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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女人的夢魘

曹長青

1991年秋,托馬斯被布什總統提名為最高法院大法官時,女教授希爾出來指控托馬斯曾對她性騷擾,兩人在國會聽證會上的“對薄公堂”,被電視現場直播,報紙追蹤報道,不僅給美國民眾上了一堂“性騷擾”的普及教育課,由此也把性騷擾問題提到了全美的議事日程。

受希爾教授“挺身而出”的鼓勵,越來越多的同樣處境的女性站出來,通過法律向騷擾者討回公道。近年的“瓊斯告克林頓性騷擾案”,以及莫妮卡.萊文斯基和克林頓的性關係,被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使“性騷擾”問題幾乎家喻戶曉。

但即使這樣,仍然只有很小比例的性騷擾受害者公開站出來。據統計,只有3%的被騷擾的女性出來指控騷擾者。主要的原因是證明困難。因為性騷擾的界限、證據都是很困難劃定和提供的。著名的是“瓊斯告克林頓性騷擾案”,今年四月被法官撤銷,認為“證據不足”。

最近,對前白宮實習生萊文斯基和克林頓性關係的調查,有了突破性進展。萊文斯基的律師說,她將承認她和克林頓有過性關係,並同意在陪審員前做證。萊文斯基和克林頓“性傳聞”的證實,再次把“性騷擾”問題提到臺面,引起媒體和女權專家的討論。

●性關係中的“借車和偷車”

曾在指控托馬斯性騷擾中出了大名的希爾教授,在《紐約時報》上撰文,參加了瓊斯、萊文斯基和克林頓性關係問題的討論。但這位曾聲稱受到性騷擾,對性騷擾現象深惡痛絕的“女權英雄”,卻獨樹一幟,認為現在美國對性騷擾的界限太擴大化。她認為瓊斯案不是性騷擾,因為“證據不足”;威利女士在白宮被克林頓強吻和抓摸乳房也不算性騷擾,因為那不是她的工作場所。萊文斯基和克林頓的性事更不能算性騷擾,因為那是兩相情願。

美國另一個著名的女權主義領袖格洛莉亞.斯泰納姆(Gloria Steinem)也在《紐約時報》上撰文,雖然她的文章開頭說“如果現在指控克林頓性騷擾的這些事都是真的,克林頓應該去看性心理治療醫生。”但她認為瓊斯案不是性騷擾。她說,性騷擾是指要求對方給予性服務,對方拒絕後,騷擾者進行報復,迫使對方就範。而克林頓在阿肯色的旅館房間裡向瓊斯提出性要求,瓊斯拒絕後,克林頓再沒有要求,也沒有報復瓊斯,因此這就構不成性騷擾。對萊文斯基和克林頓的性事,她認為更和性騷擾無關,因為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她比喻說,這就如同借車和偷車的區別一樣。克林頓和萊文斯基的性關係如同借車,是對方同意“借”的。性騷擾如同偷車,是對方不願意,強行獲得的。她的結論是,克林頓和那些女人的關係都是“借車”的關係,克林頓提出“借”之後,有的同意了,有的不借,但克林頓沒有一次次糾纏著要“借”,而是對方說“不”就罷手,更沒有去“偷車”。

斯泰納姆的比喻是很俏,但畢竟人不是車。而更重要的是,當有人提出借車時,車主很清楚,如果不借,就會遭到報復,因為提出借車的人是個有權勢的人,或者是她的頂頭上司,這時候的借車,不可能公平。

斯泰納姆的“借車、偷車”比喻的盲點,就在於她忽視了,或故意模糊了要借車者和提供車者,兩者的身份、地位的不同,有權者和無權者的處境的不同。而“性騷擾”的核心是有權者對無權者的騷擾,因為無權者無法對有權者性騷擾。而兩者權力相等,也騷擾不成。因為所謂騷擾,就是有權者一方利用權力占無權者的“便宜”。

對“性騷擾”的定義和界限,美國也是近些年來在不斷明確。最早的定義出現在1964年所定的“民權法”第七條,聯邦平等就業委員會定了這樣的規定﹕

“凡是基於性的強制或脅迫他人的行為都是犯法。任何性的要求如不受人歡迎,或是當做某種交換條件或好處的,不論是用言語表達的,或是用肢體行動表達的,不論是以明示或暗示的,都構成性騷擾。”

●最高法院對性騷擾的首次闡述

美國最高法院第一次闡述“性騷擾”是在1986年,審理“梅堹S銀行對文森”一案時做的裁決。

文森(Mechele Vinson)是“梅堹S銀行”的職員,她在訴訟中說,盡管她和男主管有過近五十次的性關係,有兩次還是在銀行的金庫裡做的,但她是不情願的,因為那位銀行主管是她的頂頭上司,他要求她這樣做,她沒有辦法,只好順從。

文森的官司在兩級法院都敗訴了,最後上訴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以九票對零票一致通過,文森的“性騷擾案”成立。

大法官第一次對一九六四年的“民權法”有關性騷擾條款做了闡述,認為“性騷擾”就是“性歧視”。即使是雙方都“同意”的性關係,也可能是強迫的結果。並特別強調指出,性騷擾中,女方同意和他者有了性行為不是關鍵,關鍵是女方對這種性行為是不情願的(unwelcome)。

最高法院第二次就性騷擾做出裁決是1993年11月。那一年哈里斯(Teresa Harris)女士也是把性騷擾案打到了最高法院。

哈里斯在一個設備租賃公司工作,她的頂頭上司是個男士。這位男士不斷對她性騷擾,例如,說她是個“笨屁股女人”,並建議哈里斯和他一起去“假日旅館”房間裡討論她的長薪問題。

無法忍受這種工作環境的哈里斯女士上告到法院,但在聯邦“地方法院”和“上訴法庭”,她都敗訴。

哈里斯上訴到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又是以九比零一致通過,哈里斯的“性騷擾案”成立。女大法官奧康納在撰寫裁決書時,第一次做出這樣的解釋﹕即使性騷擾的行為沒有嚴重損害被騷擾者的精神心理,被騷擾者的訴訟仍然是可以成立的。即使性騷擾者,沒有因為被騷擾對象拒絕而打擊報復,這個騷擾案還是可以成立的。因為騷擾者的行為,已在工作場所造成了一種“敵對的工作環境”。

●性交換和敵對的工作環境

自1986年美國最高法院判了第一例性騷擾案件之後,所有的法院都開始認定,以“性”交換“利益”是性騷擾。例如,一個老闆告知或暗示他的雇員,她的去留、提升、加薪等等,都取決於她是否順從他的性要求,這就是典型的性騷擾。

1993年最高法院對性騷擾案的裁決,明確了造成“敵對的工作環境”也是一種性騷擾。這種騷擾並不是用解雇、不加薪等方式恐嚇,而是老闆對雇員,或上級對下級不斷進行“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性建議、性評論,使工作場所變成令被騷擾者“厭惡的環境”。

最高法院的這兩次對性騷擾的法律定義,為下級法院審理性騷擾案提供了明確的判案原則和事實界限。同時更鼓舞了那些被性騷擾折磨的人公開站出來,和那些騷擾者打官司,討回公道。

●騷擾了25個女侍的名廚

1991年,希爾指控托馬斯性騷擾時,美國“平等就業委員會”收到的性騷擾申訴是6,883件。到1997年,這種申訴案件上升到15,889件。等於5年內上升了一倍以上。

性騷擾案的增加不僅是被騷擾者在最高法院的裁決下,受到鼓舞,出來用法律手段保護自己,也說明性騷擾問題的嚴重程度。

今年4月,霍夫斯洛大學為紐約《每日新聞報》做的調查顯示,在紐約長島,21.4%的女性說她們工作時曾被性騷擾。在紐約皇后區,這個比例更高,達到23%。兩項加起來,等於每4個女性,就有一個人被性騷擾過。性騷擾的方式多種多樣,但“厭惡的環境”是非常普遍的。

例如,在長島的“格倫.奧克斯俱樂部”(Glen Oaks Club),它的餐廳廚房,就是一個典型的“敵對的工作環境”。有4名女侍已上法院告這家餐廳的大廚對她們性騷擾。

21歲的凱瑞.羅森(Keri Rosen)小姐是大學生,她業餘時間在這家俱樂部餐廳做侍從已4年,她說,大廚菲托斯總是問她的性生活怎麼樣,抓摸她,說低級下流的玩笑,還要求她口交。她向俱樂部主管反映了多次,毫無作用。因為菲托斯是個烹調技藝高超的名廚,公司不想因此解雇他。雖然這家俱樂部也有禁止性騷擾的規定,但從沒有認真實行過。

據羅森小姐和其他員工的交談得知,在這個俱樂部,被大廚菲托斯性騷擾的女侍多達25名。於是羅森和另外3名女侍在當地州法院起訴,告了大廚菲托斯性騷擾,和該俱樂部是“敵對的環境”,索賠兩千萬美元。此案正在審理之中。

●性騷擾賠償的天文數字

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站出來和騷擾者,以及所在公司打官司,那些發生了性騷擾、管理不善的公司輸了官司的報道,不斷出現在報紙上。

1994年9月1日,舊金山聯邦地方法院的12名陪審員裁決,要求著名的“貝克&麥肯奇律師所”付給該律師所前女秘書威克斯715萬美元的性騷擾賠償費和懲罰金。其中五萬圓是精神損失費,其餘700萬是懲罰金。

《紐約時報》為此發表的社論說,700萬美元的懲罰金,這個龐大數字應該使那些公司的總裁們清醒了。

1997年6月4日,紐約布魯克林區法院的陪審員裁決,要求“曼哈頓福特汽車銷售公司”賠償該公司前顧客服務顧問麥金太爾(Mclntyre)女士660萬美元的性騷擾損失費和懲罰金。

35歲的麥金太爾在1994年提出訴訟,說她在這家汽車銷售公司工作時,她的上級主管和另一名員工不斷對她性騷擾,她的辦公桌上被刻上了性挑逗的話,那個員工還抓摸過她的喉嚨。

福特汽車公司賠償的660萬美元中,其中500萬是懲罰金,160萬是麥金太爾女士的各種補償費。

麥金太爾性騷擾案判決之後兩個月,另一家同類企業“三菱汽車公司”也被女工控告性騷擾。這次不是一個人告,而是29名女工一起告。這家總部在東京的日本汽車公司,今年六月和這些女工“庭外和解”,賠償了3,400萬美元。

●今年的兩起著名性騷擾案

今年,有兩起上了報紙的著名性騷擾案的判決。一件是紐約的一家房地產經紀人公司被17名工作人員告性騷擾。這些控告人說,上級主管總是在辦公室裡說黃色下流的話,要求和女工有性關係,許諾給好處。在公司的聚會上,主管還請來了脫衣女郎表演。

這家在長島、曼哈頓和花園城都有分支、員工達200多人的房地產公司,最後和這17名控告人“庭外和解”,付出了155萬美元的賠償費。這17名控告人中,有5名是黑人,還有一名是男性。

近年最大一筆性騷擾懲罰金是要求美國特快郵寄UPS公司付出的。今年2月12日,在審理“琳達.錢農對特快郵寄公司”的性騷擾一案時,陪審員裁決,郵寄公司需付8,000萬美元的懲罰費,和五十萬美元的性騷擾精神痛苦補償金。

22歲的琳達.錢農(Linda Channon)小姐在該公司工作時,受到一個男性卡車司機的不斷騷擾,有一次在兩人爭執中,那個司機用手戳了她的乳房。她向上級主管申訴後,卻遭到報復,被不斷調動工作,以避免和那個司機相遇。而有些工作根本不適合女性做。琳達說,“每一天我都被大聲斥喝,被貶損,被羞辱。在那個公司,對男人和女人,是兩個標準。”後來琳達辭職,並到法院遞了訴訟狀。“特快郵寄公司”對這個裁決正在上訴。

●主管和部屬約會就有麻煩

今年3月,美國有9,500多成員的公司人事部協會在首都華盛頓開會,研究如何防範性騷擾。人事部門對監督性騷擾問題很不情願,那些人事部的主任說,“這是讓我們做看家狗和警察,不是好差事。”這種差事的困難在於,無法分清部門主管和下屬的約會,是兩個人墬入情網,真心相愛,還是以性交換利益的性騷擾。也有的主管真的最後和那個和他約會的下屬結了婚,但也有很多反目為仇,下屬,多為女性,控告男主管是利用職權站她的便宜,是性騷擾。

為此,一些大公司做了更嚴厲的規定,不僅禁止抓摸,開性玩笑,還禁止和下屬談戀愛。有的公司甚至規定,不經對方同意,往女秘書辦公桌上放鮮花也不行。

這種主管和下屬的約會關係是最難處理的一種,但也最容易發生性騷擾糾紛。原因很簡單,一方是主管,有權,一方是屬下,沒有權。在這種權力不相同的兩者之間發生的性關係到底有多少是公平的,真實的,有時也真是說不清楚。但很多性騷擾專家都指出,這種關係是“不真實的”,權力的失衡扭曲了這種關係。因此,在芝加哥大學和密西根大學同時擔任法學教授的凱瑟琳.麥金農(Gatharine Mackinnon)在20年前就提出這樣的理論﹕性騷擾就是性歧視。在一個有權力的男人和一個沒有權的女人之間,沒有所謂“同意”的性關係。

●師生兩“性”情願是不“真實的”

這種權力失衡的性關係在大學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例如,《紐約時報》雜誌報道,耶魯大學一個32歲的教授和一個16歲的女學生有了戀情,發生了性關係。但後來兩個人鬧翻了,女學生指控那個教授性騷擾她,說她和教授上床是在他的壓力下,為了獲得好的分數。這個事件發生後,耶魯大學制定了新校規,規定教師不可以和所教的學生談戀愛,更不可以發生性關係。

為了防止這種師生間的性騷擾,哈佛大學,愛阿華大學,賓西法尼亞大學,維吉尼亞大學等幾十所著名學府,都採取耶魯大學那樣的嚴厲校規。

但也有人認為,這樣的校規不符合憲法。按照憲法,人們有性自由,教師有和學生戀愛、結婚的自由。但1988年對美西一所大學800名教師進行的調查發現,他們中有25%承認和學生有過床上關係,許多人還不止一次。

●女人騷擾男人

九十年代初,美國暢銷小說家邁可.克里斯頓(Michael Crichton)寫了一本名為《揭露》(Disclosure)的暢銷書,內容是一個公司男職員被女主管性騷擾。這本書後來又拍成了電影,還相當叫座。因為人們經常聽到的都是男人利用權勢騷擾女性,現在反過來了,女的騷擾男的,當然覺得新鮮。

但這部小說也不全是瞎編胡扯,現實中確實也存在女經理、女主管性騷擾男職員的事。據專家統計,在美國的性騷擾案件中,11%是女主管對男職員性騷擾。這更證明瞭最高法院在裁決性騷擾案時的定論,性騷擾不是男人對女人,而是有權力的一方利用權力要占無權者的便宜。

今年4月5日的紐約《每日新聞報》報道,45歲的公寓管理公司的部門經理路易斯(Louis)說,他在兩年前剛到這個公司工作幾個月,他的上級女主管就邀請他一塊晚宴,之後又邀請他到她的公寓,對他調情地摸摸抓抓。他當時告訴她。“這樣把公私攪到一起不合適。”後來那個女主管還是糾纏他,他向公司總部做了申訴,公司沒有把這當一回事兒。而那個女主管從此和他反目為仇,處處刁難他,直到一年後她從公司調走。

路易斯對這件事很感嘆,他說,“這事很滑稽,當你不在這個位置時,就不知道是什麼滋味,可想而知那些遭到性騷擾的女性是怎麼渡過的。”

1993年5月20日,洛杉磯法院在審理一個男職員告女主管性騷擾的案子時,陪審員裁決,那個女主管的公司要賠償那個男職員100萬美元。

33歲的男職員薩比諾.古鐵雷茲(Sabino Gutierrez)說,他在公司上班六年來,一直受到他的頂頭上司女主管瑪麗亞.馬丁內茲的性騷擾。由10名女人和兩名男人組成的陪審團,一致裁決這個性騷擾案成立,並判決那家公司要賠償100萬。

據美國“平等就業委員會”的統計,在1992年的10,557件性騷擾申訴中,有968件是男性控告女主管性騷擾。


●同性也騷擾

不僅性騷擾發生在女主管對男職員,性騷擾也發生在同性之間。今年3月4日,美國最高法院首次裁決了一個男子控告另一個男子性騷擾的案例。

9名大法官在九票對零票的裁決中認為,他們考慮的不是騷擾者和被騷擾者的性別,而是騷擾行為本身是不是存在。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同性戀權利項目的主任馬特.科爾斯說﹕最高法院的資訊是,“不管男人,還是女人,不管是同性戀者,還是非同性戀者,都不可以在工作場所受到性騷擾。”

●性﹕騷擾世界各地

性騷擾案例在美國這樣多,並不等於性騷擾在美國最嚴重,而是美國比較重視這個問題。和美國相比,其他國家的性騷擾問題同樣嚴重,但民眾重視的程度,立法限制的程度,都沒有達到美國這樣。

例如,在俄國,性騷擾問題相當嚴重。1994年4月17日,《紐約時報》記者從莫斯科發回一篇關於俄國性騷擾的專題報道,報道說,在莫斯科的招工廣告上每天都可以看到這樣的文字﹕要有電腦技術,能打英文和德文,18歲到25歲之間,身材苗條,長髮。經面試挑選。

俄國各大公司雇用女職員,年輕、性感也成了選擇標準。有的公司在征招女秘書的廣告上直接寫著,“性格開放”。在莫斯科,每一個俄國人都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有的乾脆要求應征者是單身,還要有修長的腿和金髮。

女秘書在辦公室裡被抓摸是常事,或者被叫到旅館房間“討論”她的長薪問題,拒絕老闆的性要求就可能被解雇。

35歲的女醫生姍仕拉耶娃說,她的頂頭上司,62歲的主任醫師總是抓摸她,要和她上床。她不幹,就要被解雇。這個主任醫師已解雇過兩個女護士,因為她們拒絕了他的性要求。在這家醫院,就像整個俄國一樣,沒有誰認為這是個什麼大不了的事。姍仕拉耶娃說,“不幸的是,在這裡,連丈夫們也認為這樣的行為是正常的。”

“莫斯科婦女銀行”不僅做金融,還給夜總會介紹女郎。該銀行副主任烏達洛娃說,在她的銀行裡,性騷擾和性歧視根本不算是問題。銀行老闆安德洛科更直率﹕“如果一個給我工作的女人結婚了,我就解雇她。”

●日本男人的最新“愛好”

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日本,性騷擾同樣嚴重。今年3月12日日本發表的一項調查顯示,在政府機關裡,17%的女公務員曾被上司要求發生性關係,其中6.2%曾被強姦,或性侵犯。

去年四月二日《紐約時報》駐日本記者紀思道從東京發回的報道說,在地鐵裡抓摸女孩子在日本是平常事。69%的女中學生說,她們在地鐵裡被性騷擾過。

該報道介紹說,日本男人的最新“愛好”是找女中學生上床,一小時150美元。妓院為招攬顧客,就把春房裝飾得像中學課堂,年輕的妓女穿上中學校服,打扮成小中學生的樣子,擠出一臉天真,來滿足嫖客。

日本的法律是,男人和12歲以上的女孩有性關係是合法的。一項調查顯示,東京的高中生中,有25%的女學生參加了“黃色電話服務俱樂部”,在電話中給男性提供“性服務”。其中4%承認她們和男人上床換取報酬。

●中國﹕性騷擾司空見慣

在中國大陸,隨著經濟發展,私人企業興起,公司女秘書幾乎成了總經理情婦的代名詞。經理招女秘書,都要求年輕、漂亮、單身,還要“思想開放”。和俄國招工廣告上的“性格開放”異曲同工。這樣的“秘書”被大陸人稱為“小蜜”,即像小蜜蜂一樣繞著經理轉,和經理的關係親親“蜜蜜”。

那些拒絕經理性要求的女秘書或女職員,不是被解雇,就是遭到經理白眼,沒有提升長薪的機會。有的根本就不會被雇用,找工作到處踫壁。

性騷擾像在俄國一樣,在中國大陸也沒有得到重視,沒人把它當做大不了的事。性開放已成為中國的一個潮流,變成一種時髦。據對上海五千名大學生的一項抽樣調查,“贊成婚外性行為的男大學生超過50%,女大學生為45%。”

●泰國、中東﹕完全擁有,不需“騷擾”

在泰國,性騷擾更不是問題,因為泰國過去的傳統是三妻六妾,等於合理合法地在家裡對一群女人隨心所欲地“騷擾”。連政府官員有情婦也被視為正常,根本都用不上去“騷擾”,乾脆直接擁有。

泰國剛下臺不久的總理昭華立,去年向媒體公開承認,他擁有3個妻子。在中東的穆斯林國家,法律規定一個男子可以有4個妻子,但女人在公眾場合卻不許露臉,必須帶面罩。這些國家連“性騷擾”這個詞都很陌生,因為當女人已成為男人的囊中之物,盡情取用,也就不需要麻麻煩煩地去騷擾了。

●牆裡開“性”牆外香

正因為性騷擾在其他國家不是很受到重視,因此這些國家對克林頓和萊文斯基性醜聞的反應,和美國很不一樣。他們認為美國人小題大做,或者是無事生非。

泰國政壇的男性歡迎陷入性醜聞的克林頓去泰國避難。女性則認為這件性醜聞在泰國不會造成如此的爭議。

多次擔任副總理的泰國公民黨主席沙馬克說,婚外情在泰國司空見慣,如果政界人士用這種事攻擊對手,一定會遭到眾口譴責。

泰國政府副發言人更表示,只要是“偉大領袖”,往往都精力過人,女人成群。如成吉思汗,拿破侖,毛澤東等,都是例子。在泰國政界,婚外情是尋常之事,因為如果有這種傳聞,足以證明這位政客一定會是“偉大領袖”,可以跟隨。

在俄國,面對他們自己的總統葉爾欽體弱多病、總做手術的衰老樣子,俄國人聽到克林頓和21歲的女孩子有性事,反而崇拜克林頓的活力,羨慕美國人有一個性欲旺盛、健康強壯的領袖。

莫斯科的政治分析家舍根.馬科夫在電視上說,“這裡的人也許覺得白宮有些事不對勁兒,但另一方面,人們認為他(克林頓)是一個真正的男人。俄國人認為,這才是應該領導國家的人。”

莫斯科的俄國外交科學學院教授烏拉迪蘭.斯洛特林在談到克林頓的性醜聞時,批評美國的女權主義和“政治正確”。他說,“現在有個東西叫‘性騷擾’﹕你看了一個女人一眼,就得必須和她結婚。這像17世紀的俄國鄉村。”這位教授認為對克林頓的性指控是政治陰謀,“在美國,過去暗殺領導人用手槍,現在殺領導人用‘性騷擾’。”

●歐洲為克林頓“喊冤叫屈”

德國《法蘭克福匯報》的社論說,“中東問題,波士尼亞問題或者亞洲問題,都需要美國,和一個受人尊敬的美國總統去解決。一個被全球嘲笑的總統幾乎沒有能力去推動任何事。所有指控克林頓的人,必須迅速拿出證據,否則閉嘴。”

義大利的評論家埃尼歐.卡萊托在《米蘭日報》上說,“把克林頓和尼克森兩件醜聞相提並論是不可寬恕的錯誤。尼克森的醜聞比克林頓的嚴重很多很多,克林頓不應被評斷為政壇和性壇的麥克.泰森(因強姦坐過牢的美國拳擊手)。”

在英國,小報大報頭版都是克林頓和萊文斯基。美國的報紙稱這種性醜聞一直是英國小報,包括一些嚴肅報紙的“每天的麵包”。婚外情是英國政治的傳統,19世紀晚期的英國13任首相,11個有情婦。英國外相拉賓.庫克正和妻子辦分居,因為他和女秘書瑪格麗特有了情事。

在歐洲,對克林頓最同情、對美國人如此看重別人的性事最憤怒的是法國人。法國《探索日報》的社論激憤地說﹕“想知道一個人的所有事,從根本上來說,是極權主義的做法,是純粹的暴政。這種做法,有時候給美麗的美國民主塗上了不幸的警察國家的形象。”

法國公眾意見研究所於一月底對400名法國女性所做的調查顯示,83%的人同情克林頓,而不是他的指控者。

●“八年才有三個女人,不是好情人”

1998年2月1日,《紐約時報》刊登出該報記者在紐約採訪的一些法國遊客對克林頓性傳聞的看法。

在曼哈頓“蘇活畫廊區”的法國餐館用餐的37歲的法國遊客弗蘭科伊斯.勞德說﹕“我的上帝,是的,我被震驚,在8年中,僅僅有三個女人?他還是總統?他顯然不是個好情人。”

餐館的侍從麥克.賴納特在旁邊應聲附和這位顧客說﹕“她是女人,他是男人,就這麼回事兒。我認為,因為他有性事就不要他當總統,這不是逗樂子,就是瘋了。這又不是和動物有了性事。”

另一個法國遊客說,“這是好消息,證明他不是同性戀。”“對我來說,這不成問題,僅僅對他妻子才是個問題。”

●性交換是典型的性騷擾

雖然克林頓的性騷擾問題,歐洲人覺得沒什麼大不了,但在美國受到重視,被廣泛討論。一般研究性騷擾的專家都認為,性騷擾的典型案例是用權力脅迫對方提供性服務,或者叫性交換。這種交換是多種多樣的,表現的形式也是十分隱晦的。

例如,克林頓和原阿肯色州女歌手珍妮佛.佛勞爾斯的性關係,和萊文斯基的性關係,都有性騷擾的成份﹕

第一,克林頓是個有權勢的人,後者沒有權力。這種性關係本身就不是平等下的產物。女權主義者洛莉亞.斯泰納姆說克林頓和這些女人的關係是“借車”,是對方同意的,但“對方”是清楚的,同意之後會得到好處。

第二,有了性關係之後,女方都獲得了好處。例如,和克林頓有多年性關係的佛勞爾斯,後來演唱生涯每況愈下,沒有了工作。她向克林頓州長求援,結果被安排到州政府工作。佛勞爾斯得到的這個政府工作,原來是在政府幹過多年的資深雇員查萊特.佩里做的,她是有三個孩子的母親,因為佛勞爾斯要這個工作,她被解雇了。她曾到州裡的“就業訴訟委員會”申訴,該委員會經過審理,認為佩里不該被解雇,佛勞爾斯得到這個位置是不合適的。但克林頓的密友丹.巴尼斯是“重新審核委員會”的主任,他否決了“就業訴訟委員會”的決定,硬是把那個位置給了佛勞爾斯。

萊文斯基也是兩相情願和克林頓有性關係,但萊文斯基也得到了好處。她在白宮實習結束,就被白宮方面推薦到國防部工作,起薪就是三萬多。而一般一個大學畢業生想到國防部工作,難上加難,而且薪水也不會那麼高。後來萊文斯基離開了國防部,又是克林頓的密友喬登出面為她在紐約找了一個年薪四萬的大公司“公共關係”行政主任的位置。這也是她和克林頓的性關係中不言而喻的“性交換”。斯泰納姆把這說成是“借車”,兩相情願,等於熟視無賭兩個人地位的不平等,和後面這些交換關係。

性騷擾問題越來越被重視,說明一個社會對女性權利的重視,對女性地位的尊重。同時也說明,人類在“性”活動中,越來越趨向於減少附加的交換因素,使人的性活動,更純粹,更有人性。

(載美國《世界日報》周刊1998年9月13日)

1998-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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