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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埃及變成第二個伊朗

曹長青




埃及發生第二次革命,軍方支持示威民眾,把民選總統穆爾西趕下了台。按憲政原則,這種做法當然違背民主程序,因為穆爾西是通過選票上台的。但為什麼西方主要國家,包括美、英、法、德等,都不強烈要求恢復穆爾西的權力,反而表示保持“中立”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整個西方都無法承受埃及變成伊斯蘭國家,成為伊朗第二。所以在“軍人干政”和“政教合一”之間,做出“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而且干政的埃及軍方沒有謀求自己掌權,而是提出全國大選時間表,仍走民主之路,推翻穆爾西的目的,只是阻止埃及被伊斯蘭化。

為什麼西方這麼擔心、恐懼埃及變成伊斯蘭國家?因為如果埃及成為伊朗第二,不僅中東地區,整個世界和平與人類民主進程都將受到嚴重威脅。

●文明之間無衝突只有競爭

西方知識界對伊斯蘭有很多批評,其中最嚴厲的,是來自三位勇敢的女性。一個是出生在敘利亞的蘇爾丹(Wafa Sultan,後移民美國)。幾年前她在半島電視上跟毛拉們辯論,痛斥伊斯蘭教是野蠻、落伍、殘暴,更是欺壓女性的,轟動一時。她在電視上呼吁阿拉伯女性覺醒:“我想告訴每一個女性,伊斯蘭男性除了失敗,他們什麼也沒證明;在把你們排斥到邊緣之後,他們帶領你們走向一個又一個災難。”

蘇爾丹認為,當今伊斯蘭和西方的衝突,根本不是哈佛教授亨廷頓所說的什麼《文明的衝突》,而是“先進和落後、文明和原始、理性和野蠻之間的衝突”。蘇爾丹認為“文明之間沒有衝突,只有競爭”,伊斯蘭教不是文明,因為那個宗教導致人們傾向暴力和屠殺。

另一位是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911美國遭恐怖襲擊後,她發表了佔據報紙四個整版的長文《憤怒和自豪》,憤怒控訴伊斯蘭的暴行,為西方文明而自豪。法拉奇對伊斯蘭持全盤否定的態度,她認為,伊斯蘭教是落後的,黑暗的;恐怖份子只是冰山一角,下面是1400年伊斯蘭教的黑暗底座。她指出:伊斯蘭文化,就是欺負女性,女人不值駱駝錢的文化。

●把謀殺合法化的宗教

比蘇爾丹和法拉奇更大膽的是索馬里女性阿里(Hirsi Ali),她逃脫了父母包辦的婚姻,在荷蘭獲得政治庇護。後來到美國,2013年4月入籍成為美國公民。

阿里把希特勒的納粹和穆罕默德的伊斯蘭相提並論,稱伊斯蘭是“新法西斯主義”。她說,“就像納粹主義開始於希特勒的願景,伊斯蘭主義的願景是伊斯蘭神權(caliphate),即一個社會被伊斯蘭律法/回教法(Sharia Law)統治,在這種社會,女人婚前有性行為要被石頭砸死,同性戀則被痛毆,像我這樣的無神論者將被殺死……”

阿里甚至抨擊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是墮落的(52歲時竟跟8歲女孩結婚)、專制的,誰不按他說的做,就會被懲罰。“穆罕默德讓人想起本拉登、霍梅尼、薩達姆。如果沒有默罕默德的榜樣,就不會有薩達姆。默罕默德給所有穆斯林男人做了榜樣,所以太多的穆斯林男人熱衷暴力。”

阿里跟法拉奇、蘇爾丹一樣,對伊斯蘭也是徹底否定,她說,根本不是什麼多數溫和的穆斯林被一小部分激進的穆斯林綁架了;事實是,暴力是伊斯蘭教的核心,它具有破壞性,是一種把死亡虛無化的邪教,它把謀殺合法化了(legitimates murder)。她認為,西方必須擊敗伊斯蘭教,不是激進的伊斯蘭,而是整個伊斯蘭。

●回教律法跟世俗憲法衝突

當然,西方也有相對溫和一些的批評伊斯蘭教的聲音。研究伊斯蘭的美國知名專家、《中東論壇》(MEF)主席丹尼爾. 派普斯(Daniel Pipes)就在2013年7/8月號的美國《評論》雜志(Commentary)發表“伊斯蘭可以改革嗎?”(Can Islam Be Reformed?)一文,認為伊斯蘭教是可以改革的。派普斯認同“阿里們”指出的伊斯蘭種種弊端,同時還特別指出,伊斯蘭從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那裡借取了三樣東西:國家力量凌駕於個人權利之上、熱衷使用暴力、對抗西方。

但是派普斯不同意“伊斯蘭無法改革”這種結論,他提出三條理由:第一,1969年時伊斯蘭還處於低潮期,現在則進入高潮。既然有高潮,就會有低潮,它不是一成不變的;第二,對《可蘭經》,伊斯蘭教士們,包括霍梅尼等,一直有爭議。既然有爭議,就有不同理解的空間,就有將來向改革方向解釋、溫和派站上風的可能;第三,政教分離是制約伊斯蘭的出路,尤其是世俗民主制度,跟伊斯蘭的律法發生衝突,在歷史上,都有穆斯林國家奉行世俗法律,而不主要靠“回教法”統治。

就這點派普斯教授特別舉例說,《可蘭經》明文反對“利息”(強烈反商),女人通姦要被石頭砸死等,但如果政教分離,有了世俗法律,走向市場經濟,一個社會就不得不放棄伊斯蘭律法,或者使其名存實亡。例如現在很多穆斯林國家的銀行,把“利息”叫做另外的名字而照做無誤。而女人通姦遭石刑,則會受到世俗人權法律的制約。派普斯的結論是,伊斯蘭神權律法跟現代世俗國家的憲法是衝突的,只要政教分離,世俗憲法會制約伊斯蘭律法,最後使伊斯蘭影響下降,走向低潮。

●印尼是穆斯林國家榜樣

事實上,派普斯跟“阿里們”對伊斯蘭弊端的看法大同小異,主要分歧在於怎樣解決伊斯蘭問題。法拉奇、蘇爾丹和阿里等,只是激烈抨擊伊斯蘭教,指出其種種弊端,認為伊斯蘭無法改革,只有被“擊敗”(defeat)。但是用什麼方法擊敗?美軍領銜鏟除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獨裁統治和神權政府,但在這兩個穆斯林國家,能全面禁止伊斯蘭教嗎?從宗教自由原則上,這是不可以的;從操作上,更是行不通的。成千上萬的民眾信奉的一種宗教,怎麼能禁止取締呢?而且如果壓制,結果很可能是適得其反,更遭反彈。

所以,派普斯的方式是尊重和支持伊斯蘭的溫和派,同時推動穆斯林國家的民主進程,實行政教分離(這是最重要的一點)。例如同樣是穆斯林國家,土耳其(穆斯林占人口98%),就沒有用伊斯蘭律法統治,而是實行世俗憲法。雖然傾向伊斯蘭的土耳其現任總理埃爾多安在過去10年掌權中,明顯想把土耳其拉向伊斯蘭,但沒有取得根本性成效。更有說服力的是印度尼西亞(2.4億人口中穆斯林占88%),有了真正的民選制度後,過去十年政局穩定,經濟迅速發展(去年經濟成長率達全球第二高的6.3%,僅次於中國的7.8%)。印尼其實在蘇哈托專制統治時,也是世俗國家,沒有像鄰國馬來西亞那樣把伊斯蘭立為“國教”。

既然政教分離是解決伊斯蘭問題的最佳出路,那麼政教合一就是最壞的結局。派普斯教授說,伊斯蘭走向高潮的轉折點是伊朗霍梅尼宗教革命,推翻世俗的巴列維政權,實行政教合一。雖然伊朗也有選舉,但真正主導這個國家的是伊斯蘭教士等毛拉們。

●伊朗將軍被卡特總統殺了

從諾獎得主、英國作家奈保爾(V. S. Naipaul)的書中看出,在巴列維政權時代,伊朗已是一個非常世俗化、現代化、且很繁榮的國家,在七十年代時,其從思想到物質的現代化程度,是中國等亞洲國家無法比擬的。但伊朗被霍梅尼化之後,全方位大幅倒退到中世紀。而且伊朗宗教化之後,鼓舞了全球的伊斯蘭運動。如果今天埃及,這個中東人口最多的國家(8400萬)也變成伊斯蘭國家,跟伊朗相互呼應,不僅中東地區,整個世界的戰略格局和人類的民主進程,都會被打破。這是西方自由世界的“不可承受之重”。

當初霍梅尼宗教革命時,伊朗軍方的情況跟今天埃及軍方頗有相像之處:伊朗將軍們多支持世俗化,很多軍官曾在美國受訓,伊朗軍方也是一直得到美國軍事援助。當時伊朗有150名高級軍官聯署信件給美國總統卡特,提出要用軍事手段阻止霍梅尼的宗教革命,但是,這個美國歷史上最無能、最親邪惡(跟勃烈日涅夫親吻,擁抱卡斯特羅,歌頌金日成和鄧小平等)的卡特總統,卻要伊朗軍官們放下武器,跟霍梅尼合作。結果霍梅尼掌權後,把那些要推動伊朗世俗化的軍官都給處決了!

今天幸運的是,埃及的軍官們,沒有事先給美國總統奧巴馬寫信,而是先斬後“不”奏。如果他們像當年的伊朗軍官那樣先請教美國,那麼目前美國這個和卡特一樣愚蠢的奧巴馬總統,很可能也會阻止他們這樣做,那埃及就慘了。

埃及沒有成為“第二個伊朗”,是埃及人民的幸運。這不僅影響整個中東的民主和世俗化進程,更可能影響並促成伊朗的變化,反而把伊朗變成“第二個埃及”。那種結果的話,才是中東地區真正春天的到來。那不僅對中東,對穆斯林世界,明摆著,對整個世界,都有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

所以,用武裝軍事手段推翻民選政府的話,在兩種情況下是應該得到肯定和支持的:一是民選領導人像希特勒一樣走向獨裁;二是民選領導人走向政教合一。因為這兩者的後果都不僅是那個國家,而且是整個人類都承受不起的災難。除這兩個極端情況之外,任何用軍事暴力手段,或暴民運動方式,推翻民選政府,都是不可容忍的。(caochangqing.com)

——原載《看》月刊2013年8月號

201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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