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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殺者的同謀——中國作家和諾貝爾獎

曹長青

最近,被稱為中國文壇“大師”的曹禺、蕭乾、錢鍾書和謝冰心相繼去世。於是又有人議論起“諾貝爾文學獎”,認為這些“大師”的離去,使中國人更少了得獎的機會。現任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的舒乙就曾說,他父親老舍如果1966年不死,就會拿到第二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結果“失之交臂”。似乎“諾貝爾文學獎”是提前一年就確定,並已通知了獲獎者家屬似的。

恰恰在這樣的時候,德國海德堡大學的教授瓦格納(Rudolf G.Wagner)不識時務地說,中國作家沒資格拿諾貝爾獎(見上期《開放》報導)。他認為中國作家對西方文學的了解太少,對世界文化價值的理解也太淺,作品太局限於民族本位。瓦格納的直言,肯定會引起不少中國作家的憤憤不平。但其實這位德國教授說得太客氣了,且不談中國當代文學中沒有一部令人心靈震顫的作品,僅從作家們的人性程度和道義精神來看,那些中國文壇的“大師”們遠談不上是否應得諾貝爾獎,而是應該對他們的行為進行譴責,因為他們喪失了作家的根本標 ︰靈魂。讓我們看看被中國人推崇的都是些什麼樣的大師︰

●把靈魂典押給暴政

最近去世的謝冰心除了三十年代寫給孩子看的“寄小讀者”等散文外,從來沒有寫出過任何有份量的作品。到底憑什麼她就成為中國的文學大師之一,被供為“文壇老祖母”? 她只有兩個真正的資格︰一是活到99歲;二是懂得討統治者歡心。

冰心家中客廳一直供奉著周恩來的遺像,她還“總不忘吩咐要為周恩來遺像前放一束蘭花”,因為周喜歡。(台北《中央日報》1997年1月9日)她對幫助毛澤東給中國人帶來深重苦難的周恩來如此懷念,但這位以給孩子寫文章出名的冰心,對“六四”被槍殺在長安街上的孩子們卻從沒寫過一個字的悼念文章,更沒有寫過任何譴責政府暴行的文字。是冰心年紀太大,沒有寫作能力了嗎?絕不是。在六四屠殺四年後的1993年底,冰心動筆了,她在《中國文化報》上發表了“懷念毛主席”的文章,為毛澤東百年生日獻禮。毛澤東給中國人帶來的苦難冰心和家人都親身經歷過︰她的丈夫當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她雖70高齡並患重病仍被遣送到“五七干校”勞動改造。但這一切都沒有改變她對暴君的深厚感情。以1993年中國大陸的政治環境,不會有任何人強迫93歲的冰心寫這種文章。

當然,活到99歲還在“深切懷念毛主席”的人,怎麼可能會撰文懷念那些被毛主席們殺死的孩子呢?

對這個早就把靈魂典押給共產政權的老太婆,曾官拜中共內閣大臣的原文化部長王蒙還贊美說“她在自然、本色、真誠、平實中又富有原則”;巴金則稱譽“她是多麼坦率,又那麼純真”;蕭乾更乾脆,說“她完美得夠得上一位聖者”。(紐約《僑報》1994年10月11日)由此可見,在中國作家的辭典中,“原則,純真和完美”,不僅已貶值到一錢不值,而且到了黑白顛倒的地步!

●兢兢業業侍奉中共

另一個“大師”劇作家曹禺,也像冰心一樣,自三十年代寫出《雷雨》、《日出》等名劇外,六十多年再也沒有什麼有份量的作品。他晚年身體多病,一直在醫院躺了八年,但直到咽氣,還擔任著“中國文聯”主席。為什麼八年都躺在醫院病床上的人還要當文聯主席?曹禺的老友吳祖光說,因為曹禺“太戀官位,太听領導的話,有時甚至揣摩領導的意圖。”

據曹禺夫人說,曹禺八年住院唯一最清醒的一天,是接受中央電視台采訪拍攝“紀念周恩來百年誕辰”節目,夸贊他的總理一個多小時。曹禺一生這最後一個“作品”給他幾十年來兢兢業業侍奉中共的歷史劃上了一個漂亮的句號。

●至死不向暴行說“不”

不久前去世的蕭乾、錢鍾書雖和中共保持著一定距離,但這兩位“大師”也有和冰心、曹禺完全一樣的地方,那就是他倆到死都沒有對中共暴政和天安門的屠夫寫任何譴責文字。

蕭乾曾做過二戰時的戰地記者;他會英文,曾翻譯了喬伊斯的《尤里西斯》,但他到死都在拒絕西方價值,強調“民族本位”。蕭乾聲稱要寫一本中國觀點的“二戰”,認為西方看世界有偏見︰“西方是英雄,我們是狗熊”(紐約《世界日報》1994年9月25日)。而對中國“大師們”得不到“諾貝爾文學獎”,他認為是西方不重視中國,評獎的人不理解中國作品中的工農形象。

最近被評為百部英文小說之首的《尤里西斯》主要從心理和哲學的角度寫了三層意思︰無望的過去;荒唐的現在;可悲的將來。蕭乾一邊翻譯這樣的作品,一邊強調中國的工農形象,這是一種令人完全不可思議的人格分裂。

錢鍾書去世,媒體都是痛悼國學大師。即使一向嚴詞譴責中共暴行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寫的懷念文章,也沒有提到錢鍾書至死都沒有對那個迫害了千百萬中國人的共產暴政公開發出抗議的聲音。

●巴金不說真話

現在僅存的“大師”是今年已95歲的巴金了。這位被譽為中國“文壇泰斗”的作家也像其他那些“大師”一樣,對“六四”這樣血腥的屠殺,也沒有發表一個字的譴責。當年北洋軍閥槍殺學生,魯迅寫了“紀念劉和珍君”,悼念那些被害的孩子,憤怒地稱那天是“中國最黑暗的一天”。而今天中共政權公開屠殺的學生人數是北洋軍閥所殺的上百倍,被譽為“泰斗”的巴金對此一直保持沉默。

是巴金因病住院喪失了寫作能力了嗎?不是。巴金在“六四”屠殺五年後的1994年秋天還在台灣《聯合報》上撰文懷念他的一位老友。

巴金近年提倡“說真話”,但是“六四”上千名學生和市民被政府公開屠殺這樣重大的生命問題難道都不包括在他的“真話”里面嗎?“六四屠殺”馬上就要到10周年了,難道巴金準備到死也不寫一個字嗎?

不要說從沒有譴責政府的暴行,巴金至今還擔任著這個殺人政權的官職“全國作家協會主席”和“政協副主席”,享受省軍級的高干待遇。即使六四屠殺這樣震驚世界的慘劇發生,巴金也沒有哪怕辭去一個官方職務,對這場屠殺表示一點點的抗議。

●中國人里最不缺無恥

歷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沒听說哪個在政府擔任職務的,更沒有在共產政權中任官職的。因為真正的作家,都是獨立於政府的,本質上都是政府和權力的批評者;人性和人道的宣揚者。不僅不會做政府的御用文人,更不會和骯髒的權力攪到一起。

例如,索爾仁尼琴回到俄國後,不僅拒絕任何官方職務,而且最近拒絕了俄國總統葉爾欽頒給他的獎。索爾仁尼琴說,他不能接受政府的獎和獎金。

另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幾年前也是拒絕標 日本最高文學獎的“天皇獎”。大江認為,天皇是不民主的產物,對二戰中侵略中國等國的暴行都負有責任,他絕不接受這種政府獎。

構成諷刺的是,在1994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拒絕天皇獎不久,旅居海外的華裔畫家趙無極卻歡欣地領取了日本皇室頒給他的“藝術獎”(香港《明報月刊》1994年8月號)。連日本作家都因為天皇在侵華中的責任,拒絕天皇獎;而領獎時已73歲的趙無極是經歷過日本侵華、知道南京大屠殺的過來人,卻毫不猶豫地領取日本皇室獎。

●墮落在“廢都”的“豐乳肥臀”中

也釵酗H說,那些“大師”都太老了,希望在中國大陸目前活躍的知名作家身上。但這批名流們又怎麼樣呢?例如最近大陸兩家文學刊物推選出一批“當代中國文學大師”候選。其中有王蒙、王朔、莫言、史鐵生、韓少央B張承志、王安憶、張煒、陳忠實、賈平凹、甦童等19人。這19位當前活躍大陸文壇的名流,寫作風格各有不同,但他們有一個絕對一致的東西,那就是對“六四屠殺”全都保持沉默。這些“大師”候選們沒有一個寫過悼念六四遇難學生的文章,也沒有寫過有關六四屠殺題材的作品,更沒有一個人寫過譴責政府屠殺平民的文字。這是偶然的巧合嗎?絕不是!

中國的“大師”候選和名流們是顧不過來“六四”的,他們在忙著出書,出名,沉浸在“廢都”的“豐乳肥臀”之中;然後入會(作協),當官,爭奪各級作協文聯主席的位置。

中國的“作家協會”實際上是中共政權管理作家、並傳播黨的意識形態的官僚機構。在這個機構能爬上去的人,除了官方認可的文學成績以外,也完全像在其他任何官方機構一樣,必須順從中共意圖、同時自覺地替政府排擠和鎮壓異議聲音。

●抗議殘暴,茨威格攜妻自殺

有人說,中國的所謂大師們這種狀態只是由於膽怯。但事實上,以目前的情形,這些名流們無論集體或以個人的名義發出悼念六四遇難者的聲音,都不會有什麼危險。因此真正的原因是,他們對中共邪惡沒有充分的認識、對痛苦沒有切膚的感覺、沒有真正的作家那種深沉的人道情懷,它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缺乏生命意識。中共自四九年建立共產政權以來,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寫的長篇調查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被迫害致死的中國人可能“達到八千萬”,它是12個香港或近4個台灣人口的總和。
對這樣大規模殘害中國人的共產政權邪惡,中國作家們不是一點不知道,只是在他們腦子里這些都僅是統計學上的數字,和具體生命沒有關系。

而西方作家就不一樣,在二次世界大戰中,面對法西斯對生命的摧殘和屠殺,以羅曼.羅蘭為首的一大批作家聯名憤怒譴責,而奧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為抗議納粹殘暴而攜妻自殺。

●找不到對靈魂的拷打

第二,缺乏人類意識。中國的名作家們筆下口中總是強調“我們中國,我們中國人,我們炎黃子孫”等等,而缺乏提倡(或根本就沒有懂得)“世界價值”(Universal Value)。因而在中國大師們的作品和人品中,就難有超越民族國界的人性和人道情懷。他們的文學作品中也有痛苦,但更多的是肉體的磨難,而不能升華到整個人類靈魂的痛苦。更不要說完全找不到陀斯妥也夫斯基作品中那種對靈魂的拷打,和索爾仁尼琴那種對道義的捍衛。

第三,沒有獨立和尊嚴意識。中國傳統文化就是文人依附朝廷,歌頌皇帝。而經過黨文化的燻陶,中國作家根本就不存在獨立意識,更談不上尊嚴感。因而,依附政府,或擔任政權的官職,對他們來說,根本就沒有什麼良心不安或不自尊的感覺,反而為官職帶來的虛名和物質利益而竊喜。

●沒有“幸存者的負罪感”

第四,更沒有“幸存者的負罪感”。中國作家的作品中普遍都沒有二戰之後猶太作家那種“幸存者的負罪感(survivor’s guilt)。所謂“幸存者的負罪感” 主要是兩層意思,一是指同樣在那種摧殘生命的苦難中,我幸存了,而那些同類被邪惡殺害了,作為人類的一員,我沒有能保護住那些遇難者,有負疚的感覺;二是作為幸存者,如果不把我所經歷的、同類被殺害的苦難寫出來,則對那些喪生的同類的背叛。這種“幸存者的負罪感”是一種更高的,更接近真正作家的境界,它來源於生命意識、人類意識和人的尊嚴感。

中國的作家們不去深刻反省自身所缺乏的基本素質,反而憤憤不平諾貝爾獎的評審們總是把獎頒給英語作家。但他們忘記了,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都是用日語寫的;索爾仁尼琴的全部作品是用俄語寫的;令很多中國作家欽佩的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是用西班牙語寫的。

這時中國作家們又要強調沒有好的翻譯把中國的“杰作”介紹到世界。但中國人有時竟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連我們這些完全看懂漢語的地道的中國人,也沒從哪一部當代中文作品中感受到巨大的藝術力量和強烈的人性震撼。我不知道有哪個中國讀者從哪一部中文作品中,讀到了《老人與海》、《約翰.克里斯朵夫》、《百年孤獨》、《古拉格群島》、《茨瓦格醫生》等作品中那種靈與肉的搏斗、那種人性的光芒、那種淨化人靈魂的藝術力量?反正我沒有,絕對沒有!連中國人讀中文原版都激動不起來,還談什麼翻譯出去,得諾貝爾獎,拉倒吧!

●比李鵬更值得譴責

從冰心、曹禺、蕭乾、錢鍾書、巴金到那些所謂大師候選人,對“六四”這樣清清楚楚的屠殺,無一例外地都不發出譴責的聲音,這種人不僅談不上基本的道義、人格和人性,更嚴重的是,他們的聲望、影響力,和“人類靈魂工程師”的稱號,使他們的沉默等於是向民眾傳遞了那個政權統治的合法性,甚至屠殺的合理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在幫助著暴政的繼續存在,等於是屠殺者的同謀;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比李鵬更值得譴責。因為李鵬就是電影中好人、壞人角色中明顯的壞蛋。而作家,是萬眾眼中的好人,是啟迪靈魂的教導者,是人生道路的指引者,如果這樣的人再維護“壞蛋”的統治,就更不可容忍。

因此對中國作家來說,現在根本不是奢談得不得諾貝爾獎,而是要先努力去做人。在如今大陸經濟好轉,吃喝多了的條件下,不能只長肉,也得長骨頭,更得長靈魂,長心。

(載香港《開放》月刊1999年4月號)

1999-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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