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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智官:莫言“宣言”——我是犬儒我怕誰?

作者:喻智官(愛爾蘭)



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給死乞白賴的中國文學扎了一針雞血,連負責嚴控文化宣傳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長春都高調出面祝賀,二零一二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成了中國文學的嘉華年會。

莫言非“莫言”

中共不會看錯人,莫言是值得褒獎的,他歷年的表現早已記錄在案,有目共睹。二零零九年法蘭克福書展上,戴晴等異議作家發言時莫言毫不猶豫地退席;二零一零年,被問及如何看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獲刑時,莫言以閉口“莫言”作答;今年受邀抄寫《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莫言慨然應允揮筆抒情。綜上所說,莫言黨性過硬,經得起考驗,是稱職的作協副主席。莫言還寫過“唱紅打黑聲勢隆,舉國翹首望重慶”贊美薄熙來,如果薄熙來哪天翻盤回潮,莫言照樣政治正確,更會文運亨通。

许多人據此調侃中國的“莫言”得獎了,欣喜若狂的莫言不以為意,開始滔滔不絕地給予回應。他深知用諾貝爾獎(獎勵有理想傾向的作品)評比標准衡量,自己一身軟肋,處處污垢,就心虛又沾沾自喜地宣稱,“諾貝爾文學獎是文學獎,不是政治獎”,自己得獎“是文學的勝利”。可惜,說這話時莫言忘了,十年前另一位華人異議作家得諾貝爾文學獎時,中國政府譴責評委會是“出于別有用心的政治動機”,他所在的中國作協指責頒獎“有其政治目的”,當時他怎麼不站出來反駁,“這是文學獎不是政治獎!”更有甚者,莫言還借機為中共的新聞出版管制張目,鼓吹現在的中國“是一個可以自由言說的時代”,並奴性十足地說“絕對自由出不了好作品。”此謂一舉兩得,既為中共治下的絕對不自由辯護,又通過肯定創作環境嘉许自己作品的價值。誰說他“莫言”,他為主子圓場的話說得十分乖巧,可見,莫言非“莫言”。

在頒獎禮中繼續為中共代言

莫言這樣言說並不意外,十年前,他在接受鳳凰台記者的采訪時就坦言,“我走上文學動機不純,想寫本書賣了,能一天三頓都吃餃子,沒想到過要替人民說話。”如今他當上作協副主席,是黨給了他能天天吃餃子的厚祿,他理當為黨說話。

也许在得意之際忘了形,莫言不慎失言,漏出一句出格話:“希望劉曉波早日出獄”。有人善意地對此過度解讀,以為過去莫言為吃體制飯,不得已說了違心話,做了違心事,如今得諾獎了,不在乎政府的壓力,將在頒獎典禮及未來籍自己的獨特身份勇敢發聲了。

然而,人們高估了莫言的良知,殷殷的期待落了空。莫言在頒獎活動中的表現毫不含糊地昭示“你們看錯了人!”他還是那個作協副主席,還要保持自己的原有本色,秉持自己的堅定立場,不辱維護黨國利益的使命。

在回答記者的各種提問和演講中,莫言有備而來侃侃而談。為撇清得到中共高層贊揚帶來的負面影響,他強調,諾貝爾文學獎是給個人的榮譽,不是頒給中國文學,更不是頒給一個國家。話音未落,他在答謝詞中又承認,“如果沒有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與進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也不會有我這樣一個作家。”這話正好合上李長春的調子,“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既是中國文學繁榮進步的體現,也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面對中國是否有言論自由問題,莫言說,“你去看看中國的網站,你就會知道中國有沒有言論自由,”他假裝不知有人僅因幾篇網文被判重刑,還說中國的新聞出版審查是必要的,好比出國“申請簽證”和“坐飛機安檢”,故意把為包括被檢者在內的旅客安全和為黨國安全的新聞出版審查混為一談。莫言還自欺欺人地說,不知道有作家受刑,忘了上月剛說過“希望劉曉波盡早出獄”,再以作家也會因行竊和殺人坐牢為例,顧左右而言他地否定中國作家因言羈縻的現實。

莫言偷換概念強詞奪理,聽上去十分“機巧高妙”,卻不過是耳熟能詳的外交部發言人的辭令,他更像在大庭廣眾表演的政客,而不是在文學典禮上領獎的作家。
“我是犬儒我怕誰?”

對此,有人譏諷莫言在斯德哥爾摩展示斯德哥爾摩綜合征,這話說對了一部分,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患者是受虐者對施虐者習慣性地依賴盲從,但莫言的問題還不這麼單純。

當記者再提身在囹圄的和平獎得主時,莫言斷然回絕,“我從來都喜歡獨來獨往。當別人脅迫我要干一件事情的時候,我是從來不干的。我該說話了,我自然會說話,別人逼著我表態的時候,我是不會表態的。”不知就裡的外國人聽了,這話說得牛氣衝天,莫言是個多麼特立獨行的人!但明辨真偽的中國人沒這麼好蒙,無論他如何拿喬掩飾,不過暴露他的犬儒、鄉願本相。因為包括這番話在內,他在頒獎活動中的所有言說,恰恰是在掌握他仕途名利的中共有形無形的脅迫——說得好聽點是訓誡和教誨——下說出的,而他大膽拒絕不受“脅迫”無懼得罪的,都是對他的利益纖毫無損的無權無勢之輩。

莫言這話,好比受趙太爺欺壓的“下人”請阿Q評理,阿Q盛氣凌人地衝“下人”說“你有什麼資格逼我表態?你愈逼我,我愈不說!”阿Q自身也是趙太爺的奴才,哪怕戴上桂冠披上燕尾服,外觀道貌岸然了,但怯懦的內心並無改變,聽到趙太爺的名字腿就軟了,哪裡能挺直腰杆為“下人”說話。但他畢竟是“華夏第一人”了,面子總是要的,不敢對趙太爺說三道四,還不敢訓斥“下人”嗎?所以就有了“不聽別人脅迫”的氣勢。當然,事與願違,他說得愈大義凜然,他的懦夫形像凸顯得愈鮮明。

從某種程度上說,莫言確實不受“脅迫”,因為他總是事先就揣摩好“上意”,所以,他主動抄寫“講話”。得諾獎后莫言非但不反躬自省,還堅稱“絕不后悔抄毛著”,因為他根本不屑介意“下意”,還泰然回敬草民的批評說,看到“包括在網絡上很多對我的議論和批評,我也感到很生氣。后來我漸漸感覺到,大家關注議論批評的這個人,跟我本人沒有什麼關系。很多人在用他們豐富的想像力塑造著另一個莫言。所以我是跟大家一起來圍觀大家對莫言的批評與表揚。”

好一副“我是犬儒我怕誰”的嘴臉!

事實上,莫言並非無視批評,而是耿耿于懷。他在答謝詞中迂回隱晦地編了三個故事回擊。第一個故事是:“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许有的人不哭,”言下之意,我就是一個面對災難不哭的人;第二個故事是:有時過于敏感較真做“英勇的鬥士”是錯的;第三個故事的“寓言”更深,出現多種解讀:或是群起攻擊我的人不定哪天遭天罰;或是民主不過是多數人的暴政等等,總之,是不是好話,你們自己去理解吧!

喪失良知的莫言,不用諾獎賦予的勇氣去直面權貴,反而殺個回馬槍奚落質疑者,話裡有話地透出驕橫狂妄——我犬儒了這麼多年不是照樣得獎?為什麼要順從你們的意見改變自己?尤其是那些令我難堪的異見人士,讓我站在你們一邊——沒門!

中國作家進入歌德人格時代

其實,莫言早在三年前就表明了這樣的立場,他在法蘭克福書展的演講中引述歌德和貝多芬的故事說,“有一次,歌德和貝多芬在路上並肩行走。突然,對面來了國王的儀仗。貝多芬昂首挺胸,從國王的儀仗隊面前挺身而過。歌德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在儀仗隊面前恭敬肅立。”莫言評說,“像貝多芬那樣做也许並不困難,但像歌德那樣,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對著國王的儀仗恭恭敬敬地行禮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

好一個自圓其說的奇談怪論!堅守自尊不媚王權“並不困難”,向國王卑躬屈膝倒“需要巨大的勇氣”!如此贊譽弄臣美化犬儒的論調,除了侏儒人格誰說得出?在暴政面前犬儒卑怯情有可原,雖然怒其不爭,尚可哀其不幸,但犬儒卑怯還要為犬儒卑怯寫頌詞,就使犬儒變成了犬奴,卑怯滑向了卑鄙。

可悲的是,莫言的表白代表了中國主流作家的心態,也反映了當下中國知識精英整體犬儒化的生態。有趣的是,有自恃和莫言旗鼓相當的作家,在名曰“祝賀”實為不服時,自誇說“莫言應該得獎,但中國至少還有十個作家夠格。”這話說的不錯,無論和莫言比作品水准還是思想境界,中國的主流作家半斤八兩。他們的寫作共性是,“形而上”地揣摩諾貝爾獎評委的好惡,在形式上迎合西方讀者的口味,同時,“形而下”地瞄准商業市場,俯就大眾讀者的低級趣味,還要把持一個原則,所書內容絕不跨越中宣部的禁域,這是主流作家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所幸中國永遠不缺供他們發揮的素材,于是,西方現代派技巧+“沒原因”的中國人的苦難+“沒來由”的鄉村愚昧組裝成的三合一作品源源不斷。

如今,這樣書寫的莫言成gong了,應了魯迅近百年前的“預言”: 瑞典諾獎評委“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授獎),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今日更“壞”到魯迅無法想像的地步。中共托庇莫言受獎,自滿之情溢于言表,“中國崛起”終于贏得了西方的認同接受;主流作家暗下興奮,既然不避諱御用犬儒也可以成為世界級“大作家”,他們為什麼不繼續莫言的道路,盡興享受歌德人格風靡的時代?

——原載香港《爭鳴》2013年1月號

201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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