得。一些政客炒熱移民問題,是想借此轉移民眾對他們政績的不滿。

對那些剛抵達美國的難民,路易士也傾注關懷。1979年,10歲的越南難民丁維(Viet Dinh)和他的母親及四個兄弟姐妹一起逃抵美國。幾年後,他的一個姐姐從越南逃到香港,被關進難民營。經多年爭取,港英政府都不批準她離港赴美。1991年,丁維寄給並不相識的路易士一篇文章求助。路易士推薦《紐約時報》專欄版發表了這篇短文。在輿論壓力下,丁維的姐姐終於抵美與家人團聚。去年11月,路易士又在他的專欄上寫了一篇“一個美國人的故事”,重提這件往事。他指出,移民也可以成為美國優秀的人才,例如曾給他寫信的越南青年丁維,經過刻苦學習,已從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成為美國最高法院女大法官奧康納的法律助手。

●為異議人士獲自由呼喊

路易士經常到各國旅行。他去南非,寫回的專欄是對白人種族主義者的嚴厲批評,呼吁世人支持南非黑人爭取權利的斗爭。他在新加坡發回的專欄,批評當地政府以剝奪人的自由的方式進行威權統治,尤其是管制新聞,限制言論自由。

當我們談到中國的時候他說:“我曾去過中國兩次,上次是九年前,我和妻子一起在那兒呆了一個月。我們去了北京、成都、西安、福州、上海和廣州。”

路易士在專欄中寫出了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但他不像某些淺薄的美國學者,僅僅看到中國的變化,就為中共當權者唱贊歌。在他寫的幾篇關於中國的專欄文章中,每一篇都提到魏京生,呼吁西方世界關注這名因為追求思想自由而被關進監獄的青年。在魏京生入獄13周年時,路易士專門就魏京生寫了一篇題為“囚犯”的專欄,嚴厲譴責中共政權對思想者的迫害。他在文章中說,“從道德勇氣和承受的苦難,魏京生相等於曼德拉和沙卡洛夫……美國總統、國會和公眾應有更多的行動,使魏京生獲得自由。”

●美國人容易被毛澤東欺騙

“美國還沒有十分關注中國的像魏京生這樣的個人受害者,”他說。“在蘇聯迫害最殘酷的時候,像索爾仁尼琴等個人受害者,在美國已非常出名。我不是很清楚為什麼,我們還沒有像對待前蘇聯個人受害者那樣對待中國的個人受害者。或許是東西方文化隔閡的原因。美國人,例如我自己,好象很容易理解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我曾去過那兒,認識了一些持不同政見者,對他們多年的牢獄生活我感到一種強烈的感情上的沖擊。美國人很容易設身處地地站在像索爾仁尼琴那樣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的立場思考問題。也或許是由於我們對中國語言、文化和中國的個人了解得太少。總之我們對中國的個人受害者關注太少。”

“我有時感覺美國知識分子對蘇聯和中國用雙重標準。”我說。“是這樣的,”路易士回答。“我想有一部份原因是由於美國人歷來對中國有浪漫情懷。我們非常容易被毛澤東欺騙。我的一個朋友卡諾(S•Karnow)曾和一組美國記者一起在多年不被允許進入中國後第一次隨尼克松總統訪問北京。他回來後寫了一篇關於美國記者的文章,指出他們多麼天真、多麼輕易地相信了中國一切都非常好。你瞧,就是這樣。甚至文化大革命都發生了,我們還沒有認識到。我們的確由於什麼原因對蘇聯和中國採用了雙重標準。”

●費正清研究中國交了“白卷”

既然路易士也認為美國知識分子對中國實行雙重標準,我就談起曾讀過的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奧克森伯格(M•C•Oksenberg)和費正清(J•K•Fairbank)有關中國的書,指出他們對中國的很多看法不正確。

1991年去世的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一生致力於研究共產中國,著作甚豐,被視為“研究中國的鼻祖”。他桃李遍地,當今美國政學界有很多他的第子,因此費正清的觀點曾相當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

路易士回答:“費正清是個很好的人,也很謙虛。他知道很多中國的事,曾多年保持是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中的專家。但是,我告訴你個故事吧——當費正清從哈佛退休的時候,學校為他舉辦了一個很大的宴會。在宴會上他說:我一直非常高興能在哈佛教書。我決定把我所有關於中國的知識寫在一本書裡,我把它特別裝飾好了,現在我把這本漂亮的書贈送給你們,我對中國的全部了解都包括在這里面。校方鄭重地接過,打開一看,書裡一頁一頁全是白紙。你瞧,費正清認識到了,中國是一個非常非常困難的課題,連他也弄不明白。”我倒被費正清的自我否定精神感動了。

●感受別人的痛苦

路易士出生在紐約,除了作為《紐約時報》駐倫敦採訪主任在英國住過九年,他幾乎一直住在波士頓。他沒有經歷過共產專制的壓迫,也沒有經受過非洲人的那種被歧視的痛苦,為什麼他能夠對那些被壓迫者、那些弱者有那麼強烈的同情和理解呢?

他解釋說:“西方有很悠久的描寫被壓迫者的文學傳統。很多偉大的文學作品都是寫人的苦難。在美國最近的歷史上,金博士(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在被囚禁時,寫過一封《從伯明翰獄中寄出的信》。這封信給我強烈的印象。你讀過這封信嗎?”對,在你的《不得立法》一書中讀到這封信的節選。”我回答。

在信中,馬丁路德•金對那些支持黑人民權運動,但又抱怨黑人運動速度太快的白人同情者說:“對於那些沒有正受著種族歧視之苦的人,可以輕松地這樣說。但是如果你們的父親或母親正被邪惡的種族主義者吊死;當你的只有六歲的女兒吵著要去她從電視廣告上看到的公共娛樂公園,而你結結巴巴無法解釋清楚為什麼這些地方黑人不能進入時;當你開車穿越美國旅行,夜間只能不舒服地蜷縮在自己汽車的角落過夜,而沒有任何旅館接待黑人時;當你每天羞辱地看到那些‘只允許白人進入’的各種醒目招牌時……你就將理解再繼續等待(將我們的運動速度放慢)對於我們是多麼困難。”

路易士說:“我讀過很多關於被壓迫者的書,我本能地把自己擺在受害者的一邊。我總是在想,如果我被關進那種監獄,沒有任何東西可讀,忍受饑餓、寒冷和感情的折磨,我能不能忍受?我怎麼忍受?我不能保證我能受得住。我不能說我完全懂那些苦難,因為我從沒受過那種苦。”

正是這種“人類同類意識”,使路易士對世界各地的弱者、被壓迫者所遭受的苦難,能感同身受,筆力千鈞地為他們發出正義和抗爭的聲音。留心閱讀《紐約時報》言論版的人會發現,最近兩年多來路易士連續寫了很多文章嚴詞批評克林頓政府沒有用武力制止前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部隊對波士尼亞人的“種族滅絕”式屠殺。他認為美國和歐洲在實行“綏靖主義”。他尖刻地說,如果塞爾維亞部隊屠殺的不是穆斯林人,而是英國人或法國人,美國還會無動於衷嗎?面對美國政府的軟弱,路易士在他的專欄中挖苦地寫道:“克林頓大概還沒成熟到知道怎樣使用總統權力。”“克林頓難道是想讓後人記得他是一個允許歐洲出現第二次大屠殺的美國總統嗎?”

●專欄作家享受的自由

對於路易士能夠這樣口無遮攔地批評政府和總統,我問道:“你有絕對的自由寫任何你想寫的東西嗎?”路易士回答說:“基本上是的。只有一條規矩,即不能在專欄中呼吁選民支持哪個政黨候選人,以保持對黨派選舉的客觀公正。比如我不能在專欄中說紐約州長葛謨應該再次當選。”“支持哪個候選人是一個集體性的選擇,社論可以寫,表明這張報紙的觀點。除了這條規矩之外,到目前為止據我所知我可以寫任何我想寫的。”

“那麼你是否可以批評你們的報紙?比方說批評你們的社論,”我問道。“例如安娜•昆德蘭(Anna Quindlen,《紐約時報》唯一的女性專欄作家)曾在她的專欄中批評《紐約時報》在報道參議員肯尼迪的外甥被訴‘強奸案’一事時登出女方當事人的名字是不當的。這說明你們也是可以批評自己的報紙的。那你能批評你們的社論嗎?”

“昆德蘭不僅僅是批評了一個記者的報道,”路易士回答說。“登出女方當事人的名字是編輯的決定。所以昆德蘭批評的是報社的高層決定。這不是很常見的事。但她的批評專欄發表後,報社多數人認為她是正確的。編輯們也認為他們自己錯了。”

“至於我們的社論,我不會去批評,”路易士接著說。“並不是什麼人告訴我不能批評。他們發表他們的觀點,我發表我的。比方說,近兩年我寫了不少專欄談波士尼亞,堅決主張美國干預。而我們的社論反對美國涉入,認為我們不應該管。我不想發表文章說‘《紐約時報》蠢死了。’我只是堅持寫我的觀點。當然如果我精神不正常了,一個星期接一個星期地說瘋話,發行人可以把我調離專欄作家的位置。”

“那麼,編輯會刪改你的文章嗎?”我問道。“我們有言論版的編輯,他們主要檢查打字編排和核實事實等。你知道我的專欄版面大小是固定的,如果我寫得過長,編輯會和我商量減掉幾行。但他們從不改變我的任何觀點,也從來沒有不和我商量就改動任何文字。《紐約時報》的所有專欄作家都享有這樣的待遇。”

“那麼別的報紙的專欄作家是否也是這樣呢?”我繼續問。“我不能十分肯定,”路易士回答。“但我想會是同樣的。因為專欄作家就是表達他或她自己的觀點,不代表報社的意見。”

我半開玩笑地對路易士說:“既然這樣,你就不用把稿子發給編輯了,可以利用電腦的E—Mail直接把文章傳到排版室了。”路易士笑著說:“這可做不到。我沒有電腦,現在還用打字機打字。我是一個很跟不上時髦的人,可能是美國最後一個用打字機寫文章的專欄作家了。”

●美國言論自由的歷史

路易士不僅是有影響力的專欄作家,還是一位出色的學者。他從1955年就加入《紐約時報》做記者,負責報道美國最高法院。1964年,美國最高法院曾裁決了一個全國矚目的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警察局長沙利文(L•B•Sullivan)狀告《紐約時報》誹謗的案子。路易士對此案的出色報道使他獲得了標志新聞界最高榮譽的“普利策獎”。而路易士對“沙利文案”的報道和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研究,使他成為了美國新聞自由與法律關系的專家。哈佛大學法學院曾聘他講授“沙利文”案;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聘請他做“麥迪遜訪問教授”,講授“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無論在新聞界還是學術界,路易士都被視為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堅定捍衛者。1991年,路易士就“沙利文案”撰寫的論述新聞自由的專著《不得立法》出版。該書名取自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國會不得立法限制言論和新聞自由。”路易士圍繞著“沙利文案”詳盡地介紹了美國新聞自由的歷史,並深入淺出地闡述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對於保護言論自由的寶貴價值。

該書是路易士已出版的幾本書中最受好評的一本。《紐約時報》的書評稱這本專著為“對法律保護言論自由的劃時代的研究。對任何人來說,只要他對言論自由與法律感興趣,此書都是可讀的,可以反復讀的。”《華盛頓郵報》的書評說,“路易士用可信的詳實分析,豐富了本世紀言論自由的進化過程。”《費城問詢報》稱該書“幾乎等於是一部宏觀的美國言論自由的歷史。”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講授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布拉斯教授(V•A•Blasi)也曾向我推薦說;“這是一本最好的介紹憲法第一修正案歷史的書。”

●勝訴誹謗案的“三原則”

“沙利文案”發生在六十年代初。當時正是美國黑人人權運動風起雲涌的時候。一批黑人民權領袖聯名在《紐約時報》上刊登了一幅廣告,批評阿拉巴馬州警方鎮壓黑人人權運動。阿州蒙哥馬利市警察局長沙利文狀告《紐約時報》誹謗,索賠五十萬美元。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審理後裁決,廣告內容很多失實,構成誹謗。

《紐約時報》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推翻了原判,認定誹謗罪名不成立。在審理“沙利文案”時,美國最高法院第一次提出了政府公職人員狀告媒體誹謗可以勝訴的著名“三原則”,即當事人必須提供:第一,報道內容失實;第二,當事人名譽被損害;第三,媒體在報道前有“真實的惡意”和“故意疏忽”,即媒體在明知其虛假不實或者漠然無視其真偽的情況下刊出。顯然當事人極為困難拿出媒體有“真實的惡意”的證據,即媒體事先就有誹謗誣陷當事人的動機的證據。在這樣的標準下,官員狀告媒體誹謗案幾乎無法打贏。

●給媒體犯錯誤的空間

美國最高法院對“沙利文案”的裁決建立在對憲法第一修正案這樣的理解之上:新聞自由對於監督政府有極重要的作用。如果讓公職人員輕易打贏誹謗官司,在巨額賠償的壓力下,媒體就會躲避政治丑聞的挖掘和調查性報道,自我新聞檢查。離開強有力的新聞監督,政府就會腐敗。雖然失實報道對政府某個官員的信譽造成傷害,但輕易打贏“誹謗案”,媒體的自由就被鉗制,受不到有力監督的政府濫用權力造成的危害會更大。因此,即使像《紐約時報》的這則廣告內容是失實的,但應該給媒體犯“誠實錯誤”的空間。

大法官們認為,在政府可以被批評,政治問題可以討論,包括錯誤的思想也可以流通的“任何信息都不受限制而蓬勃、最大限度地開放、流動”的“思想市場”中,真實的信息最後一定佔上風。對於不真實的信息或不受人們歡迎的言論的制約方法,只能是提供更多的信息,而不是用繩之法來使之沉默。

後來美國最高法院又將這“三原則”運用到“公眾人物”身上,即“社會名流”要想與媒體打贏誹謗官司,也要有證據證明媒體有“真實的惡意”。這一原則隨後又擴大到即使是普通人,卷入處於公眾關注的“公眾事物旋渦”中,狀告媒體誹謗,也要出示這三點證據。這樣,就為媒體擺脫誹謗糾纏,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間。

●報紙的自由與責任

路易士特別強調說,“這是美國最高法院歷史性地第一次援引憲法第一修正案裁決‘誹謗案’。”“那麼你認為第一修正案的核心價值是什麼呢?” 路易士回答我說:“第一修正案的中心思想是指人們有政治表達的自由。政府不得干涉人民討論社會問題的自由。‘沙利文案’涉及的是種族問題,這是美國的一個重要社會問題,人們有討論的自由。當然第一修正案還有更廣泛的意義,比方說文化藝術和哲學思想表達討論的自由等。但我認為第一修正案的主要精神是保護人們討論政治問題的自由。麥迪遜(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起草人)認為,在一個民主的國家,絕對的權力應掌握在公民手中,所以人民有權利討論政府的所有決策和發表任何政治見解。”

“那麼設想沙利文贏了那場和《紐約時報》的誹謗官司,會對今天美國的新聞媒體有什麼影響呢?”我問。“噢,如果沙利文贏了?那麼我們的媒體會有很大的不同。美國最著名的誹謗案律師之一艾布拉姆斯(Floyd Abrams)認為,‘沙利文案’會直接影響後來‘水門丑聞’的揭發和美國防部‘文件案’(指1971年美國防部狀告《紐約時報》泄密最後敗訴一案)。”

路易士接著說:“‘沙利文案’直接影響了美國媒體的傾向。它等於告訴報界,即使出一些政治問題失實的差錯,也應該自由地、強有力地寫。寫是一種責任。報紙不僅有寫的自由,更有寫的責任。”

●官員別想打贏誹謗官司

在這一判例原則指導下,政府官員和公眾人物在美國想與新聞媒體打贏誹謗官司極為困難。例如僅1982年美國就有兩起轟動的誹謗案最後敗訴。一起是前美軍越戰指揮官威廉姆•威斯特摩蘭將軍(W•Westmoreland)狀告CBS電視公司“誹謗”,索賠一億二千萬美元名譽損失費。但這位將軍自己賠進了兩百萬美元的訴訟費,最後也沒有打贏官司。另一起是前以色列國防部長沙龍將軍(A•Sharon)狀告《時代》周刊誹謗,要求五千萬美元的賠償,結果也沒有勝訴。

美國近年最轟動的一件媒體被告“誹謗案”,是身居舊金山的精神分析學家馬森(J•M•Masson)1984年狀告《紐約人》雜志女記者馬爾科姆(J•Malcolm)。馬森指控該記者採訪他後發表的專訪中有五處引文“嚴重失實”而構成“誹謗”,要求一百萬美元的賠償。這場誹謗官司整整打了10年,從地方法院打到最高法院,又返回州法院,一波三瀾,引起全國媒體矚目。今年11月初最終由舊金山法院裁決誹謗罪不成立。當我們談到此案的裁決結果時,路易士像個剛剛贏了一場球賽的孩子似的興奮地說,“對這個結果,我非常非常高興!”舊金山法院在審理這一案例時,也是援引了“沙利文案”的判案原則,即馬森作為“公眾人物”,沒有提出清晰的證明媒體有“真實的惡意”的證據。

●澳大利亞仿效美國

我就這個話題問起目前有多少國家採納了“沙利文案”的判案原則,因為路易士在10月份的一篇專欄中說澳大利亞的最高法院不久前援引了“沙利文案”處理一樁官員告媒體誹謗的官司。路易士說:“還沒有幾個國家援引‘沙利文案’。澳大利亞的判例和‘沙利文案’還稍有不同,他們的原則是,官員如果控告媒體誹謗能夠勝訴,必須要證明媒體有‘真實的惡意’,或事先對包括廣告在內的信息沒有進行核實。而《紐約時報》至今也不認為他們對廣告內容有核實的責任。另外,澳大利亞對演藝界‘公眾人物’不採用這個標準。”

路易士接著又提到英國最近的一個判例:“六個月前,倫敦的《泰晤士》報揭出英國一個地方政府和其中一個官員受賄,被控誹謗。英國最高法院已援引‘沙利文案’判《泰晤士》報贏了和地方政府的官司。官員個人控告案還沒判。”

“那你怎樣看待新聞自由和自由帶來的錯誤?”路易士回答說:“我並不介意在合理的範圍內懲罰報紙的錯誤,諸如小額罰款;或不賠款,由法院裁決報道是否屬實,以挽回當事人的名譽損失。但不能像‘沙利文案’那樣以巨額賠償威脅報紙的生存。很多大眾討厭媒體和記者,認為記者們想調查所有人,卻拒絕任何人限制他們。我認為新聞必須不受任何限制。當然這會帶來一些劣質的報紙,像《Star》、《Enquire》等(指在美國超級市場出售的兩種小報)。但我不認為任何其他的制度可以行得通。”

●自由在創造世界的未來

路易士最後提起剛出版的毛澤東的御醫李志綏寫的《毛澤東的私生活》一書。他感慨地說:“書中的很多事,中國人都不知道。在美國媒體公佈出的大躍進後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眾死亡,數字令人震驚。但中國民眾也沒有機會知道。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對中國民眾來說幾乎成了奢侈。但我相信中國人像美國人一樣渴望自由。”

一個人們公認的道理是,新聞自由的程度標志著一個社會健康、民主的程度。在信息的自由流動和思想的自由交流中,人的創造力和想象力才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發展,社會才可能真正有活力。路易士感嘆地說:當今世界各國的競爭,最終是看誰更有思想和創新能力,看誰更有“思想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a)。而美國的強大,是思想的強大,是自由的力量!

路易士說完,望了一眼窗外百老匯大街上自由川息的人流,和紐約深秋的湛藍天空。一個小時後,路易士也飛上湛藍的天空,飛回波士頓寫他的專欄。

第二天,讀《紐約時報》他的專欄,眼前又是另一個路易士——尖銳、犀利和對邪惡的毫不留情。不管是喜歡者將專欄剪下收藏,還是憤怒者看過將報紙撕碎,人們都要看他的專欄,這就是自由思想的傳播者路易士的力量。

(載美國《世界日報》周刊1995年1月29日)

1995-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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