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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造反有理到造假有理

曹長青

自去年三月奧斯卡頒獎以來,好萊塢雖推出很多刺激而賣座的影片,但只有九月中旬上映的《機智問答》(Quiz Show),被影評家認為是今年拍出的最好電影,並有可能問鼎明年奧斯卡。

《機智問答》既無槍殺爆炸,也無男女情愛,而是借美國電視史上的最大丑聞,探討人的道德問題:1958年,美國電視上有個名為“21”的智力問答節目。參加問答競賽者中,有一位是哥倫比亞大學教英國文學的講師範德倫(Charles Van Doren),他風度翩翩,知識淵博,面對各種冷僻艱澀的問題,他都能打敗對手。於是他成為美國人崇拜的對象。美國《時代》周刊和新聞周刊》都為他做了封面故事。但後來被人揭發,這個“淵博”的大學教師已事先得到答案,和電視台合伙欺騙了觀眾。此事成為轟動全美的大丑聞。範德倫羞楔ㄓw,從大學辭職,躲到康州一個小鎮隱居。至今36年來,他不參加任何公開活動。此次他的事情被拍成電影,記者想採訪,也找不到他,因為他已羞椰傮央A不敢見外人。

●假造的“第三只眼”和“周恩來的私生女”

這部電影的內容,令人不期然地想到華人世界的作假問題。範德倫這樣的人,世界上哪兒都有。但中國人作假被揭穿後,可不是範德倫那種“羞椰傮央赤熒P覺: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中國大陸出版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國》的“譯者”王山作假一事。該書署名為德國學者洛伊寧格爾著,王山譯。王山為此譯著寫的“出版說明”稱“洛伊寧格爾是當代歐洲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問題專家。”此書因觀點奇特,出版後在北京知識圈內一度成為熱門話題。但德國漢學界查無此書“著者”。香港媒體再三向北京打電話追詢王山,他支吾搪塞,最後承認,此書是他寫的,編造了德國人的署名。但他毫無悔意,理直氣壯地認為只要能出書就行,並宣稱他還要寫《第四只眼睛看中國》。

再早一些的事,是旅居舊金山的大陸女性艾蓓寫的那本《叫父親太沉重》。書未出版,就被海外兩名作家陳若曦和孔捷生“讀解”為,艾蓓是周恩來的私生女。這兩名作家接受媒體訪問時都表示,這樣“讀解”,是因為艾蓓女士曾暗示他們,她是周恩來的私生女。而面對媒體無數次追問“你到底是不是周的私生女”,艾蓓也沒有一次正面回答說“不是”。

當媒體查詢獲知艾蓓並沒有任何她是周恩來私生女的證據時,艾蓓又堅持說《叫》書只是一本“小說”。但她在書的序言中既沒否定它是一本“自傳體小說”,也沒否定它是“紀實性小說”。後來中共新華社刊文指出,艾蓓為安徽農婦黃菊蘭所生。艾蓓找到美國華文報紙的一名記者,“出示”了她不是黃菊蘭所生的證據。那位記者報道說,根據艾蓓的要求,她看到的內容不能發表。但她可以證明,艾蓓不是黃菊蘭所生。但艾蓓到底出示的什麼證據,讀者根本不知道。按新聞常識,記者只能提供事實,讓讀者得出結論。這名記者卻一反新聞規矩,記者給出結論,卻不提供事實。這種沒有事實的“證明”不僅沒有公信力,其實也不重要。因為艾蓓如果不是周恩來的後代,她到底是黃菊蘭,還是李菊蘭、趙菊蘭所生,人們並不關心。關鍵的是艾蓓至今沒有提供出她是周恩來私生女的任何一點證據資料。艾蓓女士的繼續狡辯,說明她對作假的事毫無羞楔孚P。

●不自尊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

三個月前,《曼哈頓的中國女人》的作者周勵在紐約版的《世界日報》上刊出半版廣告,推銷她的書。作者稱《曼》書為自傳體小說,寫她從中國大陸“1985身攜40美元,獨自來到美國,”五年就賺了上千萬美元的個人奮鬥經歷。該書兩年前在北京出版時,曾引起轟動,銷量達100萬冊。但在美國,很多人批評此書胡編亂造。尤其是一些與周勵有過生意往來的公司經理和她的原老板,曾在紐約聯合舉辦了記者會,揭露此書編造,並損害了他們的名譽。例如其中一名經理指出,當時與周勵做的是一筆兩萬元的生意,在周勵筆下被誇張為20萬美元。另一經理指出,周勵當時是他公司雇員,在紐約中國城推銷中藥,而不是像她書中所說,是在曼哈頓繁華昂貴的第五大道開公司。

當然,小說是可以虛構的。但周勵坦然而自豪地用這本“自傳體小說”在北京領了“優秀紀實文學獎”,那麼這本書的內容就不應是虛構了。從這些經理們揭示的材料和後來媒體追蹤,都可以看出周勵所謂五年賺了上千萬美元的個人奮鬥歷史是編造的。一位十年前從大陸來美,獲得美國經濟學碩士,並一直從事商業活動的蘇先生評估說,做貿易五年賺了一千萬,就等於平均每年都淨賺兩百萬。而按做貿易的常識,一個可以每年淨賺兩百萬的公司,起碼要有幾千萬美元的營業額。即使周勵能夠從銀行開出幾千萬美元的“信用證”,也需要她的公司有相當雄厚的資產做抵押。而周勵自己說,她抵美時只有40美元。

周勵女士在《世界日報》刊出的半版銷書廣告,顯著部位卻是幾個美國人和周勵的親友祝賀她“榮獲美國國家專利總署頒發的發明專利”。英文專利證書寫著,周勵發明了“Protective Breast Pad”,即一種保護乳房的墊。廣告的其他部份,宣傳《曼》書為“九二年中國文學類暢銷書榜首”,並獲北京《時代潮》雜志九三年頒發的“全國優秀紀實文學獎”。

“專利”與她的書並沒有關係。用專利來推銷書也是邏輯不通的。因為一個人發明了多少專利,都不能證明這個人寫的書就真實或有質量。從另外的角度講,在美國獲得專利證明是很平常的事。例如我認識的一個從大陸來的裝修工人,隨手制造出將可口可樂罐子掛在汽車座位旁的小裝置,也得到美國國家專利局的專利證明。而他的“專利”至今只有他自己使用。所以,“專利”的主要意義是被生產和推銷。而周勵女士的廣告中,沒提到她的“專利”已生產。她打出“美國國家專利總署”的旗號,明顯是“借”大旗做虎皮。周勵對《曼》書的胡編亂造不僅毫無悔意,還進一步吹噓自己在美國的所謂成央C

●痞氣十足的“北京人在紐約”

而曹桂林以他旅美經驗寫的《北京人在紐約》一書(後來拍成電視劇,在大陸播出後引起轟動)也是缺乏真實基礎。該書作者寫美國的商業競爭全是靠撒謊坑騙,賺錢都不擇手段。該書和其電視劇的結論是:紐約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紐約是戰場,要想贏,就得有痞氣,敢在商場和情場耍流氓。

而美國的實際情況是,人們在經濟上的成央A主要靠的是個人的才能、誠實和經營管理能力,而非欺騙。痞子是有,但絕非社會主流。但曹桂林卻宣揚這種丑陋的“痞子文化”。該電視劇結尾是“主人公”手指紐約的大廈憤然罵到:“美國,我操你大爺!”它形象地傳遞出,這種人類的劣質部分在向人類文明挑戰。

曹桂林以這一作品在大陸成名後,記者包圍他,他用謊言包圍記者。當上海《僑報》和《人民日報》海外版相繼刊出“曹桂林和他的太太葉英”在北京上海如何如何時,曹桂林真正的太太江翠華卻在紐約召開記者會,哭訴曹桂林根本沒有和她離婚,也沒有和葉英結婚,就把“他的太太葉英”推到海內外報紙上了。當曹桂林對北京的記者介紹說他在美國是百萬富翁,“住房比國內部長還闊,想吃北海道的大蝦,跟夫人做飛機就可以去日本”時,他妻子江翠華卻泣不成聲地在曼哈頓向記者說,他們夫妻的公司已經破產,欠下60萬美元債務。曹一回北京了之。整理公司債務時她才被告知,公司的所有股份都在曹桂林的名下,而借貸款四分之三都是由江翠華簽的名。所以,公司破產債主都向江翠華追債。江翠華不懂英文,當時曹桂林讓她簽名時,她從沒想到與她有25年婚姻的丈夫會這樣缺德。而曹桂林在北京中央廣播電台對全國聽眾講話說,我寫這本書,“是要讓國內以及世界了解中國婦女,了解中國女性的偉大,同時我要讓人們了解她們所受的痛苦和磨難。”當談到他的妻子時,他說,“我的太太是一個典型的具備中國優良傳統品質的女性。”

●中國人撒謊的原因和條件

撒謊,並非中國人獨有。但在中國人中這樣連續地有人公開作假而引起相當社會轟動,而當事人卻“臉不紅,心不跳”,還理直氣壯地“造假有理”,在當今世界是不多見的。為什麼中國人“假”到這樣程度?至少有這樣三個原因和條件:

第一,在中共統治下,中國實際上一直用謊言維持。在這麼漫長的謊言歲月的浸泡下,太多的中國人已經不知道何為真假,講真話的弁鄐w經喪失。從上面提到的幾個作假事件可以看出,作假者都是四十歲上下,正是“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從造反有理走到造假有理。這些作假者的特點是膽量極大,而智商又很低。他們的謊撒得都太不圓,不僅經不住調查,都經不住常識的推敲。例如王山寫書署上德國人的名字,當人追問時,他還很驚訝。他編織謊言時都沒有想到人們一旦問起書的“外國著者”時該怎麼回答;艾蓓的“周恩來私生女”之說在港台美國華人界引起轟動,她事先沒有想一想,這麼大的華人群體中,有人問她證據在哪,怎麼應付;周勵說來美帶40美元,五年賺了上千萬,都沒思考過這是不是符合常識;而曹桂林干脆不管在美國的妻子怎麼說,就是一味在北京睜著眼睛說假話。

第二,這種謊言連篇引起社會轟動的事屢屢發生,還由於華人新聞媒體缺乏有力的調查和批評。在美國,有兩種機制在制約著謊言:首先,撒謊如果觸犯了法律,受法律制裁。其次,不犯法但缺德的,會受到媒體的批評與譴責,使這種人就像《機智問答》中的範德倫一樣,羞楊黖L顏見人。但中國人的媒體對這種作假的監督與批評都非常無力,對不道德的事件,媒體缺少聯合運作同聲譴責。同時,由于大陸政治制度的阻礙,使調查性的新聞報道,倍加困難。例如北京的記者就很難調查到《第三只眼睛看中國》的德國著者到底是誰,在哪。因為他們連自由出國採訪的機會都沒有。如果大陸有新聞自由,記者只要飛到紐約,到了周勵和曹桂林的公司,一下子就可以揭穿謊言。而海外的媒體要想調查到艾蓓是否周恩來私生女,也是相當困難的,因為去北京采訪中共敏感的問題是不受歡迎的。于是艾蓓、周勵、曹桂林們就利用大洋兩岸媒體無法溝通的缺陷,膨脹了撒謊的雄心,滿足了成名的虛榮心。

第三,這些作假者還鑽了海內外意識形態化的“空子”。像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紐約》被北京官方歡迎,因為它“揭示了美國資本主義的黑暗腐朽”,還符合了一部份中國人反西方的民族主義情緒。大陸媒體報道,中國男人最叫好的情節是,“中國人在紐約操了美國妓女後,把錢摔在妓女臉上,轉身就走。”而在港台和美國華人中,艾蓓的“周恩來私生女”一事所以轟動,並至今還有人相信,是因為該書“揭露了周恩來”。釵h中國人對周恩來協助毛澤東犯下的罪行痛恨至極,因而對周恩來不利的言論,人們就下意識地不認真思考其真偽了。這種現象的產生,也與華人媒體的泛政治化有關。例如一些華人記者,凡事先想到是不是對中共不利,而不追求是否真實。而真正的新聞記者,首先應該從真實和客觀出發,然後才是政治立場和個人情感。而實際效果是,真實客觀的東西最後一定是對中共不利的,因為共產主義的核心是謊言。

如果海內外這些產生謊言的原因與條件不消失的話,這樣的“作假事件”還會發生。英國華裔鋼琴家傅聰曾就中國人撒謊一事說,“將來中國人的邪聰明會發展到絕頂的地步”。這並非危言聳聽。且不說大陸商界的漫天謊言,僅僅是出版界這幾例就足以說明,中國人的“邪聰明”還遠沒有到頂,正拾級而上……

(載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94年11月號)

1994-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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