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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分子當上紐約市長

曹長青




共產分子當上紐約市長?怎麼可能?但這就真的發生了!在昨天(2013年11月5日)的美國選舉日中(多個州選州長及市長),紐約市長的選舉,民主黨候選人白思豪(Bill de Blasio)以73%的高票大贏了共和黨對手洛塔(Joe Lhota),成為全世界最代表資本主義制度的紐約市的市長。

白思豪在紐約的獲勝,對這個倍受矚目的大都會,甚至對整個美國來說,都是災難。因為白思豪是個像奧巴馬那樣的左傾分子,甚至是狂熱的共產分子。他的歷史中不僅有向往共產蘇聯、朝拜共產古巴、支持尼加拉瓜紅色政權的“亮點”,而且在競選綱領中,他都毫不掩飾地明確表明,要在紐約搞階級分化,要均貧富,反商反富,壓制警方——等于為犯罪分子松綁。這些做法的結果,必定會使紐約的治安、經濟等遭受沉重災難。媒體評論說,紐約要回到六、七十年代(那種糟糕)之中了。

紐約歷來都是左派民主黨的最重要陣地——媒體、知識分子、窮人和偽善的左派大富豪聯手為“社會主義美國”鼓與呼的大本營。但自1989年以來的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中,都是共和黨執政,雖然前共和黨籍的市長布隆伯格(也譯彭博)第三屆以獨立派參選。導致共和黨長期執政的原因,主要是前民主黨籍的市長丁勤時把紐約的經濟和社會治安搞得一塌糊塗。

這次和白思豪競爭的共和黨對手洛塔,雖然曾為朱利安尼時的副市長,目前擔任紐約大都會運輸署董事長,是個實幹家,但卻是那種不善煽情演講、缺乏個人魅力的人物。有評論說,白思豪的競選像是“演出”,而洛塔是“日常生活”。結果實幹家敗給耍嘴皮子的,跟羅姆尼敗給奧巴馬如出一轍。

今年52歲的白思豪在紐約出生,父親是德國后裔,母親是意大利后裔。還在紐約大學(NYU)讀書時,白思豪就對共產蘇聯產生了興趣,八十年代初曾去蘇聯旅行。那是冷戰嚴峻、美蘇嚴重對立的時代,除了共產分子,沒有什麼美國人願意到蘇聯去。因當時蘇聯正入侵阿富汗,美國即使是左傾的卡特政府,也決定杯葛“莫斯科奧運會”,抗議蘇聯。隨后蘇聯又用不參加洛杉磯奧運會來報復美國。白思豪去蘇聯那年,正是美國總統里根公開說出“蘇聯是邪惡帝國”之際,可想而知白思豪對共產蘇聯的朝拜欲望是多麼強烈。

從蘇聯回來后,白思豪又去了尼加拉瓜,因那裡發生革命,親蘇聯的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SNLF)推翻了政府,建立了革命政權。白思豪到那裡去幫助桑地諾的革命政府做義工(弄捐款)。當時美國反對桑地諾革命政府,如同反對同樣得到蘇聯支持的智利阿連德政府一樣(不同的是,熱衷馬克思主義的阿連德政府最后被皮諾切特將軍推翻,智利才避免了共產專制)。

親蘇聯的桑地諾政府在尼加拉瓜實行血腥統治,根據俄裔美國學者葛拉佐夫(Jamie Glazov)的研究,桑地諾們在尼加拉瓜建立了整個拉丁美洲(除古巴外)最踐踏人權的政府,在掌權頭三年,就處決了約8000名政治犯,無以計數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失蹤,監獄關押了二萬名政治犯。被稱為“邪惡而暴力”的圈地運動,導致20萬農民被桑地諾們趕出家園,拒絕者遭到政府軍的射殺。

連一向左傾的《紐約時報》在報導白思豪的競選時,都無法回避這些歷史,稱白思豪早年是個胡子拉碴、支持尼加拉瓜革命的左派憤青。但時至今天,白思豪仍然稱讚桑地諾們是在進行“民主社會主義” ,不僅對自己曾支持那麼殘忍的政府毫無悔意,反而為自己在尼加拉瓜的經歷“感到自豪”。

共和黨紐約市長候選人洛塔曾憤怒地質問:“我問一下所有人:能否找到任何一個人像白思豪那樣擁護(擁抱)馬克思和共產主義、那樣支持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的嗎?”

但是洛塔的質問和呼吁不起什麼作用,因為左派媒體們不報導這些。多數普通美國民眾根本不知道,即使到了共產蘇聯已經垮台之后的九十年代中期,白思豪還把自己的婚禮蜜月安排在共產古巴。

更具有嘲諷意味的是,白思豪的妻子是位比他大七歲、公開的黑人女同性戀者。和女同性戀結婚、在哈瓦那度蜜月,看看白思豪瘋到什麼程度吧。媒體評論說,雖然白思豪在競選中大打階級牌,強調他站在窮人一邊,但他的結婚蜜月,卻是在卡斯特羅專門給外國人盖的豪華渡假村度過的。美國、歐洲、亞洲,全世界有多少美麗的旅游地,白思豪都不去,卻專門選擇了共產古巴,這跟他去紅色蘇聯朝聖是同樣的心理,只不過這次他的隨行中有了位高調同性戀的新娘。明摆著,這種婚姻本身就是一場“秀”。左瘋的人,作秀是他們的第一本能需要,比配偶的性傾向更重要。

一個人年輕的時候左傾,哪怕同情、贊同過共產主義,也都有情可原。但白思豪活到半百也沒從赤色瘋狂中清醒過來。直到2002年,他仍對獨裁者一往情深。據《紐約郵報》報導,白思豪當時在紐約市議會(他是議員)跟一些黑人、西裔議員,簇擁着給非洲那個臭名昭著的獨裁者、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頒獎。白思豪跟他的黑人議員哥們,讚美穆加貝敢于對抗白人,推翻白人政府。

雖然今天白思豪承認當年給穆加貝頒獎是“一個錯誤”,但是,那種煽動種族對立的思路他從來都沒有中斷,這次競選紐約市長,他就繼續大打這張“種族牌”——煽動黑人/西裔與警方對立,以拉這兩個群體的選票。

他反對前任紐約市長布隆伯格、還有更前任的朱利安尼等支持警方有效維持治安、對可疑犯罪者“攔下盤查”的政策,說這是歧視黑人和西裔,因被搜查的人中,黑人比例超過白人。當然會超過,因為黑人的犯罪比例遠超過白人,在美國,黑人犯罪率是所有族群中最高的,一半的黑人成人男子都曾犯罪、蹲過監獄!這是一個多麼驚人的比例!設想一下,如果所有其他族裔的一半成年男子都會有刑事犯罪,那這社會環境還能居住嗎?

在朱利安尼當選市長授權警方實行這種搜查政策之前,紐約的治安非常糟糕,尤其在首位黑人市長丁勤時當政時,《時代周刊》描述說,紐約的失業率和犯罪率像火箭般飛升;一百多萬人領取救濟金(紐約人口當時七百多萬);幾乎所有公共場所都被顏料塗鴉;汽車被盜被撬是常事,很多車窗上都寫着:No Radio(裡面沒有收音機設備。意指不要撬車)。紐約成了一個無法管理的城市。

檢察官出身,被稱為“酷吏”的共和黨籍朱利安尼當選市長后,嚴厲打擊犯罪,才使紐約的治安好轉。在朱利安尼兩屆市長結束時,《紐約時報》報導的數字是,紐約的凶殺率下降70%,強姦率下降40%,搶劫率下降68%。汽車被盜率降低74%,槍擊受害者減少71%。連續六年,紐約被FBI評為美國最安全的大城市之一。

但現在,白思豪還沒上任,就要全面“廢黜”朱利安尼建立、布隆伯格延續的支持警方全面維持治安、保證紐約人安全的政策。白思豪說,他當選后就要罷免那個鼎力支持並實施這項政策的紐約警察局長。白思豪當選之日,就是五萬名紐約警察士氣最低落、最不知所措之日;更是罪犯們歡呼雀躍之日,也將是紐約治安的災難開始之日。

種族牌,是左派們為在全世界推廣社會主義而打的第二大金字招牌。第一大金字招牌是窮人牌。這張被馬克思主義者打了一個多世紀、給人類帶來史無前例的災難之牌,在資本主義帶來全球經濟繁榮、肥胖已成為“窮人”主要病症的今天,白思豪這些左派們,仍然理直氣壯(毫不知恥)地高舉着這張用蘇聯人、中國人、古巴人、越南人、柬埔寨人、朝鮮人的屍骨堆起來的“窮人牌”。

白思豪仍在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們那種“打土豪、分田地”的思路下,用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煽動階級對抗。他把紐約分成兩個世界——窮人Vs.富人。用他的說話,紐約在上演《雙城記》,是十九世紀狄更斯的小說裡的貧富懸殊、貧富對立的世界。所以他要領導“窮人”對抗富人。他的競選綱領是,上台后,就要對收入50萬美元的富人征更多的稅,然后用這個錢辦學齡前幼兒園,免費提供給窮人。

他的競選對手、共和黨籍的洛塔批評說,白思豪這種階級對抗理論,這種均貧富的共產學說,在哪個洲際大陸都沒有贏過。怎麼能選這種人來管理紐約?

但是,洛塔的聲音沒有強大的回音壁,因為白思豪得到各種力量的支持。首先來自放大版的白思豪——奧巴馬總統的支持。他們同一理念,可謂心有靈犀不點通。在選前奧巴馬高調給白思豪發支持信,說他們的理念是一致的,白思豪“將成為世界最大城市的偉大市長”。白思豪在民主黨內初選時,就得到紐約“奧巴馬后援會”的支持,他們早就嗅出了白思豪跟奧巴馬是“黑白一致”,內心都有走向紅色社會主義的雄心壯志。

白思豪還得到紐約“教師工會”的支持,因為白思豪反對學生可以帶著政府補助卷轉學到私立學校(即共和黨支持的學校私有化,以削弱旱澇保收的工會,改變教師做懶漢、不稱職、損害教育質量的現狀)。白思豪反對公立學校改革,實質就是反對市場化,反對公平競爭,反對高質量的教育。這跟他早年向往共產蘇聯(所謂全民教育),朝拜共產古巴(向往全民健保)等共產主義制度,在同一條思想軌道裡。

前國務卿希拉里的助手、現紐約副市長沃夫森(Howard Wolfson)作為同黨,深知白思豪的理念,他對《紐約時報》說,白思豪“有很強的讓紐約回到六、七十年代那種理想,如果你認為這個理想存在過的話,他(白思豪)就是這種人”。

紐約以至整個美國,左派最高潮,反富、均貧富的階級火藥味最濃、社會騷動最嚴重的時代,是六、七十年代。那時左派還熱衷反越戰,等于變相支持北越共產黨。他們不敢直接說親共,但拼命“反—反共”,誰反共,他們就反對誰。

六、七十年代的紐約,在當時左派民主黨市長林賽(John Lindsay)的八年執政下(1966-1973),成了“罷工城市”(Strike City),經濟蕭條,失業率高升,民怨沸騰,工會勢力龐大,罷工不斷,城市騷亂。那個時代,美國左派最揚眉吐氣,因為整個美國的脈搏被左媒掌控。尼克松水門醜聞,越戰失敗,共產主義蔓延,左派(白思豪們)的理想在全球,包括尼加拉瓜等美洲,都在“實現”,他們高興死了;所謂“窮人”要戰勝富人,社會主義要戰勝資本主義,左派們的烏托邦理念要在全球勝利了。

可是左派們的好景不長,七十年代后,左派勢力就在美國走下坡路,隨后是里根8年、老布什父子前后12年,共和黨20年執政,保守派在美國回潮。但人類的悲劇從來都是,傷疤還沒好,就早把痛扔天邊去了。

跟白思豪同樣左傾,同樣迷戀社會主義(並同樣有向往共產主義經歷)的奧巴馬當選總統之后,左翼勢力又在美國回潮,而且勢頭洶湧澎湃。在這個時刻,可想而知白思豪們的興奮,他們公開夢想回到六、七十年代,回到左派輝煌的時代,在美國繼續那個在蘇聯和中國已經徹底失敗的社會主義夢想。

在去年左瘋們要“佔領華爾街”、反富、反資本主義、反市場經濟的瘋狂活動時,白思豪也去了“佔領華爾街”現場演講,支持“佔領華爾街”們的口號,什麼1%的富人佔有美國多少財富,收入不平等,煽動“窮人們”起來抗爭。這跟列寧攻打冬宮、建立革命政權時的口號一模一樣。奧巴馬就是靠這種貧富階級鬥爭的理論,在《紐約時報》、MSNBC這些左派媒體啦啦隊的全力支持下,打敗了靠自我奮鬥經商有成的羅姆尼,這次,白思豪同樣復制成了。

美國左翼專欄作家貝那特(Peter Beinart)沾沾自喜地預測,白思豪的壓倒性勝選“預示著整個美國將向左傾斜”(shift to the left)。那意思是,他們的社會主義理想,就要在美國實現了。白思豪們再不用去朝拜紅色蘇聯了(也找不到那個已從地球上消失的邪惡帝國了),那種赤色理想,他們認為可以在美國實現了。

白思豪的“靈魂伙伴”奧巴馬上台才五年,其大政府、大赤字、高稅收、高福利的社會主義政策已惡果累累:美國聯邦政府已膨脹到歷史最大規模;政府債務已超過國民生產總值(GDP),每個美國家庭(以四口計算)要均攤20萬美元國債;當年共和黨籍里根總統把個人最高稅率從70%砍到28%,奧巴馬又把它增至39.6%(美國企業稅39.2%,全球最高);五年前美國有2700萬人領取福利,奧巴馬執政至今已增至5000萬,幾乎翻番……

美國的經濟底座在被掏空,即使有紅色蘇聯存在,也不需它“入侵”了,美國已經在被內部的“敵人”摧毀。正如美國思想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曾所斷言的,“西方左派是人類自由的掘墓人。”沒有什麼比內部敵人的破壞力更大——沒錯,左派是人類自由的敵人!

奧巴馬全面推行社會主義政策,當然會波及大都市紐約。現在又有個“奧巴馬二世”當市長,紐約這個“一半天堂,一半地獄”之都,地獄的地盤將會更大。僅僅是“高稅收”這一項,就得把很多富人和中產階級嚇走。我曾在“紐約人為什麼逃離”一文中提到,從2000到2008年,紐約就有150萬人搬離,數量之多,為全美之最!搬離者多是中產階級和富人(其平均年薪93,264美元),因為紐約的高稅收是“不可承受之重”。《華爾街日報》說,紐約的重稅是“臭名昭著的”。

在這種情況下,白思豪還要喊增稅,那就會有更多的中產階級和富人逃離,紐約就會走向底特律的方向——那個汽車城的破產,就是從白人、富人、中產階級紛紛“逃離”開始的。他們不僅逃離高稅收(底特律過去40年都是熱衷高稅收/高福利的民主黨執政),也逃離底特律的黑人騷亂(曾暴動襲擊白人)。

昨天底特律雖然在過去30年來首次選出白人市長,但這個新市長跟白思豪一樣,也是個主張均貧富的左翼民主黨。所以美國的根本問題不是黑白膚色,而是左右理念的區別!像牛奶一樣白的白思豪跟他的黑人同性戀妻子合作得親密無間,最能證明“理念”——絕不是膚色——是全部問題的根源。如果膚色是問題,如果“白種人”像左瘋白人作家蘇珊.桑塔格所說的“是美國的癌症”,那麼白思豪、桑塔格們應該首先自殺,以挽救人類。事實上,那些左瘋們的偽善理念,才是已經瘟疫世界,並要繼續毀滅人類的真正癌症!

奧巴馬在闊步領導整個美國向左轉,要把美國“法國化”、“希腊化”,甚至委內瑞拉化、古巴化。白思豪在這種時候出任紐約市長,正跟奧巴馬合拍。知名的保守派政論家格林貝克(Glenn Beck)評論說,白思豪熱衷煽動人們相互鬥爭,這完全是“佔領華爾街”那種行為。“這種人當選,將把紐約裝上共產主義列車,駛向地獄。這對紐約來說,絕對是夢魘。”

為什麼在共產主義全球崩潰、歐洲社會主義也明顯危機四伏的今天,奧巴馬、白思豪等左派們還能在美國勝選?我曾在“無知少女支持奧巴馬”一文中談過,因為他們得到了無產者、知識分子、少數族裔、女性等的支持——所謂的無產階級(社會發展到何種程度,都有相對的低收入者)永遠占社會多數,其嫉妒和反富傾向是天然的;知識分子向來左傾,熱衷佔據道德高地、唱道德高調、煽動貧富對立;少數族裔多數被“受害者心態”毒害,遇到任何不平,都不能“就事論事”,而是歸罪白人、富人;女人則天性容易感情用事、多數理性不足。這些“無/知/少/女”們,高舉着“平等”的美麗旗幟,打敗理性和常識,把美國和全世界繼續推向烏托邦地獄的力量仍是巨大的。

“平等”的理念,是無知少女的春藥。共產主義濫觴從俄國開端,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能在俄國掌權,和俄羅斯知識分子信奉並傳播的“均貧富”社會主義思想有最直接的關系。當年無論是信上帝的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是無神論的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巴古寧、赫爾岑等,都是把社會平等看得高于一切(而不是個人自由),他們都反對工業化和資本主義,都向往並鼓吹社會主義。他們給共產暴政的雷雨大作,事先提供了烏雲和狂風,鋪設了溫床。

更不必說,法國大革命的核心,同樣是均貧富,要平等,最后革命到“斷頭台”。俄國十月革命輸入中國后也同樣,無論毛澤東還是蔣介石,國共兩黨都抵制自由經濟,都要國家壟斷,都強調平等,于是海峽兩岸都建立了獨裁專制。

過去兩百多年來,雖然經過了洛克的個人權利論,傑弗遜和麥迪遜起草的、核心價值是“限制政府權力,保護個人權利”的《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再加上后來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的自由經濟論(實質是捍衛個體選擇),以及安.蘭德旗幟鮮明宣揚的個人主義精神(individualism),諾奇克的“權利高于善”的自由觀……等等這些古典自由主義思想,促使美國成為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的樣板,並被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民認知並接受,但與此同時,左派的均貧富、平等的“迷幻藥”仍“藥性”不散,還在一代代地迷幻、迷惑、迷死许多人,尤其是知識分子。

馬克思當年說“一個幽靈(共產主義)在歐洲徘徊”,其實這個幽靈一直在全世界那些理性不足、心靈不強大、個人主義精神缺乏(群體主義意識濃厚)的人們心中“徘徊”。這是美國今天發生奧巴馬、白思豪們“政變”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年,有一本重要的書在中國翻譯出版(新星出版社),即美國《華盛頓郵報》女專欄作家安•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2003年出版並獲得普利策獎的《古拉格:蘇聯集中營的歷史》。這位致力研究紅色蘇聯和東歐共產歷史的美國學者,在該書結尾說,她寫這本專著(英文版736頁),“不想陳詞濫調地提醒人們,避免這樣的悲劇再次發生,而是想告訴世人,這樣的事情肯定會再次發生”。這是畫龍點睛的一筆。這位堅定反共的專欄作家大概預感到了,左派的“幽靈”仍在世人心中徘徊,用她的話說,“罪惡其實也有它的‘普世價值’,所以災難才有可能普遍發生。”如果不反復敲響“警鐘”、跟那個幽靈全力戰鬥,共產主義的再次重演,絕不是不可想像,而是在眼見的將來。

2013年11月6日于美國

2013-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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