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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拉斯和趙紫陽的不同

曹長青

(引言﹕前南斯拉夫副總統、持不同政見者吉拉斯為什麼和中國的趙紫陽、胡耀邦們不同,為什麼前東歐和蘇聯的異議知識份子和中國的改革派知識人不同?找到這種不同,就找到了為什麼今天中國共產黨還存活的原因。尤其在海內外中國人一片歌頌趙紫陽的時刻,這個問題更值得深思。)

「他是早期持不同政見者反抗共產主義的旗幟。」《紐約時報》在吉拉斯(Milovan Djilas,又譯德熱拉斯)去世時曾這樣評價。

這位寫出《新階級》和《與斯大林的對話》的共產主義叛逆者的最後一本著作《新階級的衰落﹕共產主義自我毀滅的歷史》(The Fall of New Class﹕A History of Communism's self-Destruction)最近被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這本書得到《紐約時報書評》的高度評價,因為它不僅是《新階級》一書的延深,更是吉拉斯一生對共產主義思考的總結。

吉拉斯的《新階級的衰落》和他的前兩本著作一樣,都是對共產黨的腐敗、貪婪、殘忍的近距離觀察和批判。他的書不僅影響了東歐知識份子對共產主義的認識,也促使中國知識份子從共產謊言中驚醒。

我來到美國後,一直想找機會去南斯拉夫採訪吉拉斯,並向他當面致謝,因為正是當年在中國偷偷讀到他的《新階級》,才使我對共產邪惡有了更清晰的瞭解,成為反叛者。但1995年4月20日吉拉斯的病逝,使我永遠失去了這個機會。但在心裡,我一直對他充滿了感激,他的智慧和勇敢,啟發了包括我在內的無數人對共產主義的認識。

●放棄權力和榮華富貴

吉拉斯是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現象中一個特殊人物,無論作為一個知識人,還是一個共產黨人,他都是一個「異數」。縱觀他的一生,至少「異」在這五個方面﹕

第一,身居高位,毅然反叛。同樣是共產主義的批判者,哈維爾,昆德拉,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等,都是知識份子,從外部批判共產邪惡。但吉拉斯官至南斯拉夫副總統,和「人民議會」議長,是僅次於鐵托的掌權者,他是從共產主義陣營的高層反叛,否定共產黨。

共產黨內雖充滿鬥爭,但幾乎都是在肯定共產主義大前提下的不同策略的爭執,更多是權力之爭。例如列寧和布哈林,斯大林和托洛斯基,毛澤東和劉少奇、鄧小平等。被稱為中共內部最敢言的彭德懷,只不過是對大躍進政策提出質疑,對毛的個人崇拜稍有不滿而已。但吉拉斯完全不同,他全面否定共產黨,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掘墓。在真實和高官之間,他寧可放棄炙手可熱的巨大權力和新階級的榮華富貴,而追求真實。

●共產高層的唯一叛逆者

吉拉斯是法定的鐵托接班人。只要他不堅持自己的理念,可以順利地接班,出任南斯拉夫國家元首。但當他認清了共產主義本質的時候,就毅然放棄了那麼高層的官位,那麼巨大的權力,那麼輝煌的政治前途。這在整個共產主義歷史中,還找不到第二人。

在前蘇聯,赫魯曉夫反斯大林,但不反共產黨。戈爾巴喬夫提倡新思維,意在改革共產黨,修補共產主義。在中共內部,別說官至共產黨的「二把手」,歷屆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至少也有上千名,但至今也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公開否定共產主義。八九民運時被百萬學生、民眾懷念的胡耀邦,根本從來就沒有否定過共產黨。現在被海外一些異議人士推薦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的趙紫陽,最近向中共高層的上書,仍然堅持共產主義,肯定共產黨的領導。他們都遠談不上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有清晰的思考,只不過對共產黨的某些具體做法不滿而已。吉拉斯四十年前的智慧和勇氣,即使今天,中國的共產黨人也完全無法比擬。

●共產黨更腐敗貪婪殘忍

第二,堅定反共,追求真理。吉拉斯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三十年代在貝爾格萊德大學當學生時,就參加了地下黨,反對南斯拉夫君主政權。因此他被捕入獄,坐了三年牢。出獄後結識鐵托,成為該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者。

五十年代初,南斯拉夫和蘇聯決裂時,吉拉斯不僅批評斯大林,更批評整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因此在1954年他被撤銷一起職務,開除出黨。

兩年後,「匈牙利事件」爆發,吉拉斯在接受西方記者採訪時,公開支持匈牙利人民革命,認為「匈牙利事件標誌著共產主義崩潰的開始。」因此他被逮捕入獄,判刑七年,被監禁在當年君主政權關他的監獄。

在獄中,吉拉斯不僅沒有悔過,還寫出《新階級》一書。吉拉斯根據他官居高位對共產黨的近距離觀察,指出﹕共產黨已成為欺壓人民的新階級,比它所反對的資產階級更腐敗、更貪婪,更殘忍,「共產黨統治的世界,如同一個沒有觀眾的大劇場,只有那些演員——高級共產神父們在自享自樂,他們既是警察,同時又是新聞的主人。」

●在三千張廁紙上寫作

1962年,他在獄中寫出第二本批判共產主義的著作《與斯大林的對話》。吉拉斯以他兩次去莫斯科見到斯大林的經歷,指出斯大林是「歷史上最殘忍的罪犯;是個陰險、狡猾、冷酷的傢伙。」

《新階級》被偷運到西方出版後,立即聞名世界,被翻譯成60種文字,發行了三百多萬冊。吉拉斯的書,不僅使東歐的知識份子瞭解共產邪惡,也促使西方那些對共產主義存在幻想的左派人士從共產謊言中覺醒。在共產黨國家,有不少人是讀到吉拉斯的書,才走上了反對共產主義的道路。像後來的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哈維爾等,都受過吉拉斯的影響。

吉拉斯因《新階級》一書被加刑五年。他在獄中翻譯彌爾頓的《失樂園》,因為沒有紙,最初的譯稿寫在了三千張廁紙上。

吉拉斯從監獄出來後受邀到英美訪問。在普林斯頓大學做訪問教授期間,發生了「布拉格之春」,蘇軍坦克開進了捷克。吉拉斯公開發表談話,譴責蘇聯侵略。為此他的護照被吊銷,被迫在西方流亡了18年。

●天安門廣場上的可恥角色

吉拉斯在近半個世紀前,就站在了共產黨的對立面。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在共產主義的邪惡已經成為人所共知的事實的今天,不要說中共高官中還根本沒有吉拉斯的影子,在海外還有異議知識份子撰文宣稱他們對當年加入共產黨不後悔,希冀和共產黨良性互動,而寄望共產黨改革的更大有人在。

這種愚昧,從九年前的天安門事件中更可以看出。曾因參加八九民運入獄的包遵信,1996年在台灣出版了回憶錄《六四的內情》,其中清楚地記載了,當時絕大多數參予八九民運的知識份子,是中共統戰部的「志願人員」,他們的角色是幫助「黨和政府」做學生的工作,要他們聽政府的話。他們不是像吉拉斯那樣否定共產黨,站在共產政權的對面,無條件地支持學生和人民,而是在共產政權和挑戰者之間做「協調人」,並為能充當這樣可恥的角色而自豪。北京的學者許良英在為包遵信的書寫的附錄中說,說他們「是北京黑手,言過其實。」他們「是被統戰部找去做調解工作才介入學潮的。」

近年海外所謂民運理論家不斷批評天安門學生,認為是「激進」的學生才導致運動失敗。但事實正相反,正是中國知識份子整體上對共產黨認識的弱智和怯懦,才導致八九民運沒有成功。正如北京「朝華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百名大右派》一書的「前言」所說﹕「當1950年代表黨外知識份子向天安門獻出‘我們永遠跟您走’的錦旗時,1957年的悲劇已經寫下了淒壯的一章。」而在八九民運中,當知識份子在天安門廣場爭做政府的說客和「協調人」時,這場運動的失敗已經註定了。

●意識形態是無法改革的

第三,洞察共產黨的邪惡本質。吉拉斯在他這本《新階級的衰落》,再次重申他的一貫看法﹕共產黨的邪惡本質是永遠不會改變的。即使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受到世界矚目時,吉拉斯仍堅定地認為,共產黨的唯一出路是退出歷史舞臺,任何改革都無濟於事。

吉拉斯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說,「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還有其他人,都認為他們能夠改革共產主義。但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意識形態是無法改革的。」吉拉斯的這番話不是情緒的產物,而是他對共產黨半個多世紀的觀察和思考得出的真知灼見。正是這種完全否定共產黨的思路,才導致東歐人民將共產政權一個接一個地推翻,贏得自由。而中國的知識份子們,有的在倡導新權威主義;有的在歌頌鄧小平的改革;有的在吹捧江澤民的開放;有的還要「告別革命」,主張穩定和經濟建設第一,人的自由第四;海外某些異議人士,也在做著和共產黨「朝野良性互動」的夢。如此種種對共產黨的幻想,正是全球共產主義都崩潰了,而中國共產黨還活著的重要原因。

●自由高於民族和國界

第四,超越民族主義,視自由為最高原則。在波士尼亞問題上,吉拉斯又是獨樹一幟。他是塞爾維亞人,但他同情波士尼亞人民,認為他們有獨立的權利,並嚴詞批評塞爾維亞領袖,和對波士尼亞的侵略。在這一點上,吉拉斯也給中國知識份子啟示。很多中國人,能夠反對共產主義,但遇到像西藏、台灣之類的問題,馬上和北京一個調子,認為寧可使用武力鎮壓,也不許那裡的人民自由選擇。在他們看來,土地、邊界和國家等等概念比人的自由和尊嚴還重要。而恰恰是這種視國家高於一切的思維才導致義和團的蠢血沸騰和中國的落後,導致共產黨能把中共混同中國,繼續愚弄和專制人民。

●沒有警察,世界會陷入災難

第五,嚮往西方文明。去吉拉斯家裡採訪的西方記者發現,他的書架上有幾十種美國學者最近寫的書。和那種反西方、批評美國是世界警察的論調完全相反,吉拉斯一直強調美國要承擔領導世界的角色。在他去世前最後一次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他最耽憂的是美國從這個領導世界的角色後退。「我的感覺,也許不是正確的,美國正在變得軟弱,從她在世界擔任的角色後退,這意味著任何壞的事情都可能發生,可能會是災難。」

吉拉斯所以強調美國要承擔領導的角色,要做「世界警察」,道理很簡單,因為這個世界有太多的強盜、惡棍,可以想像,一個沒有警察而地痞流氓橫行霸道的世界會是多麼可怕。如果沒有美國的自由力量,今天的世界就不會是這樣,恐怕伊拉克的薩達姆還佔領著科威特,海地還是軍人統治,波士尼亞被種族屠殺,北朝鮮會揮兵佔領南韓,中共會武力攻佔台灣……

吉拉斯為他的與眾不同付出了昂貴的代價。他坐了10年牢,被迫在海外流亡18年。但他說,「蹲過監獄的人會更傾向於權力。希特勒坐過五年牢,斯大林五次入獄。但監獄使我從一個共產主義者變成了人道主義者。」

最孤獨的人最有力量

1992年,吉拉斯才被「平反」,撤銷了當年對他的判決。但他還是受到當局的批判和新聞界的圍剿,因為他同情波士尼亞人。民眾在長期的錯誤資訊引導下,把吉拉斯視為民族叛徒。《紐約時報》的記者說,他們去吉拉斯家裡採訪時,一位南斯拉夫出租車司機說﹕「吉拉斯是個壞人,是個民族叛徒。」

吉拉斯逝世時,他的國家也沒有給他一點榮譽。他自從批評共產黨之後,就被強迫從政府別墅搬出,住進一個公寓。他80歲的時候,一個眼睛失明,聽力下降,還患有嚴重的心臟病,有時停電,他要十分艱難地爬樓梯到自己的公寓。但他至死也沒有向「新階級」和榮華富貴屈服,寧可活在孤獨和貧寒中。

但易卜生說,「最孤獨的人,是最有力量的人。」吉拉斯的新書再次證明,這位超越了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孤獨者,有著強大的心靈。哈佛大學前蘇聯研究中心主任烏拉姆(Adam Ulam)對這個共產世界的異數評價說﹕「這位曾對共產主義無情批判的先驅,會被世界上所有追求自由的人崇敬地懷念。」

(原載紐約《世界日報》週刊1998年7月26日,發表時的題目是「吉拉斯﹕共產世界的異數)

2005-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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