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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智官:從“小處”看日本的偉大

作者:喻智官(愛爾蘭)

(作者注:今天讀到曹長青先生的“東京辦奧運對世界的四個好處”一文,談到日本人的素質,連美歐都達不到。對此我深有體會,僅治安一項,美國不用說了,歐洲沒有一個國家能和日本比。但中國人對日本的誤解太深。我十年前寫過一篇介紹日本的小文,看了“東京辦奧運”后,翻出來舊作,好像還沒過時,跟着這個話題,作為補充。)

●誤導的日本觀的結果

讀劉賓雁先生的文章《從美國學習什麼?》(載《爭鳴》第九期),翻出我壓了很長時間的一篇腹稿“日本告訴我們什麼?”比起歐美的經驗,地域文化相類似的日本更值得中國仿效。但話說日本,又是一個比歐美更敏感沉重的題目,雖然男人渡日打工、女人“飛”嫁島國的熱潮始終不退,可你要道日本人的好處,就可能擔“說不”之類的“憤青”加給你“漢奸”罪名。所以中日建交三十年了,我們可以讀到《中日交流史》之類的“宏著”,卻很少看到深入剖析日本國民性從而認清日本國度的文章和著作。

至今難忘十幾年前的那次震撼。我帶着大包小包走出成田機場后,一直處在似真似幻的驚詫中,不敢相信從上海到這裡不過兩個小時,倒像坐宇宙飛船上了更發達的星球。雖然讀過關于日本已進入現代化的只言片語,坐在簇新的公共汽車上,目迷五色地看著亮如白晝的東京,我仍不肯相信三十多年前這是一座敗戰的廢城。說不出的痛苦卷走了我的全部興奮,因為意識裡仍然帶着無法消除的敵意,所以這痛苦就加倍的深重:我不得不承認,我們這個在抗日戰爭中贏得慘不忍睹的勝利國在另一個戰場(確切的說是競爭場)輸了,輸得慘不忍睹。

不用在日本呆很久,就可找到這種強烈反差感受的由來——從小接受誤導的日本觀教育所至。共產黨為了向人民灌輸自己領導抗日的說教,除了記錄日本在南京大屠殺之類的凶殘,就是熱衷于在電影小說中漫畫式地描寫日寇,以此襯托共產黨的“高大全”英雄形像,卻不去客觀地研究日本這個對手,找出甲午戰爭以來受害于日本的原因,以避免重蹈覆轍。反觀日本,經過二戰的老人說起中國和中國人頭頭是道。因為侵華戰爭前后,日本中小學把中國的歷史和地理作為日本的一部分來教,至今由于和中國歷史文化的淵源關系,日本的许多歷史教課書一直把中國的歷史進程並列在書上,書店裡也放着各種有關中國和中國人的書籍。“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面對熟通中國兵法的日本,忘了祖傳法寶的中國人焉有不敗之理。

從那以后,日本是怎樣一個國度,日本人是怎樣的國民,日本戰后是如何起飛的,成了我觀察日本社會的一個大課題。

●從小處看日本人的敬業精神

我們這茬文革后出走的打工“留學生”,論在外做學問,無法望魯迅那輩的項背,也不敢比三、四十年代(當時许多人因日本學費比中國便宜才去留學,可見當時兩國生活水平有差距也不大,那些為中國今天的落后尋找“底子薄”遁詞的人會覺得是天方夜譚吧。)那批真留學生,但也有一項優勢,就是沉到日本社會的最底層,與最辛苦的勞動者相處,從他們身上體認日本國民的本質。

日本人的敬業聞名于世,但只有親眼所見,才知他們敬業的程度。

我去一家清掃公司,看見兼管大樓的清潔工每天結束工作后記日志,十幾年如一日,足足記了十幾大本;一個清潔女工天天趴在地上擦抽水馬桶底座,我不由暗嘆自省:要是自己做那種工作,不僅做不到,首先想到沒必要。正是這種以科學家做實驗的意識幹清掃,用清潔精密儀器的態度洗馬桶的態度,使日本各行各業製造出一流的產品。風靡世界的日本汽車、家電等工業產品自不必說,许多農產品也是如此。在日本每天吃大米,只道它好,也不覺它的精貴。有一年日本稻谷歉收,政府乘機開放大米進口市場,享譽世界的泰國大米蜂擁而至,雖然價格只是日本米的一半,有人試過后不再問津,因為泰國米不僅缺乏粘力做不了日本壽司,煮飯也讓日本人無法下口,結果近百萬噸米無償送往非洲。日本還有一樣絕品“神戶牛肉”,農民給牛吃麥牙,還為牛定時按摩,使切開的牛肉肥瘦相間,用它在開水中涮吃,味道鮮美無比,價格是進口的澳洲牛肉的10倍。還有農民從國外引進網紋瓜,在暖棚精心培栽,最次的10美元最好要40美元,在歐洲這種瓜只要一美元。但嘗過之后,你會寧可吃一片日本瓜,不要吃一只一美元瓜。這大概也是歐美人稱日本物價昂貴的一個原因吧。

為人稱道的日本服務業把這種精神用到近乎嚴酷的程度。商店發錯貨或送到家的產品不合格,店長或經理立即帶上新品登門道歉,有時還得低頭聽顧客的抱怨,當然回去免不了訓斥辦錯事的下級,下級也只能低頭說“是”。在日本你決不會碰上花錢受氣的事。一位六十多歲的鄰居開印刷作坊,印一張賀年卡不過賺一美分,但顧客要求隔天交貨,他就喝着咖啡通宵達旦地幹;在非居民區的交通要道修馬路,常常一個晚上神鬼不知地完工了。

日本人從小確立的危機意識培育了這種刻苦。他們總是背書樣說:日本沒有礦產資源,也沒有足夠的土地,近76%是山地(上面覆盖著森林),再減去人煙稀少的北海道,一億二千多萬人生活在不足十萬平方里的土地上,除了比別國人加倍努力,沒有別的出路。中國剛好相反,我們小時上課,學的是“中國地大物博,礦產豐富,人口眾多,……”聽了覺得有點吃不完用不完的意思。如今才翻出底牌,“中國資源短缺,日漸荒蕪”,好在還來地及,就學日本人的頑強精神吧。

● “忍”字的內涵

剝開這種敬業精神的內核,可看到日本文化性格中的一個“忍”字。日本人一旦處于下級、低位或敗方,即使有理也只取認錯隱忍一途,因為日本社會一般不同情弱者。所以他們不花精力強詞奪理或妒賢忌能,也不怨天恨地,只埋頭苦干,爭取從弱勢中掙扎出來:第一步按上級的要求盡力做好工作,減少受辱,第二步爭取自己當上級。

戰后的日本把這個“忍”字發揮到極致。

日本人信奉“成王敗寇”的思想。天皇一下投降詔書,日本人立即和戰時判若兩人,心服口服地向美國為首的占領軍俯首稱臣。在司令麥克阿瑟的指導下,日本從政治經濟教育按美國的模式全方位改革,尤其是四六年制定的永久放棄戰爭和戰力、確立三權分立的和平憲法,奠定了日本民主化的堅實基礎,至今沒改一字。五一年日本恢復自主管理權后,民選的保守政府繼續在政治經濟外交上無條件地追隨美國。那些年,日本似乎什麼也沒有了,沒有面子,也沒有民族自尊,好像是美國卵翼下的附屬國。雖然右翼妄圖恢復天皇制走回頭路,左翼向往社會主義反對日美建立共同防衛條約,但主流的百姓依然含著這個“忍”字,輸誰服誰,自願沿著美國劃好的路線埋頭拉車,不抬頭看路。

憑着甘受“跨下之辱”的負重精神,日本度過了戰后最初幾年的政經難關,又經過十幾年的奮鬥,1964年東京舉辦奧運會,在戰爭的廢墟上站起來的新日本矗立在世人面前。到七十年代日本的人均經濟實力超過歐洲,八十年代末超過美國,成為超級經濟強國,是美日歐三個經濟實體的一根柱子。雖然至今日本人喜歡用“美國打噴嚏,日本感冒”來形容美日的依存關系,但今非昔比,為了維護世界經濟次序,美國必需與日本協調各方面的關系。

●謙虛務實的本性

日本創下的經濟奇跡,還得益于明治維新創下的政經基礎,而明治維新的成gong也是受惠于有“忍”意的謙虛務實精神。

江戶末年,勢力強大的地方諸侯堅持“尊王攘夷”政策,他們炮擊經過日本下關海峽的美、法、荷軍艦,遭到反擊敗北,不得不和美、法等國講和並放棄“攘夷”政策,不久拉開明治維新的序幕。

明治維新的改革多是向先進國學習的產物。伊藤博文等人去立憲君主制的德國研究憲法,回國后起草大日本帝國憲法草案,並請幾位德國法律顧問指導。憲法確立天皇絕對權力的同時,也設立了眾議院和貴族院,確立了三權分立、政黨政治和國民參政權(納稅15元以上的25歲以上的男子有選舉權,約占總人口的1.14%)等現代民主要素。其中,議會向天皇的上奏權、對政府的質問權、法案的提議權、請願的受理權等條款,是在德國顧問的堅持下寫上的。在軍隊方面,陸軍先參照法國后采用德國編制,海軍采用英國式。教育方面,采用法國義務教育制度,頒布仿效美國自由主義體制的教育令,尊重地方自治因地施教的方針。

如今日本是亞洲唯一與歐美比肩的最成熟的民主國家,但日本還在繼續虛心學習,去年開始仿效英國,每周舉行一次政黨公開電視辯論,讓各政黨的政見更清晰的展示在選民面前。

日本人不僅勇于接受新的,也善于保持老的。在原屬漢字文化圈的國家——越南、朝鮮、日本中,連始終繼承儒家文化的韓國都只保留五百個漢字,而日本卻常用近兩千個漢字,而文科學生學習《孔子》《孟子》等中國古典,都用只加注音的原籍。

長久以來,日本人的謙虛務實被中國人譏為“只會模仿”,對此日本人不僅不辯解,還常自嘲“我們只是模仿力強”。然而一日復一日地老老實實做“只會模仿的笨伯”,終于接出了正果,成了真正的智者。一向不喊“超英趕美”之類口號的日本政府,去年破天荒地在科技建國規劃中,提出五十年內培養30個諾貝爾獎的目標,引起包括日本科學家在內的國內外人士的質疑,不料今年就得到了佐證:日本不僅連續第三年獲諾貝爾獎,今年還得了物理化學兩個獎。獲化學獎的田中耕一只有43歲,是民營企業的一位普通工程師,他的成就除了學識靠的就是前面所說的執著。

日本這只跟着歐美學步的笨拙“烏龜”,在政治經濟現代化的基礎上開始向科技強國挺進了;可憐海峽這邊中國這只聰明兔子,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中國特色”,整整跑了一個多世紀還在原地打轉,今天的執政者不願為全民族的利益跳出一黨私利的窠臼打破專制的藩籬,卻任憑中國這艘千孔百瘡的“泰達尼號”航向滅頂之災。

●教育是立國之本

幾年前在日本看過的一部電視新聞短片長存記憶:有個鄉村小學的最后一名四年級女學生將隨父母移居大城市,這是學期末的鏡頭,為女學生一個人上了幾年國語和算術的老師及村長為她送行。他們含着泪花訴說留戀之情,因為他們不僅送別最后一名學生,也是送別這所上百年的學校。幾年間,地方政府不惜代價維持這所只有一名學生的學校,他們本可以把女孩轉到別村的學校,讓她父母每天開車送她。看着疏落的雪花中,漂亮的校舍下,師生依依惜別的畫面,我的眼簾不由發潮。想到中國無數山村裡簡陋的茅屋學校,成千上萬孩子坐在石凳上課的情景,我真想把這座空關的校舍搬回中國,連同校舍所包含的教育理念……

日本1886年普及四年義務教育,到1909延長到六年,入學率超過98%,是當時世界教育普及率最高的國家,戰后又延長到九年。日本人說的“義務”兩字是鐵打的,早年政府一時顧不全孩子吃不飽飯的家庭,但為所有適齡學童建造校舍配備師資,父母不送孩子上學是違法行為。房東經常跟我憶苦思甜,戰后食品短缺,每天拿着拳頭大的飯團去學校,餓着肚子不敢逃學。如今日本百歲以下的老人幾乎沒有文盲,高中就學率近100%,大學入學率達60%以上,依然是世界教育水准最高的國家。

報紙的發行量應是國民文化水准的一個標志。日本全國性的大報《朝日新聞》《讀賣新聞》的訂戶在八百萬到一千萬之間,《每日新聞》《日經新聞》《產經新聞》等也各有幾百萬份,還有《東京新聞》等各地方報紙的幾十萬到上百萬印數,連共產黨的機關報《紅旗》也發行二百萬份,是共產黨除黨費外的最大的財源,再加各種宗教和娛樂等報紙,總數近八千萬份,而人口是日本兩倍的美國只有五千萬份。也许是記取戰前受軍國主義宣傳蒙蔽的教訓,日本许多家庭為了比較不同的觀點,常訂阅兩份以上的報紙,足見長年民主熏陶增加了人的明智和包容性。

最令人感慨的是:當中國在宣揚“知識愈多愈反動”,使知識分子勞動化粗俗化時,日本卻在走工農大眾知識化的道路。我的左鄰右舍中,那些從事豆腐作坊、裁縫、建築工作的退休老頭和普通的家庭婦女,至少七、八成人在書法、繪畫、花道、茶道、作詩、日本古典舞蹈等文化活動中選擇一樣愛好。而知識分子則結合專業組織更高層次的興趣小組。我的指導教授每周參加一個讀書會,會員都是和他同屆的研究生,他們每年交幾篇論文,定期自費出版雜志,至今整整堅持了45年。貨真價實的學術多數產生在這種非gong利的研究中。

所以深入走進日本社會,你會感受到一種很濃的文化氣息,真正認識到文學藝術不是少數人的專利,這是在自由多元社會中積極進取的人生才有的多姿多彩。

●集團性和犧牲精神

日本人熱中各種愛好的另一個目的是進入團體,包括许多宗教組織,有些人好像為了加入組織才去信仰那個宗教的,因為日本人的家庭觀念比中國人薄弱,大多數人就去團體尋求歸屬感和安全感,由此形成日本人強烈的集團意識。

當年日本人在中國的殘虐行為就是由集團性的瘋狂引發,至今你還可看到它們的一點影子。日本的每個大學有各種運動隊,每年要參加各種聯賽,所以每個大學就組織專職的學生啦啦隊。當球隊的運動員學生在練球時,這些自願加入啦啦隊的學生也在練習聲援的口號和節奏。每次在校園看到啦啦隊的排練勁頭,總讓我渾身一激靈,這種勁頭如果變成破壞力肯定十分可怕。幸好,和平安逸了五十年的日本的年輕人只知球場不知戰場了,倒讓人敬佩這種為集體榮譽甘願當陪襯的精神。中國也不乏為本地區助威的“熱血” 啦啦隊,但誰願意為了幾聲吼叫去定期操練?

日本政治家也不乏這種的精神。與中國五十年多間只有毛、華、鄧、江四個領導人的超“穩定”相比,日本同期換了二十幾個首相,其中不少是田中角榮那樣因社會危機和醜聞引咎辭職的,這當然歸gong于民主政體,但看事變過程,不少政治家是為了保住執政黨的利益而放棄自己的權利。更有一些右翼議員,明知為侵略戰爭翻案要下野,偏在當上部長后不久出來叫囂一番,以擴大他說話的影響力,好像熬到一個部長就是為了宣泄心緒,聲稱為了民族尊嚴必須說出事實。作為中國人,對這類右翼政客義憤之余,不由聯想,在彭德懷事件、趙紫陽事件時有三分之一的中國政客們拿出不戀棧不怕丟烏紗帽精神,中國早就不是今天的樣子了。

商場上同樣可見日本人的集體觀念。東京繁華的商業街上,高樓林立,多數是幾家公司合租一幢樓。但公司店家豎出樓面的招牌,高度不超過自己所占的樓面,寬度一搬不超過兩尺,店招整齊地貼牆排列互不遮擋,行人在很遠就能看清每幢樓不同公司的招牌。我是到了香港才發現這個小節的。香港商業街的店家,彼此爭着讓行人注目,拼命把牌子往馬路中央伸,結果大小不一高低不齊的招牌插在半空,遠望只見花花綠綠一片,牌子和店家根本對應不上。同是資本主義市場的日本和香港的細微可以看出中日國民性的差別。

●是儒家還是資本主義?

這種集體主義來之日本的“和”文化,就是注重社會和諧,體現了“和為貴”“求同存異”的儒家精神。

十年多前,亞洲四小龍緊隨日本在世界崛起,其時鄧小平既要維持獨裁統治,又要搞經濟改革,就提倡新權威主義,精英智囊為他找理論依據,把日本和四小龍的崛起歸于儒家文化,認為四小龍的經驗提示,沒有民主化也可以走向經濟現代化。一時間,宣傳新儒家,研究新儒學,著實熱鬧了一陣。

今天的事實已經證明,當時把鄧小平(江澤民也可能自稱)的所謂新權威主義和四小龍扯在一起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討論,所以毋需贅言。重要的是,分析日本的成gong經驗,認清儒家文化的現實意義。

綜觀日本的各個領域,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日本整個國體的硬件是歐美式的民主政治和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但具體操作時用的軟件卻大多是包含儒學的日本傳統文化。日本的拿來主義始于二千年的漢朝,唐朝時達到頂峰,大批遺唐使來中國留學,回國后推動大化革新,確立皇室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后期接受王陽明的學說,“知行合一”,保持道德“良知”已經揉進日本人的性格;《菜根譚》在日本遠比在中國普及,它所宣揚的自省精神深入日本人心;至于《三國演義》,不僅和中國一樣家喻戶曉,還和《孫子兵法》等兵書是政界商界領導喜歡研讀的書籍。

日本的政壇讓西方人看不太懂,戰后五十多年,除了極短暫的兩次更迭,政府一直由自由民主黨獨霸,有些中國留學生就此認為日本也是“一黨獨裁”。其實自民黨是“黨內有黨”,有幾個觀點略異的派閥,在選舉時“舉黨一致”奪得眾、參兩院的多數,然后各派閥協調平衡,推舉黨首出任政府首相,一般是各派閥首腦輪流擔當。遇到危機時,就推出“人氣”較旺的非派閥人物應付局面,十年前的海部首相和時下的小泉首相就是這類角色。所以日本的首相不一定是最出眾或最有實力的人,而常常是黨內協調后的各種政策的代言人。九十年代初,隨着日本人民主意識的進一步增強,黨內外解散派閥呼聲十分高漲,引發了幾次大的政黨改組,致使自民黨已不能單獨過半數,一直和小黨聯合執政,但派閥依然如故,其它野黨也是如此,因為它出之傳統文化積習,非一時一刻能改。

對日本這樣成熟的民主國家來說是弊端的派閥體系,倒很值得時下的中共參考。如果中共害怕失去執政黨的地位,可以先允许黨內形成公開的不同觀點的派別,通過黨內選舉協商,推舉有民望的派別首腦做領袖,推行符合民意的政策,使共產黨挽回人心,在此基礎上再開放黨禁。這樣既可能減少社會震蕩,又為過度到全面政黨政治鋪平道路。

日本的經濟體系更加奇特,公司間的業務交往,作為法律依據的契約只是形式,一般都靠人際關系維系。看起來和中國的關系網類似,但又截然不同,他們之間的信譽是用過硬的產品建立,中國卻常因關系戶而降低質量(當然是公有制的積弊)。一旦發生矛盾糾紛,他們一般也不找律師,而是先雙方商談解決,很像中國的“私了”,大約有90%以上都能自行解決。找律師的人很少,使日本律師的需求量很底,全國只有一萬多名律師。日本大多數人一生沒找過律師,這一點也和中國相似,與人人都有自己律師的歐美社會不可比擬,所以日本法院的作用也相對薄弱。比較兩者,強調法律監督的人際關系較為被動,而以信譽維系的社會更富人情味,也更和諧穩定,至少更適合中國國情。

這可能是日本超過歐美的原因之一。所以說,中國的儒學並不是廢銅爛鐵,也有许多好東西值得我們弘揚,但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在日本和現在的韓國台灣那樣的民主社會以及新加坡香港和早年的韓國台灣那樣的資本主義法治社會的框架裡才能發揮其價值。

●恩怨不解的中日關系

一流的國家肯定有一流的素質,日本也應該不例外,但中國人甘拜歐美下風,卻總不肯服氣日本,好像不光是舊仇未消的問題,還有點同類相克的意思,猶如蘿蔔克人參,反之日本對中國也是如此。如果沿襲中日兩國同文同種的傳統說法,日本拋棄台灣和大陸建交后的關系就是一對同床異夢的冤家兄弟,一會兒動輒組成幾千人的親善團體互訪;一會兒是“釣魚島事件”“教科書風波”“參拜靖國神社爭紛”,恩恩怨怨難解難彌。

其實,三十年來雙方一直在誤區裡交往:強姦民意的中共以己度人,希望日本政府如他們一樣任意行事,而日本的國民也犯同樣的錯誤,認為中國政府的意見就是全中國人的想法,導致誤解越陷越深。

當初建交就是連環錯的開始:田中角榮首相訪問北京五天,毛、周就和他決定了一攬子問題,不僅匆忙建交,還不顧十億人的心願,輕易放棄三千萬人命為代價的戰爭賠款,日本感激涕零之余,認為問題圓滿解決了。隨后日本給中國無息貸款,中國認為這是日本對放棄賠款的補償,日本卻認為是對中國的恩惠,有點像美國給中國最惠國待遇,不僅每年要在國家預算中審議,指定中國的用途和項目,還附加不允许用于軍備等條件。對此不滿的中共,適時允许個別人大委員和部分學者提出“對日民間賠款要求”的話題,使日本人認為中國人出爾反爾,重新提出已經解決的戰爭賠款。年前,日本認為中國宣傳“日本無息貸款援助中國”不力,要求在貸款建設的北京車站上豎碑注明,為了下一年的貸款,中國政府不得不照辦,真是“拿了人家的手短”,本來很清楚的中日兩國到底誰欠誰的問題,在中共為維護一黨利益的操作下變成了一筆糊塗帳。

至于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除了執政黨的右傾意識,還有某些團體的壓力,至少迎合了多數選民的心願。我接觸過许多日本老人,除了當年就持反戰立場的共產黨員真誠地表示毽N,大多數人依然堅持“大東亞共榮”的觀點,認為“當時中國內亂需要日本幫助整合”,他們至今不承認被中國打敗。雖然我可以駁倒他們的謬論,但肯定不能讓他們心服,因為“誰強服誰”的另一面就是“誰弱欺誰”,這種民族心理在日本根深蒂固,如今不敢言“欺”,但仍然難改“輕蔑”。試想,中國人的人均產值只有日本人的45分之一,也就是一個日本人的價值等于45個中國人,除了“輕蔑”,我們還能從日本人那裡得到什麼?

何況在“釣魚島事件”等問題上,中共不是站在民族利益用民族氣節和日本交涉,而是把它們作為和日本討價還價的籌碼,所以日本天皇和歷次首相來華時的講話至今沒達對韓國道歉的程度,但中共都接受下來,事后民間再說日本的反省不徹底,連一些原來親中的友好人士都覺得中國人沒完沒了。最近橫濱大學的漢學教授矢吹晉就反問:中國如果覺得日本道歉不夠,當時為什麼接受了?

不能否認,九十年代以來,隨著日本超強經濟地位的確立,謀求政治和軍事大國的右傾勢力逐漸抬頭,連過去的许多左傾學者也在右轉,但目前階段更多的是對戰后所受約束的反彈。真要回頭走軍國主義的老路也非易事,盡管大多數日本人不認罪,但沒有多少人願意修改給他們帶來近六十年安逸的和平憲法去上戰場,而且當年在戰場沒得到的東西今天用經濟手段都得到了:馬來西亞的木材,中國的農產品和印尼的石油等,他們為什麼還要上戰場?

由此可見,解決中日恩怨的關鍵在中國。只有中國實現了民主化,與台灣達成和解,消除日本漁利的空間,然后中日雙方都按民意處理兩國關系,才能合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同時要銘記“以夷制夷” 的古訓,拿出當年日本人來我們大唐取經的虛心,老老實實學習日本的“忍”勁,苦干20年,使中國的人均產值上升到日本人的四分之一,國力達到日本人的三倍,到時,不用我們說“不”,日本人自己先說“是”了。

如果相反,大多數“愛國者”不首先對抗中共解決內政,卻繼續向日本吶喊“我們雖然貧弱,但依然有權要求正義”,那麼再過三十年,我們還是一個一手向日本借債要錢、一手衝日本抗議被日本看不起的劣等民族。

——原載香港《動向》2002年第11、12期連載;原題:愛恨不解恩仇——寫在中日建交三十周年

2013-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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