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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杜愚在美國告《前哨》——裁決媒體誹謗案的原則

曹長青

據香港《明報》報道,北京電視台節目女主持人杜愚在香港法院狀告《前哨》雜志前年六月發表的一篇說她和中共廣播電視部副部長“有染”的報道不實,損害了她的名譽,最後獲得賠償。據《前哨》記者報導,該刊賠償了杜愚15萬港幣,並刊登了“道歉啟示”。此事似已了結,但最近香港多家報紙報道,北京電視台也派人到香港法庭告《前哨》,說對杜愚的報道也使該台名譽受損,要求500萬港幣的賠償。

●逼迫《前哨》破產關門

香港的政論刊物大多是慘淡經營,並不賺錢。五百萬的賠償額,等於逼迫《前哨》關門。北京電視台不是像西方電視台那樣的獨立私營媒體,而是國家行政部門,並是中共的主要喉舌之一。它對香港一本以嚴厲批評中共著稱的獨立刊物這樣一種告法,提出這樣高的索賠價碼,顯然已不是一般的誹謗糾紛,而是有著明顯的政治原因。而且這是自七月一日香港被中共收回後,第一宗大陸的行政單位來香港與當地報刊打誹謗官司。

七月一日之後,香港還能不能有新聞自由,這是國際社會矚目的。我曾在八月號《動向》雜志上撰文“香港新聞自由的前景”,其中特別提到,在中共統治下,大陸沒有一家報刊能發出獨立的聲音,以中共這樣扼殺新聞自由的歷史,北京不會坐視香港的自由媒體。但北京還不敢用大陸那種把媒體全部收歸國有的方式立即控制香港媒體,因為那樣做國際輿論反彈太大,技術上操作也很困難。最可能的方式是利用香港原有的一些惡法,用“誹謗”和“泄密”等罪名,“合理合法”地與媒體打官司,以巨額賠款的方式迫使報刊破產關門。杜愚和北京電視台告《前哨》案,說明這種方式已經開始。

●美國新聞自由度最高

人類自有新聞傳播以來,就伴隨著新聞控制和迫害。其管制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事先新聞檢查,包括禁止發表,以及制定管制新聞的法律;另一種是事後以“誹謗”罪名制約新聞。在專制國家,一般都採取第一種方式,例如中國,則以國家壟斷和事先檢查、事後嚴懲的方式迫使編輯記者自我新聞檢查,以達到管制新聞。在民主國家,一般都放棄了管制新聞的法律,但“誹謗”罪名仍使媒體頭痛不已。

因此,怎樣裁決“誹謗”案,則成為一個國家新聞自由程度的標志。在西方國家中,美國對“誹謗”案制定的法律標準最有利於保護新聞自由,這也是為什麼美國成為世界上新聞自由度最高的國家。杜愚告《前哨》一案,如果在美國打這個官司,她幾乎沒有贏的可能。因為美國最高法院早已針對這類誹謗案確立了明確的保護新聞自由的判案原則。

●確立誹謗案勝訴“三原則”

美國的法律與中國不同,它主要不是靠“成文法”,而是“案例法”,即用以前的案例中的判案原則作為以後同類案子的判案標準和依據。

美國最出名的“誹謗”案是1960年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警察局長沙利文(L•B•Sullivan)狀告《紐約時報》誹謗。當時正是美國黑人人權運動風起雲涌的時候,一批黑人民權領袖聯名在《紐約時報》刊登了一幅廣告,指責阿拉巴馬州蒙市警察對黑人施暴。蒙市警察局長沙利文認為廣告內容嚴重失實,構成誹謗,使他名譽受損,因此在阿州最高法院狀告《紐約時報》誹謗,索賠50萬美元。阿州最高法院審理裁決,廣告中有些內容失實,構成誹謗。

《紐約時報》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1964年,最高法院推翻了原判,認定誹謗罪名不成立,並第一次提出了政府公職人員狀告媒體誹謗可以勝訴的著名“三原則”,即當事人必須提供:第一,報道內容失實;第二,當事人的名譽受到損害;第三,媒體在報道前有“真實的惡意”(actual malice)和“故意疏忽”,即媒體事先就有誹謗陷害當事人的動機,故意編織不實報道;或明知報道不實,不加以查核。

●“真實的惡意”是關鍵

在這個”三原則”面前,沙利文能夠拿出前兩條證據,一,報道內容失實:該廣告說警方把當地黑人學生反鎖在學校食堂受餓;警方曾用炸彈炸毀黑人民權領袖馬德•路德金博士的住宅;警方曾七次逮捕關押路德金等。但經過法庭調查,警方沒有鎖過學生;也沒有用炸彈毀壞過路德金的住宅;路德金被捕四次,而不是七次。二、他的名譽受到損害:該廣告刊登後,沙利文和蒙市警方被很多美國人譴責。但沙利文無法提出第三條,《紐約時報》對他有“真實的惡意”,即事先就有誹謗陷害他的動機的證據。很顯然,拿出這樣的“證據”是極為困難的。

後來最高法院又把這“三原則”運用到“公眾人物”身上,即“社會名流”要想與媒體打贏誹謗官司,也要提出媒體有“真實的惡意”的證據。因為公民社會的強大,已使“公眾人物”具有“準政府公職人員”的功能,他們的意見,對上影響政府的決策,對下左右大眾的輿論,因此也要受到媒體的監督。什麼樣的人才算“公眾人物”,最高法院沒有給予明確的定義,但最近一個判例是,一個在幾千人的小鎮中參加社會活動比較活躍的退休警察,狀告媒體“誹謗”,最後被法院認定他是“公眾人物”而敗訴。最高法院後來又把這“三原則”擴大到即使是普通人,卷入處於大眾關注的“公眾事物旋渦”中,狀告媒體誹謗,也要出示這三點證據。

●對付不真實的信息,應是提供更多的信息

美國最高法院對“誹謗案”制定這樣的“三原則”,並不是縱容和保護媒體胡亂報道、不負責任,而是基於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保護言論和新聞自由”條款這樣的理解:新聞自由是民主制度的基石,對於監督政府和維護社會公正有極重要的作用。如果讓政府公職人員和社會名流輕易打贏誹謗官司,在巨額賠償的壓力下,媒體就會自我新聞檢查,不再敢大膽挖掘報道丑聞,刊登調查性的報道。離開強有力的新聞監督,政府就會腐敗,社會就沒有公義。雖然失實報道對某些政府官員和社會名流的名譽造成損害,但第一,因為他們是官員和名流,會有其他媒體報道採訪他們,他們有為自己辯護澄清名譽的機會。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在不實報道使有些官員和社會名流造成名譽損害,和在他們輕易打贏誹謗官司,媒體自由受到鉗制,失去媒體強有力監督下他們濫用職權和影響力對社會造成的危害之間,後一個損害更大。某種意義上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在反復權衡之下,為了新聞自由和保障民主制度,寧可付出前者的代價。

大法官們在裁決“沙利文案”時特別強調,信息應該是一個“市場”,任何信息,包括錯誤的信息、不受人們歡迎的思想,都應該”不受限制、最大限度開放、流動”,在流動中,真實的信息一定最後佔上風。對付不真實的信息,和不受歡迎的言論,應該是提供更多的信息和言論,而不應該用巨額賠償和繩之以法使媒體沉默。

這樣的判案原則為美國媒體擺脫誹謗糾纏和巨額賠償的壓力,更大膽地挖掘丑聞,更熱心刊發批評性、調查性的報道,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間和新聞保護。

●確定由原告舉證的重要性

當年採訪報道“沙利文案”的《紐約時報》記者安東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由於出色地報道此案,獲得了標志新聞界最高榮譽的“普利策獎”。後來他就此案撰寫的論述新聞自由的專著《不得立法》(取自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國會不得立法限制新聞自由”),被《紐約時報》書評譽為“對髮保護言論自由的劃時代研究” ;《費城問詢報》稱該書使“一部宏觀的美國言論自由的歷史。” 路易士自1969年就為《紐約時報》撰寫專欄,至今已寫了28年,兩次獲得“普利策獎”,是目前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專欄作家之一。前年,我在紐約採訪了他,並在美國《世界日報》發表了介紹他和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長篇報道。在與他探討“沙利文案”時,路易士強調,“沙利文案直接影響了美國媒體的傾向。它等於告訴報界,即使出一些政治問題失實的差錯,也應該自由地、強有利地寫、寫是一種責任。報紙不僅有寫的自由,更有寫的責任。”

路易士現在還同時兼任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講授“沙利文案”;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麥迪遜訪問教授”,講授“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我曾一堂不漏地聽了他在哥大的課,研讀了他指定的關於誹謗案的書籍。在課堂上,路易士更特別指出:最高法院不僅確立了至關重要的誹謗案“三原則”,同時明確裁決:狀告媒體誹謗案時,舉證責任在原告。也就是說,當原告控告媒體報道失實時,應由原告提供證據,證明報道如何失實;而不是由被告的媒體來提供消息來源和證明消息的真實性。這個原則的確立相當保護媒體,因為當某人向媒體提供了某種消息,而這個消息被某個官員或名流指控為“誹謗”時,這個“某人”可能出於各種原因不願意出庭作證,或根本就不願意讓人知道這個消息是他提供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法院要求被告的媒體舉證,那媒體就很可能會因為提供消息的人不願出庭而無法證明消息的出處和真實性。那就等於說,自己的報道沒有“根據”或“不準確”,這樣就可能使原告一方以此打贏官司。

●應由杜愚舉證《前哨》文章失實

北京電視台節目主持人杜愚狀告《前哨》誹謗一案,如果在美國法院打這個官司,按照美國最高法院確立的“三原則”,她必須有證據證明:

第一,《前哨》報道的她與廣播電視部副部長“有染”是失實的。而不是由《前哨》舉證證明這個消息是真實的。因為《前哨》已被中共定為“反動刊物”,在北京向該刊提供這個消息的當事人,以中國大陸的政治環境,不可能出庭為《前哨》作證。即使他有膽量這樣做,也沒有辦法來到香港,因為北京電視台的上級——中國政府掌管著出國手續的審批。因此《前哨》記者在上期該刊報道杜愚一案時感嘆:“我們北京的消息來源卻不願上庭作證,(我們)拿不到證據”。由此可見,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所以確立由被告舉證的原則,就是事先設想到被告的媒體要保護新聞來源,且有舉證上的困難。

由於必須由原告來舉證,杜愚就要有證據證實她與廣播電視部副部長沒有“床第”之事。例如,有證人證明杜愚不認識那位政府高官,或與他沒有親密來往,或有人證明杜愚與她的丈夫感情篤厚,生活作風一向謹嚴等等。或者杜愚能舉出被指為與那位副部長“有染”的那個夜晚,有人證明她在別處,沒有這種行為等。杜愚在接受香港《明報》記者採訪時,對此做出的解釋是,她是個單親母親,“日間上班,下班又要照顧只有八歲的兒子,哪裡還可以對外發展感情。”(《明報》,1997年6月14日)這種理由不僅矯情十足,在法律上更根本無法成立。

●“整個北京城裡都傳遍了”?

第二,除了證明報道失實,她還要有證據證明她的名譽受到實質性損害。例如,丈夫或男朋友因為這個報道而提出離婚、分手或雙方感情惡化;朋友因此疏遠她;單位因此把她解雇或降級使用等等。像目前杜愚所說的“整個北京城裡都快傳遍了”這樣一個“證據”,在美國法庭是無法通過的。杜愚在開始時向《前哨》索賠30萬,理由是“她停職前一年廣告費回扣超過五萬元,還有工資、獎金、補貼及主持其他各種晚會的眾多收入。”如果這些“損失”屬實,杜愚必須拿出,她去年一年從廣告費回扣獲得五萬元的證據;北京電視台因為這篇報道給予她停職處分的證據;她的工資獎金和主持其他晚會的收入證據,以及國家稅收部門對這些收入征稅的回執等。

《前哨》雜志是北京政權禁止帶入大陸的刊物,更不允許在中國公開發行。杜愚說《前哨》登的她與廣電部官員“有染”的報道“全北京城裡都快傳遍了”,從邏輯上很難講得通。而且她在接受香港《東周刊》雜志採訪時,說她是“離職”。“離職”和因為《前哨》的報道遭到單位“解職”是不同的。這是兩個概念,前者是自己主動,後者才是被動的。

●無法證實《前哨》有”真實的惡意”

第三,以美國的誹謗案判案“三原則”,如果杜愚能夠提出前兩條證據,第三條證明《前哨》有“真實的惡意”,即事先就有誹謗陷害杜愚的動機的證據是很難舉出的。從《前哨》對杜愚控告誹謗一案的最初反應來看,《前哨》並不存在“真實的惡意”。據《前哨》記者報道,當該刊聽到杜愚要告他們誹謗時,“我們很愕然,不知《前哨》與杜愚有何過節。”後來經人解釋,“才知是九五年六月號《前哨》一篇關於陳希同的文章,提及杜愚與廣電部副部長發生丑聞的事。”隨後,《前哨》編輯部通過杜愚的律師轉給杜愚的信中明確表示:“如果報道有誤,《前哨》應作出更正或澄清;如果對當事人造成困擾,《前哨》應作出道歉;如果確實因此而使當事人蒙受經濟損失,《前哨》亦應作出賠償。”(以上引言載《前哨》今年七月號)這封信顯示,《前哨》是負責任的,具有誠意的,不存在“真實的惡意”。

●兩個將軍告媒體誹謗都敗訴

自美國最高法院1964年確立了誹謗案“三原則”後,政府官員和公眾人物在美國想與媒體打贏誹謗官司極為困難。例如,1982年美國有兩起轟動的誹謗案最後敗訴。一起是前美軍越戰指揮官威廉姆•威斯摩蘭將軍(W•Westmoreland)狀告美國CBS電視台“誹謗”,索賠一億兩千萬美元。但這位將軍自己賠進了兩百萬美元的訴訟費,最後也沒有打贏官司。

另一起是前以色列國防部長沙龍將軍(A•Sharon)狀告美國《時代》周刊誹謗,要求五千萬美元的賠償,因為《時代》周刊曾報道說,沙龍將軍曾縱容部下在黎巴嫩殺害平民。雖然威斯摩蘭和沙龍都拿出了證據證明媒體對他們的報道是“失實”的,並能證明名譽確實受到了損害,但由於他們都是政府公職人員和公眾人物,他們都拿不出媒體有“真實的惡意”的證據,最後都敗訴了。

●精神分析學家和女記者打了十年誹謗官司

美國近年最轟動的一件媒體被告“誹謗案”,是身居舊金山的精神分析學家瑪森(J•M•Masson)狀告《紐約人》雜志女記者馬爾科姆(J•Malcom)對他的專訪文章中有五處引文“嚴重失實”而構成誹謗,要求100萬美元的賠償。這場誹謗官司從1984年打起,整整打了10十年,引起全國媒體的矚目。

瑪森指控說,那篇在《紐約人》雜志刊出的專訪文章,其中五個“引文”他根本就沒說過,這五個引文給他名譽帶來損害,他的女友因此與他分手。這五個“引文”是,他誇口說,他搞精神分析,就是玩女人,性交樂趣無窮,他是男妓。

女記者認為,五處“引文”都是瑪森曾說過的,她有採訪錄音和採訪筆記。法院仔細檢查了她的十幾個小時的錄音帶和採訪筆記,發現裡面並沒有這五個引起爭執的“引文”。女記者爭辯說,有些採訪是她與瑪森散步時進行的,事後補記的筆記找不到了。

該案1994年在舊金山法院終審裁決:五處“引文”是沒有根據的,對瑪森的名譽構成了損害。但瑪森作為精神分析學家,屬“公眾人物”,他沒能提供出記者事先有意誹謗他的證據,即“真實的惡意”,因而法院判瑪森敗訴。女記者雖然贏得了誹謗官司,不需償付對方要求的巨額賠款,但她被法官指為“缺乏新聞道德”,在新聞同行中名譽掃地。

●英澳裁決誹謗案採用“三原則”

美國最高法院確立的誹謗罪勝訴“三原則”,已被世界其他一些國家判案時援引。路易士在接受我採訪時介紹,英國和澳大利亞最近都曾引用“三原則”審理誹謗案。他說:“澳大利亞法院不久前在審理媒體被告誹謗案中,就要求原告證明媒體有'真實的惡意'。六個月前,倫敦的《泰晤士》報揭出英國一個地方政府和官員受賄,被控誹謗。英國最高法院已經援引沙利文案判《泰晤士報》贏了和地方政府的官司。官員個人控告案還沒判。”

“三原則”的核心是“真實的惡意”。也就是被視為“誹謗”的文章,即使後來查明是不實的,但只要被告(媒體和作者)真誠地相信他們的文章屬實,法庭就應免除他們的刑事和民事(罰款賠償)責任。這一原則越來越被全球的法院援引和進一步闡述:

●“真實的惡意”的標準走向世界

日本最高法院在裁決“科奇(Kochi)對日本政府”一案時強調:在誹謗案中,“即使(文章的)真實性沒有得到確證,只要當事人能夠找到原因,表明他錯誤地相信文章是屬實的,這時,他的行為亦不應解釋為惡意或疏忽。”

在韓國,報紙在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文章真實性的情況下,為了公眾利益,發表一篇有誹謗性的文章時,就不構成非法行為。韓國法庭在闡述這一原則時說:即使被控誹謗的文章被查明是不屬實的,“如果誹謗者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他的文章是屬實的,誹謗行為就不構成非法行為。”

菲律賓法庭最近在審理該國前總統阿基諾夫人狀告記者誹謗一案時,明確援引美國“沙利文”案例。裁決說,雖然被告的記者寫的文章並不屬實,但他不應該受到懲罰,因為他在撰寫發表此文時相信文章是真實的,他沒有“真實的惡意”。

去年,南非的一家法院在審理該國環保部副部長狀告媒體誹謗一案時裁定:“被告誹謗的文章,如果是關於自由和闡述政治事件,就應受到憲法保障。法庭認為,如果這個官員想打贏官司,他必須能提出證據確定“被告媒體是在不合理的情況下發表文章的”,也就是說,被告媒體在發表文章時有“真實的惡意”。

印度最高法院在1994年裁決“拉基哥波爾(rajagopal)狀告泰米爾達都邦(State of Tamil Dadu)”一案時提出:“即使出版物所依據的事實和言論不屬實,原告也不應獲得賠償,除非原告證明媒體是在故意疏忽的情況下發表這篇文章的,只要被告的記者有充分的理由證明,在寫文章之前曾經對事實進行過合理的求證就足夠了;作者並不需要證明所寫作品本身的正確。”

●台灣司法和新聞上的“里程碑”

今年四月,台灣地方法院在審理“國民黨投資事業管理委員會主委劉泰英狀告香港《亞洲周刊》和該刊特約記者陳婉瑩誹謗”一案時,也是援引這樣的判案原則,最終裁決誹謗罪名不成立。

該案源於《亞洲周刊》發表了一篇紐約《每日新聞報》(Daily News)的美籍華人記者陳婉瑩與人合寫的報道,指出:國民黨資產總管劉泰英在與美國總統特別助理見面時,曾主動提及可捐出1500萬美元給克林頓做競選經費。劉泰英認為絕無此事,指該文損害了他的名譽,在台北法院提出誹謗訴訟,索賠1500萬美元。

美國多家媒體為陳婉瑩聯署了一份法庭“答辯書”,該“答辯書”的辯護重點不是這篇報道是否屬實,而是陳婉瑩等人和《亞洲周刊》在撰寫和發表這篇報道時,相信文章是真實的,作者和媒體事先沒有“真實的惡意”。“答辯書”指出:“被告誠實地相信他們的文章屬實。即便文章被認為是不實的,如果法庭認定被告是真誠地相信他們的文章屬實,我們就要提請法庭考慮,不要處罰被告。”

台北法院判決劉泰英敗訴的主要理由是:“新聞自由為民主憲政和自由社會的基石”,“為避免新聞媒體因為擔憂誹謗責任而採取自我限制與檢查,因此導致剝奪大眾知的權利。”台灣資深報人張作錦撰文稱贊這一判決是台灣在司法和新聞事業上的“里程碑”。

●誹謗訴訟將摧毀民主價值

由美國多家著名媒體為陳婉瑩一案聯署的“答辯書”,旁征博引了全球很多國家法院裁決誹謗案時闡述的原則,最後做了下面幾點重要的結論:

“國際上公認的原則是,某一位作者真誠地相信他的文章是屬實的,就可以排除承擔責任。”

“在誠實相信下犯錯誤應該受到保護這一原則,具有至關重要的民主功能。如果政府官員能夠輕而易舉地懲罰新聞媒體,那一定會妨礙新聞記者對公眾事物的報道。雖然新聞記者可能會因誹謗案而坐牢或遭巨額罰款,但最終的受害者卻是民主制度本身。”

“ 新聞自由是一個為國際公認的、核心的民主價值。但誹謗案卻有可能摧毀這個價值。”

●香港有近30項惡法

英國的法律與美國有很多不同,尤其在誹謗案的定罪上。作為原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在1991年通過《人權法條例》之前,很多法律都對新聞和言論自由有嚴格的限制。據統計,這種限制性條例和規定有近30項之多。如《電影審查條例》、《淫穢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英國官方機密法》、《廣播管理法》等等。早就有大眾傳播學者指出,如果九七後香港政府援引這些惡法,香港的新聞自由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通過北京電視台狀告《前哨》誹謗一案,人們將看到香港的的法官們會引用什麼樣的判案原則來裁決誹謗案。

《前哨》月刊自創刊以來,不斷嚴詞批評北京政權,挖掘曝光中共官員貪污腐敗的丑聞。北京對香港這類政論刊物的忌恨可想而知。北京電視台派人到香港狀告《前哨》,又索賠那樣高的價碼,很可能是北京開始鏟除他們視為香港“反動雜志”的前奏。因此,香港的編輯、記者和專欄作家,應該伸出援手,聲援《前哨》,抗議北京扼殺新聞自由。

雖然香港的某些報刊有小報傾向,嘩眾取寵、聳人聽聞的報道時有發生,報道的一些大陸內幕消息的真實性也令人存疑。但對這些問題,應該由新聞批評來解決,而不應由抓記者和巨額罰款使報刊關門的方式封住媒體的口。不實報道的出現,既有編輯記者新聞專業水準和新聞道德觀念的原因,更在於中共封鎖新聞信息,因此從大陸獲得的消息經常無法有效地查核。在北京政權政治不透明、新聞無自由的情況下,中共完全沒有資格告香港任何一家報刊誹謗。

●“新聞必須不受任何限制”

在美國被視為新聞自由的堅定捍衛者的安東尼•路易士,在為新聞自由奮力疾呼的同時,也嚴詞批評那些刊登不實報道的媒體,強調編輯記者的職業道德。在前以色列國防部長沙龍狀告《時代》周刊誹謗案時,他曾嚴詞批評《時代》周刊發表不實報道。但他更堅決反對刑事處罰記者或對報紙巨額罰款。他在接受我的採訪時表示﹕“我並不介意在合理的範圍內懲罰報紙的錯誤,諸如小額罰款;或不賠款,由法院裁決報道是否屬實,以挽回當事人的名譽損失。但不能以巨額賠償威脅報紙的生存。很多大眾討厭媒體和記者,認為記者們想調查所有人,卻拒絕任何人限制他們。我認為新聞必須不受任何限制。當然這會帶來一些劣質的報紙,像《Star》、《Enquire》等(指在美國超級市場出售的兩種小報)。但我不認為任何其他的制度可以行得通。”

●新聞同業是一個整體

路易士的做法,就是把兩件事情分開,一碼是一碼。今天,面對北京電視台狀告《前哨》一案,香港的新聞同行們應該站在新聞同業的角度,不管是喜歡這個雜志,還是不喜歡這個雜志,都在捍衛新聞自由的大原則下,發出正義聲援的聲音。如果讓中共今天順利地封殺掉《前哨》,下一個受害者就可能時《爭鳴》、《開放》、《九十年代》、《蘋果日報》……

在美國新聞界,雖然激烈競爭,有些報紙視競爭對手為仇敵,但一有迫害新聞記者或要把報紙罰款關門的事發生,那些原來對立的報刊,都團結起來,共同發出聲援的聲音。在這種時刻,他們都拋開個人感情因素,維護“新聞同業”的利益。有時還要跨越國籍,全球聲援。例如,台灣在判決陳婉瑩一案時,美國廣播公司、美聯社、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每日新聞報、道瓊公司、洛杉磯時報公司、國家廣播公司、紐約時報公司、時代周刊公司、華盛頓郵報公司、以及“保護記者協會”等著名美國媒體和團體組成了“法庭之友”,並史無前例地連署了一份“答辯書”,為亞裔記者仗義執言。

在四十年代的中國新聞界,也發生過這樣的事。1947年5月,當上海警備司令部以政治原因下令關閉《文匯報》等三家報紙時,《觀察》雜志主編儲安平挺身而出,撰文抗議。但儲安平與《文匯報》等三報關系並不好,而且與《文匯報》主編徐鑄成還有過不愉快,但他說,“站在新聞同業的立場上,應當寫點文字,向當局表示抗議。”“必須把私人的感情丟開,這就是我們今天需要鍛煉自己的地方。”

今天,面對以中共政權為後台的北京電視台在香港法院狀告《前哨》誹謗一案,海外很多人都在觀察、注視,看香港新聞界有沒有“新聞同業精神”,在迫害面前,有沒有勇氣聯合起來,向中共說一聲“不”!

(載香港《前哨》月刊1997年11月號)

199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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