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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逢黑暗

曹長青

當北京機場海關的官員把護照遞還給我,過了海關,一步踏進中國的一瞬間,我有一種很驚奇的感覺:難道這一切都是真的?我這個被列入“49人黑名單”的人就這樣容易地進了中國?在邊檢大廳,我轉游了半個小時,觀察來觀察去,沒有發現任何人在注意跟蹤我。於是在機場候機廳坐了下來,閉上眼睛,平靜一下。眼前閃過幾年前的一幕。

自1988年夏天離開中國,9年多了,從沒有回去過。1992年,我的中國護照到期,於是去中共駐紐約領事館辦理延期。交了護照費,按預定的日期前去領取護照時,他們沒有給,說是僑務領事傅柄連要和我談談。我堅持“沒有什麼可談的。”結果他們把已經給我延了期的護照,加蓋了“注銷”兩字。我當即問領館人員,為什麼注銷我的護照?他回答說:“你心裡明白。”我說“我不明白,請解釋我違犯了中國哪一條法律?護照僅證明我是中國人,你們是不是要吊銷我的中國人身份?”

中共領館也清楚自己的無理,吊銷護照連原因都不敢理直氣壯地告訴,只是重復說,“你心裡明白。而且口氣也硬不起來。我跟他們大吵起來,堅持要他們說出理由,一群等待辦理護照的人像看戲似的,導致領館無法辦公。後來那個領館人員軟了下來,無奈地說,這是領導決定的,他是小辦事員,只是奉令行事。當然我心裡的確是明白的,護照的吊銷只是因為“64”屠殺後我辦了一張《新聞自由導報》,寫了一些批評中共的文章。但中共膽怯理屈到連這個理由也說不出口。

●美國有改名字的自由

去年五月,我加入了美國籍。今年初又把護照上的名字改了。美國是個充分保護個人權利的國家,有法律規定,你不喜歡自己的名字,可以更改,而且可以改多次,只要不是為了逃避債務、贍養費和目前的刑事犯罪責任,而且手續非常簡單。去年報上說,有個美國男子,把他的名字改成了“President”(總統),於是別人見到他,就稱他為“總統先生”,他說他的太太自然成了“總統夫人”。

八月下旬的一天,"勞改基金會"的執行主任吳弘達和我談到,他們正在制作一部“魏京生與勞改”的記錄片,接近完成,只缺魏京生目前被關押的河北南堡鹽場監獄的鏡頭,急需有人去大陸拍攝,準備在江澤民十月份訪問美國時,在美國主要電視上播放,依此爭取輿論,迫使北京釋放魏京生。我覺得這個記錄片相當有實際意義,我曾寫過長篇聲援魏京生的文章,這次能有機會為他的獲釋做點具體的事情,即使冒點風險,也是值得的。而且作為一個自由記者,我對調查性新聞一向有非常濃厚的興趣。因此一口答應下來:“我去走一趟。”報上說我去北京探望在那裡工作的美籍妻子是誤傳,我妻子從沒有在北京工作過,她在紐約一家美國出版公司工作。

●強迫做苦工,人權被剝奪

由於護照上完全是另外一個名字,因此進海關毫無麻煩,前後不到兩分鐘。九月四日,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就去了魏京生被關押的河北南堡監獄。南堡距離天津約二百多公裡,但不通火車,需在天津與唐山之間的漢沽下車後,坐汽車去,約85公里。

南堡是中共關押勞改犯人的重地,當地有三場一獄:堿場、鹽場、化工場和河北監獄,除堿場外,都是用犯人做苦工。出租車司機告訴我,南堡鹽場勞改犯人生產的工業用鹽出口日本和美國。車進南堡,就可以看到望不到邊的一塊塊巨大的鹽田。還有像埃及金字塔一樣的巨大鹽座,非常壯觀。魏京生在第一次判刑後就在這裡關押,我找到了當年他的妹妹魏珊珊去探視時住的“春燕飯店”,它是一個兩層樓的警察招待所,有很多軍警出入。我用藏在背包中的錄像機拍攝後,又以找人為由進入了南堡勞改三支隊,和他們的供銷科長聊了半個多小時,並乘司機和他們聊天的時候,悄悄拍下了裡面的鹽座和生產圖表。圖表顯示,這個支隊有勞改犯581人。然後又以同樣理由進入了化工廠,錄了一些外景。

去中國之前,吳弘達就提醒我,南堡是險地,到處是軍警。他的描述果然準確,在南堡,幾乎兩、三分鐘就有一輛警車在街上駛過,街頭街尾,到處是穿著黃軍裝的武警。街中心有個五層大樓,上面寫著“快樂俱樂部”,它是當地軍警的活動中心,門口停著六輛警車和一些軍用摩托,一些武警出出進進。這個快樂俱樂部的軍警,和鹽田中做苦工的勞改犯人,生活在兩個世界。

對中共強迫犯人做苦工,西方人權組織一直有批評。但也有中國人為此辯護,認為犯人犯了罪,不能坐在監獄白吃閑呆,應該干點活自食其力。這話好像不無道理。但在南堡鹽場監獄,你會感覺到,即使是從那些中國人的觀點角度,這種強迫犯人做苦工的制度,也是有嚴重問題的。例如,犯人的勞動強度,勞動時間長短,待遇報酬,傷殘保險和醫療,犯人是否自願,是否有警方濫用權力等等問題都不受到監督,因為中國的監獄和勞改營都是保密的,不僅不許外國記者,連中國國內的記者也不許采訪,更不要說讓外界調查。九年前我在中國做記者時,中宣部就有名文規定,不經批準,監獄勞改場所不許報導。現在則和以前一模一樣。

●中共用犯人生產石棉

這種虐待犯人做苦工的情況在遼寧省朝陽縣“朝陽新生石棉礦”更為嚴重。朝陽石棉礦是臭名昭著的遼寧省凌源勞改營(八九學生劉剛曾被關押在該勞改營)六支隊所在地,座落在朝陽縣台子鄉長茂河子。從縣城坐一個多小時的公共汽車,才能到達台子鄉,以後就沒有公共車了,而且都是山路。我租了一個小三輪柴油車,東北人稱它為“蹦蹦車”,因為在顛簸的山路上,它像在跳舞,把人的屁股都能顛腫。在山路上顛簸了近兩個小時,過了三條小溪,才到達四面環山的朝陽石棉礦。出租車司機告訴我,這條路冬天進不來車,只有武警的高輪子車才能開進來。

石棉對人的肺部有永久性傷害,可致肺癌。因此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禁止開採。開採石棉幾乎等於判了死刑。但中共在這裡用犯人開採石棉已有很多年,出租車司機說,這裡駐守的軍警就有一個連,生產的石棉出口俄國和南韓。由於犯人不願意幹這個活兒,看管的軍警也恐懼肺部損害和環境太惡劣而毫無積極性,生產效率非常差,因此最近中共將這個石棉礦賣給了朝陽縣個體的天馬公司的高佔武經營。

我去的時候,犯人已基本上遷到凌源和營口,只有少數犯人作為技術指導留在那裡。我以找人為由,爬上了山,在山上拍了軍營和監獄大牆崗樓等,及剩余人員加工石棉的情形。

拍完石棉礦,我就去了距朝陽有兩小時車路的錦州,因為王丹關押在那裡。座落在錦州市太和區錦山街南山里86號的錦州監獄,對外掛的牌子是“錦州開關廠”,因為他們使用犯人生產開關等電子產品。我以做開關生意為由,很順利進入了開關廠大院,一路拍攝了監獄高牆崗樓。最後以住宿為由,在他們大院內的開關廠招待所二樓的一個房間用錄像機拍了錦州監獄的獄牆和牌子。

●中國警察對美國感興趣

九月八日早晨,我在監獄旁邊拍攝一群被剃光了頭的勞改犯在持刺刀的軍警看管下挖地基的場面時,不慎被崗樓上的嘹望哨發現,被拘捕。被他們帶走的一瞬間,我對自己的不夠警覺後悔萬分,心裡喊著“完了”,真正體驗了“功虧一簣”的感覺。

我被帶到監獄辦公大樓,隨後被押送到錦州市公安局技術偵察處一處審問,身上帶的照相機、錄像機、錢和懷表等,都被他們搜了去。錦州市公安局外國人管理處副處長施蘊輝,警司劉永平,錦州市公安局技術偵察處一處處長高崇寬、副處長于海源等20多人輪番審問,主要問為什麼拍攝監獄勞改營?美國什麼部門派你來的?還準備去哪裡?同伙是誰?什麼時候去的美國,從哪去的,原籍在哪?我強調,根據中美兩國協議,他們在關押我48小時內,必須通知美方領事。我堅持不讓我給美國領事打電話,就拒絕回答一切問題。他們一會宣講政策,一會拍桌子大喊大叫。我在他們說累了之後,只是回答一句話,不讓與美國領事聯係,什麼都不回答。

在審問間歇,我說如果你們想了解美國社會,我可以詳細介紹。那些警員非常感興趣,他們詳細打聽中國人在美國能掙多少錢,美國警察工資多少。他們問房租、物價,尤其是汽車價錢,還和我大談美國籃球明星喬丹。他們都表示願到美國看看。

就這樣從早上一直到半夜,連續了審問了10多個小時。沒有人毆打我,除了拍桌子喊叫,威脅,還算客氣。第二天,沒有審問。看守我的幾個人頗有興趣地聽我談美國,我則詳細講了我在美國電視上看到的“六四”屠殺,李志綏書中毛澤東,以及美國人怎樣選總統,如何尊重個人權利,中國人在美國的生活等等,他們聽得津津有味。中午,一名警司告訴我,你今天就能走。他說公安部已批下來,馬上遣返美國。

●中共公安是黑社會

當晚七點,由兩輛警車,七個軍警押送,去了沈陽。九月十日早晨,由三個人隨機押送到上海虹橋機場。他們用扣在他們手裡的我的錢買的飛機票。我去中國時買的是日本航空公司的紐約到北京的來回機票。回來的票是open。但我被告知,中共公安部決定必須從上海押解出境,不許到北京。我猜想可能是因為那裡正在開中共十五大。但我的個人用品和手提箱等都寄存在北京,他們說下次來中國時再取。我原來買的從北京返回紐約的日航機票也被他們沒收。當晚11點,被押上中國民航飛往紐約的飛機。前後被關押了共63個小時,他們根本沒有按照中美協議,在48小時內通知美國領館,更不允許我與美國聯係。直至飛機到達美國阿拉斯加州安卡拉其機場停留時,我才得以給朋友打電話報平安。

這次從中共警方對待我的情況看,中共是很怕美國的。只要一提是美國公民,他們的態度馬上不一樣。各自出示他們的證件,表示他們抓人是合法的,也沒有要打人的樣子。

但他們有時態度還是很凶,喊叫,拍桌子,不讓你睡覺。他們不斷向我強調,因為你是美國人,我們對你已經很客氣了。言外之意,如果你是中國公民,他們早就“好好收拾了”。

大陸的經濟是有發展,但公安部門,和九年前我在中國時一樣,沒有多大變化,仍然是沒有法制,有時完全是土匪黑社會做法。錦州市公安局技術偵察處一處處長高崇寬主審我,當我強調我是美國公民,不見美國領事,絕不回答問題時,他喊叫說,“別給我擺你是美國人,就是你們美國總統克林頓來到我這,也要聽我的,這是我的地盤,這裡我說了算!”對於他們一直關押我,既不出示逮捕證,也不出示拘留證,更不允許我給美國領事和家人打電話,我抗議說他們這是綁架,是黑社會做法。他們竟理直氣壯地說,“我們這是法制。”

這次去,本想不管成功與否,都悄悄去,悄悄回來。失敗了,以後還可以再去。整個事件與曹長青毫不沾邊。因為我感覺自從被抓住,到被送上飛機遣返美國,他們都僅知道我是Billy Lee。但回來後發現報紙上登出來了曹長青的名字,可能是朋友認為公開登出了我的身份,可以更有效地營救我。但實在是遺憾,我的這本美國護照也和我原來的中國護照一樣,一次性使用就作廢了。

●最黑暗的部份是監獄勞改營

這次進大陸,本想在完成拍攝任務後,回一趟家,看看分別了九年的父母兄弟。尤其是母親,每次我們通話她就在電話那端流淚,哭著問我,在她死前還能不能看到我。但拍攝計劃的失敗,也使我失去了一個近在眼前的與家人久別重逢的機會。

回到紐約家中,意外發現卷在洗漱用具中的一個膠卷幸免,照的是朝陽石棉礦。看著那些照片,我眼前不斷閃過那群光頭犯人在刺刀下挖地基的場面,它是中國勞改制度的縮影,勞改犯們像螞蟻一樣隨時可能被踩扁碾碎。監獄和勞改營是中國大陸最黑暗的部份,這個部份必須曝光,讓世人知道它的丑陋和邪惡。即使對我這個美國公民,僅僅關押了63個小時,我的體重就掉了六磅,那惡劣的食物和環境,加上比警察更惡劣的大蚊子,每一分鐘都讓人感到那是畜牲的日子,根本不是人的生活。

雖然這次拍片沒有成功,我被扣押遣送出境,但這不是中共的強大,而是前期的順利拍攝麻痹了我,是我自己的不夠警覺和沒有經驗導致的。這次經歷使我感覺中共漏洞非常多,因此持美國護照,改了名字,誰都可能進去。我還會想辦法再進去,因為調查挖掘政府的黑暗,是最令記者興奮的事。黑暗只有曝光,丑惡才能減少。正如一位猶太人所說:有暴虐的地方,不是暴虐的強大,而是善良的人們保持沉默。

(載美國《世界日報》周刊1997年9月28日)

1997-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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