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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步劉曉波撕裂后塵

曹長青



自從劉曉波獲諾貝爾獎以后,余杰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幾乎是每文必提劉曉波,每文必為劉曉波的“我的最后陳述——我沒有敵人”辯護,每文必談他和劉曉波的密切關系,從朋友,到密友,到秘書,到助手…… 我當時真有點擔心,中獎的劉曉波還沒成為“范進”,他的第一大弟子先“范進”了。

去年某一天讀到他批判柴玲“寬恕”六四屠殺者的文章《寬恕與被寬恕:從傲慢到謙卑》——在怒斥柴玲“寬恕論”的同時,熱烈讚美劉曉波的“沒有敵人”。該文之謬論、之人格撕裂、之代表上帝說話的傲氣、霸氣,讓我感覺真應該有人去喊“胡屠夫(范进的岳父)”來搧一巴掌了。迄今尚未見人去喊,此文算是喊一聲吧。

●劉曉波點到余杰穴位

余杰那篇文章容我稍后再談。轉眼到了六四屠殺24周年,我讀到了余杰的《劉曉波傳》。因為剛讀完的印象就在眼前,所以先談幾句。首先,這本書給我的那種林彪歌頌“毛主席”的感覺之強烈,促使我忍不住回頭去看一眼十多年前劉曉波在《美人贈我蒙汗藥——王朔和劉曉波對話集》裡對余杰和他的同伴摩羅等的評論:

“我佩服他們如此小就如此工于心計,學會怎樣出擊,該滅的是誰,該誇的是誰,對什麼人塞炸藥,對什麼人送玫瑰,心裡清清楚楚。表現上壯懷激烈,嫉惡如仇,顯得特道義、特誠實、特有學問,實際上那點小尾巴于不經意中一覽無余。他要滅的那些人都在切身利益上與他無關,快入土的和早入土的,在他將來的命運上,特別是知識圈中的地位上,不會有任何實質性影響,于是他就不疼不癢地刺一下,並不想真說什麼。而對那些直接關系到他的切身利益、學術前途和地位的導師、老師,現在大學裡說了算的人,他卻極盡讚美、奉承之能事,那副媚態可掬的乖樣,非由魯迅的辣筆才能活現。余杰的那本《冰與火》中,除了他的幾位老師外,其余的人都滅。 ……這些優雅的肉麻之諛和他要剝‘錢穆的皮’的凶狠恰成鮮明的對比。他鞭屍的激烈、義憤已經在這種無所不用其極的諂媚中小醜化了。對能夠直接影響他命運的、在當前的知識界學院中如日中天的學者,他的底氣全無。他才二十幾歲,這麼小小的年紀,初涉文化界,卻圓滑得如同歷盡滄桑的商人或政客。”

劉曉波接着說,“有個叫摩羅的,他與余杰之間的相互吹捧已經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程度。摩羅的文集中有一篇余杰寫的序和一篇摩羅寫余杰的文字,互相獻媚的句式、語感、詞句都差不多。余杰說什麼在當今時代,在思想隨筆上唯一能同他相媲美的青年學者只有摩羅。余杰喜歡用‘最’字,稱摩羅的文字是20世紀末中國‘最驚心動魄的文字之一——我們並着肩往前走,正如魯迅先生筆下的過客。再看摩羅怎麼樣誇余杰,他的文章叫《什麼是寫作》,他先列舉了盧梭、拜倫、魯迅、卡夫卡、陀斯妥也夫斯基,說他心目中最尊敬的是這些人的寫作。最后把這些偉大人物聚光在余杰身上,‘最近讀余杰的隨筆也是這樣理解的’、‘在我看來,余杰的寫作就是這種理想的寫作’。獻媚也要講點含蓄與技巧,這些人卻狂妄得個個站在巨人頭上俯視眾生。——我要問,他們在贖什麼罪,要虔誠懺悔的人怎麼能不擇手段地黑着臉獻媚,他心裡有什麼罪惡感,一點也沒有。他們怎麼覺醒的?覺醒到用世界上最偉大的作家向自己的團伙小兄弟獻媚。”

如今,步入中年的余杰,把“這種無所不用其極的諂媚”用在了曾經用上述文字抨擊他的劉曉波本人身上。這到底是絕妙的黑色幽默,還是絕頂的荒誕?我在《撕裂的劉曉波》一文中提到,當年劉曉波提出的“中國人活在荒誕中卻沒有荒誕意識”給我印象很深。過去這些年來,在中國人裡看到的黑色幽默現實版,其典型性和荒誕程度,超過了我讀過的任何世界名家絞盡腦汁創造、升華出來的藝術作品。

真想知道劉曉波骨子裡對余杰的吹捧是做何感想的。當然,今天余杰捧到他自己頭上,感覺可能就不一樣了,直覺的敏銳可能立刻麻痹,或许只剩下他在天安門廣場向芸芸眾生揮手時的high了。那感覺,沒吃過鴉片的,大概無法想像。

每個人都有自己欣賞的對象,甚至偶像。人在歌頌欣賞對象時的那種一往情深,基本都在“情人眼裡出西施”的路子上,只有程度不同、表達能力強弱而已,這點我完全理解。我自己也寫過不少讚美人物的文章——不久前寫了兩篇謳歌撒切爾夫人的文章,好象還沒從那種“深情”裡走出來。但余杰那些對劉曉波的“無所不用其極的諂媚”文字,除了讓我理解了劉曉波為什麼曾那麼尖刻地批評他之外,就是本文開篇提到的那種林彪在“毛主席”身后舉紅語錄的感覺——是深情,還是需要?

●大通訊《劉曉波傳》

大約一年前從網上看到余杰出版了劉曉波傳的時候我就很吃驚,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居然可以完成一部傳記。我雖然壓根沒指望一本如此倉促完成的傳記會有什麼亮眼之處,但讀完之后,還是被余杰居然如此“著作”而震楞了一下。

除了引用網上各種人歌頌劉曉波的回憶之外,這本書大量剽竊了劉曉波本人的作品——從《末日幸存者的獨白》(以下簡稱《獨白》)到劉曉波的各種文章,以及對他的采訪等,我簡直看糊了,幾乎分不清哪是劉曉波的,哪是余杰的。而且,從該書的文體、文字上來看,余杰好像連幾個好的傳記樣本都沒看一下、學一下,就火急火燎地給導師作傳去了。

兩年多前(2011年)寫三萬字長文《撕裂的劉曉波》期間,為了把握更准確、降低自己的判斷誤差,我重讀了93年看過的《獨白》和劉曉波的很多文章,對網上其他人的回憶、評論、報道等也基本都瀏覽過。所以這次看余杰這本書,感覺絕大多數內容都看過了。余杰只是稍微改寫(諸如把劉曉波第一人稱的“我”改成第三人稱的劉曉波或他),就成他自己的了。至此我才明白余杰為什麼在國內多次被指剽竊。

該書除了那些網絡資料的堆積、劉曉波作品內容的抄襲之外,還有相當一大部分是余杰本人帶着強烈主觀色彩、一面之詞的評論。但余杰卻勇敢而驕傲地宣稱,他寫了一部“客觀的”劉曉波傳。他用加進一點劉曉波自己早已披露、反省的風流韻事,就號稱客觀了。余杰不是蔑視讀者的智商,而是踐踏他自己的。

對劉曉波這樣一個有爭議的公眾人物,又是第一個獲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人,余杰除了抽象而簡略地表示有爭議之外,完全回避了關于他的言論、思想和行為的討論,好像那些對劉曉波的批評完全不存在一樣!好像中國民主運動的道德英雄將會因余杰這本傳記而高高聳立。余杰掉價至此(本來就是這個價位?),我承認跌破眼鏡。

我曾應邀給余杰的兩本(在海外出的)書作序,對余杰給予了相當的肯定,雖然當時我已經聽到不少關于他的非議和抄襲等說法;對他文字的不嚴謹,我也早已看出。但總覺得他還很年輕,對專制的批判精神很難得。他在國內出的書我都沒看過,劉曉波上述對余杰的評論我也是近年才從網上看到。劉曉波對中國文人(這裡限定中國)的洞察和評論有相當的准確度,或者說很到位,他對自己的分析也很深刻。對余杰,我是通過看他最近這兩年的東西,並上網查了幾篇他在國內發的作品,才捕捉到劉曉波十幾年前的視線,才開始了解一點這個我原以為很有“獨立”精神的年輕人,才發現他不僅早已不年輕,而且從二十幾歲時就已經很不單純,其gong利心智早已超成熟。正因為我曾經給余杰背書,所以現在感覺有必要“撥亂反正”一下,主要是對自己負責。

●麻將把思想搓成漿糊

從兩人的作品來看,無論在思考深度、分析能力、還是文字水平上,劉曉波和余杰都的確是大師和徒弟的關系。余杰抄襲了很多劉曉波,但《劉曉波傳》和《獨白》的距離,不是差多遠的問題,而是在兩個層次上。無論《獨白》有多少謬誤,它是一個有深度的心路歷程,對一些人和事的觀察、評論也頗為生動准確。而《劉曉波傳》就像一個大通訊報道,文字上還比不上劉賓雁時代的许多報告文學。

很多弟子寫師傅的傳記都很有看點,因為他們會提供相當一部分自己和師傅相處時得到的、師傅尚未形成文字、或忽略流失的的思想內容,或自己觀察到的、能反映師傅性格、人格特性的東西。余杰如果去看一看美國作家保羅.瑟魯(Paul Theroux)寫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的《維迪亞爵士的陰影》(Sir Vidia’s Shadow)之后,再去給自己的導師作傳,起碼不至于把一個對他來說是“近水樓台”的題材弄這麼砸。在瑟魯的書中,“大師”和“弟子”的思想距離非常清晰。兩人最后雖然分手決裂了,但作者提供了不少人們從奈保爾作品中並沒有讀到過的奈保爾的思想精華,以及奈保爾的生活劣跡等等。但在余杰這本書裡,我沒看到任何以前沒讀到的“劉曉波思想”,沒讀到他們兩人之間的任何思想交流(是沒思想?還是沒交流?),甚至沒讀出這兩人之間的“深厚”情誼。

細節是傳記作品的血肉,而余杰這本書裡,除了人所共知的劉曉波的“革命活動”的骨架之外,最缺乏的,就是外人不熟悉、卻有價值知道的細節。而細節才最能立起一個人鮮活的形象。余杰號稱采訪了很多人,但采訪到的內容卻很少。該書有相當一大部分,與其說是劉曉波傳,不如說是有劉曉波參與在內的部分中國民運史,因為其線條之粗,根本就是填了些內容的“大事記”。

余杰的急于求成,以前我也有所察覺。比如,在政治觀點方面,我不懷疑余杰認同美國保守派的理念,但幾年前讀到一篇他推崇極端左瘋的ACLU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美國公民自由聯盟) 的文章。我當時諒解了他對美國的不了解。但后來發現他寫了许多從文字到內容都很不嚴謹、經不起推敲的東西。通過這本《劉曉波傳》,我更明白了,急gong近利、不求甚解是余杰的常態。

從書裡沒讀到感人細節,倒是留下了他們經常大吃二喝的印象,還有什麼劉曉波非555香煙不抽之類。這讓我想起他剛得獎時,不少人寫他們和劉曉波的交往經歷,吃喝玩樂好像就是他們聚會的主要內容,酒肉穿腸過后,誰也沒把未來諾獎得主的偉大思想記錄下來。“把劉曉波常去吃飯的地方一一記載下來,就成了北京一張特殊美食地圖,”余杰寫道。“從法國鵝肝到意大利海鮮,從俄國紅菜湯到美國牛排,從日本壽司到韓國烤肉,他樣樣都吃。”最讓我吃驚的是,這幫人居然還會通宵打麻將——我腦子裡差點出現一個一群地痞鬼混的形象。難怪思想都讓麻將搓成漿糊。

●活學活用劉氏損人

余杰做了劉曉波大弟子一場,沒學到劉曉波曾有過的觀察、思考和分析能力,倒是對劉曉波在《獨白》裡展示出的那種隨口損人的gong夫立刻“活學活用”了,而且他罵人的膽量超過了“狂人”時代的劉曉波。不信看這樣的句子:

“反對派陣營的许多名流,與共產黨的領導人一樣,都是心智不成熟的‘類人孩’。他們與中共當權吸取的是相同的文化傳統和精神資源,形成相差無幾的人格形態和思維方式。其中典型的便是自認為中國‘民主之父’的魏京生……魏以及大部分中國異議人士的成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共的殘暴和弱智。”

這已經不是就一個觀點,一個行為而批評或嘲諷,而是在沒有任何事實鋪墊的情況下,在剽竊劉曉波句子的基礎上,加上了直接罵人的“心智不成熟”“類人孩”,並點名道姓。說實話,我要是老魏,看到這種罵法,真會猶豫一下,雖說“君子動口不動手”,但既然你罵別人是“類人孩”“心智不成熟”,那一巴掌搧過去,肯定不犯“成熟的”“人類的”法吧?

我不知道余杰是什麼“孩兒”,只是覺得這麼個罵法的,倒是真離成人有些距離。當然了,別人吸取的都是黨文化資源,余杰就是“無菌真空”培養出的“免疫娃娃”;別人成名都是靠共產黨“幫忙”,劉曉波得獎才是實至名歸,要是沒有共產黨,他肯定“解放前”就得了。

所以余杰這書越往后越“憤青”,沒法太認真了。但上述這些,還都不是我看《劉曉波傳》感覺到的最嚴重問題。最讓我惡心,甚至產生“余杰is over”念頭的地方是:在全書最后,他花很大篇幅介紹並讚美諾貝爾獎本身(還用他介紹嗎?好像別人都沒聽說過諾貝爾獎似的),到了一絲一毫都不掩飾其崇拜桂冠心態的地步。這無法不讓我嚴重懷疑——他到底是真欣賞劉曉波,還是頂禮膜拜劉曉波腦袋上那頂桂冠?

不過有一條我終于明白了,為什麼當年高行健獲獎后,余杰不僅在第一時間高調發祝賀信,而且在海內外很多對高行健作品的批評出來之后,他還跑到巴黎專程去求見高行健。更讓人吃驚的是,作為基督徒,他居然讚美高行健那褻瀆《聖經》的《一個人的聖經》。說實話,我給余杰的書寫序的時候,只看過一些他在海外發表的批判共產專制和介紹美國的文章(那兩本書就是這些文章的彙集)。如果早知道余杰是如此撕裂、如此諂媚光環的人,我是絕不可能給他背書的。現在想來,自己當時太草率,或者像大理論家胡平對我的批判“頭腦太簡單”,太相信人的某一個面,卻不知道,余杰和劉曉波們屬于“高級人”,是有多面性的——需要“狂”的時候,頭昂得比尼采還高,需要低就的時候,比耶穌還謙卑。事實上,如果一個人真的能從“中國尼采”般的傲氣,走到向所有人拱手作揖、甚至正面跟納粹政權說“我要以愛化解恨”的程度,那不是一種精神,是一種人格。

●他的上帝是領獎台

余杰自己那麼諂媚諾貝爾獎,卻一如前面憤青式的思維,說批評劉曉波的人是嫉妒人家得獎。這種人或许沒想過,談得上嫉妒的,得是認為自己該得獎的。有幾個神經正常的人會去做自己得諾貝爾獎的夢?成天張羅給別人得獎都有病!而且病得不輕!真正的思想者,關注的是自己的思想建樹;真正的科學家、藝術家,沉迷的是自己的創造。滿腦子獎、獎、獎的人,不僅是被虛榮心脹爆了的“二手貨”,而且是清楚自己缺乏真正創造能力的人,否則怎麼舍得把生命往那麼虛妄的東西上扔。這和“有錢人投資,沒錢人買彩票”是一個道理。相信自己的人,死盯着自己的工作;不相信自己的人,蒙着眼睛撞大運。余杰以為那些批劉曉波的人,個個都像他那麼崇拜彩票,時刻准備撞大運呢。

西方有數不清的亂七八糟獎,只要去鑽營,一定能得到。因為今天專制大國就剩中國一個,中國又處于不像毛時代或北韓那麼嚴酷的政治環境,敢于“有所作為”的人越來越多,同時也出現一些敢“耍”的人。西方有太多人熱衷給受苦受難者施舍各種獎項,所以,只要滿腦子做“獲獎夢”,一定可以得到滿身獎章。

這就刺激了某些人士,不是把精力用在真正的建樹上,而是在西方“玩苦難”、“賣苦難”,把作秀、獲獎作為成gong目標。有一個剛到西方不久,卻懂得到處鑽營各種獎項的“異議作家”說得很坦然:“這就是一個活法。” 好像余杰也開始往那個活法上努力了。

在群體主義文化禁錮中成長起來的絕大多數中國人,由于缺乏自信、缺乏自尊,缺乏自我判斷能力,所以崇拜權威,見了光環桂冠腿就發軟,就想磕頭。余杰不是例外,而是華人世界普遍現象的代表(我最看不上眼的,就是一個群體現象的代表)。這類人既不去認真研究“光環”的含金量,更不在意那個諾貝爾獎發給過多少“偽人”——恐怖分子阿拉法特、權術大師基辛格、偽善作秀高手(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哦,當然,還有我們美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帶路人奧巴馬總統……。文學獎呢,高行健和莫言的獲獎,讓無數中國人發現——原來自己根本就不懂中文,有眼不識泰山!又跪下了。

雖說華人社會是全世界最勢利、最媚俗的群體之一,但達到余杰程度的,我還沒找到第二個,因為他甚至把諾貝爾獎當作上帝來拜了!你看他在《劉曉波傳》中居然說,諾獎“建立起近乎‘上帝般’令人敬畏和仰望的權威”。我這才知道,原來余杰的上帝就是那個獎台尺寸的矬子!

實在是滑稽透頂了:一個成天基督不離口的人,把一個世俗的獎摆到了可以和上帝平起平坐的位置上了。也不知耶穌會不會說一句:“父呵,赦免他,因為他所作的,他不曉得。”

●雙重標准 蠻不講理

談到“上帝”和“寬恕”這個話題,那我就借此回到本文開篇談到的余杰那篇《寬恕與被寬恕:從傲慢到謙卑》。這篇文章的緣由,關心六四的朋友們大概都知道,是因為柴玲去年六四寫了一篇要“寬恕”六四屠殺者的文章(網上隨手可找到),惹起眾怒,引出一片槍林彈雨的批判。余杰這篇文章是其中之一。

我個人對屠殺者所持的絕不寬恕、必須追究的態度,早已在许多文章中清楚表明,從未變過。但本文想做的,是冒着那些槍林彈雨,給柴玲辯護幾句。用個不十分准確的例子說,像一個律師,雖然他完全不認同被告所為,但認為檢方指控失實,尤其是,對做同樣事情的兩個人,同一個檢察官,把一個送上被告席審判,把另一個摆到神壇上,當作上帝供起來了。如此人格撕裂的檢查官,在此案中有好幾個,余杰是最典型的一個。因為他在為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做擋箭牌的同時,把柴玲的“寬恕”當“箭垛”。但事實上,兩者不僅在一個思路和根基上,而且“我沒有敵人”問題更嚴重,尤其是劉曉波現在是諾貝爾獎得主,影響力更大。余杰雙重標准、蠻不講理到驚人地步,實在令人看不下去!

先說幾句柴玲的“寬恕”。大家從她的文章中已經知道,她在幾年前信了耶穌,成為基督徒,並發表了長篇“柴玲信主見證”,介紹自己走向基督的經歷。除了這篇見證,我還看了柴玲2011年出版的《柴玲回憶——一心一意向自由》。該書前面一大部分回憶六四,后半部分主要談基督信仰。雖然篇幅並不太多,但卻可以明顯看出,柴玲對宗教相當地投入,近乎狂熱的狀態。據我個人的觀察,對宗教進入走火入魔狀態的人基本有三大特色:

第一,居高臨下,“感覺”真理在握——我和上帝在一起,站在道德高地上,俯視庸俗、卑瑣的芸芸眾生。第二,急着向眾人“展示”自己站道德高地之超然。第三,急着“施舍”站在耶穌般高地所帶來的道德優越感——我寬恕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麼。”

所以,柴玲無論是因為走進基督教,發自內心產生了寬恕惡人的心理,還是刻意模仿“大道德家”耶穌,都屬于是剛剛醉心宗教、頓感“升華”者的常態。柴玲兩篇談“寬恕”的文章,從頭到尾都是基督,而且她的寬恕是以禱告方式說的。柴玲從當年在天安門廣場的所謂激進、六四時對記者失控的哭訴、到今天的“寬恕”,都非常明顯地表現出女性的感性、女性的衝動、女性的情緒。你可以說這類女性根本不適合摻和政治的事兒,但這裡看不出柴玲有什麼心計和狡猾——她明顯就是“跟着感覺走”的那一類。在那些高調走進基督教的中國名人中,像柴玲那麼感性的並不多見。

和柴玲不同,劉曉波從來都不是基督徒。雖然他讚美基督教许多、许多年了,但一直都沒走進去。進都進不去,說明他相當理性,不存在剛入宗教的狂熱者那種道德上的居高臨下心態。當然,他不是沒有可能產生“超人”的“大愛”情懷,但是,從六四屠殺后到《最后的陳述》之前的整整二十年裡,劉曉波怎麼從來沒有宣稱過他沒有敵人呢?他人在專制政權手裡,在被宣判之前跟共產黨唱一下高調,歌頌一下中國人權進步,指望寬大處理,人們心知肚明,可以諒解(不包括我)也就罷了。可余杰真把那些毫無原則底線的荒唐話當“真理”,成天高歌讚美起“沒有敵人”來了。這不是一個認識水平問題,而是人格問題。而且,對一個宗教徒——余杰的姊妹,用俗人的方式怒斥;對一個俗人——余杰的兄弟,用宗教方式崇拜。這到底是天上的律?還是地上的規矩?有這麼撕裂的嗎?這麼撕裂沒感覺才更可怕!

●“告饒劣行”成“英雄壯舉”

這裡插一句上面“諒解者”中“不包括我”的原因。我認為像劉曉波的《我的最后陳述——我沒有敵人》那樣公開高調歌頌中共進步,遠比寫個人悔過書更糟。因為寫悔過書就是承認“我軟弱了”,接受軟弱帶來的后果。而這個《陳述》是在做出下跪舉動的同時,卻要獲得英雄的美譽。

這裡重復我在《撕裂的劉曉波》裡的一個觀點:當年劉曉波在清清楚楚地知道政府意圖的情況下,去中央電視台作證說“在天安門廣場沒看見殺人”;然后把這個清清楚楚的道德失足“凹”,狡辯成“我才是真正尊重歷史真實”的勇士“凸”。他自己的合理解釋是,“我就是說出自己看到的真實”——用強調所謂“局部真實”而事實上幫助了中共政權否定“天安門廣場殺人了”這個大的、本質的真實。與此同時,劉曉波痛批那些向世界高喊“北京發生了大屠殺”的人們,說他們誤導世界輿論。這太過分了,這不可原諒!世人皆知,這裡的“天安門廣場”指的是“六四事件”這個大背景,根本不是哪個具體的四方塊。遍天下的傻子都知道的事兒,聰明、精明絕頂的劉曉波不知道???而且劉曉波迄今沒有為這件這麼重大的錯誤道歉!

但我更沒想到,完全無法想象的是——劉曉波這次重蹈歷史!把“告饒”這個給政權跪下的動作,升騰成“沒有敵人,沒有仇恨”的高高聳立的“大愛”,再一次變“凹”為“凸”。這實在是太嚴重的品德問題。就這一點我已經寫過,本不想再多談了,但余杰念念不忘給這個“凹”戴高帽,一而再,再而三,差點就到每談到劉曉波必定給“沒有敵人”唱讚美詩的地步了;他不僅要把那個“凹”填滿,而且要它竄出地面成為令眾人仰望的“紀念碑”。任何看明白這個虛假、顛倒價值觀的“牌坊”的人,能不想扔一顆炸彈嗎?

自認是劉曉波大弟子的余杰,無論是繼承並發揚這種變“凹”為“凸”的“高明”,或者僅僅是歌頌“沒有敵人”的“大愛”,也還有其師徒一脈相承的邏輯。但是,在推崇、謳歌劉曉波對納粹政權喊“我沒有敵人”的同時,卻痛斥同一思路下的柴玲的“寬恕”。這裡的標准是什麼?

事實上,余杰和所有那些為劉曉波的《陳述》辯護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該文的錯誤!否則為什麼不把他們熱烈歌頌的劉曉波“全文”(只有不到3000中文字,英文1500字)拿到諾獎台上去宣讀,而是刪掉了他歌頌中共政權的那部分?就因為他戴上了桂冠,就因為他是朋友(或直接利益關系者——劉曉波給了他們有薪工作、基金,或運作安排去西方等等),就閉着眼睛袒護。難怪劉曉波要圈子,要去做會長。

退一萬步說,就算“沒有敵人”“寬恕敵人”都是道德聖人的偉大、高級言論,但劉曉波是在“敵人”手裡的時候,在做“囚犯”的時候,在沒有任何能力跟敵人戰鬥的情況下說的(在此之前近二十年裡他一次也沒說過!),這可信嗎?有力量嗎?能說服人嗎?

換句話說,一個在戰場上打了勝仗的將軍,面對他的俘虜們說,“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我要以最大的善意對待你們的敵意,以愛化解恨。”他做這種“聖人”的宣稱,盡管也很矯情,但起碼他有矯情的資本。而劉曉波在自己是囚犯的狀態下,跟監獄長表達“善意”和“愛意”, 連鬼都能看出這是“告饒、下跪”吧?怎麼在余杰們眼裡這就成了“英雄壯舉”了呢?這是多麼不可容忍的價值顛倒!

沒有敵人,就沒有戰士,更沒有英雄。真正堅持道義原則、有道德力量的人,不僅有敵人,更清楚自己在和多麼強大的敵人在戰鬥。明摆着,宣稱“我沒有敵人”之際,就是宣告“我沒有能力戰鬥而繳械投降”之時。當你是敵人手裡的囚犯的時候,說“我投降”,人們能諒解;說“繳械”才是真正大智大勇、道德高超的英雄,就該被搧嘴巴。

相比之下,柴玲是在自由的天空下、在沒有被敵人投入監獄的危險的情況下說的,在剛成為基督徒的思維狀態下說的。那麼誰的真誠更可信一點?而且柴玲也沒有去歌頌中共政權的人權改善和進步。

正常的邏輯是:余杰要護劉曉波的“無敵”,就應為柴玲的“寬恕”辯護。不能辯護,起碼也會保持沉默。或者反過來,他對劉曉波的“無敵論”有所批評,哪怕有所保留,今天再出來批柴玲,也讓人覺得他有個基本的統一性。從另一個角度說,余杰是基督徒,他應該可以通過自己進入基督教的心路過程,去理解剛剛進入基督教的柴玲那種激動,那種找到了“光明和道路”的震撼(也许余杰自己並未震撼過),那種急于借“寬恕”張三、“原諒”李四來見證、表達自己因找到上帝而“升華”了的道德情懷。余杰不能原諒柴玲,要痛批我也完全能理解。但像他目前這樣,在用盡溢美之詞推崇劉曉波對納粹政權的寬容、大愛的同時,卻對柴玲絲毫不寬容,這用什麼邏輯能說得通?

余杰說劉曉波的“沒有敵人”“是其去除心魔和營造新文化的基點,而非一種居高臨下、自以為是的姿態。”如果此話當真,那麼柴玲的“寬恕”為什麼不可以是營造新文化的基點?為什麼就成了“居高臨下、自以為是的姿態?”如果按余杰的所謂什麼營造新文化基點,那柴玲背後起碼有一個基督文化,而劉曉波一句“沒有敵人”就能支撐起一個“文化”來?你說余杰這麼個胡攪法,還能跟他論理嗎?

●挺劉曉波滅柴玲的標准是什麼

同樣讚美劉曉波、痛斥柴玲的不止是余杰,(我讀到的)還有胡平、一平和丁子霖。這些人能否給我指出,“沒有敵人”和“寬恕”的本質區別在哪裡?兩者都很清楚,指個人精神層面,而不是指法律意義的“饒恕”,因為他們都沒有能力。有人說,劉曉波指的“敵人”是具體個人,而不是政權,他只是沒有把具體的個人當敵人。真——的嗎?我們看劉曉波原話:

“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劉曉波是因為個人跟當局有仇才反抗的嗎?)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這裡難道不是清清楚楚嗎?劉曉波要去善意對待的,要去愛的,是那個政權!他做這番宣稱的時候,政權已經為屠殺懺悔、道歉、追究司法責任了嗎?!

明摆着,公開、直接地讚美納粹政權的人權有進步,並利用諾貝爾領獎台的位置向全世界宣布“我沒有敵人”,其錯誤的性質和嚴重程度遠遠超過作為基督徒的柴玲泛道德的“寬恕”。而且,比錯誤更讓我厭惡百倍的,是這種宣稱“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的虛偽、偽善、矯情、做作——這種作秀的性質。

寫到這裡,想起安.蘭德的《源泉》裡對一個負面小人物的描寫,“他從來沒有恨過什麼,他同樣也沒有愛的能力。”很精辟!它跟“愛憎分明”這個古往今來文學作品對英雄人物的褒揚之詞在同一個邏輯軌道。

我不會像劉曉波本人和余杰那樣貶損曉波,說他“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劉曉波原話)。我寧肯相信劉曉波那些表達對專制刻骨仇恨的文章,因為我相信他對自由有着巨大的熱愛的能量。劉曉波二十多年的努力,正因為他有恨。我不會因為他自己為作秀而胡說,就拿他當真。美國甚至有不少人,自己明明沒殺人,跑到媒體上說自己殺人了,但警方不會起訴說瘋話的人。在西方見識最多的,就是為作秀而說鬼話、胡話的人。我發現東西方都有相當一大批人,其作秀的欲望超過吃春藥。

再換個角度說,就算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和柴玲的“我寬恕敵人”都是值得讚美的高超道德境地,那“寬恕敵人”也比“沒有敵人”要高級得多。為什麼?因為面對你痛恨的敵人,你要寬恕他,需要做很大的努力。而壓根連敵人都沒有的話,那就什麼努力也不需要了,自然也就什麼偉大也談不上了。所以說,即使從讚美“大愛”的角度講,挺劉曉波、滅柴玲也是沒有道理的吧?

胡平、一平和丁子霖不是基督徒,沒有經過剛走進基督世界的那個忽然“升華”的心理、思想過程,他們痛批柴玲的“寬恕”,我可以理解。但他們對劉曉波同樣邏輯的“沒有敵人”的袒護,甚至謳歌,只能讓我更明白,為什麼三歲的溥儀,只要黃袍加身,下面一片就全跪下了。沒有對黃袍桂冠的崇拜,哪來的獨裁專制。這些反專制的人們,不覺得自己可憐了點嗎?

胡平甚至替劉曉波解釋說,他的“完整意思就是‘我不以敵意、仇恨,而以善意對待我的敵人’。”劉曉波的原話明明、明明是“我沒有敵人”,胡平硬是把“敵人”塞給劉曉波,這就把他變成耶穌的“愛敵人”了。可胡平真信這套理論嗎?那些根本不知共產主義為何物的西方小傻丫頭們可以被感動得流泪,難道我們中國民運的大理論家胡平也被劉曉波的胡話感動哭了嗎?如果他們真的信奉、欣賞劉曉波這個“大愛”的宣稱,那在過去二十多年裡,他們怎麼從來沒歌頌過劉曉波在89.64時就高喊的“我沒有敵人”呢?哦,對了,我忘了,劉曉波沒得獎的時候,他的理論當然一錢不值了。

比胡平等更令我不可思議的是在天安門事件中失去兒子的丁子霖先生,她袒護劉曉波我本來也不想多吱聲,理解他們在北京那個險惡環境中惺惺相惜建立起來的友情。但在歌頌劉曉波的同時,一腔憤怒地痛批柴玲的“寬恕”,這是哪門子的邏輯?這種做法,除了讓人感覺到勢利和結伙意識之外,能服人嗎?我不是指控,是表達自己的感覺,因為事情太不符合邏輯。我對有正常思維的人做不符合邏輯常識的事總有興趣研究一下為什麼。

余杰說,“丁子霖以及多名受盡折磨的‘六四暴徒’對柴玲的駁斥,足以看出這種傷害已不可挽回地形成。”柴玲一個“寬恕”就對六四受難者家屬構成了傷害,而劉曉波“直接面對”那個殺人政權喊,要用“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我沒有敵人”——都要去“愛”那個殺了丁子霖兒子的政權了——不僅不構成傷害,反而值得高歌頌揚了?這些人難道可以神經錯亂到這種地步?

丁子霖還追究柴玲“廣場不撤退(刺激了當局屠殺)”和說過要逃跑的話。但是柴玲用她在廣場堅持到最后和同學們一起撤退的行動,否定了她自己在情緒波動中說的話。一個人的行為更重要,還是話更重要?丁先生要不要同樣標准對待劉曉波?劉曉波為圓自己的“英雄夢”而領銜的所謂“四君子絕食”才是大屠殺之前的最后一個激進點。那場絕食和大屠殺的直接關系是一個敏感問題。這點包遵信在《六四的內情——未完成的涅槃》裡已經清楚地點出,劉曉波本人也忐忑不安。丁先生怎麼不追究了呢?無論是當年還是今天,劉曉波的問題都比柴玲嚴重(劉曉波當時是知識分子,是老師,而柴玲只是一個學生),怎麼劉曉波不僅不被批,還成歌頌對象了?就因為劉曉波去丁家拱手作揖就雙重標准了?還是諾獎立刻把劉曉波變成聖人了?

●是誰否定八九民運

在“六四”這件事上,劉曉波的問題豈止是“絕食和大屠殺的關系”、中央台作證“天安門廣場沒殺人”,還有一個嚴重程度不亞于上兩個的,如果余杰不提我大概想不起來寫:

余杰在這篇批柴玲的文章中說,劉曉波認為“八九運動的正義性不容置疑”。是——嗎?他沒看到劉曉波在《末日幸存者的獨白》和“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中是怎樣否定八九民運的嗎?——他認為八九民運(劉曉波稱為“八九抗議運動”)“使中國發生了全面倒退”。就這個問題,王若望、劉賓雁和鄭義都曾撰文痛批劉曉波(后來鄭義跟劉曉波私人關系和好,繼任劉曉波當了筆會會長,又發聲明收回該文,不许網絡再登載——這就是劉曉波的朋友們的操守!)。哦,當然,所有對劉曉波的批評余杰一個字都沒看到!

讓我納悶的倒是,在反專制陣營裡,除了劉曉波,到底還有誰否定過“八九運動的正義性”,值得劉曉波余杰這麼一本正經、義正詞嚴地宣稱一下呢?

對柴玲,余杰們像對小綿羊一樣義憤填膺地語言宰割。用余杰自己的話說,柴玲成了他們的“箭垛”。沒錯,他們自己則成了劉曉波的擋箭牌。我可以想象,如果今天不是劉曉波,而是柴玲得了那個諾貝爾獎,他們必定一窩蜂地衝上去捧“中國的自由女神”,長篇大論地讚美柴玲的“寬恕”是多麼的高級,多麼的“聖母瑪利亞”“修女特雷莎”。誰獲獎不重要,那個頂戴花翎才是他們真正要跪拜的。

難怪那麼多中國的各路“玩家”們跑到西方來鑽營各種獎,因為得了獎,就離余杰們心中的上帝很近了。你看莫言不是因獲獎而有了讓一群一群中國人跪下的魔力了嗎?

當然了,中國人也只有給莫言跪了,因為這三個得諾獎的中國人,一個在海外流亡,一個在監獄裡,只有官至作協副主席、跟當局“和解”得最無縫隙、成為一體的莫言,最春風得意。呵——難怪余杰在《劉曉波傳》中說:

“當下和未來的中國,最需要的是什麼樣的理念價值呢?就是劉曉波反復強調的‘和解’”。在把“和解”拔高成劉曉波的“理念價值”之后,余杰更進一步論定: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為這個時代提供了最為本質的東西。”——大家別吃驚余杰給劉曉波戴上“提供這個時代的”“最本質的東西”這麼高的帽子,他給人戴過的“最最最”高帽多得數不過來。他是習慣把帽子甩到“最”高的地步,難怪劉曉波那麼蔑視余杰的“最最最”,大概他的“最”最不值錢,所以可以隨便甩。

既然“和解”成了余杰劉曉波的理念價值了,既然“沒有敵人”成為這個時代的“最為本質的東西”,那麼余杰義正詞嚴地猛批柴玲的這段話又怎麼解釋:“不負責任地宣布寬恕那些拒絕懺悔並仍然繼續作惡的凶手,或许出于一時的情感激蕩和虛榮之心,並非基督信仰的真義所在......如果抽取掉真相、正義、懺悔,一廂情願地允諾寬恕、赦免與和解,便如同建造空中樓閣、海市蜃樓一般勞而無gong。”

你瞧,轉眼之間,余杰又徹底否定了“和解”這個他剛剛謳歌過的劉曉波的“理念價值”,也把“時代最本質的東西”給拋棄了。原來余杰的“理念價值”和“時代本質”都是一次性消費品的價碼。

大家看清楚了吧,他要歌頌劉曉波的“和解”時,就只字不提共產黨根本沒有懺悔六四;沒有追究責任,劉曉波的“和解”從何談起?正義在哪裡?余杰豈止是當年劉曉波所痛斥的“該滅的是誰,該誇的是誰,對什麼人塞炸藥,對什麼人送玫瑰”清清楚楚,即使是對“和解”這兩個長得一模一樣的字,諾獎得主劉曉波說出來,就送玫瑰花,柴玲說出來,就塞炸藥;而且無論是送玫瑰,還是塞炸藥,他都能從世界名人那裡,或從上帝那裡,給兩者各自找到理論根據。

●怎麼不跟打他的警察和解

不過,余杰要拜地上的光環的時候,可是立馬把上帝忘爪哇島上去了。比如,他曾撰文說中國要道德重建,就要從“以人為本”走向“以神為本”。但是劉曉波在《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后陳述》中,讚美中共政權走向“以人為本”。這個“以人為本”本身就已經跟余杰的“以神為本”在根基上衝突,而讚美中共那根本就是莫須有的“以人為本”,是雙重地跟余杰所推崇的東西發生根本價值觀的衝突,余杰怎麼就能接受呢?這無法不讓人質疑,他到底是真基督徒,還是需要靠基督徒的身份提高自己的道德位置?否則怎麼“糊”到如此地步?

我們再看這個劉曉波歌頌的中共“以人為本”,拿余杰本人當“人”了嗎?

余杰逃到美國之后,憤怒控訴中共警察毒打他,幾乎打個半死;在批柴玲的文章中也痛斥中共是繼續作惡的凶手,還在《劉曉波傳》中描述劉霞在中國的待遇時說,“中共當局不惜用盡一切惡劣的辦法折磨政治犯,在他們的傷口上撒鹽——對于任何威脅到他們統治的人,下手都無比暴虐。”

余杰去年還在接受采訪時說:“過去十年我切身的看到變化,表面上看是大國崛起、經濟實力強大、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背后的危機越演越烈,不是黃金十年,而是用暴力維穩的十年,維穩的費用高達七千億;它是人權狀況急劇倒退的十年,是腐敗到了頂峰的十年。”

你看,他要強調共產黨有多凶的時候,就把自己導師的“和解”這個“時代最本質的”“理念價值”、把自己剛剛還如聖旨般歌頌的“我沒有敵人”的“大愛”全拋腦后了,甚至說中國人權“急劇倒退十年”。這第一大弟子也太靠不住了。曉波大師不是在二千八百字的《陳述》裡花了一千字讚美中國人權進步嗎?曉波恩師不是教導,要“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嗎?余杰怎麼可以控訴“暴虐”?他應該首先去勸劉霞跟當局“和解”才對!

而且余杰本人更不該逃到美國來,應該留在國內,本着導師的“理念價值——和解”,高揚“時代本質——我沒有敵人”的精神,用“以愛化解恨”的美意,最后跟暴打他的警察實現劉曉波的“和解”目的。可余杰目前這種“失敗大逃亡”的做法,不僅言行不一,也讓獄中的大師失望吧?而且,如果連上有耶穌指教、下有曉波導師引路的余杰本人都不能首先以身作則跟當局“和解”、展示恩師教導的“正確性”,那讓庸俗、沒有導師指教的芸芸眾生們又怎麼追隨諾獎得主的“時代本質”精神呢?

●為護“偶像”自搧嘴巴

我無意調侃因反專制而坐牢、受迫害的人,是想提醒那些為作秀、唱道德高調而丟掉基本常識邏輯的人,那不僅是給自己挖文字陷阱、把自己弄到尷尬的境地,更會因攪渾概念、傳遞錯誤信息而有助專制的延續——跟自己的初衷正相反的結果。而如果為捍衛某個人而不惜撕裂自己,更是錯上加蠢。比方說:

余杰在接受采訪談到他的《劉曉波傳》的時候說,劉曉波由于經歷了六四,看到那麼多鮮活的生命死去、體驗失去親人者的痛苦,所以倡導非暴力。

首先余杰怎麼忘了,劉曉波不是在中央電視台說“沒看見天安門廣場殺人”嗎?余杰怎麼說他“看到那麼多鮮活的生命死去”呢?到底是劉曉波撒了謊,還是余杰撒謊?

就算劉曉波看見了吧(這可是等同余杰指控劉曉波在中央電視台作偽證)。但是,看見天安門廣場殺人了,就要提倡非暴力了。這是多麼荒謬透頂的邏輯!這哪有邏輯?!這就等于是說,看見希特勒殺人了,就認為二戰不應該打了;看見日本皇軍殺中國人了,抗日戰爭就該放棄了,看見塔利班砍人頭了,就應該請甘地死裡復活去感動拉登。

可是在另一個場合,余杰又這樣說,“當年納粹興起屠殺猶太人的時候,這些民主國家都在旁觀,如果更早地來介入的話,就不會有那麼多人被殺害了。” 余杰還清楚地表示,如果劉曉波沒在監獄,今天他一定支持西方國家干預中東人民的反專制運動。

那些國家怎麼介入?怎麼支持?一手高舉着“我沒有敵人,我是非暴力主義者”的牌坊,一手揮舞着玫瑰花,希特勒就投降了?薩達姆就死了?

余杰確實“范進”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

在《劉曉波傳》中,為了維護劉曉波和“非暴力主義”,他甚至寫下了如此違背事實、顛倒黑白的昏話:“暴力從未帶來自由與和平,只有非暴力才贏得解放與幸福。”(P382)。

僅僅這一句話,余杰的東西你可以不要看了。美國獨立戰爭、內戰沒用暴力嗎?二戰沒用原子彈結束嗎?本.拉登是被玫瑰花香薰死的嗎?

余杰一定狡辯,我前面有指“人權運動”。但什麼是“人權運動”?推翻暴政難道不是最大的人權運動嗎?不推翻獨裁,有人權可言嗎?!如果是指那些民主國家的人權運動,能用帶來“自由、和平、解放”這麼大的詞嗎?能和今天的專制中國相比較嗎?

和余杰的睜眼瞎話正相反,人類迄今為止的“自由、和平、解放”絕大多數都是靠暴力得來的!余杰和劉曉波在裝模作樣喊非暴力的時候,完全忘記了他們自己是怎麼一篇一篇歌頌美國的伊拉克戰爭的!我都快被這倆人的撕裂氣昏了。

●余杰已經沒有價值了

走筆至此,實在感嘆,林彪歌頌毛澤東,也不過多喊幾句“最最最”,也不至于像余杰這樣,累到神魂顛倒,神經崩潰了。他自相矛盾,自己搧自己的東西實在多到引不勝引。我要肯花時間,可以全部都用余杰自己的話把余杰好好修理一頓。比如隨手撿近在眼前的一例:

在《劉曉波傳》裡余杰寫道,“劉曉波的價值在于,他是自己身體力行,並不是鼓吹別人去做,自己卻躲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按余杰的邏輯,他今天逃到美國來繼續鼓吹讓中國人追求民主是不是讓留在中國的人都去冒險、去死、去坐監?他要是對自己的話負責,首先應該痛斥自己逃到美國來的“懦夫”行為,其次停止呼吁中國人為爭自由而奮鬥。因為任何努力都會有犧牲,連“沒有敵人”只有“大愛”的諾貝爾獎得主都被判11年,連幾乎不讀劉曉波文章的劉霞都被軟禁,連為“沒有敵人”的“高超道德”而奔走呼喊的余杰本人都被警察打個半死的話,按余杰的邏輯,“躲”在自由世界的人,只應該遙控高喊:“中國人全體跪下!”“余杰你先跪下!”那才是對中國人、對余杰最負責任的!跪下才可以活命,跪下才是最安全的!難道不是嗎?面對余杰所說的“暴虐、暴力、毒打”,“和解”的唯一可行之路是手無寸鐵的一方跪下!余杰可以逃跑,別人無路可逃,只有跪下這唯一的選擇!

而且,按余杰的邏輯和價值觀,他今天已經沒有價值了,因為他自己躲到了一個安全的地方。

長嘆一口氣之后思索,余杰為什麼會弄出一堆如此自相矛盾的東西呢?其一是理論上沒有真正的根基,其二是人格上沒有統一性,gong利/機會主義的東西占很大比重。我曾在多篇文章中強調過一個觀點,那就是“跟原則理念,不跟人”。因為人會變,而理念不會;人有多面性/矛盾性,而原則理念是固定的。如果死跟某人,他怎麼都對,那就是用偶像崇拜的繩子把自己的思維能力勒死。在美國的阅讀經驗告訴我,無論多麼睿智的思想者,都可能有重大盲點的部分。對任何一個人的一攬子全部照收,都是給自己的思想成長設障。而全方位捍衛某一個人,則是撕裂自己的最“短平快”途徑。

余杰所做的,恰恰是這種短平快——“跟人,不跟原則理念。”嗯,不准確,他是“跟人,理念可以因人的需要而制造,原則可以因對象不同而改變並靈活使用”。

不幸的是,就像余杰的極端崇拜諾貝爾獎代表了大多數華人心態一樣,余杰的這種“死跟人”的做法也不是孤立的,也有相當的代表性;但它不代表大多數普通人,只代表大多數利益圈子裡的人(文化人和政客)。為什麼?

“死跟人”只是有利可圖的人才做。這種利益可以是金錢、虛榮、強化自己在權威圈子裡(文化圈或政治圈)的地位,或起碼不得罪那個影響你仕途的圈子。而普通百姓在“人”和“理念”選擇的時候,就靠自己的“常識”判斷了,雖然他們很有可能受文化人的影響。但只要有機會得到更符合邏輯常識的觀點,沒有利益相關的普通人就會去“跟理念”了。

劉曉波在十多年前就從余杰的文章中看出了他世俗的精明。世俗的精明跟知識分子思想的成長是迎面相抵觸的,它甚至可以從根基上摧毀一個知識分子成長的可能性。換句話說,這種精明度越上升,其思想能力越滑坡,直到滑進那一堆一堆“聰明反被聰明誤”的平庸中國文化人群體中。當然,靠那種精明,你贏得“生活中的勝利”的機會很多。盡管余杰已經不再年輕,但如果劉曉波今天的“榮耀”是余杰的目標,他還大有機會。彩票是一定會有人贏的。

2013年6月2日于美國

2013-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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