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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中國出個蔣經國是可笑的,需要的是雷震那樣的勇士!

台灣《民報》專欄作者:殷惠敏

(民報編按:今天,是台灣民主鬥士、《自由中國》雜志創辦人雷震逝世的紀念日,1960年雷震與台港在野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中正三連任總統”,結果遭蔣介石、蔣經國父子構陷入獄。本文作者殷惠敏以“特務頭子變成民主推手”為題,直指中國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企盼有一天中共也能出現一個蔣經國式的人物之可笑,文中亦述及兩蔣迫害雷震、民主殺手的本質,在雷震逝世紀念日這一天讀來,特別發人深省…。)

近年來,中共為了對台灣的國民黨統戰,在有關抗戰歷史的書寫上,刻意哄抬蔣介石的gong績。在電視劇目上,蔣介石父子也有了正面的政治形象。大陸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也順此推波助瀾,甚至企盼有一天中共也能出現一個蔣經國式的人物。

由台灣《中國時報》出資,請一位美國退休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為蔣介石和蔣經國寫的傳記,其格調和過去蔣家御用史家的作品其實差別不大,但因為作者是洋人,對華人讀者來說,似乎就增加了客觀可信度。實則,儘管過去幾十年蔣家政權有過鋪天盖地的宣傳,只要親身“走過從前”,體驗過台灣政治發展歷程的人,都不難辨識出什麼是真像,什麼是假象,什麼是幻象。這不是請來一個遠地和尚就能混淆是非的。

特務頭子成民主推手

對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台灣政治發展的探索,使人了解到,在詭譎多變的表像下,也有恆常不變的事物。那就是蔣父子為了維護權力所採取的毫不鬆懈的手段。

事實上,自從葉公超代表台灣政府同美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后,台灣固然有了安全保障,大陸不敢貿然攻台,台灣在美國的保護傘之下,按照條約義務,台灣也無法在不知會美國的情況下,逕自對大陸發動攻擊。這個限制所造成的台灣地位的實質改變,已使得國民黨政府宣傳多年的“反攻大陸”國策成為政治神話。這一點,不僅杜勒斯和葉公超心知肚明,蔣介石父子也心理有數。基本國策無法成立,政權的法統,包括戡亂時期戒嚴條例的設置,中央民意代表的無限期延續等,也都要出問題。在當時的情況下,維持專制統治所依賴的只有謊言與暴力。

明眼人都看到了這一點。所以蔣介石要違法連任時,胡適苦口婆心勸他遵守憲法。胡適建議國民黨必須“毀黨造黨”,台灣才能走上民主之路。 “毀黨造黨”就是毀棄“革命”的黨,建造遵守民主遊戲規則的黨(這樣的處方對今日的中國大陸似乎還是適合的)。胡老頭這個溫和的建議,卻激起了有儒學修養的基督徒蔣介石的肝火。他忍不住在日記裡大罵胡適為“買辦文人”,“其勸我’毀黨救國’,此與共匪之目的如出一轍。”

前仆后繼的民主運動

曾被推舉為“十大傑出青年”之一的台大法學教授彭明敏,也意識到國民黨政權的這個“法統危機”。他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中,直指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把戲是二十世紀的一大騙局。蔣的意圖是要“利用非常時期的名義,排除憲法和法令的正當行使,陷害愛國而富于正義感的人們,進一步限制言論,封鎖新聞,控制思想,實行愚化政策。”這正好勾畫出蔣經國的使命所在。

吳國楨要落實人民的憲法權利,實施地方自治時,蔣經國就指使特務系統以抓“流氓”來恐嚇地方領袖,甚至企圖謀害吳的生命。為了消除孫立人勢力的潛在威脅,蔣經國不惜炮製一場由假匪諜策動的假兵變。雷震的《自由中國》雜志反對蔣介石違憲連任,雷震和台灣名人李萬居要合作組黨,蔣經國又搬出“匪諜”戲碼,逼迫雜志社的職員劉子英出來自誣,將雷震按上“知匪不報”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雷震被捕后,胡適在美公開為雷震辯護,強調雷震絕非叛亂犯時,蔣介石在日記中的反應就是潑婦罵街了:“此人(胡適)徒有個人而無國家,徒恃外勢而無國法,只有自私而無道義,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

“野犬狂吠”?罵胡適沒有“國法”,倒是令人莞爾的。

然而,台灣的民運一直前仆后繼,從未止息。白雅燦參加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的政見,要求蔣經國公佈私人財產,繳納蔣介石遺產稅,解除戒嚴令,結果以違反基本國策,鼓動叛亂的罪名,被判處無期徒刑。楊金海與國會議員郭雨新組黨,結果遭警總逮捕,以意圖顛覆政府的罪名被判無期徒刑。當年帶領黨外人士于國際人權日在高雄示威遊行的“美麗島”領袖黃信介、施明德,初審被判無期徒刑。在另一件“匪諜”案中,特務系統要吳泰安自供為匪諜,來誣陷高雄的黨外重量級人物余登發,吳泰安在獄中翻供后突然又“畏罪自殺”。同樣的戲碼,演了又演,這些政治案件背后的黑手,都可以追溯到蔣經國身上。

可是,在蔣經國基金會贊助下,陶涵撰寫的蔣經國傳記,卻稱頌他為台灣民主的催生者,不免令人啼笑皆非。台灣的民主推手難道不是在專制時代前仆后繼的民主運動嗎?推動民主化的是推手,壓制民主化的是殺手。殺手只能從反面促進民主化。替殺手改頭換面,把殺手說成推手,要不是黑色幽默,或價值錯亂,就是如納粹所說,謊言說一百遍就成真理。這是國民黨政府多年宣傳所造成的潛移默化的效果嗎?

其實,早在七十年代,出身芝加哥大學的一位學者謝善元,在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的《亞洲觀察》撰文,分析蔣經國在不同時期向幹訓班的幹部和學員所做的內部講話,就發現他的政治思想中沒有任何可與民主政治銜接的地方。

蔣經國強調的革命任務是鞏固領導中心,打擊分歧份子。他領導的特務系統,也的確壓制了歷來對國民黨統治的大大小小的挑戰。 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可說是對台灣民主運動的一次規模最大的鎮壓。對蔣經國來說,他固然是不辱使命,但台灣至今在政治衝突中讓人感到的一股戾氣,卻是以往長久的挫折所積累起來的。這顯然也是蔣經國留下的政治遺產。

1988年,在蔣經國死后的翻案風中,雷震案的關鍵人物劉子英,寫了一封信給雷震的遺藹滬^女士,懺悔他當年扮演“匪諜”的往事:

“雷太太:我實在kui對雷公和您了,所以不敢趨前面領罪責。回想當年為軍方威勢脅迫,我自私地只顧了自身之安危,居然愚蠢得捏造謊言誣陷儆公,這是我忘恩負義失德之行,被人譏笑怒罵自是應該,所幸社會人士大多明白這是怎樣的一樁冤獄,而您對我的為人罪行也仍給以寬容,從未表露責怪之意,因而益使我無地自容。…”

這或许可為陶涵筆下的蔣經國這個“民主催生者”的業績,做一個註腳吧。

陶涵寫的蔣經國傳記,訪問了包括蔣生前的心腹侍從李煥、王昇和讀報秘書宋楚瑜、馬英九等人,還為蔣經國在江南謀殺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刻意洗刷,認為他本人對此並不知情。但效果可能適得其反。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偵查線,毫不費力就從執行暗殺行動的竹聯幫追索到台灣國防部情報局,最后鎖定在蔣經國的次子蔣孝武身上。這件消息經《紐約時報》記者包德甫(Fox Butterfield) 報導出來,對蔣經國和國民黨政府來說,都是十分難堪的事。

眾所周知,王昇被黜后,蔣經國已疾病纏身,本來召集各部會首長開會,下達命令的核心小朝廷“劉少康辦公室”的機要事務,交由次子孝武代行。蔣經國從八十年代初就有意培養孝武接班,所走的途徑似乎和自己當年一樣,是在情報機關裡“歷練”。不久,情報系統向蔣經國匯報的重要國安情報,都由蔣孝武經手過目,儼然成為蔣經國的耳目。眼看專制的三世傳承就要開展,卻在江南案上栽了一個大跟頭。

就像他的祖父年輕時與上海黑幫的淵源,蔣孝武也有利用幫派“報國”的奇妙想法。情報局被鼓勵去嘗試一條新路線,于是便產生了指使竹聯幫在1984年10月赴美刺殺江南之舉。江南在這一年6月訪問了吳國楨,得到一些尚未公開的資料。江南計劃動筆寫吳國楨的傳記。這些資料一旦公諸于世,對國民黨多年來營造的蔣經國形象,將是不利的。但主事者忽略的是,江南是美國公民,美國是台灣的保護國,到美國來行刺一個美國公民無異是太歲頭上動土。就如一句英文俗話所說,餘下的就是歷史了。

聯邦調查局掌握了無可辯駁的偵查材料, 在國際媒體的聚焦下,蔣經國在《時代周刊》採訪記者面前宣布他的子女不會接班。受到美國政府的強大壓力,蔣經國被迫向來台訪問的《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證實台灣將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這個一生致力于鞏固領導中心,打擊分歧份子的“革命家”忽略的是,他的子女,在民主的遊戲規則下,和其他的台灣公民一樣,也同樣有機會競選台灣的總統。

這大概就是台灣民主催生的關鍵所在。現在回想起來,在民智已開的八十年代,蔣經國傳子的企圖顯然是犯了時代錯誤的。

然而,我不免產生的感想是,只要專制統治的時間夠久,泥土路變成柏油路,雜貨舖變成小超市,手工廠變成電子廠,專制的道路似乎就變成唯一的、合理的發展道路了。發展經濟學家會提供理論根據,政治宣傳家會來塗脂抹粉。那些陪伴獨裁者打牌度日的爬蟲,也“無怨無悔”地沉浸在良好的自我感覺中。 《蔣經國傳》的作者陶涵2009年曾經接受大陸《南方人物周刊》的專訪。在答覆周刊記者關于如何評判蔣經國的一生的問題時,陶涵的妙答是:“蔣經國應該堅決反對他的父親實施白色恐怖。他也應該更早地在台灣推進民主化。”隔靴搔癢到這般地步,令人啼笑皆非。

特務系統成怪獸

權力如同春藥,上了癮之后,企圖心會無限膨脹,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蔣經國靠著情報特務系統而控制軍隊,控制政府的運作以及行政和技術官僚。但在這個過程中,他所操縱的特務系統也變成了一個尾大不掉、行走于法律邊緣的怪獸,對台灣政治和社會的荼毒,罄竹難書。在他統治下的台灣,一些有政治理想的人,他們的基本權利被剝奪。不少有志之士或政治異議者因政治主張而投獄、受難,甚至喪失生命。如果說,這是安定繁榮、經濟發展必須付出的代價,這個代價顯然不低。那些在專制的銅牆鐵壁中碰得頭破血流的思想犯、政治犯,他們又該向誰申訴?被軟禁的政治犯彭明敏1969年在冒險離家逃亡前夕,給《華盛頓郵報》駐港特派員寫的英文信說:

“我要離開此地,因為我和我家屬的安全受到威脅。我覺得這是保全我的生命及解除我的家屬所受困擾的唯一辦法。我從軍事監獄釋放回家以后,我全家一直在受著嚴密監視,日夜備受干擾。我已得到可靠的秘密消息,特務機關將對我的生命有所企圖。整個情勢已使我相信,要確保我生命的安全及家屬的平安,沒有他途了。我十分了解要這樣做所冒的危險及其政治后果,但還是要做這痛苦的決定。過去幾年,特務機關一再設局要陷害我,使我被判死刑。調查局牛科長和劉組長曾當面威脅我說,他們隨時能夠殺我。與特務機關有關人士也曾一再警告我有生命危險。我于1964年被捕以后,一直被國民黨機關抹黑攻訐。我出門一步即受特務人員跟踪或包圍。我的家屬每一個都受特務人員的騷擾。連我子女的每日例行活動(如往來學校)也受嚴密監視。這對他們的敏感心理已有極大影響和打擊,使他們近于精神崩潰。”

蔣父子是必要的嗎?

在那個時代的台灣,思想箝制、政治壓制,特務橫行,都是“必要之惡”嗎?經濟發展是否必須以犧牲民主為代價?為國民黨政權辯護的人往往表示,過去這幾十年所走過的路便是唯一的出路了。但為什麼是“唯一”的出路?難道不是因為其他的途徑都被封殺了?我們今天的困局有许多都是過去幾十年所造成的。至今未解決的國民黨“黨產”問題,不就是當年吳國楨所指控的“國庫通黨庫”種下的因嗎?在五十年代以來台灣的政治發展上,我們不免要問,蔣介石是必要的嗎?蔣經國是必要的嗎?

盼望蔣經國式的人物在大陸出現的人,恐怕是拜錯了神。民主不可能恩賜,餡餅從天上掉下來的機率其實很小。還要等待那虛幻的彌賽亞的到臨嗎?不如聽從那句古老的哲理: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作者殷惠敏,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台灣俗稱的“外省人”,曾在聯合國工作,長年旅居海外,現居美國紐約)

——原載台灣《民報》2014-03-11;原題:特務頭子變成民主推手

2014-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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