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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埃及政變啟示: 民主須與尊重及公義同行

作者:陳永杰(廣東中山大學)

埃及總統穆爾西被軍方趕下台,有觀點認為,這是給“阿拉伯之春”淋了一瓢涼水,有觀點甚至基于埃及的經濟現狀聲稱,穆爾西被推翻是因為沒有搞好經濟,放任社會動蕩。于是,結論就是,民主要先讓路給經濟建設和社會穩定。

這種解讀膚淺且誤導,但最大問題是沒有基于事實。埃及政變之所以爆發,盡管有經濟因素,但深層原因卻是,不上街抗爭的話埃及人的生活方式將被迫改變,連人身安全都沒有保障。

過去一年,埃及的外彙儲備總額與貨幣彙率都急速下跌,導致通脹上升、國庫空虛。最要命的是年輕人的失業問題——埃及24歲以下的群體有四成人無業。然而,必須指出,經濟轉差在很多國家轉型時期都發生過,這會產生怨氣,削弱新政府的管治合法性,但卻並不必然帶來政變。

與怨氣相比,真正能讓政變或者革命形成充分條件的,是恐懼的出現。在埃及,這體現在少數派的基本權利得不到尊重。支持穆爾西執政的穆斯林兄弟會,代表的是保守的宗教路線,他們拒絕世俗化,但埃及卻早已是個多元共存的社會。支持世俗化的埃及人希望宗教與政治脫鉤,使埃及成為一個現代的多元國家,但穆斯林兄弟會的目標則是把埃及已經世俗化的領域“撥亂反正”,根據教義回歸傳統。

這將使很多埃人的生活方式徹底改變,尤其是婦女和少數族裔。為達此目的,穆爾西籌組了一個僅由一成選民選舉產生的參議院,只反映保守派意見;並通過行政任命,把穆斯林兄弟會的成員逐一安插到重要的政府部門。對于不希望埃及走回頭路的民眾,這些舉動,明顯是為全面走向政教合一奠定人事基礎。強烈的恐懼感因而產生,並且不斷加劇。

恐懼感彌漫的埃及,為政變提供了充分條件,而使變革最終爆發的必要條件,則是公義淪喪,令恐懼者失去最后的安全感。穆爾西上台后,對所有公共部門和輿論都實行集權式控制,使得法庭無法獨立審案、公務員系統不能按程序辦事、媒體也不能作平衡報道。在政府失去必要的權力制衡后,有爭議的政策措施得不到起碼的緩衝和調和,結果便是異議者連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穆爾西對少數族裔及支持世俗化的群體被恐嚇與襲擊視而不見,來埃及監察人權和推動民主的外國人被搜捕乃至缺席審判。這一切,聞者心寒,見者膽顫。

誠如二戰時期德國神父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那段名言所說,若某一群體的權利可被隨意剝奪,這種威脅總有一天會降臨所有人身上。當埃及人的恐懼感變成真確的不安感,他們不得不上街把“民主”推倒重來,這才是政變的根本原因。民主是一種解決矛盾與爭議的方式,若當權者拒絕以合理的方式與民眾在議會內解決矛盾,民眾只好上街,道理就是如此簡單。

所以,經濟差與埃及新政府倒台無直接聯系。穆爾西錯在不尊重少數派的基本權利,更在集權的過程中,打破了權力制衡,使很多異議者感到安全失去保障,矛盾之火才從議會內燒到議會外。埃及政變的教訓絕非“一人一票”有錯或追求公義有罪,相反,它說明一個理想社會必須同時追求自由民主與社會公義,因為只有所有人都得到尊重,權力總有制衡的社會,才能長治久安。

2013年7月06日

——原載“21世紀經濟報道”

2013-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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