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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蓓冒充“周恩來的私生女”始末

曹長青



旅居美國舊金山的中國大陸女性艾蓓寫了一本名為《叫父親太沉重》的書,書未出版即引起轟動,因為華人女作家陳若曦率先在香港刊文,稱艾蓓是已故中共總理周恩來的私生女,首次以自傳體小說披露身世。她並將艾蓓書稿推薦給一家港刊連載。隨后大陸逃亡作家孔捷生在另一家港刊發表三萬字長文,“讀解”艾蓓如何就是周恩來的私生女。此事一時在香港、台灣和美國華人界轟動成“大新聞”。相信的人信誓旦旦,說這是“百分之百真的”,並拍手稱快:“周恩來的聖人面具被戳穿”。但也有人質疑,問艾蓓有何證據?艾蓓以周恩來式的圓滑辭令回答:“我從來就沒被承認過,還怕被否認嗎?”不久前艾蓓訪台又遭此類疑問的轟炸,艾蓓回答:“至于我是誰,不應該問我,應該是讀者看完書后問自己,問我是很荒唐的。”

●此書主要內容

作為讀者,我讀完這套上下兩冊40萬字的《叫父親太沉重》,得出的結論是,所謂艾蓓是周恩來私生女一事“是很荒唐的”。

《叫》書主要有兩部份內容:大部份章節是寫“總理”的政治活動。該書沒有出現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名字,都是用總理、大姐、主席、主席夫人、彭將軍、孫夫人等稱呼。另一部份情節是“總理”與一位叫“安然”的女性發生婚外情並生有一女叫“小蕾”。全書以小蕾自述口吻寫成。

該書大段大段對周恩來政治活動的描述大多是編篡抄錄大陸已出版的各種回憶錄,很多情節,包括一些用語都似曾相識。而讀者最關心的周恩來婚外情部份幾乎全部囊括在孔捷生三萬字的“讀解”中。但這“婚外情部份”大多編織得不合情理、虛假甚至荒唐。

作者艾蓓在卷首並沒否認這是一本“自傳體小說”或“記實性小說”。所謂記實,應該是實在地記錄歷史事實;所謂小說(就算這是一本艾蓓目前改口宣稱的純小說),也應該有文學真實——書中主人公的言行應符合邏輯、時代場景和人物的身份。那麼,我們無論從“記實”或是“小說”的角度來看這部書是否符合歷史真實和文學真實——

●離譜的偷情描寫

該書寫“總理”第一次與安然調情,是在1953年元旦前的北京一家醫院。當時安然從朝鮮前線負傷歸來,住在那裡養傷。一個星期天,“總理”悄悄溜進安然的病房,“上前,握住她的手”說,“安然,巧不巧?我隨便推開這個門,結果是你。”稍后,驚詫“總理百忙中來這裡視察的”醫生聞訊趕來,激動得“臉青手抖”。事后,安然的手“又被無數雙病友的手輪番地握住。”因為她的手被“總理”握過。(152—157頁)

以周恩來這樣被人崇敬的“國家總理”身份,不帶秘書、警衛,又不事先通知這家醫院領導,自己一個人悄悄溜進病房看望病人,這合乎那種政治環境的“情理”嗎?

更離奇的是,作者在162頁寫道,“總理”帶安然到宋慶齡在北京的臨時居所參加舞會,舞會未完,安然要提早回家,“總理”送到門廳,跨出門口就“一把摟住了我媽,雙手捧住她的臉。”“一陣狂親亂吻。”安然掙脫后,“折身就跑”。以周恩來的身份和修養,他會在大街上強吻一個女人嗎?而且是在時刻有人出入的被稱為國母的宋慶齡的家門口。

作者寫“總理”到安然家偷情做愛也很離譜兒:他“趁天黑冒著被人認出的危險,來到這裡。”“領口豎起,帽沿壓眼”,進屋后就擁抱做愛,安然“沒有羞恥地大叫大喊”。(202—204頁)以周恩來一國總理身份,會這樣冒險趁天黑溜進小巷的平民百姓家偷情?在那樣的時代,在那樣的偷情環境中,安然會在第一次與如此“偉人”做愛時“大叫大喊”?

在247頁,作者描寫“總理”又到安然家偷情:“他真的來了,從側門,深夜兩點半。”“做了要做的事情,兩人躺在床上……天快亮,我媽替他穿好衣褲,催他趁黑離開。他像孩子耍賴,又把自己脫盡扒光,四體拉叉大聲說:‘我要做一天我自己,不要做總理,我要解放我自己!’”一向十分看重一國總理形象的周恩來,是以極為自制、謹慎、圓滑聞名的,這種人即使在私人場合也很難改變和忘記他演慣了的角色的連貫性。他怎麼可能做出上述這種無忌無羈的舉止呢?

●周恩來被當眾打耳光

書中的“總理”十分大膽,竟約安然到中共中央五大書記辦公兼住處的“新六所”,當著外交部女新聞司長的面,與安然調情。然后到樓上臥室,“他的手像餓狼,”將安然“擁摟得越來越緊,恨不得勒進自己的肉裡。”當談到為他倆將來的孩子買的小絨衣,“他突然癲狂起來,雙手提起一件嬰兒小絨衣,哼著‘藍色多瑙河’,在床前劃起了舞步。”而此刻被稱為“大姐”的鄧穎超,偶來此樓,竟極有“涵養”地坐在樓下,一直等到丈夫與情人偷情盡歡完畢。安然下樓時見大姐在此,嚇得“臉色蠟白”,“大姐”卻極有風度地提出由她來送安然回家。(251頁)

以周恩來的謹慎個性,會在他和夫人的臥室與女人偷情?會那樣輕狂地拿著嬰兒衣服床前漫舞?鄧穎超再大度,會一直聽著樓上自己丈夫與情人幽會而正襟危坐等到事畢?

該書作者此處的描寫是想把“大姐”塑造成一個為丈夫的名聲地位而忍辱負重、極為大度的女性,但在該書下冊卻有這樣的情節:因為她的總理丈夫送給別人的漂亮夫人一條圍巾,被她無意發現,她嫉妒得竟“當眾吵鬧,打了他的耳光。他痛哭流涕,連聲道歉。”(下154頁)且不說這個“大姐”形象前后多麼不統一,以常識而論,鄧穎超會在大廳廣眾面前為一條圍巾打周恩來的耳光嗎?周可能哭哭啼啼、當眾向夫人道歉嗎?作者為編造故事,連常識都不顧。

●虛假的“外婆”形象

艾蓓女士是富于想象力的,在她筆下,周恩來像是一個當代北京城中毛頭毛腳的小青年。例如書中有這樣的情節:“總理”在很多達官要人參加的舞會上見到安然,乘跳舞之機,將臉貼近安然,“小聲說:‘到后門口街角等我’。”倆人逃離舞會去別處幽會,剛走到街角,“總理”被一個下班老工人認出,一群過路人圍了過來。站在旁邊的安然十分尷尬,最后只好“跑回舞廳,見到他的衛士正在四處亂找。”(278頁)

周恩來不是普通小青年,他是國家重要領導人,他這樣不通知秘書、警衛就從舞會上與情人私奔了,怎麼可能呢?設想一下,如果他的隨從找不到他,會以為總理失蹤,不會馬上報警、匯報黨中央嗎?周恩來會惹出這樣的亂子,做出這樣魯莽而不合一般常識邏輯的事嗎?

書中的“外婆”(安然的母親)對周恩來的態度,編織得同樣不近情理。在207頁作者寫道,1953年11月,“總理”又像一陣風,突然旋到安然在上海的家門前。“他東張西望,確信無人,扯下大口罩,敲開了門。‘是你……’我外婆像劈頭挨了一悶棍,看著他發懵。”以周恩來當時的權勢地位,哪一家的“外婆”敢怠慢?而艾蓓筆下的“外婆”見到總理像挨了悶棍,怎麼可能呢?

荒唐的是,“總理”再來找安然時,這位“外婆”竟不給他開門,“總理拄著雨傘,站在伸出廊沿外的台階上,任憑雨霧吹打。帽沿下的水珠,順頸滴進衣領,他全身冰涼。他想一直站下去,看看老太太心有多硬,能讓他在雨地裡淋多久。”(398頁)周恩來有可能為了和女人幽會,撐著雨傘在平民百姓門口死候死等,與一個老太太“叫勁兒”嗎?同時,按書中描繪,“外婆”不是不知周恩來為何许人的鄉下老太太,她怎麼敢和“總理”嘔氣?偌大的中國,當時有過這種人嗎?

更荒唐的是,作者寫道:1957年,“總理四次去上海,四次被拒絕在外婆家門外……最后一次沖著外婆破口大罵。”(379頁)四次被拒絕已非常不合情理,周恩來還會在大街上沖老太太破口大罵?作者不是在編織現代青年小痞子的戀愛故事嗎?

●不能學習雷鋒

當“總理”有次終于進了房門,“外婆”竟訓斥他說,“什麼伎倆都能使得出”。(402頁)在那種時代和政治環境,有人敢這樣對周恩來說話嗎?而書中還有這樣情節,面對外婆挖苦,“總理”竟畢恭畢敬解釋:“大姐寫了離婚申請報告,等主席從北戴河回來,我們一起找主席談后,再送到政治局申批。”(309頁)

在艾蓓女士筆下,這位外婆勇敢得出奇。例如在小蕾8歲生日時,總理、大姐來安然家祝賀,並送小蕾一只筆,在筆上還刻出“向雷鋒同志學習”。外婆當著“總理”的面對小蕾說:“一,生日大吉大利,不能學習一個死于車禍的人。二,雷鋒從小沒爹沒娘,目不識丁,胸無大志,只要做一顆可有可無的螺絲釘。你四歲能背幾十首唐詩宋詞……為什麼要學習一個只會幫人挑水掃地的小戰士?”(下285頁)以小蕾生日推算,當時應是1964年。在中共領導人毛、周、朱等都題詞要求全國人民學雷鋒的情況下,有人敢在周恩來面前這樣貶斥雷鋒嗎?而且當時會有人這樣認識問題嗎?這明顯是作者為了編織故事,把今人的思考挪到了過去。

●當面貶斥鄧穎超

在《叫》書中,小蕾與“大姐”對話的場景更是離奇得叫人噴飯:總理死去幾年后,小蕾被“大姐”叫到中南海。書中寫道,“大姐三角型小眼睛一閃,陰森森地盯著我。”小蕾竟訓斥“大姐”說:“有容乃大,無欲則剛。大氣點嘛,無論如何,你比我母親要先去馬克思那裡與他團聚。”而“大姐”的回答則是,“我知道你們盼著我早點死去!那時,你們可以隨意篡改歷史,給死人臉上抹黑,往自己臉上猁驉I”最后竟激動地喊道:“歷—史—是—絕—不—容许—篡—改—的。”作者描寫到,“她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像兔子屎,一粒一粒滾出嘴邊。”

小蕾則反唇相譏:“你不是正在篡改嗎?……一個僵硬的革命老太太,能滿足有情有欲的大總理嗎?……總理大人,他比我母親更虛偽更自私,所以敢做不敢為。為了狗屁不值的共產主義理想,為了烏紗帽,他大義滅親,早年冷落親生父親,晚年不敢承認自己的親生骨肉。他恭敬每一位君王,干盡了違心的事情,說盡了違心的話。……你呢,你重心計,含而不露,收而不緊,容而不縱,忍不讓,氣不餒,狠而不絕,所以你是個大贏家。但是,你也輸了,輸掉了單純的快樂,輸掉了做女人、做母親的柔美天性!”(227—230頁)

以鄧穎超在黨內的權勢和地位,能有人敢當著她的面這樣訓斥、嘲弄她和周恩來以及共產主義嗎?即使今天,連鄧小平的親生子女還要給父親溜須拍馬,絕不敢放肆。以小蕾的私生女身份,怎麼可能有這樣的與總理夫人的對話呢!?而作者卻寫道,“大姐”聽到這些訓斥后,不僅沒怒,反而“咯咯一笑”說,“你這孩子有頭腦,分析問題也有深度。”天哪!作者是不是有了神經病!?

●周恩來的遺囑

書中關于小蕾與“總理”見面情景也不盡情理。例如寫當年74歲的“總理”如何給16歲的小蕾一遍又一遍地洗手,以補“罪過”,“大姐”卻從身后伸手把水龍頭關上。(224頁)

小蕾有一次對“總理”說,“‘沒有道德良心,即是政治家的道德良心。不擇手段,才是政治家的真正手段。’他呆望著我,滿眼驚慌如倒塌一團蜂窩。”(101頁)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會用這種嘲諷的語言教訓一國“總理”嗎?以周恩來的應變能力會“驚慌倒塌”嗎?

在書的結尾處,“總理”病重,再次見小蕾,囑咐她兩件事:“這輩子遠離政治……如果有一天歷史非得你出來說話時,不要被個人恩怨壓倒,要公正地理解你媽和大姐。”“不要有野心,我這一生都是在戲台子上。謝了幕,什麼也沒有。”(下327—328頁)

至死都效忠于中共和毛澤東的周恩來會認為自己一生是在演戲嗎?以他的謹慎、城府和一貫鼓勵年輕人關心政治和國家大事的形象,周會留下要求年輕人遠離政治的遺囑嗎?

●太多話語不合情理

像這種不合人物特定身份、時代場景的話語在《叫》書中比比皆是:

志願軍戰士安然在給周恩來的信中開頭稱“尊敬的總理先生”。(173頁)

江青稱呼毛澤東一口一個“老板”(28頁,367頁)。

周恩來對夫人說,“你們不要逼我這麼緊……我還不至于為偷雞摸狗的私事,去尋情自殺。”(336頁)

“總理”被推進手術室時,突然高呼:“我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下346頁)

當周恩來癌癥晚期,疼痛難忍時,“大姐拉著他的手,提醒說:共產黨員就是要堅強,要忍耐。”(下347頁)——這像是夫妻之間說的話嗎?

當周臨死前疼痛得發出聲音時,“大姐”竟制止說:“小聲點,夜深了,不要干擾外面的同志呀。”(下349頁)人都要死了,革命伴侶一生的妻子會說出這種話嗎?《叫》書不合情理的編造之處太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例舉。

●江青知道周的婚外情

用此書內容來證明艾蓓是周恩來的私生女,至少有六處講不通。

其一,書中有不少安然與“總理”做愛的情節。艾蓓稱書中很多細節來自安然日記。但在中國傳統文化燻陶下長大的安然有可能將自己與男人床第偷情的過程直白地記入日記嗎?尤其在中國大陸那種險惡的政治環境中,安然敢于記錄自己與“總理”的偷情細節嗎?即使敢記,在文革中曾被批鬥的安然能把這種日記保存下來嗎?不要說安然,連毛澤東的御醫李志綏,在文革開始時,都將自己的日記燒毀,怕因言惹禍。

其二,書中披露江青曾找過安然,要她“重點談談她和總理的關系。”(下177頁)這意味著江青已對周的婚外情有所知曉。但林彪事件后,江青與周恩來進行激烈的權力鬥爭時,江青曾不惜費盡人力從三十年代上海舊報紙中翻找出有關周曾叛變自首的“伍豪啟事”來攻擊政敵,怎麼可能放過周的婚外情呢?

其三,周恩來在文革中保護了一些高層干部,有很多老帥是他的忠誠密友。如果他真的有親生骨肉,不用周直接說什麼,只要他稍加暗示,這個孩子需要關照,那些他當年保護過的人,別說出于對周顯赫地位的敬畏,或對周本人的忠誠和感情,即使從回報恩情的角度也會去盡力關懷這個和周有關的孩子。但小蕾卻一直被拋棄在安徽農村沒人管,生活很艱難。退一步講,即使當時是懼怕四人幫,那麼鄧小平復出后,周派勢力已獲全勝,為什麼也沒有人去關照小蕾呢?這不合情理。

其四,周恩來去世時,中國大陸有幾億人悲痛欲絕,他的聲望達到頂峰。無論是作為小蕾的親生母親,還是作為深愛過周恩來的一個女人,面對當時億萬人民對周的愛戴和思念,安然都不會將小蕾僅視為自己的女兒,她會想到這是總理唯一的后代,一定會倍加呵護,而不是棄小蕾于貧苦的安徽農村。而作為周恩來老部下、並受過周保護的小蕾繼父,在明知小蕾是周恩來女兒的情況下,也應該極力盡早關照她,而不是在周去世七年后才把小蕾調到北京。

其五,如果艾蓓就是小蕾,那麼,書中詳細描述了“大姐”唯恐已棄醫從文的小蕾寫出她母親與“總理”的關系,鄧穎超怎麼可能在她活著的時候讓艾蓓得到護照離開中國呢?並且全書40萬字一字未提周恩來夫婦唯一的養子李鵬。如果小蕾真是周的女兒,她怎麼也會多少了解和描述一點這個唯一的哥哥的生活情形啊?

其六,在這本書中,提及周恩來參加的所有政治活動,都有準確的時間、地點。而該書描述的“總理”與安然的全部18次見面,沒有一次有具體的日期和時間。這絕非作者的疏露,因為周恩來的所有日程在中共檔案中都有詳細記錄,作者制造的任何一次會面都會被中共輕而一舉地指出時間上的誤差。

●到底誰在撒謊?

孔捷生先生在他的三萬字“讀解”中將此書捧為“這是一部完全可以與斯大林的女兒的《致友人的20封信》及《僅僅一年》媲美的鴻篇巨制。”而我讀后的感覺是,此書文字的單調貧乏和內容的胡謅八列,只能與周勵胡編亂造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相媲劣。

面對眾多讀者和新聞記者的質疑,艾蓓女士現在堅持把《叫》書稱為小說了。但問題的關鍵是,為什麼當初不稱它是小說呢?在陳若曦和孔捷生相繼發表文章白紙黑字地指明書的作者艾蓓就是周恩來的私生女時,怎麼艾蓓女士沒有發出一句“不同聲音”呢?現在“名”出了,“利”獲了(不算出書所得,僅港刊連載就有38000美元稿酬),出面稱這是“小說”了。如果當初說這是一本小說,會引起港台美三地華人如此關注嗎?會轟動嗎?以此書的質量,是否能夠出版都是疑問。據調查,此書最早以20萬美元叫價投給台灣兩家最大報系的出版社,均沒被接受。后來由台北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出版社以分給作者15%版稅的條件出版。

在陳文和孔文中,讀者都會看到,艾蓓為周恩來的私生女一事是艾蓓本人透露給他(她)們的。陳若曦最近在香港接受《開放》雜志採訪還說,艾蓓對于她是周恩來的私生女,有證據。

艾蓓在報上抱怨說每天有上百的電話、傳真找她,煩得她直躲。但聽說我要寫一篇批評性的書評,5月10日晚上竟主動向我這個與她素昧平生的人打來電話,連哭帶喊近一個小時,解釋《叫》書只是一部小說。她說“我從來都沒有跟陳若曦和孔捷生談過我是周恩來的私生女。”“我從來沒在任何場合跟任何人說過我是周恩來的女兒,有人這樣說,我願和他到法庭對證。”我困惑了,到底是陳若曦和孔捷生在撒謊,還是艾蓓在撒謊呢?

我在電話中問:“艾蓓女士,你今天向我這樣反復解釋,是不是向我確認你不是周恩來的女兒?”她說,“我不能確認。”“那你到底是不是周恩來的女兒呢?”她回避說:“我憑什麼回答這個問題!”(艾蓓電話中更多的解釋內容,我已承諾她不公開發表。)

●究竟畢業于哪家學校?

自“周恩來的私生女”新聞轟動后,艾蓓女士多次接受媒體採訪,但有些說辭前后不一致。作為記者,這些“不一致”引起了我的質疑。

艾蓓女士最初對幾家媒體記者說,她畢業于“安徽醫學院”。后來在接受一家周刊記者訪問時,又說她畢業于“江蘇貝城醫學院”(見何頻專訪,載《中國時報周刊》,1994年3月27—4月2日)。

一個人畢業于哪所大學,是一輩子都不可能忘記和糊猁滿C因此艾蓓的兩種說辭必有一假。我分別致函江蘇省衛生廳和安徽醫學院查詢此事。江蘇省衛生廳外事辦覆信說,“江蘇省不曾有過‘貝城醫學院’”,並列舉了江蘇現有的10所高等醫學院校的名字。安徽醫學院人事處說“查無此人”。

而最后了解到的實情是,艾蓓的真實姓名是張艾蓓。小時被寄養在安徽與江蘇交界處的安徽省五河縣鄉村,並在那兒長大。后被保送到五河縣“五七大學”,1974年她成為蚌埠醫學院工農兵學員。但在《叫》書的扉頁上,作者簡介一欄寫著艾蓓“畢業于安徽省醫學院醫療系”。我不懂,艾蓓女士為什麼要在自己畢業于哪家學校上撒謊。

●接受訪問,前后矛盾

《叫》書作者在接受《世界日報》記者採訪時說,她10歲就發表詩,1989年初應美國國務院文化署邀請,以作家身份來美。六四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批評了中共,因而“自己的名字上了通緝令”。(見候景苑專訪,載《世界日報》1994年3月10日)

艾蓓的這段話中有多處不實。例如后來她在接受其他媒體採訪時又說她12歲發表詩。而在她提供給香港《明報月刊》(1994年4月號)的作者簡介中,又說她13歲發表詩。人可能記錯一件事的日期,但不能一次變一個樣。

而她所說的受“文化署”之邀,也是不準確的。我通過查詢最新的美國國務院機構手冊得知,美國國務院並無“文化署”這一機構。而在《叫》書刊載的照片中,有猶他州英文報紙《Park Record》(1989年6月15日)對艾蓓的報道:“艾蓓是應美國新聞總署邀請,作為中美‘文化交流’項目來美,目的是了解中國大陸留美學生的生活。當時參加‘作家與作品討論會’……同時與她的在猶他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丈夫郭順團聚。”

在這個有很多國家著名作家參加的會議上,只有艾蓓一人來自中國大陸。另一名華裔作家是《喜都會》的作者譚恩美。艾蓓在中國大陸僅發表過為數很少的幾篇作品,也從無重要文學刊物評介她的作品,她也從不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怎麼就“代表”中國作家參加了世界性的作家大會呢?

實情是,艾蓓持因私護照,幾次去美國駐北京使館申請來美探視丈夫都沒辦成。后來她母親找關係“通融”,以來美參加會議名義獲準,美國新聞總署也予以了接待。她現在護照上的簽證仍是F—2,即探親簽證。她抵美日期也不是她向媒體說的是1989年初,而是1988年底。我不懂在這種小事上艾蓓女士為什麼也不坦誠。

而艾蓓女士稱她因在美批評了中共“自己名字上了通緝令”也是謊言。六四時,非常多的海外中國學者作家批評了中共,但並沒有誰為此名字上了中共通緝令。因為所謂通緝,尤其是政治原因,不可能通緝身已在國外的人。

●“中共特務跟蹤我”

艾蓓對自己是否周恩來的女兒不置可否,閃爍其詞,已令人生疑。以她這樣在其他事情上的不誠實,所謂她是周的“私生女”之說,可信嗎?

這種“不可信”,還可從她的矯情上看出。她在台灣的記者會上,面對閃爍的攝影鏡頭,連聲說,“夠了,夠了!”她說是為躲記者採訪干擾,才到台灣來“避難”的。但躲避記者,怎麼會“躲”到記者會上?

5月5日,艾蓓在台灣接受“合眾國際社”記者採訪時說,兩名中共駐美官員曾警告她,她的生命會有危險,“我已經躲藏了一個多月,中共特務一直跟蹤我。”她的朋友散佈消息說,中共刺客已抵美國。

但寫出《毛主席的私生活》的毛澤東御醫李志綏,在英國BBC和美國PBS電視台制作的節目中都亮相嚴詞批評中共,並大談毛的私生活,而且他寫的書美國蘭登出版社正翻譯成幾種文字,準備今夏全球同時推出,怎麼從沒聽說中共特務跟蹤他以至要暗殺他的消息呢?從常理而言,中共今天犯得上去殺一個已故領導人的所謂私生女嗎?即使周恩來有私生女,對周的形象和今天的中共政權都沒有重大威脅,中共連這種小賬都不會算嗎?

艾蓓女士所說的特務跟蹤以及“槍已頂到了腰眼上”,是不是又在誇大其詞?而有人說中共正組織文章批駁艾蓓造假,以此作為證據說,你看,此事不是真的,中共怎會批駁。但今天,我們是否還要以“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的毛澤東式思維來思考問題?如果按照這種邏輯,中共批駁了假毛岸龍,我們就要說這人是真的,否則中共怎會批駁?這種思維邏輯通嗎?

●艾蓓摯友北島澄清事實

艾蓓女士在美有一圈兒朋友,都同意艾蓓就是周恩來私生女的說法。而且關于艾蓓的書和身世也越傳越像真的。筆者“較真兒”,核實了幾個。例如艾蓓對朋友說,詩人北島堅持要為《叫》書寫序,她沒同意。5月10日北島在紐約時,我向他核實,他說,“這是胡說八道,沒有此事。”孔捷生先生最近又撰文說“艾蓓的前夫是當年地下文學社團的一位成員……艾蓓在從事寫作之前就與一群頗具才華及思想鋒芒的異端分子有來往”。(《爭鳴》,1994年5月號)北島對此澄清,“艾蓓和艾蓓前夫從未卷入地下文壇……艾蓓和郭順過去和現在都不是《今天》的成員。”

我採訪調查艾蓓女士的朋友時發現,他們相信艾蓓是周恩來的私生女,消息來源都是一個,都是艾蓓女士告訴或暗示給他們的。要證實一件事情,至少應有另外一個證據來源。如果做證的人都是聽自于一個消息來源,這種證人再多,也增加不了多大可信性。

一位不願名字見報的艾蓓女士在北京寫作時的朋友說,“艾蓓有強烈的虛榮心,敏感,有時很單純,有時又很世故。”“她反復無常,有時會很真誠地說一個彌天大謊。”《叫》書出版人曹又方撰文這樣評價艾蓓:“朋友們說她隨時會變卦……時而多雲偶陣雨,還算小場面。她的戲劇性比這還高,一忽兒雷電交加,一忽兒風和日麗。”(《明報月刊》,1994年4月號)曹又方在此文中還寫道,“艾蓓的名字,在《叫》書中化名為愛蕾。據艾蓓的說法,那是周恩來取的名字,意思是‘愛情的蓓蕾’。”艾蓓女士說她從沒跟任何人說過她是周恩來的女兒,那麼是曹又方女士在杜撰呢,還是艾蓓女士在撒謊呢?

●成熟女人的姿韻

有人相信此事,理由是艾蓓的長相有點兒像周恩來。于是很多報刊將艾蓓與周恩來的頭像放在一起比照。但“有點兒像”就等于是了嗎?大陸演員古月酷像毛澤東,盧奇也很像鄧小平,王鐵成更像周恩來,但在血緣上他們都無關。美國出版的格調較高的《民主中國》雜志,卻在介紹艾蓓文章的那期上刊發了13幅艾蓓摆姿弄態的生活照。而在《叫》書中,光艾蓓的照片竟多達96幅。但沒有一幅是艾蓓與周恩來或鄧穎超的合影,全都是艾蓓本人扭怩做態的生活照,甚至有艾蓓身著泳衣躺在河水上。隨筆摘幾句照片的配詞:“迷離的身世,美麗的外表,特異的才情,組成了艾蓓不凡的特質和魅力”,“露齒與抿唇比美”,“與花爭艷”,“浪漫得像阿拉伯的公主”,“一個成熟女人的姿韻”。這種《花花公子》雜志式的處理方式,看了讓人噁心,不知作者是要賣書還是賣人。

而一些顯然缺乏新聞專業訓練的記者,在採訪艾蓓的文章中,不厭其煩地誇讚作者如何漂亮,典雅。我不知道一個作家長得漂不漂亮與她的作品有什麼關係。一個長像不佳的人,也可以寫出傳世之作。而貌似天仙,也可能謊話連篇。一個自尊的作家,不可能靠自己的90多張生活照賣書,對記者們誇讚貌美,也會抗議的。因為如此以作品之外的因素來抬高作品,實際上不是等于在貶低自己作品的質量嗎?

●艾蓓曾悄悄回過北京

艾蓓現在只有一個“借口”為自己辯護:如果我承認自己是真的,我無法再回大陸,中共會迫害。但據筆者調查,艾蓓女士去年寫完《叫》書后,曾悄悄回到北京,並去拜訪了作家史鐵生等一幫朋友,甚至還卷入一宗“情場風波”。她還專程去了安徽探望曾撫養她的農家。在北京時,艾蓓跟她的朋友說,她寫出了她是周恩來女兒的傳記小說。此事在北京一圈朋友中早已是公開的秘密。艾蓓並沒為此事在北京惹上麻煩。北京武警部隊的一位朋友來信講,關于艾蓓描述的她是周恩來私生女一事,怎麼聽都不像是真的,更多像一個編織的故事。

當然,以周恩來的權勢、風度、表面的溫文爾雅,以及妻子不能生育的缺憾,任何一條,都可能使他有婚外情,有私生子。但從《叫》書的胡編亂造,艾蓓的不誠實,和她未出示任何證據的事實,都只能讓人得出她不是的結論。

周恩來作為中共第二號領導人,對中共的很多罪惡都有直接責任。如果周沒有協助毛澤東給中國人民帶來那些災難,即使他有婚外情,有私生子,人們也會理解和原諒他。而現在即使他沒有私生子,也絲毫不能說明他是什麼“聖人”。他的虛偽、奸詐、狠毒和參與毛澤東對人民的殘害,早已是歷史事實。想用有沒有婚外情來證明周恩來是不是“聖人”,只能說明中國人民的愚昧。

而在美國,有人相信的理由更荒唐,說艾蓓《叫》書中描述的“大姐”與他(她)們當年見過的“鄧大姐”完全一樣。且不說《叫》書中描寫的“大姐”形象多麼離譜,那些當年見過鄧穎超的人,那種“我與鄧大姐熟悉”的口吻,和一口一個“鄧大姐”的親熱勁兒,實令人噁心。鄧穎超是什麼?她是中共暴政中的一個重要幫凶。中共的很多罪惡她都曾參與,尤其是八九民運時,在鄧小平家召開的“御前會議”上,她是極力主張用兵鎮壓的,她的手沾著六四死難者的鮮血。對這樣一個歷史罪人,有些人還要以和她見過面、與她熟識為榮,孰不知天下還有無恥兩字。

●證據在哪裡?

為什麼要選擇是“周恩來的私生女”來制造轟動?其一,書中提到的知道“小蕾”是“總理”私生女的人,如周恩來夫婦、宋慶齡、江青、孫維世、外婆、接生的張大夫(書中說他在文革中被鬥死)都已不在人世。這件事“死無對證”。其二,周恩來有“聖人”形像,說是他的私生女易引起媒體注意和轟動效應。其三,周恩來無后人,沒人會找這個“私生女”打官司。

在大陸,一位自稱是毛岸龍的60多歲的男子也寫出了書:《毛澤東的兒子:毛岸龍》。中共一開始並未理會,后來是毛的兒子毛岸青與妻子邵華向中共中央打報告強烈要求闢謠后,中共才調查處理的。經查明,該書作者1962年就因精神失常從部隊復員。據《北京日報》去年5月8日報道,已有170多人聲稱他們是毛澤東失散的親人,但結果都是假的。這類假冒事情,往往都是由于家屬上告才被調查處理的。

但周恩來沒有后嗣。如果他真的有子女,在美國法庭狀告艾蓓誹謗,艾蓓女士面對法官,就不得不回答她一直回避的那個問題了:證據在哪裡?法庭不會要求原告提出證明艾蓓不是的證據,而會要求艾蓓提出她是的證據。而她再躲躲閃閃,能行得通嗎?

陳若曦女士說,艾蓓是有證據的。據說證據是:一是周恩來喜歡“馬蹄蓮花”,艾蓓女士也喜歡並摆在自己臥室;二是周曾送給艾蓓一只親手刻了“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鋼筆。以周日理萬機的繁忙,會有時間一點點地刻字嗎?而在大陸出版的有關周恩來的回憶錄中,從未提及周會刻字。怎麼證明是周刻的呢?如是周刻的,按常理,他應會刻些簡單且能表達親情的詞。三是艾蓓有周恩來祖父、父親和他本人的照片。但這些能夠有所“幫助”的照片怎麼一張也沒有出現在艾蓓的書上呢?

●最科學的方法是驗血

對于是否私生子的糾紛,全世界到處到有。而最科學的驗證方法,就是目前被最經常使用的“驗血”方式。在美國,每年進行約三萬例。不久前佛州一個14歲的女孩被發現她並非是父母親生,也是通過驗血查出她出生時,被護士拿錯。而台灣立法委員康寧祥的“私生子風波”,最后也是由驗血得出:經化驗不能推翻這個孩子是他兒子的說法。

“驗血鑒定”在中國大陸也是相當普遍的,上海市中心血站免疫遺傳研究室主任趙桐茂曾主編《親子鑒定》一書(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年出版),介紹說,他的研究室六年來進行了幾百起血親鑒定,均無爭議。據該書講,人的染色體中的遺傳基因含30億個堿基,血型抗原約600種,各種可能的血型表型數在10億億種以上,因此除同卵雙生子外,地球上每一個人的血型都是獨一無二的。人類白細胞抗原(HLA),是最複雜的遺傳多態性系統,利用它進行的血親鑒定,準確率達99•9988%,幾乎就是百分之百。

如果艾蓓女士真的認為自己是周恩來的私生女,做血型化驗是最科學、最能消除別人懷疑的辦法。艾蓓的生母還健在,血型等數據去醫院就可化驗得出。而周恩來的血型等詳細醫療記錄也都保存著。周在患病住院至去世的一年零七個月又八天中做了大小14次手術,北京醫療界一定有相當多的人了解周的血型等情況。如果艾蓓能拿出她們母女的血型,一定會有人有勇氣、有辦法搞到周恩來的血型記錄,事情不就可以真相大白了嗎?

●謊言害國害人

在大陸人人“下海”經商撈錢的大潮中,中國人的“造假”潛能也得到充分爆發。假煙,假酒,假藥,假食品,假鋼材,假結婚,假證明、假合同……艾蓓女士來得更直接,干脆制造“假人”——周恩來的私生女。

艾蓓女士無論是由于虛榮心,還是為了名利,制造出“私生女”的新聞,都不是稀奇事。這個偌大的世界上,什麼樣的人都有。對這類事,我本無興趣味過問。而令我吃驚、促使我進行調查,並耐著性子讀完這本劣書的原因是,竟有很多人認為,不管真假,只要對中共不利就值得宣揚。尤其是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和民運人士也這樣認為。因而報紙的大小標題都是“艾蓓剝開周恩來的‘聖人’外衣”,“作者戳穿了周恩來的神話”,“《叫》書使周的完美形象破滅”。一位中共問題研究專家也說,“不管真假,都會揭開那層聖人的面紗。”我始終想不明白的是,不是真的,怎麼“戳破”、“揭露”和“剝開”呢?更讓人不解的是,連海外最大的民運組織之一的“民聯陣”主席也撰文說,“至于艾蓓究竟是不是周恩來的女兒,其實也無關緊要了。是或不是,又怎樣?……艾蓓還是艾蓓,只是人們不再把周恩來當做聖人而已。”(《神州時報》,199年3月25日)

這是一種相當可怕的思維方式。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和異議人士的這種思維方法和態度很值得自省:我們可不可以不管真假,只要能夠反共就叫好?

●共產主義的核心

共產主義的核心是謊言。1956年匈牙利事件時,布達佩斯大街上最響亮的口號之一是:“官方廣播即謊言。”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新聞記者的游行隊伍喊著,“不要再逼我們撒謊”。謊言是一切專制制度的基本特征。因此索爾仁尼琴曾說,“蘇聯是謊言的國度,唯有停止說謊,才能從蘇維埃制度的桎梏中掙脫出自己。”

現任捷克總統哈維爾一直追求的是“生活在真實中”;而對共產主義有著深切了解的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也指出,共產文化的核心是那種裝模做樣和虛假的“次文化”(Kitsch)。

所以,一切致力于向共產主義挑戰的人們,唯一的武器是真實。謊言不能打倒謊言。只有真實才能戰勝虛假!如果以“不管真假”的方式,為了目的不擇手段,那麼這種挑戰會有力量嗎?即使這樣的人打垮了共產黨,掌握了權力,也只能是共產黨第二。因為共產主義的思維模式沒有變。

●為謊言付出的代價

中國人曾為謊言付出慘重的代價。1958年大躍進時,毛澤東、周恩來也曾去鄉下問過老農,“糧食產量真的能這樣高嗎?”那些憨厚的農民竟為政治因素毫不遲疑地回答:“真的!”結果,為了這場謊言,在隨后的饑荒中,約三千萬中國人喪生。文化大革命時,出于保護自己,幾乎人人撒謊。撒謊如同撒尿,成為人的生理行為。謊言不僅是那個政權的存在支柱,也是每個具體個人的求存本能。中國人在幾十年共產文化的熏陶下,撒謊已經成為生命的一部份。今天,我們這些從那種政權和文化中掙脫出來的中國人,即使刻意地去改正撒謊的惡習,都是非常艱難的。如再繼續慫恿別人和縱容自己撒謊,那我們中國人還有救了嗎?!

人類本來就有撒謊的惡習,誰都有可能隨口撒點兒小謊。但謊言必須有底線。而中國大陸出來的一些人,根本不是撒小謊,而是臉不變,心不跳,睜眼撒彌天大謊。旅英華人鋼琴家傅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對此說:“那些紅衛兵來到海外,翻雲覆雨,沒有一點做人的基本道德。他們被毛澤東幾十年的熏陶,已經不知道謊言與真話的分別。他們不是故意扯謊,而是說謊已成為天性。”“將來中國人的邪聰明,會發展到絕頂的地步,玩手段,八仙過海,別人不是對手。”

●服從于真實

正因為如此,人們總是低估共產政權出來的中國人撒謊的勇氣和想象力。面對“周恩來私生女”問題,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又一次表現了這種輕信,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可怕的思維方法。例如孔捷生在最近的文章中這樣說,對艾蓓是周恩來私生女,“我信了,寫了,除了一條道跑到黑,還有別的選擇嗎?”“所以不但要說服自己繼續信下去,還得讓別人也信。”(《爭鳴》,1994年5月號)

這種思維邏輯,不是有點像毛澤東做事情嗎?不管對錯,既然幹了就要幹到底。還要不斷說服自己。當然,我寫這篇文章並不等于說我的判斷就是絕對正確的,人都有判斷錯的時候,如果有一天艾蓓女士拿出實質性的證據,如人證,物證或血親鑒定報告,我將服從真實。

在法庭上,不管是怎樣的嫌犯,沒有充足證據,就不應被視為罪犯。對于這個“私生女”一事的真假,我們也應堅持這樣的原則,在沒有真正的證據,做不出合理、合邏輯的推導之前,就不應被視為真的。

以《叫》書的胡編亂造和艾蓓女士在其他事情上的說謊行為,我只能做出“私生女”一事是謊言的判斷。而且,對這種蔑視讀者的智力、將人們當成小學生來愚弄的做法必須予以譴責。

在眾多記者和質疑者的追問下,艾蓓女士說,這幾個月來她吃不好,睡不好,精神壓力非常大。這位寫出《叫父親太沉重》的作者說的是實情,背著那麼大的謊言,能不沉重嗎?!

——原載紐約《世界日報》周刊1994年5月22日

201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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