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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靈:財富不是原罪——遺產稅批判

作者:風靈

(注:本文主要是遺產稅的經濟學分析,不專門涉及倫理問題。)

近日有新聞放出風來,遺產稅將提上議事日程。一時輿論嘩然,但人們所關注的多是起征點過低(草案為80萬),而對遺產稅本身卻較少異議。

遺產稅的首要問題是:到底該不該征收遺產稅?我的答案很簡單,絕不應該!雖然按照正常情況,我的父母和我本人都將沒有什麼財產可供征稅,但一件事情的是非曲直並不由身份地位或財產多寡而定。许多發達國家征收高額遺產稅的事實也不能作為其具有不可置疑正當性的證明。

遺產稅是一種最典型的貫徹了均貧富思想的稅收,它不是基于納稅人的行為,也不是基于某項政府公共開支,征稅僅僅是因為死者留下了一筆財產。而政府認為,不能由死者本人自由決定財產的去向,必須由政府參與分配。

遺產稅的這種邏輯與市場經濟賴以生存的基礎背道而馳。市場經濟建立在這樣的原則之上:1.財富的積累是有益的,而每個人追逐自身的利益,便即促進了社會整體的利益;2不可侵犯的私人所有權是財富最大化的源泉。

以此原則運行的市場經濟,在短短的數百年間,便積累了之前漫長的人類歷史不可想像的巨大財富,使得人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現代的市場經濟社會中,哪怕最貧苦的人的生活也有了極大的改善。

但征收遺產稅卻是因為:1.財富積累是有害的,或者一定數額以上的財富是有害的,富人愈富,對窮人就愈不利,劫富濟貧具有正當性;2.富人無法正確認識自身和社會的利益,不能正確分配財產,必須要國家來進行干預。

這些似是而非的謬論或许能迎合普遍存在的“恨人有,盼人無”的妒忌心理,但實際上卻經不得推敲。

一、財富的積累有害,劫富濟貧具有正當性。

1.這種觀念是一種典型的靜態零和博弈的思想。認為財富是分大餅,你分走了一塊,我的所得就少了。但市場交易不是分大餅,而是創造大餅。自願交易的各方都會得益,各方的財富都會增加。你分走了一塊,我的不但沒有減少,反而也會比以前有所增加。這就是市場的神奇之處。也是財富積累的意義所在。在正常的市場經濟中,一個人如果富甲一方,那通常是因為有很多人自願與他交換,換言之,他也為很多人創造了財富。他所創造的,比他自己所擁有的更多。市場競爭獎優罰劣,財富是消費者主動給予他的獎賞。他得到的,是他所創造的財富的一部分,而不是給別人造成了損失。

2.有人說富人為富不仁,坑蒙拐騙,才會發財致富。這些行為理當懲罰,但遺產稅有沒有做這種區分?沒有。而且這顯然也不是遺產稅的立法原意。要懲罰這些壞蛋,也得在生前追繳他的財產啊!在死后征稅顯然不是這個目的。遺產稅是對財富積累本身的懲罰,與何種方式得到財產無關。

3.還有一種普遍觀念,富人會造成壟斷,以其壟斷地位來剝削窮人、壓迫窮人。實際上,壟斷與否與絕對財富的多寡無關,而與是否存在競爭有關。除了極少數自然壟斷情況外,富人並不能天然獲得壟斷優勢。沒有暴力作為后盾的富人,必須得面對其他競爭者的挑戰。如果存在暴力驅逐競爭者,那是法治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不是遺產稅。另一方面,要想減少壟斷,增大競爭,增加窮人的福利,最好的辦法是讓更多的人富起來,而不是讓更多的人窮下去。正如要想工人日子好過,是要增加老板,而不是把老板都變成打工仔。

4.財富的積累本身是有益的。理論上,如果一個人只有較少的財產,大部分會用于當前消費,而擁有大量的財產才會進行投資,以獲得更多的財富。如果你每年只有2萬元,你只能混個溫飽。如果你哪年有了200萬收入,你就可以拿它去開公司,創造工作崗位、就業機會;即使你不親自經營,你也可以將這筆錢借貸或入股,讓別人去創造更多財富,解決更多人工作。而遺產稅卻不斷地夷平這種財富積累的過程,使得個人(家族)難以從事耗資巨大的偉大事業(另一方面與之配套的是對公司征收的重稅,同樣是摧毀財富)。或许你可以期待在遺產稅中分到一杯羹,但即使你分到了幾千幾萬元錢,或每個月多了幾百元,也是不可持續的。唯有相當數量的財富積累(資本積累)才能為普通人提供持續的工作收入。設想一下,如果工人們把雇主的工廠賣了,得到的錢瓜分了,可能過上幾天好日子,然后接下來就面臨失業。如果每家工廠的工人都這樣干,那倒霉的是誰?是誰將沒有飯吃?我們都聽說過金蛋的寓言,摧毀財富,就是殺死了那只會下金蛋的母雞。
我曾經問學生,想不想打土豪分田地瓜分富人財產,學生說想。我又問:假如你分到一筆不少的錢,你怎麼辦?幾天就吃光喝光揮霍光麼?學生說:我要投資賺錢。我笑了,想必你也知道了謬誤所在。既然投資會被瓜分,母雞會被殺死,就不會有投資的行為。不斷瓜分財產將改變人們的時間偏好,財產會被揮霍而不是積累,我和小伙伴們都將一貧如洗。

5.世代的財富積累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就是形成一個有閑階層。這樣的有閑階層無須為生計發愁,可以長期從事一些不能直接獲利的活動,如文學藝術、哲學或科學研究等。正如哈耶克所敏銳地指出:“獨立的財產所有人無論對于一個自由社會的經濟秩序是多麼重要,但他的重要性也许是在思想與見解、品味與信仰的領域裡更大。如果一個社會所有思想上、道德上和藝術上的領導人物全都屬于受雇階級,尤其是如果他們大多數受雇于政府的話,那麼,這個社會是大有缺陷的。” [1] 達爾文自身便是這一階層的人士,他認識到“有一批不必為每日的面包而勞碌的飽學之士的存在,其重要性是無論如何估計也不會過高的;因為一切高度智力的工作都是由他們進行的,而一切方面的物質進步也主要取決于這種工作,更不必說這種情況在其他方面的更高層次的好處了。” [2]

6. 民間財富的積累提供了一種獨立的社會力量,即可動用自身的資源,不必仰人鼻息受制于人。一方面,富人可以自身從事與大多數人或政府不鼓勵的事業,另一方面,也可以資助他人從事這樣的事業。如果有大量的這類富人存在,權力和權威將是分散的,由此形成的去中心化的多樣性社會,是保持自由的基礎。比如,如果沒有金主提供支持,絕大多數學者只能受雇于政府的教育和研究機構,為主流的意識形態所束縛(即使在民主國家也是一樣),但如果他能找到一個贊助者,即可不受這種束縛。“這是很少為人注意到的財富的不平等保存政治自由的作用——即資助人的作用。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只需要說服幾個富有的人提供資金來實現任何想法;不管想法是多麼古怪,都是如此。這樣的人大量存在,具有獨立見解的人的支持也大量存在。” [3] 由于資助和被資助雙方都存在自由選擇,學者即可保持其思想的獨立性,而不必“為五鬥米折腰”。

7. 遺產稅反對私人財富的積累,卻藉此讓政府積累了巨額的財富和無上的權力。當然,壟斷性的政府也有削減民間力量的強烈動機。摧毀了民間財富,政府成了最大的雇主、財產分配者、暴力壟斷者、思想提供者……這才是獨此一家別無分店的真實而可怕的壟斷。那些喊著要劫富濟貧的人們卻不憚于制造一個可怖的巨無霸,鋪就一條通往奴役的道路。這是何其可悲的故事!

二、富人無法正確認識自身和社會的利益,不能正確分配財產,必須要國家來進行干預。

1. 遺產稅支持者常常聲稱,貧富差距造成了社會治安問題,無路可走的窮人會鋌而走險,危害富人,因此征收遺產稅分給窮人有利于社會穩定,這也是對富人有利的。先不說其中的事實問題(如極端的貧困和走投無路,通常是壓制性的制度造成的,而不是財富本身造成的,因為市場中的財富是創造而來的,不是基于暴力搶劫。又如就算窮人鋌而走險,危害的往往也不是富人,而是和他一樣的中下層窮人,富人可以動用更多的資源來保護自己,保安保鏢防盜裝置等等。照這種道理,豈不是中下層的人更應該交稅買平安?何況,要買平安也是在生前買,找死人要錢是對死人有利麼?),單說就算真正如此,為何又假設富人就認識不到自身的利益?必須要國家一片好心以收稅的方式來幫忙?富人如果真能通過資助窮人得到安全,他為什麼不能以自己的方式進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一方面以遺產稅來消減做慈善的能力和動力,一方面聲稱自由市場不可能生產出“足夠”的慈善。 [4]
事實上,慈善活動已構成了廣泛的公益事業網絡,即使在慈善極不發達的中國,也常有規模巨大的捐贈行為。如果認為富人多數不願意做慈善,也就是認為富人不懂得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聯系,不能與社會共存,這與富人正是通過向社會提供大量優質服務(即最擅長討好消費者)而發財致富的事實本身,就存在內在矛盾。比如,如果大多數消費者和社會輿論希望富裕的商人樂善好施,富人就有動力樂善好施,這對他有看得見的利益,因而慈善行為將是長期的自願的,而不會因強制性造成損失。

2. 財產要遵循所有者的意願支配,才能保證財產的最大化以及資源的優化配置。這是市場理論的基礎之一,但為什麼到了遺產這裡就拐了彎?所有者的意願變得無足輕重?或许有人認為,死者死矣,無知無覺,在他身后怎麼分他的財產都無所謂了。但要對遺產征稅是死者生前就知道的事實,這會讓他對財富的積累失去熱情,並產生規避成本和損耗成本。任何對所有者的選擇限制都會導致規避的激勵,即“鑽法律的空子”。一般而言,所有者在使用高昂的法律資源來規避財產的限制。如果法網過密,無法規避,所有者就會在生前盡量耗盡他的財產。總之,都會破壞所有者使財產最大化的激勵。 [5]

3. 還有一種常見的謬誤:認為既然富人的錢很多,錢太多就沒什麼用,而對溫飽尚不足的窮人而言意義重大。換言之,即假設相同財產對富人的邊際效用一定是低于窮人的邊際效用。所以對富人征收遺產稅對富人的損害較小,而對窮人的幫助較大。但這種假設是沒有道理的。貨幣的邊際效用的確是遞減的,但不同個人的效用卻無法比較。更不能相信,每個人的估價都是一樣的。效用不是數量,而是偏好的主觀排序。因此,基于這種假設分配稅負負擔的任何原則都可以說是荒謬的。經濟學文獻現在普遍確認了這一真理。 [6]

4. 人們憎恨不勞而獲,因此要限制繼承人將其財產轉移給他願意的人,但這卻導致了新的不勞而獲,即國家通過征稅的不勞而獲,以及得到遺產稅分配的人的不勞而獲。富裕的被繼承人選擇繼承人或受贈人通常不是盲目的,而是基于能將自己身后的財產最大化的考慮,將財產轉移到他所認為最有價值的地方。被繼承人是有選擇的,因此也是有機會成本的,這就使他能擇善而從。同理,繼承人或受贈人也有其主動爭取的因素,也受到約束,有將財產最大化的激勵。但國家完全沒有這種考慮。國家征收遺產稅是沒有對價的,也就是沒有成本約束的(忽略征稅本身的成本),因此無法選擇被征收財產的最適宜用途。國家不善理財是必然的,其分配也將是盲目的,必然造成資源的浪費和錯配。

5. 哪怕是富人最令人痛恨的行為,即炫富的奢侈生活,也有其積極意義。米塞斯認為,奢侈是一種相對的概念。奢侈行為起到了榜樣的作用,在大眾中喚起了新的消費需求,賦予工業以新的動因,並促使工業來滿足大眾的新需求。 [7] 舉人們耳熟能詳的手機為例就能明白,在大約十幾年前,手機還是地地道道的奢侈品,只有土豪級人物才能花幾萬元(相當于現在幾十萬)買一個磚頭似的手機,擱在辦公桌上當固定電話,以此收集來訪者羨慕嫉妒恨的目光。但如果沒有這些傻裡吧唧的冤大頭土豪,誰又來提供生產手機的巨大商機?誰能相信,在短短的十幾年后,哪怕是最底層的人民也擁有了手機,僅僅花幾百元就能買到效能強大豐富、外觀時尚先進的智能手機?昨天的奢侈品就是今天的必需品,筆記本電腦、汽車、飛機旅行等等,莫不如是。而沒有富人奢侈行為的社會,或许也有许多奇思妙想,但新產品初期的高額成本因缺乏有效需求而無人承擔,將阻礙創新的發展。“工業的革新與進步、所有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都應當歸gong于奢侈。” [8]

6. 如果富人把錢藏起來不為人知,或者捐贈出去,恐怕不會讓太多人不爽。如果飛揚跋扈的奢侈行為令人不滿,給普通人帶來了某種壓力,那我們應該知道:首先,富人花的是他自己或他父母的財富,如果不讓他自由支配財產,這些財富可能根本就不會被創造出來,也就無法瓜分;其次,富人也會坐吃山空。僅僅靠繼承巨額遺產,而沒有明智的投資理財,常常會“富不過三代”,市場會懲罰愚蠢的浪費行為(但國家浪費稅收的行為卻不會受到市場懲罰)。財富的創造和積累,主要不是靠現有財富的數量,而是靠企業家才能,即對已有財產的運用能力。而這方面,富人和窮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平等的,有好運也有厄運,有明智也有愚蠢,有勤勞也有懶惰,在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中,白手起家不僅僅是個夢。充分發揮企業家才能的前提,恰恰是要求對自身財產的收益或損失的完全承擔。所以我們需要做的,不是去瓜分富人的財產,而是保持這種有活力有希望的機制。

由以上可見,無論是窮是富,無論財富數額多少,都不能改變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1.財富的積累是有益的。而每個人追逐自身的利益,便即促進了社會整體的利益;2不可侵犯的私人所有權是財富最大化的源泉。

那麼,從根本上與以上原則相矛盾的,以摧毀財富積累為己任的遺產稅,完全不應該存在,罔論起征點為多少。

需要重申的是,以上關于財富的評價,都是基于正常的市場經濟社會,但即使是非正常的社會,當務之急也是建立正常機制,而不是征收稀奇古怪的稅費來進一步扭曲市場。

注释:

[1] 哈耶克:《自由憲章》,第180-181頁。
[2] 轉引自哈耶克:《自由憲章》。第181頁,注釋2.
[3] 弗里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第10頁。
[4] 參見羅斯巴德:《權力與市場》,第117頁。
[5] 羅伯特•考特 托馬斯•尤倫:《法和經濟學》(第六版),第145頁。
[6] 羅斯巴德:《權力與市場》,第155頁。
[7] 米塞斯:《自由與繁榮的國度》,第73頁。
[8] 同上。

——原載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3fb2810101fw9t.html

2014-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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