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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瑞典文學院背叛諾貝爾——從頒獎莫言看文學獎的異化


很少有一次諾貝爾文學獎的頒布,引起獲獎作家所在國人們如此巨大的感情衝突。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學院宣布將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體制內作家莫言,中共官方及其媒體興高采烈,而很多中國民間人士則沉痛地說:“這是諾貝爾文學獎最恥辱的一天!”

為這次頒獎而感到寒心徹骨的人們,是莫言所在的中國的那些為爭取民主和自由而遭受迫害的作家、記者和藝術家,是因維護人權而入獄、遭受酷刑的律師和義士,是在高大堅硬的牆與雞蛋之間,屬于雞蛋一邊的知識分子。他們生于中國並將死于中國,摯愛那塊土地並為之承受苦難,為之譜寫抗爭的史詩。

為什麼這些中國人會如此悲哀、憤懣、不平乃至絕望?這是因為,遙遠的諾貝爾文學獎在他們心裡,原是一個具有崇高精神性的獎項,是捍衛自由和尊嚴的一個標杆,是以富于人性與美的文學,安慰並激勵被壓迫者的一座燈塔。

他們不明白:為什麼瑞典文學院會把諾貝爾獎頒發給一個思想貧瘠、作品多蕪雜少精華的作家?莫言在政治立場上站在專制政權那邊,這次頒獎因此被認為是間接地肯定當今中國殘酷的專制制度。

作為長期旅居瑞典的中國流亡者,筆者不得不面對國內朋友提出來的疑問,我有責任寫下我對瑞典文學院的觀察和認識。盡管諾貝爾文學獎有其崇高的初衷,但它是由人來頒發的,而人是會遺忘和背叛的。在此文中,我試圖探討一個問題:由諾貝爾本人規定的必須具有“理想傾向”的文學獎,是怎樣喪失理想,異化成為一個平庸的文學游藝場。

一,諾貝爾遺囑及其反極權的初衷

生性憂郁的大發明家諾貝爾對世界的看法並不樂觀,但他生前絕對不曾預料,在他身后一百余年后,他遺囑中所委托頒發文學獎的“斯德哥爾摩的學院”,竟然可以將他的遺囑棄之如破履。

1895年,諾貝爾在他最后的遺囑中,決定把獎金“頒發給一年以來給人類帶來最大福祉的人們。……一部分頒給在文學領域內將創造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作家。”

瑞典文學院曾高度重視諾貝爾遺囑中的“理想傾向”,並從各個角度對這一不夠明晰的遺囑進行長期的解讀。由于該遺囑過于簡略,后來文學院內部分成堅持遺囑和忽略遺囑兩派。諾貝爾本人被視為一個世界主義者和人文主義者,因此,不少院士把“理想傾向”解讀為人文主義精神和世界文學的眼光,以及“胸懷寬廣的博愛”。諾貝爾所贊賞的文學的“崇高的風格”,曾一度是瑞典文學院堅持的評選標准。

在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擔任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的Amders Osterling認為,諾貝爾所說的“理想傾向”, 是一種積極的人文主義傾向。人文主義對抗的是野蠻主義。1972年瑞典文學院頒獎給德國作家伯爾,有院士指出:“這次頒獎是直接乞靈于諾貝爾本人的遺願。”也就是說,在當時的兩個熱門作家之間,它選擇了第三帝國廢墟上的道德復興的首席代表,而放棄了這個國家藝術復興的這位首席代表。這就清楚地表明,當時的瑞典文學院看重的是反抗極權的“道德價值參考系”。

那麼,當今瑞典文學院是怎樣執行諾貝爾的遺囑,按照“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標准去展開評選的呢?按照現任瑞典文學院院士馬悅然的說法,瑞典文學院早就拋棄諾貝爾的這一標准了。

2001年1月25日,旅居美國的中國記者曹長青采訪了馬悅然先生,問及諾貝爾文學獎的理想主義色彩的問題。馬悅然先生回答說:“……對這個理想傾向,現在瑞典文學院就不大在乎,不大管這個了。”2005年10月30日,馬悅然先生在台灣《中國時報》上回應旅居瑞典的中國學者傅正明,說:“傅正明沒有注意到的是,瑞典學院早在一九四○年代把理想主義的觀念置之度外。”實際上,如在八、九十年代曾擔任過常務秘書的院士阿連所說:“今天,在過往努力的啟發下,學院內部有一種‘回到遺囑’的傾向。”這就是說,文學院裡一直有院士在重申“理想傾向”,並不都是如馬悅然先生所說的“置之度外”了。

在西方各國的民事法律上,遺囑執行人的責任是:確保立遺囑者的意願在他逝世時,能一一得以實現。一百多年前,瑞典文學院接受了評選諾貝爾文學獎的任務,那麼他們有義務忠實地執行遺囑,實現諾貝爾的遺願。然而,根據馬悅然先生的上述言論,我們可以看到,當今瑞典文學院已經無視諾貝爾關于“理想傾向”的遺囑,並任意改變評選標准。這是一種公開的背叛和違約。

同樣被瑞典文學院背叛的還有諾貝爾當年反專制的初衷。根據有關研究,在諾貝爾主張的“理想傾向”裡,包括一種反抗極權的精神。撰寫《諾貝爾傳記》的瑞典人Kenne Fant認為,諾貝爾是極權體制的預言家,他引用諾貝爾自己的話說:“一種來自社會深層的新的恐怖政體正在興起,以求從黑暗中狂暴地爆發。人們早已從遙遠的方向,聽到了這種空洞的噪音。”

正是因為諾貝爾早就憂慮地看到極權制度將要產生,所以他在設立諾貝爾獎時規定:所有的獎項都要授予“給人類帶來最大福祉的人們”。作為一個不懈的社會批判者,諾貝爾期望他的獎項能夠給予人們以反抗極權的勇氣。在千百萬人死于極權制度的時代,還有什麼能比反抗極權更能給人類帶來“最大福祉”呢?

然而,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韋斯特伯格在接受中共報紙《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說:“我們的選擇從來沒有政治意圖。”“所有的選擇都是基于文學質量,沒有別的東西。”馬悅然也說:“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無關政治、友情和運氣,唯一的標准就是文學質量。”就這樣,瑞典文學院在否定政治意圖的同時,也否定了諾貝爾反極權的初衷,否定了諾貝爾獎“給人類帶來最大福祉”的這一標准。

今天瑞典文學院頒獎給莫言,說明他們已經完全喪失了價值判斷,追求的只是文學的形式和花樣。瑞典歷史上最偉大的作家斯特林堡于1903年對文學院的批評,正是當今瑞典文學院的真實寫照:“對于瑞典文學院來說,形式和花樣已經成為詩歌藝術本身;次要的東西已經成了主要的東西,形式統帥了內容,因此,我們的文學院鼓勵的是那些芝麻小事,那些吹毛求疵的、裝潢門面的毫無意義的東西,作為裁決的衙門,它代表著偏狹的、膽小的、往往是平庸的東西,最近則代表著沒有良心的東西。”

二,對莫言文本的誤讀和文學游樂場

不再堅持“人文主義的理想傾向”,諾貝爾文學獎就不再成其為諾貝爾文學獎。當今瑞典文學院獎掖莫言,是以對自身文化的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否定了諾貝爾獎文學獎的本質。至于莫言作品的文學價值,難免見仁見智,但他的作品不符合諾貝爾的理想,這一點顯而易見。

一個喪失了高貴靈魂的獎項,除了那筆獎金還剩下什麼呢?這種不幸情況的發生,與當今院士們的知識結構與審美鑒賞力有關。對中國文學缺乏足夠的認識、判斷能力,導致他們對莫言文本的誤讀。

莫言是一個缺乏人文主義思想的作家,他本人也宣稱作家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德國漢學家顧彬認為,莫言的小說是“老掉牙的方式,重復地寫刺激感官的男人和女人、性、犯罪等等。”筆者在讀過莫言作品后,深感其語言粗俗不堪、冗長而難讀。莫言極度誇張地描寫男女糾葛、性別和暴力,把人的原始欲望連毛帶血地呈現給讀者。這種崇尚暴力、渲染感官刺激的文學,被瑞典文學院美化為:“將夢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

《檀香刑》是被瑞典文學院列為莫言三大作品之一的獲獎之作。早在2002年,筆者就以《展示殘忍的華美大戲》為題,批評莫言在該小說中謳歌義和團的狹隘民族主義,以濃墨重彩渲染酷刑為樂,助長人性的殘忍。2007年,中國著名文學評論家李建軍撰文,稱《檀香刑》為一只華麗的“甲蟲”,並指出:“莫言對暴力的展示從來就缺乏精神向度和內在意義。”

《生死疲勞》是被瑞典文學院視為典型的“夢幻現實主義作品”,據說是很有幽默感的。如果我們仔細研讀這一作品,就會發現其中的深層寓意:有冤屈的老百姓與其徒勞地反抗北京政權,不如乖乖地做人。小說中的因果輪回律,被莫言用來抑止老百姓的反抗衝動,從而“和諧”了那個體制。在關于《生死疲勞》的采訪中,莫言本人強調了他和中共保持一致的態度:“和解、和諧最主要的前提就是要遺忘。”

《天堂蒜薹之歌》是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英格倫德推薦作為阅讀莫言的入門作品,他評價說:莫言“更像是一名身在體制內部的體制批判人士”。 在我看來,莫言只是批判體制內存在的某些缺陷,如基層的官僚主義和貪污腐敗,但他絕不反對體制本身。小說《天堂蒜薹之歌》中有個青年軍官,他的農民父親因反抗貪官參與鬧事而被起訴,而他在為父親辯護時,仍然堅稱“共產黨偉大正確”,指腐敗只是個別情況。可見,莫言仍然是維護他所從屬的體制的。

中國有無數勇敢批評政權的作家因言獲罪,或被迫流亡,而馬悅然卻說:“我認為莫言敢于批評社會不公,別的人不敢。”這位懂中文的院士,竟這樣無視中國的現實,把精明算計、圓滑的莫言抬高成為一個抗爭的英雄。

中國美學所說的文學作品的“文眼”,指的是窺看主題思想的窗口。對莫言作品中真正的寓意,北歐的院士們隔著文化的層層厚紗,有很大的認識上的困難。但斯德哥爾摩的文學裁判官性好獵奇,在無能把握中文作品的思想傾向時,他們按照自己片面而膚淺的理解,一廂情願地誤讀文本,結果主觀地、無原則地拔高了莫言。

瑞典文學院說,莫言的創作令他們聯想到美國作家福克納。但是,1949年福克納獲得文學獎時,瑞典文學院在頒獎詞中是如此概括的:“福克納的困境可以這樣表述:他哀傷並且在寫作中誇張了一種生活方式——出于他的正義感和人文關懷而絕對不能忍受的那種生活方式。”

“正義感和人文關懷”,是當時的瑞典文學院所強調的頒獎理由,而當今院士們卻數典忘祖,他們一味強調莫言“講故事的能力”(馬悅然語),把莫言筆下那些無釐頭的暴力、猥瑣、亂倫和荒誕,那些描寫大奶大屁股之類粗俗下流的故事,統統稱之為“夢幻現實主義”。這樣,原本富有尊嚴的諾貝爾文學獎就被卡通化了,成為一個富于娛樂性的文學游樂場。

三,實驗性藝術摧毀文學院的道德神經

如上所述,擁有中國官方頭銜的莫言,其文學並沒有脫離過政治。他的作品裡蘊含的一些反人文精神的因素,例如國家主義、狹隘民族主義、渲染暴力和消極的宿命論,無不帶有政治色彩。這就從一個角度說明,在專制的中國,文學和政治難分難解。而瑞典文學院卻罔顧真實,一個勁地宣揚莫言獲獎“與政治無關”。

這與瑞典文學院長期以來的一個傾向有關,即貶低文學獎的“道德價值參照系”,抬高“試驗性藝術”。埃斯普馬克曾經宣稱:新世紀開始時,文學獎的評選更應該看重的,是“實驗性藝術”,這樣就使該獎成為“名副其實的文學獎”。這實際上是把文學狹義化、偏頗化了,與諾貝爾精神格格不入。作為一種語言藝術,文學的基本特征在于審美。但是,崇尚矯飾之美,一味試驗,卻可能掉入唯美主義和為藝術而藝術的陷阱。真正偉大的文學不能只以“實驗性藝術”取勝,它需要具有思想性,啟迪人們追求真理和理想。

即使只以實驗性藝術的標准衡量,莫言也是不夠格的,他的作品模仿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缺乏原創性。同時,莫言作品在藝術上,沒有一部可以稱得上是偉大的作品。這位受熱捧的暢銷小說作家擅長手藝活兒,他會用華麗而羅嗦的文字變戲法,把中國人所經歷的悲慘生活,農民的生存苦難、社會人性的墮落,彙聚成洋洋灑灑的大雜燴,釀成了一桌荒誕離奇而又淫穢病態的酒席,供有閑暇的讀者消遣。

莫言的這種消費主義文學恰好符合了諾獎評委的胃口。韋斯特伯格對《環球時報》記者說:“《豐乳肥臀》更讓我著迷,跟我以前讀的所有小說都不同。”摒棄了諾貝爾的人文主義精神,院士們除了欣賞幽默,為豐乳肥臀的色情描寫著迷之外,還能提出其他更深刻一點的文學見解嗎?

這也许是因為,患了都市“文明病”的院士們,厭倦了西方民主社會的平淡生活及文明理性,追求怪異的異國情調,因此需要莫言這樣的作家來書寫鄉土、肉欲和血腥,以調劑他們無聊的胃口。熱衷于“實驗性藝術”的前任常務秘書賀拉斯,因此被一位院士指責為:“摧毀了這個國家的道德神經。”

四. 莫言獲獎彰顯中國和西方的現實

既然已無道德價值需要堅守,瑞典文學院的院士們便不再保持應有的尊嚴。他們中有些人在莫言獲獎后,忙著去中國搶占出版市場。

馬悅然先生在瑞典記者揭露其“利益衝突”之后,不得已放棄了他翻譯莫言作品的權益。這位曾一度因抗議“六四”鎮壓而被中共禁止入境的院士,這次因莫言獲獎,得以在中國隆重推銷他的兩本翻譯著作。機會難得,諾獎評委會前任主席埃斯普馬克也在此時前去中國推銷自己的長篇小說。

由此看來,這次錯誤的頒獎,不僅顯示了瑞典文學院的獵奇胃口及其膚淺的文學鑒賞力,還彰顯了當今中國和西方的現實。由于專制的中國在經濟上騰飛起來,一些西方文化精英便不再堅守道義立場,不再去譴責暴政和人權侵犯。被“紅色滲透”的他們一味消解政治,縱容強權,轉過身去盯住了中國巨大的名利場。

在背叛諾貝爾的道路上,瑞典文學院已經走得很遠了。他們置億萬中國人在專制統治下的苦難于不顧,在本年度頒獎中,獎勵當今世界最大的一個專制政權組織的成員。莫言不但是中共黨員,而且是官方的作協副主席,他在血腥屠殺的“1989”之后仍然站在專制一邊,並奉毛澤東壓制寫作自由的《延安講話》為圭臬,至今毫無悔意。2009年,為抗議中國異議作家出席法蘭克福書展研討會,莫言和其他官方作家一起退場。2010年,在接受美國《時代》周刊采訪時,莫言又極為圓滑地為中國政府的審查制度辯護。
因此,這個頒獎給了世界一個惡劣的信號,即瑞典文學院不在乎中國仍然有一個侵犯人權的制度,他們對遭受強權肆虐的中國人沒有一點同情心。院士們口口聲聲說文學獎不考慮政治,他們似乎不知道在專制國家裡“文學即政治”的現實。其結果很反諷,這次標榜“與政治無關”的頒獎,被中共利用作為政治工具,用來大肆宣傳“中國崛起”。

在《魔鬼詩篇》的作家盧西迪被伊朗宗教領袖懸賞追殺的事件發生后,瑞典文學院有三位院士指責瑞典文學院對盧西迪的支持不力,因此憤然離開了文學院。隨后退出文學院的著名作家安隆德激烈批評說:瑞典學院是“我們國家的恥辱”。莫言獲獎之現實,更令我們痛心地認識到,那四位退出瑞典文學院的院士才是真正懷有諾貝爾理想的人。

就在瑞典文學院將要迎來他們選擇的中國桂冠作家時,在很多中國人眼中“諾獎從此貶值”,不再具有權威性。當然,失敗的不僅是諾貝爾的道德理想,因此遭受打擊、進一步被邊緣化的,還有所有堅持自由寫作、拒絕依附權力的作家。但是我相信,中國文學有著上千年的“道德文章”傳統,肩擔道義的中國作家,此后將不再把瑞典文學院當作值得遙望的聖潔之地,在這個冷漠而腐敗的世界裡,充滿道德勇氣的他們將以真正的血性和情懷,去承續與諾貝爾精神相通的文學理想,讓文學成為人類靈魂的希望與寄托。

——原載香港《開放》雜志2012年12月號

2012-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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