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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家林培瑞:服貿“95%是政治、不是經濟”

採訪者:黃兆年




黃兆年(畢業于台大政治系、政研所,現為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政治學博士候選人)採訪及撰稿。

1.訪問時間:2014年3月27日15:00-17:00
2.訪問地點:中央研究院

(以下報導內容已獲林培瑞教授親自修改並同意刊登)

Perry Link(林培瑞)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榮譽教授、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講座教授,1989年曾在北京親身觀察六四學運,這半年多來則旅居中央研究院擔任訪問學者,適逢台灣服貿協議爭議越演越烈,目睹至今已持續十多天的三一八太陽花學運。身為美國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林教授希望藉此機會提醒台灣政府以及社會大眾:應該多加留意大陸政權對民主社會的潛在威脅,並持續深化台灣既有之人權、民主、公民責任(civic responsibility)等文明價值所體現的“軟實力”(soft power),同時嘗試從上述兩個觀點來理解服貿協議以及三一八學運的意義。

服貿隱含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目標

林培瑞教授認為台灣首先應從共產黨的政治目標來理解服貿協議對北京政府的意義。共產黨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歐洲、南美、北美、非洲—都是想利用它的政治與經濟力量,去擴大自己的影響,而減少其他國家的人權意識與民主政治。在全球各地都能看到這樣的趨向。但台灣對北京政府尤其重要,是其亟欲擴張影響力的對象。除了“統一祖國”這等既表面又真實的原因之外,中國官方之所以致力于破壞台灣的民主,另外還存在兩個潛在的因素。首先,北京政府經常把民主體制與中國文化不相容,做為抗拒或拖延民主化的藉口之一。然而台灣民主的存在,恰是一個最佳也最令其頭痛的反例。其次,北京政府最關心的終究還是對國內社會的控制,以及自己政權的維繫。中國政府于是經常挑起一些不必要的矛盾,例如西 藏、維吾爾的問題,以及日本、釣魚島的問題,當然也包括台灣的問題,藉此轉移群眾的注意力,抑制社會內部的反對聲浪,並把自己設為“愛國”的代言人。

至于服貿協議,對共產黨來說,政治上的意義絕對遠大于經濟上的意義。林教授說他很難猜測馬英九的心理,馬英九到底是為了追求台灣的經濟發展,還是為了呼應中國政府的政治需求,還是為了別的目的,林教授不知道。但他十分明確地表示,從北京政權的立場來看,服貿協議“95%是政治、不是經濟”,而且“不是可能”、而是“一定帶來一些政治上的影響”。具體來說,北京政權就是想要借由服貿,將其影響力進一步擴張至台灣,以便對台灣施加壓力,最終的目標則是要台灣“香港化”。

香港經驗值得引戒

在林培瑞教授看來,香港是受共產黨的“和平演變”比較明顯的例子。這一點在新聞自由上能看得最清楚。在1997年以前,香港媒體享有高度的自由,報紙、雜誌反映各式各樣的聲音,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台灣國民黨的聲音都有。到了1997年之后,儘管鄧小平當初承諾“五十年不變”,但事實上不到十年就產生了巨大變化,特別是在傳播媒體方面。北京政府基本上以兩種方式去影響新聞自由。首先是購買媒體,然后對買不到的媒體採用商業力量施加壓力,壓縮其生存的空間。第二個,而且還是更有效的方法則是針對個別記者、編輯製造“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也就是利用各種威脅手段,讓說真話的人必須付出代價,新聞工作者的理想和利益于是被對立起來,人人得開始“打自己的算盤”,越來越少人敢提“六 四”、“法輪gong”、“達賴喇嘛”、“維吾爾”、“台獨”等北京政權不喜歡的詞彙。這種自我審查,一開始,編輯和記者都意識到,但日子久了,就變成一種下意識的反應,說謊于是變成一種“很自然的生活方式”。這不僅對媒體生態造成衝擊,更令人擔心的是,它使得社會大眾被謊言所蒙蔽,越來越沒辦法接近真相。中國大陸好幾十年來就是這樣,香港也開始走這條路了。林教授認為台灣人民應該問自己:“要不要走這條路?”不要的話,早說“不”比晚說“不”來得好。

除了香港之外,林教授進一步指出,北京政府也開始透過自我審查的手段,試圖影響美國的新聞自由。例如,彭博新聞(Bloomberg News)和《紐約時報》兩大媒體,最近就發生旗下個別記者簽證不被中國當局延長的情況。這兩家媒體曾揭露過習近平與溫家寶家族不可思議的龐大財產的詳細情況,北京于是採取了對付香港媒體的方法來對付美國媒體。對台灣有可能不一樣嗎?有的台灣媒體已經開始對北京“學客氣”了,將來共產黨要是真的來了以后,“自我審查”只能增加百倍。台灣人民就跟大陸人一樣,不得不面臨“我說真話還得付個人代價”的難題。

犧牲民主的發展是假發展

台灣面對共產黨施加的壓力,林培瑞教授認為最佳的因應策略即是把自己的人權、自己的民主、自己的文明等可愛的社會氛圍展現出來,理直氣壯地歡迎對岸以及全世界來跟共產黨之下的社會生活做比較。中國國內有不少人對台灣持敵對看法,那是因為共產黨散發“分裂注意”的宣傳,而不是因為他們了解真相。其實大陸人到台灣訪問,眼睛是雪亮的,哪一個社會比較“優越”,一目了然。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的確很快,“爆發戶”(習近平、溫家寶家族即是例證)的確很多,但我們要是用人民的平均生活水準來做尺度的話,台灣還是高得多。總而言之,台灣遠遠低估了自己的軟實力。既然經濟已經發展得不錯,台灣現階段最值得珍視的其實是一種現代文明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千萬不要為了一時的經濟發展而犧 牲掉更寶貴的民主價值。

六四與三一八的比較

1989年北京的學生和市民上街遊行、要求民主,后來遭到屠殺。林培瑞教授擔任美國科學院駐北京代表,目睹了這些情況。2014年台北的學生和市民上街,林教授注意到有幾方面是類似的:學生要求對話,政府不接受;學生佔領地方,官方採取暴力。但也有些明顯不同的地方:台灣政府后來做了一些讓步,同意重新考慮立法過程、同意對話,但北京始終沒有。暴力的程度也很不一樣,一邊是打棍子、踢腳;另一邊是開機關槍和坦克車。台灣新聞也是自由得多,林教授說他晚上開電視看到许多節目進行熱烈的訪談和對話,跟當時的北京電視形成明顯的對比。北京一言堂,只有官方的聲音說一些真假混雜的話。

然而,最令林教授擔心的,並不是台北跟北京在客觀程度上有多大差別的問題,而是台灣眼前所走方向的問題:是要繼續往現代文明走,還是退回到一黨專政的暴力文化?林教授說他看到了一個新聞報導讓他不寒而慄:國民黨副祕書長林鴻池說學運是被“極少數、別有用心”的某些人在幕后利用的。讓林教授吃驚的,並不只是副祕書長的用意,而是他的語言。在六四以前,共產黨媒體就說北京學運是“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幕后黑手挑撥的。字眼如出一轍。共產黨的這種用法,當然也不是六四的時候發明的,從1950年代初就已經開始使用。林教授說他還沒有研究,林鴻池的字眼是留戀蔣介石時代的一黨專政呢?還是想借用當前中國共產黨新朋友的習慣用語呢?(共產黨和國民黨原先都是根據列寧政黨模式創辦的。) 無論如何,台灣民主社會都應該有權利說“不”。

學運有益!

最后,林培瑞教授說他對台灣學運的印象非常好。他認為民主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政府為民間社會服務,而不是民間社會為政府服務。在民主過程中,學生運動所扮演的角色,即是把公民社會的聲音傳遞給政府,協助公民社會跟政府對話,打開政府裡面不民主的“黑箱子”。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學生佔領了中心,自己就成了總統。只是,對話正是民主最基本的元素。學生以和平的方式向政府提出對話的要求,應該是可以被一個民主國家所允许的,也應該是可以被一個民主政府虛心接受的才對。

2014-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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