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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冷遇的索爾仁尼琴

曹長青

“俄國正在知識精英和西方,尤其是美國面前下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擴大是向俄國施壓的西方陰謀”,“俄國成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奴隸”,“俄國社會將毀滅……再過一個世紀,字典裡‘俄國’這個字眼,就可能慘遭刪除……”

這不是一個無知狂妄的俄國青年的胡言亂語,這是79歲的索爾仁尼琴(港台譯為索忍尼辛)在他的新書《崩潰的俄國》(Russia in Collapse)中的預言。《紐約時報》報道這本書時說,此書是索爾仁尼琴四年前返回俄國寫的第一本書,第一版印刷了五千冊。

這位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全球知名作家的新書頭版竟只印了五千冊,對此,俄國另一名當年的持不同政見者麥德維耶夫(Medvesev)評論說﹕“令人吃驚的是,這樣的大作家出書只能印五千冊,說明俄國人對索爾仁尼琴失去了興趣。”莫斯科的年輕批評家阿邁林(Grigory Amelin)更尖刻指出﹕“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沒有人看他的書。”

●比盧布貶值還快的聲望

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1989年被允許在莫斯科出版時,發行了100萬冊。僅僅不到九年,這位大作家的聲望竟比盧布貶值還快。他剛回國後在全國電視上主持的“交談節目”因收視率太低而取消,他到各地旅行講話也沒有媒體關注。這次出書也幾乎沒有報紙報道。麥德維耶夫說,“他的名字使他的文章仍在報刊上發表,但沒有人看。”

為什麼一位反抗共產主義的英雄,享譽世界的作家,被視為俄羅斯良心的巨人,今天卻被他的同胞離棄?

有人認為,這位作家的思想與俄國社會嚴重脫節,“已完全過時”,成為“行走的骷髏”。但更根本的原因是,這位作家雖然一生都在反抗共產主義,但他內心深處的思想觀念和共產主義的兩個最重要的價值是沒有多大區別的,一是視國家利益高於個人自由,二是追求人人平等,均貧富,恐懼私有財產。除此之外,他還強調民族傳統,反對西方文明。

●斯拉夫民族沙文主義

索爾仁尼琴回國後開口閉口都是教導人們“要愛國”,強調“只有愛國主義才能凝聚起俄國人民。”(這種語言很像當年蘇共《真理報》上的話。)他在美國起程回國時,曾刻意展示他是一個“愛國者”,在機場向記者們炫耀他的“蘇聯護照”(除索爾仁尼琴外,他的家庭所有成員包括妻子和三個兒子都加入了美國籍),他舉著“共產蘇聯”發給他的那本護照對記者們說,“雖然不幸運的是這上面印著‘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但不管怎樣,它畢竟是一本蘇聯護照。”一個自由作家,流亡了20年,還認為國家所屬比“自由人”的身份更重要。

這種“俄羅斯國家情結”使索爾仁尼琴不能滿懷欣喜地去欣賞大蘇聯解體後人民獲得的自由和尊嚴。而是高聲抱怨,並為失去的大國疆土而悲嘆。

大蘇聯解體後,在多數分出去的小共和國中,俄羅斯人成了“少數民族”。索爾仁尼琴對此強烈不滿,他認為這是“企圖壓倒俄羅斯民族的陰謀”。他在書中激憤地質問﹕“俄羅斯民族為什麼要受制於少數民族?”在索氏的民族觀中,大俄羅斯民族應該永遠高於其他民族。他主張“重建大俄羅斯”,因此,在俄國和車臣的兩年沖突中,他一直譴責車臣“分裂”,而無視俄軍鎮壓車臣人民的殘酷。連客觀報道這場沖突的“自由歐洲電台”也被索爾仁尼琴指責為“有點像車臣的電台”,而恰恰是這家自由電台當年向蘇聯廣播了他那些被禁的文章和演說。

●平等均貧富的烏托邦

俄國在走向私有化和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貨幣不穩,物價動蕩,貧富拉開。索爾仁尼琴對此激烈批評,認為統治精英摧毀了“俄國工業”,“私有化”是把祖產廉價轉到“少數人手裡”。他大聲譴責社會貧富不均,批評人們“不擇手段地追求利潤”。

但索爾仁尼琴忽視了,或者說從來沒有明白過,擁有私有財產正是人的最基本的天賦權利之一。只有保障人們私有財產的權利,充分實行自由交換“私有財產”的市場經濟,人民才可能富有,社會才能繁榮。

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必然導致貧富差別,出現“不平等”。在自由(競爭)和(財富不能)平等之間,西方思想家向來主張自由第一。他們強調的是“機會的平等”,而不是財富的平等。在自由競爭、優勝劣敗的社會,不可能有財富的平等。那種一味強調“財富平等”的社會,最後一定是既沒有自由,更無平等。共產主義就是這樣,在“均貧富”的“烏托邦”運動中,沒收了私有財產,剝奪了個人自由,結果共產黨成了吉拉斯筆下擁有一切特權的“新階級”,使社會更沒有平等和公義可言。

●“既不懂俄國,也不懂西方”

索爾仁尼琴這種“俄羅斯至上”和反對“私有制”的觀念,必然導致他對西方持抵觸的態度。他呼吁,“不要嘗試把西方的經驗強迫地嫁接到俄國。” “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精神,必須產生於我們自己的理解,我們自己的文化氛圍。”在索氏的語匯中,經常見到的是“我們,我們”,而幾乎沒有“他們”和“世界價值”(Universal Value)。索爾仁尼琴指責今天俄國的走向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是“數典忘祖”,說它造成了俄國人的“道德危機”。他疾呼﹕國人不重視自己的文化、傳統、歷史和文字,不以身為俄國人為榮,俄國社會將崩潰。“未來十年,我們將萎縮到非洲國家的水平,現在我們已經被別人這樣對待了!”

麥德維耶夫批評索爾仁尼琴說,“他反對社會主義,他反對資本主義,他不知道他到底要什麼。”而阿邁林更直截了當﹕索爾仁尼琴“既不懂西方,也不懂俄國。”

索爾仁尼琴在歐洲呆了兩年,然後在美國住了18年,為什麼不瞭解西方文明的真正價值呢?因為在這20年中,索爾仁尼琴一點英文也沒有學,更不屑於去瞭解西方社會,只是躲在美國佛蒙特州鄉下小鎮用俄文寫他的《回憶錄》。在啟程回國開記者會時,他還是靠在哈佛讀書的小兒子做英文翻譯。

●被淘汰的“電腦”

索爾仁尼琴的教訓是,我們反對共產主義,不能僅僅是反對它給我們帶來的苦難,更重要的是要反對造成苦難的那套價值觀念。共產主義的核心就是國家民族至上,消滅私有財產,均貧富,要平等。這種希望均貧富,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俄羅斯作家中是有傳統的。當年遠比今天的索爾仁尼琴更有影響力的大作家托爾斯泰就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奮力疾呼取消私有財產,均貧富,要平等。和托翁齊名的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是支持社會主義理論的。這種思想二十世紀初在俄國深入人心,所以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才能席卷蘇聯。共產主義首先在俄國成功並不是偶然的,它與俄羅斯作家們廣泛地傳播了平等和均貧富的觀點是有直接關係的。

共產主義的另一個核心是國家和群體至上,剝奪個人權利和自由,否認個人價值。而我們今天提倡西方文明,並不是因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為它的核心價值是個人的自由和權利至上,高度肯定個人價值,是更有人性的,更高的文明。

無論哪國的知識分子,人來到西方,絕不等於瞭解了西方,更談不上把握了西方文明。如果不是有意識地學習西方文明,即使在西方呆一輩子,也會像索爾仁尼琴一樣,根本不瞭解西方文明的價值。人的大腦就像一台電腦,不是把它搬到西方,它就可以自動地“西方化”了,如果不主動地去“清除”(delete)那些舊的“共產軟件”,重新安裝(install)新的文明價值,並不斷“更新”(upgrade),那麼這台電腦無論在西方放了多少年,還是一台二八六,落得像索爾仁尼琴一樣被淘汰的命運。

(載美國《世界日報》周刊1998年10月25日)

199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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