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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智官:開除王若望黨籍的“羅生門”

作者:喻智官(旅居愛爾蘭的中國作家)

王若望“代人受過”說蜂起

年初,一生追求自由民主的先賢许良英病逝,他的不少親友學生著文懷念,其中傅國湧等人都提到一件事,“一九八六年,许(良英)、方(勵之)與劉賓雁共同發起《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趙紫陽向鄧小平口頭彙報這件事時,把他(许良英)錯成了王若望,所以鄧隨口要開除三個人的黨籍,沒有他。他這樣逃過了一九八七年,卻沒有幸免于一九八九年。”[1]

许良英本人二零零一年后也多次在訪談和文章說過幾乎完全相同的話,可推測傅國湧說法的來由。

另外,方勵之在一九九九年接受訪談也說,“所謂‘自由化分子’第一批就說我們三個,實際上鄧小平要點我、许良英和劉賓雁三個,但是忘了许良英這個名字,點成王若望了。许良英、劉賓雁和我在這之前,曾經在一九八六年冬天提出要舉行一次反右三十年學術討論會,當局非常惱火,就怕提反右這種事。王若望先生在上海,沒有參與我們的活動。”[2]方勵之的判斷來之许良英,還是另有出處,沒見說明。

有趣的是,海外還流傳著另一個版本。同樣參與籌備反右三十年學術討論會的劉賓雁也說鄧小平搞錯了,不過,搞錯的對像不是许良英,而是王若水。二零零一年底到二零零二年初,王若望和王若水先后在美國去世,劉賓雁接受采訪談王若水時提到,“當時我聽說(鄧小平誤將王若望當王若水開除他的黨籍)這個消息時將信將疑,上月去參加王若望追悼會時,又有人提出王若望還是王若水的問題,我仔細回憶了當時的情況,的確,當時王若水的影響力比王若望大,王若望的影響力主要在上海,而王若水是在北京,在人民日報,他的影響力更大。”“很可能是老鄧講錯了。老鄧的本意,十之八九是開除王若水。”[3][4]

一九八七年一月,鄧小平撤銷胡耀邦總書記,開除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三人黨籍,是改革開放的轉捩點,也是兩年后胡耀邦逝世引發八九民運的導火線,更是鄧小平六四鎮壓的預演。既然那麼多人在意鄧小平點名的“誰”是“誰”非,釐清這樁不算公案的“公案”非常必要,以免時過境遷,成為“羅生門”式無法定說的歷史“疑案”。

鄧小平原話並無歧義

鄧小平是否點錯名,得看他當時的原話。一九八七年初中央發布內部文件,內容是鄧小平召見胡耀邦、萬裡、胡啟立、趙紫陽、李鵬等人的講話,也是開除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黨籍的藍本。鄧小平如此談方勵之和王若望的問題:“我看了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干什麼?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上海的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說要開除,為什麼一直沒有辦?上海群眾傳說中央有個保護層,……”

這裡若把王若望換成许良英或王若水是否說得通呢?

鄧小平召集會議的時間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事由是科技大學學生十二月五日發起游行,觸發全國二十九個城市一百五十六所大學學生上街呼應,其中上海的規模最大。鄧小平最怕學生上街,視任何示威游行為鬧事動亂,兩年后他在天安門廣場大開殺戒就是明證。所以,導致鄧小平發火的原因是學生游行,而不是“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一個學術討論會,且還是胎死腹中的籌備會,哪裡值得鄧小平大動干戈?

再看內容,設若鄧小平說“北京的王若望”,還有可能是錯漏了许良英和王若水,但他清清楚楚說“上海的王若望,”且咬牙切齒說“王若望猖狂得很”,幾個人醞釀反右學術討論會,談得上“猖狂得很”嗎?何況,许良英和方勵之、劉賓雁商議討論會的時間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如果鄧小平針對這件事,從時間上講,鄧小平召人訓話更應該在十一月三十日。

接下來的話更有所指了,“早就說要開除,為什麼一直沒有辦?”鄧小平曾提過開除许良英或王若水黨籍嗎?许良英此前並沒做什麼有影響的出格事,王若水在八十年代初因寫有關“異化”和“人道主義”等文章挨批,早被撤銷人民日報副主編職務,已處于消聲狀態,沒有讓鄧小平追著不放的事由。

倒是王若望八十年開始,寫了许多廣為傳揚的反左文章,還到處演講,內容都是報紙不敢刊登的過激言論,他口陳肝膽直指要害,反思文革痛批毛澤東。此后他愈戰愈勇,直斥陳雲等保守勢力,一旦鄧小平站到胡喬木、鄧力群那邊也照樣發難,是聞名上海的“橫豎橫(上海話“豁出去”的意思)”。

筆者在一九八五年夏天一家雜志的筆會上相遇王若望。會間,我們幾位青年請雜志主編安排王若望演講,主編說,“王若望屬于內控(其中一條是,中央和地方的大報不得刊登他的文章)對像,請他參會,雜志已經頂著壓力了,不能再出面舉辦演講,不然會影響雜志的生存”。我們就自發組織座談請王若望講話。王若望講到自己被內控的來由:八四年,他公開批評干部在用人問題上是“武大郎開店”,成為他“惡毒攻擊鄧小平的罪證”,再加他多年來呼吁補資本主義的課,反對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讓上海市委處理王若望,意思是開除或勸其退黨。

王若望無視高壓我行我素,就在鄧小平點他名的一個月前,八六年十一月五日,他在《特區工人報》發表“兩極分化之我見——與鄧小平同志商榷”,接著在十二月十二日的《深圳青年報》發表《一黨專政只能導致專橫》,都是直接挑戰鄧小平的檄文。十二月十五日,胡耀邦視察上海,市委書記芮杏文送別他時詢問:“王若望的問題怎麼處理?”胡耀邦一如既往地寬大為懷說:“黨內批評幫助就行了嘛!”[5]這就是鄧小平說“早就說要開除(王若望)”和“上海群眾傳說中央有個保護層”的來源。

鄧小平沒看錯人

從以上的來龍去脈不難看出,鄧小平一直盯著王若望,而王若望卻頑固不化,“內控”期間仍頂風而上,公然指名道姓向他叫板,讓他惱羞成怒,必欲除之而后快。對公開反對他的人睚眥必報,是心胸狹窄的鄧小平的一貫德性,早年魏京生因提醒民眾鄧小平是新的獨裁者而被重判十五年。由此可知,鄧小平非但沒搞錯王若望的名字,還比誰都清楚,誰是他真正的敵人,誰對他和中共威脅最大。

王若望沒有“辜負”鄧小平的“青睞”,他出黨后的表現也佐證了鄧小平的“遠見”。

在八九六四劍拔弩張的時刻,王若望不懼自己帶罪在身,再次挑戰鄧小平,在海外發表《致鄧小平的公開信》,規勸鄧小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要做歷史的罪人。王若望還多次帶頭參加上海全市大游行,走在游行隊伍的最前面,他在集會演講中直斥鄧小平垂簾聽政,大聲疾呼“十一億人民聽命一位帝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六四后他被整肅關押了十四個月。

王若望被捕時已是七十多歲的老翁,不可能逃跑,公安卻故意在他走出樓門時給他戴手銬,有四、五個人跟著拍照和攝像,待他上囚車后又反常地立即去了手銬。事后,在市委工作的熟人向王若望透信,當時鄧小平在上海,當局把錄像呈送鄧小平領賞,顯見他對王若望的入骨仇恨。

方勵之的自我否定和劉賓雁的道聽途說

上述粗析和拙見並不深奧,以方勵之、许良英、劉賓雁等人的水平,不難理解鄧小平的原話,以他們的政治敏銳和對鄧小平行事風格的了解也應明察原委。事實上,方勵之在另一個場合已作了自我否定。二零零一年,方勵之在“许良英先生九秩賀”文中說:一九八五年,他受浙江大學學生邀請講“開放改革”,內容被印成小冊子散發全國,中央紀委決定開除他的黨籍,因胡耀邦的作用推遲了一年,后來該小冊子仍是他被開除黨籍的罪名之一。[6]

在此,方勵之確切地指出,和王若望的情況類似,他也早被鄧小平盯上了,這次不過是借學生游行斬草除根,與他參與籌備反右學術討論會並無關聯。

而劉賓雁的“王若水說”更帶有喜劇性,在此轉錄馬悲鳴的有關文字:早先,有朋友說鄧小平搞錯了王若望和王若水,因“王若水的理論水平確實高于王若望,而且提出的理論挑戰性也更強。”我打電話向劉賓雁核實,“但他回答說不可能錯,就是王若望,而不是王若水。……等王若望去世的當時,我又在打給劉賓雁先生的電話裡舊事重提。他仍堅持是王若望而不是王若水。”王若望追悼會后,“網絡上報出重大熱門新聞:劉賓雁說,當年開除黨籍的應該是王若水,而非王若望。鄧小平搞錯了兩人的名字。”我一見大喜,以為“他找到了確鑿證據。等劉賓雁從紐約回家以后,我打電話過去詢問:您是否看到了確鑿證據,證明當年確實把王若水錯搞成王若望了?劉賓雁說他沒有得到新的材料,就是我說的那些。他覺得我說的有道理。”馬悲鳴嘆道,“如此重大的消息發布,出自劉賓雁先生這樣著名的大記者之口,居然就得自我道聽途說來的胡猜亂想,……”[7]

馬悲鳴的解說,正好對上劉賓雁的話“上月去參加王若望追悼會時,又有人提出王若望還是王若水的問題,”應該說可信的,也就是說,王若望和王若水被鄧小平亂點鴛鴦是子虛烏有的猜測。

其實,劉賓雁還另有一說,“當時傳說本來要開除的是兩個人:方勵之、王若望,並沒有我,鄧小平在講話中再三地提這兩個人的名字,說著說著,旁邊有人說話了:劉賓雁比這兩個人還壞!于是把我加上,也就一起被開除了”[4]
這個說法也與“王若水說”自相矛盾,似乎更接近事實。

最后的結論

最后,许良英念茲在茲的趙紫陽把他誤報為王若望的依據,隨著趙紫陽《改革歷程》一書的出版已得到更正,書中說:“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在最后解決耀邦問題的黨的生活會上胡啟立發言透露,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鄧(小平)曾單獨找胡啟立談過一次話,鄧說,今天找你來,主要是談耀邦的問題。耀邦不僅是在對待郭羅基、胡績偉、王若望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作為黨的總書記這方面的軟弱是根本性的缺點。”[8]
這裡趙紫陽是轉述胡啟立的話,內容是八四年的事,那時的三個人是郭羅基、胡績偉、王若望(鄧力群在轉述胡啟立同樣的話時說,三人是郭羅基、胡績偉、王若水[9]),這裡王若水確實被搞成了王若望,當時郭羅基、胡績偉、王若水三人是一檔事,他們都因人民日報發表自由化文章惹禍。是趙紫陽在轉述時弄錯人名,跟八七年鄧小平開除三人黨籍完全是風馬牛。

不忍說出的幾句話

本來,鄧小平開除三人黨籍的講話十分明了,所指的人事也非常清楚,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大的歧義,最后演繹出羅生門式的烏龍爭議?筆者不憚誅心之嫌,細究琢磨當事者的言說背景,似可窺尋解讀他們的微妙心態。

首先,许良英無視鄧小平話中的“上海王若望”“猖狂““早就說要開除”“上海的群眾”等屬于王若望背景的內容,硬把自己往上套,且大談特談重復講述,已經令人費解。而方勵之明知中央(應該是鄧意)早在八五年就要開除他黨籍,卻依然追隨许良英的說法,弄到前后自我否定的地步。至于劉賓雁的“王若水說”更是為道聽途說代言,不辨也罷。

耐人尋味的是,方勵之和许良英皆為物理學家,又有亦師亦友的關系,劉賓雁和王若水同在人民日報社共事,又都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是否受潛意識影響,因認同许良英和王若水的理論水平,便不加辨識地輕信了许良英或王若水被取代說?

值得深思的是,上述烏龍異議出現在事件落定的十年后,此時的鄧小平已是千夫所指的暴君,而被開除黨籍的三人則留下了千古英名,所以,讀他們講述這件“公案”,尤其是许良英的再三“毛遂自薦”,絲毫感覺不到忍受迫害的切膚之痛,倒像是鄧小平這個皇帝欽點了狀元、榜眼、探花三鼎甲,而方勵之和劉賓雁好似在為许良英和王若水爭gong,覺得他們兩人比王若望更具上榜的資格。

我忍不住苛刻地設想,如果退到一九五七年或者文革十年中,他們還會四處表白申明本該列入“壞分子”行列嗎?再進一步反芻,在八九六四的歷史緊要關頭,方勵之、许良英等人以保持學生運動的純潔性、避免黑手之嫌為由,畏怯地遠離天安門廣場。事后,方勵之躲進美國大使館,引起许多人的失望和物議,惺惺相惜的许良英為之辯護,“方勵之是學者,不是搞政治的。”劉賓雁六四時已到美國,但一九八六年底籌備那個沒開成的“反右討論會”,他也顧慮重重地中途退出。[10]

事發時臨危而懼急流勇退,事息后患得患失“自告奮勇”,如此言行著實讓人嗟嘆,也使人終于憬悟,由他們啟蒙肇始的八九民運的結局其實早已注定。

许良英、方勵之、劉賓雁都是老一輩知識分子中的傑出代表,也是筆者至今敬重的為中國自由民主事業作出貢獻的先賢,因此,他們人性中的弱點最能反映那代知識人的整體缺陷,也在在顯示,長年生活在殘暴恐怖的極權社會,即使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他們的人性也難免遭受扭曲,他們能敏銳而深刻地揭示中國社會的異化現像,卻不能逃脫也被不同程度異化的命運。

注解:

[1] 傅國湧:泪別许良英先生 2013,2,28
[2] 方勵之訪談:1999年接受自由亞洲電台張敏訪談
[3] 八十歲仍在尋找共產黨——專訪劉賓雁/心遠) 2002-1-16
[4] 多維社記者吉辰丘采訪劉賓雁2002,1,16
[5]王若望自傳《自我感覺良好》
[6] 方勵之:许良英先生九秩賀 2011,3,4
[7] 馬悲鳴 劉賓雁發布重大消息的背后 2005,12,14[天下論壇]
[8] 趙紫陽《改革歷程》
[9] 鄧力群的《十二個春秋》
[10] 许良英:當代中國大災難的開端:反右運動──紀念反右50周年(2007年5月11日)

——原載《自由寫作》2013年5月號

2013-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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