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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學文:莫言的“文學素質”?!

作者:還學文

獲獎感言中莫言稱,是他作品中的“文學素質”打動了評獎委員會[1]。事實上對他獲獎爭論的焦點也正在于此,他能馴服地作國家意識形態鬥爭的工具如2009年在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他可以參與抄寫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都是“素質”使然,人文的素質。人們所爭論的、所關心的、甚至所憂心的,說到底是莫言及其作品所呈現的文學修養與人文素質,是莫言的獲獎與官方的炒作對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災難性影響。

關于莫言的爭論,意見無非“是”與“否”。批評者針對頒獎者、獲獎者及其作品,直陳其批評的意見。肯定一方的表達方式比較不同,他們常常是避開莫言而針對批評意見或批評或辯解,頗有顧左右而言其它的味道。

借這“是與否”的提問構架,本文試著以事實、以文本為根據觀察,一孔之見雖可能尺有所短,但至少可以牽絆住那不斷升溫的熱捧,不使離題太遠。

諾貝爾文學獎有沒有政治意義?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發給了中國官方色彩的作家莫言,它的政治性不可避免地又成話題。作為世界級的人文大獎,諾貝爾文學獎的政治意義不言而喻。惟其是文學的才也是政治的,尤其因為它涉及到自由——創作的自由、表達的自由,特別當它與政治壓迫與文藝審查相遇之時;那種共產黨的文藝專制,莫言選抄的那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最為傳神,“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于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態度問題。歌頌呢,還是暴露呢?” 一邊是官方舉國動員歡慶莫言、哄抬莫言、維護莫言,一邊是拘禁“態度不正確”的行為藝術家鄺老五與追魂、課罰與禁足艾未未。瑞典文學院的回避、莫言亦此亦彼的表態、中國官方的撇清,都覆盖不住這一屆諾貝爾文學獎喧囂的政治分貝;尤其是中國官方大張旗鼓的造勢,那不最是政治的明證嗎?

中國官媒一反常態地高調談起純文學。瑞典文學院曾經頒獎給俄國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獎勵他“在現代抒情詩和偉大的俄羅斯敘事文學領域中所取得的傑出成就”,給索爾仁尼琴表彰他“在發揚俄羅斯文學的寶貴傳統方面所顯示的美學力量”,《日瓦格醫生》與《第一圈》、《癌病房》都是世界文學中不朽的傳世之作,瑞典文學院頒獎的文學動機昭然于世。可是蘇聯政府不領情這個文學大獎對偉大的俄羅斯文學崇高的禮敬,因為自由創作的俄羅斯文學不符合蘇維埃黨國的利益,作家們踩爆了黨國意識形態的地雷。只要遭遇到文化專制,諾貝爾文學獎就避不開政治,無論它是褒獎自由創作還是俯就官方文學。

諾貝爾文學獎無法回避政治,即使是看起來最“純”文學的選擇。這是一個事實問題、不是一個爭論問題。

莫言有沒有官方色彩?

答案是肯定的,除非閉眼不看事實。彼時對高行健的冷遇,此刻對莫言的熱捧,官媒也不避閃。可“官方作家”的字眼一時間不受用了,成了官媒熱捧避之唯恐不及、生怕濺到莫言身上的髒水。對此,莫言自己倒沒有太多的不適,明白表示不准備改變這種狀態。

官方作家莫言是黨領導下的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官方猶抱紫]半遮面地說他是票選的,可票是黨給的。莫言不用出格的自由創作打攪黨國,官方就不找他的麻煩,不管他寫什麼。他可以寫褻瀆的《紅蝗》[2],官方文藝批評贈以“大膽、先鋒、前衛”的文學桂冠。艾未未《一虎八奶圖》的裸體藝術就被政府定性為“傳播淫穢”、要立案調查。官家的可以“放火”,非官家的不能“點燈”。只要在熱捧莫言的官媒上不能一視同仁地有“唱衰”莫言意見的一席之地,莫言之為官方作家就用不著爭議。

沒有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莫言有官方的栽培;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莫言就更離不開官方了。獲獎與否確有很大偶然,在莫言獲獎的“偶然”中,運作占多少成分、官方用了多大力量,三方心知肚明,不知也不得知詳情的只有看官。獲獎后即使想要脫離官方莫言也做不到,這一份諾貝爾獎不盡全屬于莫言個人,對于官方他有必須履行的義務,況且這還意味著繼續的收獲以致暴富。既然一直與官方保持一致,為什麼要改變呢。莫言明確表態,說是“因為共產主義仍是一個美好的理想”,所以“還是繼續留在黨內比較好”[3];“美好的理想”很魔幻,留在黨內很現實。西人也清楚,批評當局這不是莫言的營生[4]。新華社報導莫言新書上市,引人注目的是作者自序,說這是“‘將自己當罪人寫’的實踐”,表示“今后必須向徹底的方向努力,對自己下狠手,不僅僅是懺悔,而是剖析,用放大鏡盯著自己寫”。踐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要求于知識分子的“自我批評”,與官方路線保持一致,莫言可謂出神入化。戲劇集題名《我們的荊軻》,書中荊軻刺秦王不是舍生取義,而是要一舉成名。褻瀆歷史以為“救贖”自己,已成大陸许多文學創作的常規,早不用信誓旦旦了。官方作家莫言與官方從幕后轉到前台,他們之間的和諧觀眾大可直觀了。

瑞典文學院有判斷漢語文學的權威嗎?

諾貝爾文學獎揭曉之時,德國外長威斯特韋勒正出訪中國,盛贊這再次證明了中國之為一個偉大的文學民族。政治家對社會效應的作用最敏感,惟其如此,他的感言才讓人悲哀,一個“偉大”民族的文學這麼容易忽悠。

官方歡慶“第一位中國籍”作家獲得西方的承認,官媒陶醉于諾貝爾文學獎證明了莫言的文學成就。南方周末津津樂道評獎的瑞典文學院“才智卓絕”的飽學之士,似乎抓住了確認莫言文學價值不可侵犯的證明[5]。這些西人有能力判斷中國文學,准確地說中文文學嗎?他們精通英、法、德多門西語,也有西方文學的修養。但是,他們不懂中文—且不說他們更乏對中國文學的體悟、對中國歷史的了解,如何能夠判斷這種文字的作品?于是只能求其次,通過翻譯;這當然不是可以拿來吹噓的嚴肅的學術標准。十八位評選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文學院院士中,懂中文的僅馬悅然教授一人,他自然不能包辦評獎委員會的中國文學知識水准。

聽說莫言獲獎得利于葛浩文卓越的英譯。而葛的譯文,據德國漢學家顧彬[6],是以“一種非常巧妙的”方式翻譯:“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翻譯”,而是 “整體”地翻譯;他“對作者的弱點知道得一清二楚”,“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后翻成英文”,自然英譯比原始的中文好;葛“多年來一直這樣做,因而在翻譯市場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莫言的作品也有瑞典文本,也许對評委更方便。這也可不論,問題不在這裡,關鍵是評審者不具備中文以及中國文學的知識以判斷西文翻譯的品質。

斯德哥爾摩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者缺乏評判中文作品以及確認他們判斷的必要的知識與手段。

介入諾貝爾文學獎評定的因素太多。單只是文字例如翻譯,並非只是文本的轉換,尤其是對不了解作品原文的評審者而言。並且對于原文以外的世界,譯文幾乎是一種再創作,譯文的被接受程度與譯者直接與間接的利益相關。葛浩文“優美”的英譯不僅令其“在翻譯市場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還會對原文作者及其作品以及對諾貝爾文學獎提名評審發生影響。這是一張彼此聯系利益相關的網。與此相比,物理、化學、醫學的科學獎評定則遠為單純。科學成就有客觀標准可以衡量,就是這個客觀的、科學的標准,大大地屏蔽了非學術因素可能的介入與影響。

若說諾貝爾文學獎是瑞典文學院自家的事,也罷;那麼它也不成為文學品質的圭臬、進攻的尚方寶劍和自衛的擋箭牌,尤其是對于他們並不掌握的中文文字的文學作品。莫言說他的作品是中國的,傳統的、鄉土的;瑞典文學院在翻譯中看到的,是“魔幻現實主義”、是“福克納、狄更斯和拉伯雷的混合”。當然,他們也不可能有別的視角。人只看見他所能看到的,非要斷言自己所不能的,當然要出笑話。

馬悅然院士拿著瑞典文學院一個秘書的話說事,稱“世界文學是翻譯,沒有翻譯就沒有世界文學”[7]。對于瑞典文學院尤其是諾貝爾文學獎評審,這話大約不錯,因為他們別無選擇。可古往今來民族的文學、世界的文學,顯然不是因諾貝爾文學獎而產生、也不因沒有翻譯就不曾存在。這種議論不就是唯我主義嗎,一種西方中心的唯我主義?世上總有己所不知,但不是己所不知即為烏有。世界文學不等同于文學翻譯,更不能約減為西文翻譯,這是常識。

諾貝爾文學獎之后馬悅然先生毫不避嫌地趕到北京湊熱鬧,就更進退失據了,甚至還揚言“莫言對中國現實的批判,沒有一個中國當代小說家比得上”[8],“莫言的短篇小說寫得非常完美,到了一個字都不需要改的地步”[9]。這位瑞典老人,莫不是心智退化,莫不是名利熏心?!為莫言的官方色彩遮掩、為自己的評審質量辯護也就罷了,一個學者作這種不留余地的吹捧,真的不知道臉紅嗎?!

莫言的“文學素質”?!

標題避開選擇疑問句“好還是糟?”,因為這種判斷不能沒有個人的好惡于其間,而那是難斷對錯而是見仁見智的事情。但是白紙黑字,莫言的作品無法掩飾自己。
什麼主義、什麼手法、什麼師承,對于寫作者可能有意義,對于批評家至關重要,對于讀者則可有可無。讀者看作品,不關心那些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離題萬裡的詮釋。手中正好有莫言一本書,碰巧又是《檀香刑》,算得上是他重要而有代表性的作品。幾年前翻了幾頁放在一邊就再也沒碰過,人沒有那麼多時間閑擲,不要說還得受罪!美國有報紙看莫言的作品“粗俗下流”,以我對莫言這本“力作”的阅讀經驗,這話不為過分。他別的作品不說,至少這本書是垃圾、而且是應予立即清除的垃圾。

莫言要是真能莫言,對漢語、對漢語文學未嘗不是幸事。

這一次硬著頭皮又打開莫言的《檀香刑》,硬著頭皮進入他的語言,粗是不必說了,而且劣。荒誕也罷、魔幻也罷,傳統也罷、鄉土也罷,至少得吆喝什麼像什麼;就像京劇裡丫頭和小姐的道白,不說用字不一,腔調也各異;一舉手、一投足、一招一式都在塑造一個角色。要成為文學作品,角色語言至少要清晰一致。《檀香刑》語言上最顯著的就是雜濫、不合情理的雜濫。

例如第四章中有袁世凱與劊子手趙甲的對話。

趙甲:“小民聽李大總管說,是袁大人在太后面前說了小人的好話。”
袁大人“咱們倆真是有緣分哪!”
……
趙甲:“不知大人要小的干什麼活兒?”
袁大人:“你他娘的一個劊子手還會干什麼活兒?”
趙甲:“不瞞大人說,小的在天津執刑之后,手腕子就得了病,已經拿不動刀子了。”
袁大人:“連龍椅都拿得動,怎麼就拿不動把刀子呢?莫不是太后召見了一次,你真的就立地成了佛?”
趙甲:“大人,小的不敢,小的是豬狗一樣的東西,永遠也成不了佛。”
袁大人:“你要能成了佛,連烏龜王八蛋也就成了佛。”(頁106-7)

對話中兩個角色一種風格,隱去人物標示只讀引號內對話,分辨不出孰為“大人”孰為“畜生”,莫言令朝廷重臣袁大人比“畜生”趙甲更村。莫言以民俗語言自詡,但“一樣的東西”這種書面語言綴在“豬狗”之后既不相合更不民俗,而“永遠”這種雙音節詞也非傳統的民間語言,“已經”一詞與此類似。放著語義確定、形像鮮明、通古今、共雅俗現成的“行刑”一詞不用,卻安一個不古不今不通的“執刑”一詞在這裡。

莫言“力作”中比這更甚的不倫不類俯拾皆是。

例如女主角眉娘自述,“俺跟著錢大老爺睡了幾年,接受了很多的文化熏陶” (頁33),“跟了錢大老爺這幾年,俺的見識的確有了很大的進步” (頁39)。讓“接受文化熏陶”、“有了很大進步”這種社會上半瓶醋的流行語從百年前那個鄉間潑浪的眉娘嘴裡吐出,或者是作者無能感覺他的人物因此顯見的尷尬,或者是他自以為得計的嘩眾取寵。

又如劊子手趙甲自言,“但你爹我砍下的戴紅頂子的腦袋,能裝滿兩籮筐!你爹我砍下的那些名門貴族的腦袋,也足能裝滿兩籮筐!”(頁39),“我們按照預先設計好了的程序,讓這個過程拖延了很長很長”(頁57)。一個流行語“名門貴族”先就壞了與“戴紅頂子”文字上與語音上的對仗;安放在上下文中也莫名其妙,趙甲是劊子手行刑不是暴徒濫殺。作者使用語言怎麼會這麼蹩腳,這麼不得其所?作者讓趙甲跨越百年“按照預先設計好了的程序”行刑,語言上對自己作品的人物卻沒有設計。

再如高密縣長錢大人。他對太太描述趙甲,“但他不是老太爺,更不是員外郎,他是京城刑部大堂裡的首席劊子手,是大清朝的第一快刀、砍人頭的高手,是精通歷代酷刑、並且有所發明、有所創造的專家。”(頁5)把毛澤東《實踐論》裡的政治宣傳詞彙回放到百年前的敘事,作者雖創作激情有余,無奈語言感覺不足,文化知識欠缺。

莫言還讓他的縣長大人自述,“余沒醉,余多麼想醉,但酒只能醉余的肉體,醉不了余的靈魂”(頁101),語言上一個不雅不俗、不適不當的雜燴。莫言自詡《檀香刑》是音響的文學,是要朗讀的;可前頭一個單字“沒”,后頭跟一個雙音節的“多麼”,讀起來有多拗口。明摆著“醉身,醉不了心”的意思,作者一定要用 “身體”和“靈魂”。他是否知道,近百年前,漢語雙音節詞“身體”還是“身”與“體”雙意並重,而“靈魂”則指人死后的精神,是用于死人的。更讓人跌破眼鏡的是小說中縣長錢大人這段話,“余等這些為臣的,宵衣旰食,勤謹辦事,但要一睹龍顏,也如同石破驚天。可一個豬狗不如的東西,竟然得到了你們的隆重召見”(頁102),居然用“石破驚天”表達龍顏難得一見的意思。寫作二十年的資深作家下筆還出這樣的病句,倘若有恥必要無地自容了。這當然是基礎文化水平的問題,但更是學習能力的問題,古往今來自學成才的作家不可勝數,但總要學才能成才吧。這種一二三的笑話不是孤例,例如莫言讓袁世凱稱贊高密縣長有文采,說他“寫出來的家信也是議論風發,字正腔圓哪”(頁109)。“議論”可以風發,書信可以有聲,莫言信口開河,令袁大人學識淺陋。

民間三月三,莫言讓高密縣太爺錢大人拱手作揖,向春游的民眾問好:“父老們,子民們,節日好!”(頁28)簡直跟縣委書記在社員大會上一樣。莫言的貧乏不僅在語言文字上,還在想像力上、在知識框架上。例如行刑時劊子手以雞血塗面,莫言讓趙甲說是 “為了跟祖師爺保持一致”。祖師爺是神靈不是黨的領導,“保持一致”找錯了地方。“鄉土”作家莫言鄉土文化的gong夫遠不如他的黨文化修養深厚。

至此所及並不超出學校語文教育的基本要求:文理通順。文理通順尚且做不到,怎麼談到文學,文學畢竟是文字的藝術。莫言曾在香港放言,說他一寫小說就“賊膽包天、色膽包天、狗膽包天”,這倒是給了理解其人其作的一把鑰匙。有了這種膽,才敢把那些淺薄、無聊、粗俗、齷齪不假思索、毫無顧忌地泄出來,見諸粗劣的文字,隨即自我包裝為“誇張”、“流暢”而“華麗”的敘事[10]。正是這種集賊色狗膽于一爐的誇張的低俗迎合了當今大眾化速食刺激的需要,被哄抬得大紅大紫。這種膽量不僅是莫言主觀的寫作狀態,而且客觀上得到社會的認可。從《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獲獎,莫言認准了他走向成gong的“風格”:洋與土、流俗與粗野的混合,或雜亂的共存、或衝突的對立,形成誇張和刺激的效果滿足社會的需要,《檀香刑》是為一例。莫言原本高產,借諾貝爾文學獎鼓膽就更加勢不可擋了。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給官方寵兒莫言,樹立他為社會的榜樣,對于中文語言和文學是一場災難。

在網上又讀了莫言《檀香刑》之前的作品,《紅高粱》、《豐乳肥臀》和《師傅越來越幽默》,哪一篇都比《檀香刑》強。處理當代題材的俗文學,他不比同時代其他人差。他能得諾貝爾文學獎,有不少人也能得,而且在他之前。

《檀香刑》的粗劣再清楚不過地表明,莫言沒有駕馭傳統題材的能力,知識的、文學的、歷史的。他嫻熟的那些流俗文學的心理、語言和手法套用到歷史事件和傳統人物上,便立刻見出其“文學素質”的捉襟見肘,遮掩不住地“創作”出一大堆粗俗、低劣、蹩腳與可笑,除非銷毀已經落在紙上的文字。

寫當代他不先鋒,寫歷史他不傳統,不是不為而是不能為,他的文化水平和知識框架限制著他。不是寫了輪回(如《生死疲勞》)就是繼承了《聊齋志異》,不是扯上豬八戒、孫悟空就取法《西游記》,不是敘事中加入神怪就是魔幻,讓岳飛統帥孫悟空和豬八戒(《檀香刑》第八章“神壇”頁214-8),那不過是胡鬧。

文學是文字的藝術,是需要學、識、才能、修養,要經過推敲、琢磨的;不是泄出來的一堆不管是什麼的字兒,就算文學了。“獎”會帶給莫言實利與浮名,卻無法賦予其人其字兒素所不具的品質,“文學素質”。

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1] 見新華網,“莫言談獲獎”。
[2] 見百度百科詞條,“莫言”。
[3] 見德國衛星三台(3 Sat)采訪,http://www.3sat.de/page/?source=/kulturzeit/themen/165293/index.html
[4] 同注3。
[5] 見南方周末“中國文學不落后——專訪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前主席” 。
[6] 訪談顧彬“莫言講的是荒誕離奇的故事”,德國之聲,10.12.2012。
[7] 見人民網2012.10.22,“諾貝爾獎評委來華與讀者見面,稱莫言取經蒲松齡”。
[8] 同注7。
[9] 同注7。
[10] 《檀香刑》后記,作家出版社,2001 。

2012-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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