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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肯定會再發生

曹長青



美國《華盛頓郵報》女專欄作家安妮•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2003年出版的專著《古拉格:一部歷史》(Gulag:A History )曾獲普利策獎,受到高度評價。美國《新聞周刊》稱它是“出自西方作家的最權威、最全面的共產蘇聯記錄。”英國《經濟學人》說“它應成為20世紀那種最邪惡的東西的標準歷史。”倫敦《金融時報》說其價值“無論在俄語或其他語言中都沒有過,應被廣泛阅讀。”《洛杉磯時報》說該書“應放在任何讀者的書架上”。

這本近700頁的重要著作今年終于有了中譯本(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譯者戴大洪)。這是中文讀者的慶幸,因為此書的作者、內容、結論等三方面都具獨特性。

阿普爾鮑姆1964年出生于華盛頓,畢業于耶魯大學。早期曾是英國《經濟學人》駐波蘭記者,后加盟《華盛頓郵報》,還曾成為該報“社論編委會”成員。她在1992年嫁給現任波蘭外交部長的西科爾斯基(Radoslaw Sikorski),后去華沙居住,2013年加入波蘭國籍。

在美國的左右派光譜中,阿普爾鮑姆雖然長期給左翼的《華盛頓郵報》寫專欄(現每月兩篇),但思想傾向于保守派,這可能與她長期關注研究蘇聯及東歐的共產主義邪惡有關,她發現了西方左派和共產主義的內在理念連結性。

她的丈夫也是一位保守派,青年時代就支持瓦文薩領導的反抗共產主義的波蘭團結工會運動,后在英國留學時申請政治庇護獲准;在劍橋和牛津大學期間,就跟現任英國保守黨首相卡梅倫、保守黨倫敦市長約翰遜等成為思想的朋友,共同參與保守派學生聯盟。

《古拉格》一書被譯成全球20多種主要文字,是研究共產主義集中營制度的重要著作,並獲得美國最重要的新聞獎“普利策獎”。雖然美國有很多“蘇聯問題專家”,但大報專欄作家中,像阿普爾鮑姆這樣致力研究東歐和蘇聯,寫出專著並獲獎,很可能是唯一的——這是“作者的獨特性”。

里程碑式的巨著

這本書的內容更有不同凡響之處。談到古拉格,人們自然想起索爾仁尼琴的那本幾乎同名的巨著。但兩書有很大不同。索氏的《古拉格群島》當然是撕開共產鐵幕(集中營)的開山之作,具獨特地位和作用。但當年索氏是政治犯,能接觸的資料有限,而且他的書是“報告文學”方式(索氏自稱“文藝性調查”),那麼哪些是“調查”(真實),哪些是“文藝”(虛構)?在西方,“紀實”和“虛構”兩大類界限很清楚。阿普爾鮑姆這本書則完全是紀實作品。由于蘇聯解體,作者接觸到很多當年資料,採訪了眾多當事人,有翔實的引證(書尾的注釋索引有91頁,佔全書頁數13%以上),因而更真實全面。另外在文字上,索爾仁尼琴的書有很多繁雜報告,文筆也拖沓,不易阅讀。而阿普爾鮑姆是寫報紙專欄出身,文字通俗流暢,在資料和歷史背景上也取舍精煉,因而更具可讀性。

阿普爾鮑姆寫出了《古拉格》的本質變遷:它設立的初衷跟希特勒殺害猶太人的奧斯威辛是一樣的,只不過列寧、斯大林把鎮壓對象定為“階級敵人”。布爾什維克掌權后發明一種理論,認為革命自然帶來反對者,它是一種新型罪犯,這種“階級敵人”是難以改造的,只能被“消滅”。所以在西伯利亞等寒冷偏遠之地建造了集中營,讓關押在那裡的“階級敵人”自然死掉。

這當然比奧斯威辛毒氣室殺人過程緩慢,被認為浪費蘇維埃的資源;于是犯人被強迫勞動。高潮時蘇聯有476個性質不同的勞改企業,從土木建築、農牧養殖,到飛機大炮的設計。阿普爾鮑姆拿到的統計是,總共有2870萬人被強制勞動,從1929到1953年的斯大林時代,囚犯死亡達275萬,等于平均每月死近一萬,連續24年(四分之一世紀)!

逃犯把活人當“食物”

該書很多細節驚心動魄。篇幅所限,僅舉三例:一是溫度。我出生在中國北部最寒冷的黑龍江,深知嚴寒之苦(至今恐懼和痛恨冬天)。但記憶中最冷也就是攝氏零下40多度。而在古拉格,這種溫度仍要戶外勞動,只有超過攝氏零下50度,才可停工。有一年停工15天,有一年只有三天,不是天氣變暖,而是因為當局需要更多勞動定額,他們把溫度表改了!

另一個是吃人。西伯利亞沒有人煙,出逃沒食物就得餓死。古拉格也關押很多刑事犯,他們逃脫時總要帶一個人,沒食物時就吃掉他。這個將成為食品的人被稱為“行走的供應”(walking supply)。被帶走的人首選是廚師,因他們不那麼骨瘦如柴,比較有肉。有時還帶小孩,更容易被殺掉。其中最殘忍的一幕,是獄中一對好友結伴出逃,他們帶了個“行走的供應”。但把那個人吃完了,還沒見人煙,兩人都動心思殺死對方。晚上兩人都不敢睡,硬挺著假裝聊天。最后一方終于瞌睡,另一個就割斷他的喉嚨。這個逃犯被抓獲時,身上還背着幾塊“肉”。

再一個是洗腦。斯大林死時,有囚犯不僅悲傷,還把家裡送來的一點錢捐給了當局(建紀念碑)。這場面讓人想起奧威爾《1984》中那個革命者史密斯,被老大哥(當局)抓獲、拷打、洗腦后,不僅真真實實地把四個指頭看成了五個,被槍斃時還帶著感激老大哥的微笑……。古拉格簡直比奧斯威辛更可怕,因為被毒死的猶太人還沒有感激希特勒的。

好萊塢導演朝拜卡斯特羅

德國有學者說,“奧斯威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可是有了古拉格之后呢?但阿普爾鮑姆卻給出這樣的結論:古拉格肯定會再次發生!

作者的理由是:在當今俄國,沒多少人願意談論和記憶古拉格,對她採訪這個事,人們都很煩,甚至圍攻她,指責西方記者總是對俄羅斯的陰暗面感興趣。更根本的原因是普京當局不僅沒有清算古拉格,並有意回避。當然了,俄國總統是前克格勃,這個國家怎麼可能清理那段血腥歷史?

阿普爾鮑姆還特別提到西方因素。她說,所以寫這本書,最初的刺激是看到布拉格大街有人出售蘇聯的軍用物品:軍帽,鐮刀斧頭勛章,還有列寧、勃列日涅夫像章等(當年我到捷克採訪時也看到過),而“購買的大部分是美國人和西歐人”。阿普爾鮑姆說,如果這是納粹徽章,美國人和西歐人就不會買,“所有人都會對佩戴卐字徽章的想法深惡痛絕。”但為什麼西方對希特勒和斯大林“雙重標準”?阿普爾鮑姆認為,主要因為主導西方主流媒體輿論的左派知識分子們,不少人至今仍把蘇聯共產主義視為“理想”。

大名鼎鼎的法國哲學家薩特當年讚美斯大林,歌頌卡斯特羅、毛澤東,但“名聲卻沒有受到絲毫損害”(因左派媒體護著他)。在斯大林把成千上萬名無辜的蘇共黨員關進勞改營時,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竟對美國哲學家悉尼•胡克說,“越是無辜,他們越應該去死”(這可能是胡克這位紐約大學的左派教授后來轉向反共的原因之一)。

即使人類進入21世紀時,倫敦的左派工黨市長肯•利文斯頓還跟阿普爾鮑姆解釋兩者之間的區別。不錯,納粹是“惡魔”,他說,而蘇聯則是被“醜化”了。

好萊塢曾拍出了《辛德勒的名單》、《索菲的抉擇》等揭露納粹邪惡的電影,也拍了日本集中營的《太陽帝國》,但對拍古拉格的片子卻沒有興趣,因為這“不符合好萊塢(一路傾心共產主義)的口味”。斯皮爾伯格導演出《辛德勒的名單》這樣的片子之后,竟還去共產古巴朝拜卡斯特羅,兩人從晚上談到凌晨,一氣談了八小時,左翼理念的“心有靈犀”使他們一“談”如故。

“淺紅”不願批評“大紅”

阿普爾鮑姆在《古拉格》中不僅歷數蘇聯集中營的殘酷、黑暗,並在前言中特別提出,為什麼西方左派對此視而不見,甚至還為蘇聯制度辯護?包括美國好萊塢的左傾們,為何排斥揭露共產邪惡的作品?這中間的原因是什麼?

也许阿普爾鮑姆“發現”了西方左派與共產主義的內在思想連結:那就是“淺紅(西方左派)”不願批評(蘇聯的)“大紅”,因為它們的本質都是“紅色”,思想根基都是群體主義(collectivism),即熱衷以意識形態的名義(人民的名義,公眾利益等)剝奪個人權利,摧毀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均貧富和要平等的背后,是要建立消滅差異和不同的集權社會。

也许正由于這位美國學者看穿了這一切,她才在書的結尾寫道,她“寫這本書並不像陳詞濫調常說的那樣,為的是使這種事情不再發生,寫這本書是因為幾乎可以肯定,這種事情還會再次發生。”

古拉格還會再次發生,共產主義會卷土重來!這是這位美國學者的預言和警告,因為她看到共產主義的根基仍然存在,包括在西方左派的理念之中。所以這本書在中國翻譯出版,不僅對當今仍勞改營遍布的中國具有意義,它本身的警告,對西方和整個世界,都具有特別意義。

——原載台灣《看》雜志2013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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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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