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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彬批莫言實在到位

曹長青

莫言獲獎后,在西方學者的批評中,最批到點子上的是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他對“德國之聲”說,莫言的作品沒有思想,形式老舊,語言也差,他的東西“能把人煩死”(Mo Yan bores me to death)。

在此之前,顧彬也批評過另一個諾獎得主高行健,認為高的作品“很糟糕”。顧彬是第一個把高的作品譯成德文的,對其作品相當熟悉。

幾年前,顧彬還尖銳批評過一些中國的當紅作家,指出那些所謂“美女作家”衛慧、棉棉等的作品,不是文學,而是“垃圾”,“她們把‘身體寫作’混同為文學。”

對于在中國轟動一時的姜戎(中國作協副主席張抗抗的丈夫)所寫的《狼圖騰》,顧彬批評說,對德國人來說,這種肯定狼的本性,是宣揚法西斯主義,“讓中國丟臉”。

對于莫言,顧彬當年就毫不客氣:“莫言的《生死疲勞》(46萬字)才寫了40多天,另一部作品只用了90天;一個德國作家一年才能寫出100頁來,莫言能在兩三個月之內寫出800頁”,中國作家“不是為了文學本身,而是為了錢而寫作。”

顧彬的結論是:“中國當代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的內在力量,他們的力量都去了哪兒?以前是政治,現在則賣給了市場!”

49年后中國沒有偉大作家

顧彬對中國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質量做了這樣的劃分:1949年之前,中國文學有很多上乘之作, 但中共建政后,中國再也沒有偉大作家,當代中國文學多是“垃圾”。

他的說法遭到中國官方作家和評論家的抨擊后,顧彬把其調整為:49年之前的中國文學是五糧液,現在是二鍋頭。

那麼顧彬是不是有資格批評那麼多中國作家、並對中國當代文學做出總體的評價?從他的研究方向和成果來看,他可能是西方漢學界中最有資格的一位。

首先,顧彬跟馬悅然不同。馬悅然的專業是中國古文和方言,研究中國古籍《公羊傳》《左傳》等,是古文字專家。眾所周知,古文和文學評論是兩個領域。所以中國古漢語專家王力等不會被邀請去做“茅盾文學獎”的評委(更不會是唯一評委)。而顧彬主攻中國文學,自1995年任波恩大學漢學系教授/系主任,主編和翻譯過《魯迅選集》和二十余位中國詩人的作品, 還出版過中國散文史、詩歌史等,2009年推出十卷本的《中國二十世紀文學史》,被譽為“德國漢學界有史以來最全面、最詳實的一套中國文學史”,對中國的詩歌、散文、戲劇、小說等從古至今的發展進行了全面評述。他研究的是中國文學,尤其是當代文學。

顧彬非常推崇魯迅,認為魯迅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偉大作家,同時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家。而他對中國目前當紅作家像莫言、余華、蘇童、棉棉、姜戎等都不以為然,認為他們的作品沒有思想性,語言性也不高。他曾直率地說,“其他人有權利看棉棉、姜戎,但是我自己一輩子都不會看他們的作品。”

莫言的東西“煩死我了”

這次對莫言獲獎,顧彬在接受採訪時說,莫言是中國作家中他批評得最厲害的一位,現在獲獎了,他的觀點也不會改變。他認為莫言的東西是靠寫感官刺激(sensational)嘩眾取寵,“莫言的主要問題是沒有自己的思想。莫言曾公開宣稱,作家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

顧彬說:莫言的小說不是集中塑造一個人物,而是寫一大群人,而且是老掉牙的方式,重復地寫刺激感官的男人和女人、性、犯罪等等。莫言的東西“煩死我了”,瑣碎得難以讀下去。這跟人們讀高行健的《靈山》一樣,也需要非凡的耐力。有評論說,高行健的作品應該放到“健身房”,做耐心訓練器。現在又多了個莫言,一左一右,測試耐力、毅力,不被煩死不罷休的心力。

對于為什麼是莫言獲獎,顧彬提供一個獨特的角度:莫言找到了美國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葛浩文的翻譯特殊,不是逐字逐句翻譯,甚至不是逐段翻譯,而是整體rewrite,等于是編譯。中國老一輩翻譯家楊憲益的妻子戴乃迭曾說,“葛浩文的譯筆讓中國文學披上了當代英美文學的色彩”。這種譯法在很大程度上美化了原來的中文。顧彬說,這也是不少中文小說是從英文版譯成德文的。估計其它語言版本也多譯自英文。

廣東《南方周末》刊登的葛浩文專訪(2008年3月26日:葛浩文談中國文學)說,“葛浩文與莫言的合作最愉快,原因在于根本不用‘合作’。”因為莫言根本不在乎葛浩文怎麼譯,莫言對葛浩文多次說:“外文我不懂,我把書交給你翻譯,這就是你的書了,你做主吧,想怎麼弄就怎麼弄。”

葛浩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其實,他(莫言)的小說裡多有重複的地方,出版社經常跟我說,要刪掉,我們不能讓美國讀者以為這是個不懂得寫作的人寫的書。”

這裡葛浩文無意泄漏一個天機:如把莫言原文照翻,那就是個不懂寫作的人寫的東西。

這種情形跟當年馬悅然翻譯高行健的書一樣。高行健也是這種態度,你隨便譯,怎麼刪改、增加都可以。這是典型的偽作家的做法——反正你給我出了外文版就行,隨便怎麼改我的意思都沒關系。

把中國文學的臉丟盡了

任何一個真正拿自己當回事兒的嚴肅作家都絕不可能這麼做。昆德拉經常被翻譯者亂譯他的東西氣得昏天黑地,最后自己去用法語寫了。納博科夫更是對他的早期俄語作品的英譯親自校對,回答記者提問必須verbatim(一字不差)地引述。當然,這個前提是他們自己必須懂被翻譯成的文字。莫言不懂外文,即使看重自己的作品也沒用,更何況不在乎。高行健會法語,他那幾本書的法文版是怎麼被“美化”的,他自己心裡清清楚楚——如果他的法文不像《靈山》那麼偽的話。

在網上查到一篇國內的碩士論文:“論譯者文化身份對葛浩文翻譯的影響”,其中就分析了葛浩文的這種翻譯策略和方法:“為了向目標語讀者全面傳達源語作者的意圖和思想,葛浩文采取了刪減、增加、修改和歸化等策略……因此成gong地向西方介紹了中國文學。”

顧彬認為,在中國,比莫言寫得好的作家很多,但他們得不到葛浩文的這種美化翻譯,甚至找不到英文譯者,自然就很難有莫言這種(得獎)機會。

美國作家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曾在《紐約客》雜志上寫道:“在美國,中國當代小說翻譯差不多成了一個人的天下,這個人就是葛浩文。”厄普代克該文是批評葛浩文翻譯得不好,他以為中國名作家們的中文原文肯定要比葛浩文的翻譯好多了!许多西方評論家、讀者對高行健作品的評論完全類似:翻譯翻得爛透了。他們同樣以為能得諾貝爾獎的原文一定比英譯好多了。這真是一個絕妙的黑色幽默。

12年前我為了寫評論,用了一生看書經驗中都沒有過的忍耐度,看了《靈山》的英文版的主要部分。那個爛翻譯實在爛,但要比高行健的中文原版好多了!真是幸虧99.9%的老外們蒙在鼓裡,否則中國作家得一個獎,一個裸體中國皇帝出去亮一圈相,可真要把中國文學的臉都丟盡了。

他不批評制度本身

除了文學以外,莫言得獎后,很多批評是針對莫言擔任中國官方作協副主席、在法蘭克福書展跟文化官員集體退場(因同台有異議作家)、抄寫毛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以及他的作品缺乏對現實社會的批判。

有人為莫言辯護,說其小說也針砭時弊,並特別舉例說,莫言獲“茅盾文學獎”的《蛙》就是批評計劃生育政策的。但顧彬的批評非常精辟:“莫言的作品批評了制度帶來的一些問題,但是他不批評制度本身。”

顧彬看得很準確,莫言批評計劃生育,但他絕口不提背后的“共產制度”問題。沒有共產黨專制,哪會有強制一胎化?哪會有那麼多由此造成的人間悲劇?

今天,只要不否定、抨擊制度本身,就不會惹麻煩,也不會失去任何利益。而批評一些社會黑暗面,還會贏得大眾歡呼。這其實是许多所謂批評政府的作家的做法,中國文化人裡太不缺此類的精明!那個靠欺騙和別人代筆而一度大紅大紫(也騙到了國際上的)韓寒就是這類“作家”的典型。談到制度嗎,還得靠共產黨領導。

以“罵社會不公”著稱的韓寒,都以“韓三篇”來維護制度,作為官方作協副主席的莫言,抄寫毛澤東扼殺寫作自由的講話,而且不后悔,就完全不足為怪了。

所以顧彬在回答“這次莫言獲獎對中國作家是什麼樣的影響”時,斬釘截鐵地說:“只能是負面的”(Only a negative one)。

2012年10月17日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201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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