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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知識份子的百年誤區

曹長青

世界大戰籠罩、共產主義瘟疫彌漫的血腥的20世紀就要結束了。當全世界大多數國家都高舉民主的選票要邁進21世紀的時刻,中國,這個人口最眾多的國家,這個當年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竟和本世紀開始的時候一樣,仍是獨裁專制的國家。

一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在吶喊、奮斗中苦苦地追求、掙扎。幾代人花了一百年,轉了一個圈,不僅回到原地,更面對比清朝更獨裁的統治,比清朝時更劣質的民眾。中國人既沒有獲得自由,中國也沒有真正強大。

問題究竟出在哪里?我認為最根本的是三個原因︰第一,中國知識份子一直強調大眾劣質,不配民主。第二,中國知識份子一直在高喊那個貌似最有道理,喊起來最響亮、最理直氣壯,但其實是最錯誤、最誤導、最反動的口號︰愛國主義,使中國強大。第三,中國知識份子一直拒絕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對西方文化價值的認同從來都不堅定。中國一有和西方國家的利益沖突、中國人在西方社會稍遇生存逆境,都能引起那些曾響往西方的知識份子對民主制度的懷疑,對西方文明價值的否定。

僅從百年來中國最優秀的、最能代表中國文化人思想歷程的那些著名知識份子的主張里,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上述三種傾向。

●新民︰民主的基礎

和康有為一起參加戊戌變法,以思想敏銳、文字犀利、創辦雜志、鼓動風潮,並以宏文“少年之中國”等而影響了一代人的梁啟超,認為中國人愚昧無知、一團散沙,這種民眾素質,根本無法實行民主,只能靠中央集權,重振經濟和教育,等培養出高質量的“新民”後再建立共和。所以他主張君主立憲的開明專制。

梁啟超曾在日本住了14年,並三次訪問美國。但美式民主給他的印象是,選舉太頻繁,太注重選民的短期利益。美國的華僑讓他再次看到中國人的劣根性︰自私、不團結,不問政,勾心斗角。他由此得出結論,這樣的民族,沒有實行民主制度的資格。他寫道︰“中國人該忘掉廬梭和華盛頓,應該記起自己古老嚴厲但有效的法家傳統。”於是他和康有為一起更堅定地保皇。

“新民說”曾被廣泛認同。對中國民眾劣根性持深刻批判態度的魯迅當然也呼應“新民說”,也認為中國人不可以實行民主,連“代議制”(國會制度)他都反對。

曾主張全盤西化的思想家胡適,在1932年他主編的《獨立評論》的創刊詞中也說, “目前在中國提倡天賦人權、主權在民等理論,不但無益,而且有損。”

梁啟超們並不是不要民主,但以他為代表的(至今仍很有市場的)這種先在專制統治下塑造出“新民”,然後再走民主道路的理論,有兩個根本的錯誤︰

第一,它不承認天賦人權。西方思想家認為“人權”是“天賦”的,就是強調它的絕對性,強調對它的擁有和使用都是沒有先決條件的,任何統治者都不可以用任何藉口來剝奪這種權利。

人權的核心是政治選舉權,它是不可以根據社會環境好壞而任意給予和收回的;它是屬於每個人自己的,和貧富、種族、性別、學識等等都沒有關系。從這個理論出發,才能產生民主選舉的制度。天賦論表明,民主制度是沒有先決條件的,在任何社會環境下都可以實行。

美國在二百多年前建國時,無論物質生活水準和大眾的文化程度都並不比今天的中國高,但他們成它a開始了民主制度。

現在印度的文盲比例是47%,中國大陸是17%。印度的經濟和物質生活也低於今天的中國,而印度的民主選舉已經實行了半個世紀。

再看南非,白人至上者曾以種族低劣拒絕黑人的選舉權力。今天南非的犯罪率仍是美國的50倍,每三分鐘就有一個女性被強暴。南非的經濟也遠落後於今天的中國。但即使這樣的社會條件,在種族歧視制度結束後,南非也成它a進行了多次全民選舉。

第二,“新民論”無視了這樣一個嚴重的事實︰只要專制統治者可以收回人民的政治權利,他就可以永遠不再把這種權利還給人民。歷史從來都證明,沒有任何專制者會主動把權利和權力還給人民。那時候再哭民主,就和這一百年一樣,束手無策。

統治者用為民眾謀溫飽為由,剝奪人民的政治選舉權來保持專制統治,理所當然符合他們的邏輯。但知識份子主張“新民說”,謀求在開明專制下進行改革,結果是自覺不自覺地站到了統治者的一邊,使專制有了繼續存在的理論基礎,結果“開明專制”一定變成永久的專制。

孫中山當年提出民主三階段︰“軍政”、“訓政”,成熟時才實行民主“憲政”。結果,他的國民黨繼承人蔣介石到死都實行專制的“軍政”,最後把權力傳給了兒子,和皇帝一模一樣。台灣今天走向憲政,並不是由於蔣家父子的“軍政” “訓政”塑造了“新人”之後才產生的,而是人民反抗專制的結果。

梁啟超倡導“新民說”時,文盲佔中國人口的85%,今天,已降到了17%。中國的“精英們”還在以中國人多,素質差,拒絕實行民主選舉制度。於是民眾劣質,不配民主,成了專制者永遠擁有權力的“靈丹妙藥”。

但即使民眾劣質,但小偷也不會選強盜做總統,大猩猩也會舉起腳投和藹的飼養員的票。在民主選舉的制度下,人民可能選出極差的領導人,但人民更有權利、權力和能力再淘汰他們。選誰不重要,重要的是選的權利和權力在人民手里。既不是毛澤東選華國鋒、鄧小平選江澤民,也不是蔣介石選蔣經國。

一百年來,統治者用權力,知識份子用理論和輿論,都在做同樣的事︰剝奪人民的政治權利。於是無權者們永遠無權。

●強國︰首要的目標

清王朝被推翻後,中國知識份子紛紛把眼光投向外國,尋求新的思想。這期間最重要的一個啟蒙者是嚴復,他從英國學習歸來,致力於介紹西方思想,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穆勒的《論自由》、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和史密斯的《原富論》等八種主要的西方著作。嚴復介紹西方思想的目的是為了促使中國迅速強大。

西方思想家強調自由思想,是把人作為目的,人的自由作為終極目標。而國家強大只是在獨立、自由、強大的個人基礎上的副產品。奠定美國民主基礎的《獨立宣言》,沒有一個字談到要把美國建成強大的國家,全篇主要是談個人的權利和自由。但美國卻成了當今世界唯一最強大的國家。道理很簡單,只有獨立的個人,才會有獨立的國家;只有自由而強大的個人,才可能結出繁榮而強大的國家這個“果”。

但在嚴復們那里,卻是因果倒置,自由思想變成了手段,成了建立強大國家的權宜之計。因此他把《論自由》書名改成了《群己權界論》。

嚴復的強國論頗引起共鳴。當時一批著名知識份子都認為強國比民主更是當務之急。如錢瑞升、丁中江、蔣廷黻等,都主張在中國實行德國式的獨裁統治,認為只有高度集權,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把中國建成強國。當時小學考試有道選擇題,“最好的制度是君主,民主,還是獨裁?”正確的答案竟是“獨裁”。

今天被海峽兩岸政府都推崇的孫中山,當年倡導的“三民主義”,其核心內容“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民族主義),建立民國(民權主義),平均地權(民生主義)”,重點仍是國家強大,而不是個人權利和自由至上。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冒出一批像陳獨秀這樣既年輕又才華橫溢的知識份子。他們對傳統文化深刻批判、毫不留情。五四運動雖然喊出了“民主”和“科學”,但民主仍是作為強國的手段而被強調的。當他們發現民主效率低,不能迅速強國時,民主就被獨裁的口號所代替了。所以,高舉“愛國主義”旗幟的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既沒有救了國,更沒有救成人。

而建立在集體主義基礎之上的共產主義,和國家大於個人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就把強國和國家至上的理論發展到了頂峰,徹底消滅了個人價值,人完全成了專制政權下的奴隸。

這種為了國家強大而先犧牲個人自由的思路,至今仍然像春藥一樣使釵h中國知識人興奮。當今的“新權威主義”、某美學家提出的“先經濟發展,後個人自由”等,都只不過是炒已經失敗的前人的冷飯而已。而這種“強國第一”“穩定至上”,連“軍政”“訓政”的階段都不設定的理論,到底還要讓罪惡累累的共產黨統治多久呢?中國到底要強大到什麼程度,中國人的素質到底要提高到什麼水平才配享受民主呢?

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主旋律仍是“愛國主義”。這個詆毀個人主義的口號泯滅了無數次民主的萌芽。所以,無論是以前,還是今後,任何高舉“愛國主義”大旗,而不以人為出發點和終極目標的運動都注定會失敗。

●西方制度︰不符中國國情

在中國近代史上主張全盤西化的呼聲,最終都被東方文化特色、民族主義等浪濤所淹沒。所謂西化,主要指建立在尊重人的政治權利之上的民主制度,和建立在個人主義之上的文化價值。與東方的國家、集體至上相反,西方的這種制度和這種文化價值的取向,都是以人為中心的。所以說,西化就是人化。那些認為中國不適合西化的理論,就等於說中國人不配人化。

以胡適為代表的少數幾個主張“全盤西化”,走英美道路的知識份子,也有時不夠堅定。胡適提倡“全盤西化”,後來在壓力下改為“充分世界化”。他曾去過一趟甦聯,看到列寧史達林的集體農莊後,回來就倡導社會主義救中國。在《獨立評論》的發刊詞中,胡適說,“短時期的專制反可成為達到民主政治的途徑。”1926年胡適還宣稱,“18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19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胡適在1953年曾公開懺悔當年認同社會主義是“犯了錯誤”。)

從文化上,胡適也時有在中國和西方兩面搖穠滷“峞C胡適在康乃爾大學求學時曾用英文寫了《中國之婚俗》一文,投給校刊發表,內容竟是為中國的包辦婚姻辯護。胡適本身就是父母包辦婚姻的受害者,但他的文章卻洋洋灑灑論述父母包辦“早婚”的四大好處,並批評西方的自由戀愛是不堪忍受的習俗。

胡適抵美第二年,準備寫一部英文書,書名擬為《為中國社會制度辯護》,目錄已列好,包括“祖先崇拜”、“家族制度”、“婚姻”、“婦女地位”等十個章節。

曾經非常崇拜西方的新潮詩人徐志摩,來到美國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寫的題為《論中國婦女的地位》的碩士畢業論文,全篇是為封建社會中的中國女性地位辯護,說納妾對妻子並不是侮辱,強調中國女人一直和男人平等,並為丑陋的“纏足”辯解說,“西方婦女流行的束腰又比中國的纏足好多少?”

與胡適、徐志摩這種對中國人罵中國文化,對西洋人捧中國文化的情形相反,精通英文的林語堂則在他的英文著作《中國人》中對中國傳統文化嚴厲批判,對中國人的“消極避世” “超脫老滑” “因循守舊”的習性毫不留情地嘲諷。但回到中國後,林語堂為國人演講時,則把他在《中國人》中所鞭撻的東西大加贊揚。在《啼笑皆非》“時變篇”中,林語堂猛烈譴責西方“白種人”。

八十年代中期,由於開始接觸到一些西方著作,一大批中青年知識份子又開始崇拜西方,響往藍色海洋文明。但近年來,這種渴望西化的聲音又開始被“東方特色”、“獨特國情”和“民族主義”等口號取代。

為什麼一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總是這麼容易動搖對西方民主制度的信心,對西方文化價值的認同?我認為主要有這樣幾個原因︰

第一,對西方的響往只是感性的,沖動的,而不是經過深邃思考後,發自骨子里、流淌在血液里的認同。雖然這種感性的吶喊也可以充滿激情,但由於對西方價值的根基把握的不全面,認識的不深刻,因而這種激情往往會潮起潮落,經受不起挫折。

第二,把西方民主制度完美化。一旦發現西方制度中的弊病,就開始回頭,要尋求比西方民主制度更好的第三條道路。共產主義已經是人類追求完美的一個惡果。在沒有完美的人的地球上要求建立完美的制度本身就是行不通的。西人早已說過,如果沒有專制,民主就是最壞的制度。

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釵h學者一直在批評現有民主制度中的弊病,也一直在尋找更好的制度。如果在西方這種資訊可以自由流通、思想可以自由交流,並且已經實行比專制要好的制度里,專家們仍研究不出更好的社會制度的話,那麼在資訊封閉,思想不可以交流的專制社會里,怎麼可能有人冥思出比現今西方制度更好的制度呢?即使苦思出來,也完全沒有檢驗的可能,只能是閉門造車。

也就是說,當中國人還在趕牛車的時候,硬要強調汽車的弊病實在太多,他們一定要研制出既沒有污染,又不出車禍,卻比汽車更快的工具。且不說僅有趕牛技術的車夫,要研究汽車的弊病實在是強己所難,而汽車的弊端也只能在汽車里,在汽車的技術之上才可能研究明白。

中國人研究第三條更好道路的精神非常可嘉,但起碼應該呼吁先讓老百姓坐進能遮風擋雨的汽車里,這總比讓民眾們在牛背上硬挺著暴風驟雨,等待那個還沒有影子的“第三條工具”要好。

第三,把西方某屆政府、某個組織或某些人的行為和西方的民主制度、文化價值相混淆。印度知識份子也犯了這個毛病。由於印度當年曾被英國統治,就永遠跳不出被殖民者的心態。他們除了實行民主選舉制度以外,其他方面一味反西方,拒不接受西方市場經濟等文明價值。這是印度至今仍很落後的原因之一。

中國駐南斯拉夫領館被炸,在中國引起了一場反美浪潮。且不說領館是被誤炸,即使是被有意炸毀,那也只是美國這一屆內閣的行為,既不是歷屆美國政府的行為,更不是全美國人的舉動。它和美國的民主制度和西方文明價值都沒有必然的關系。那種由於西方某屆政府的某項政策對中國政府(還不是中國人民)不利就反對西方民主制度、否定西方文明價值的行為是一種弱智。

第四,來到西方就捍衛中國文化。很多當年在國內激烈抨擊中國文化的人,來到西方也因不願被西方人看低而捍衛起中國文化來。在捍衛中國文化的同時更生出對西方文明的抵觸情緒。漸漸地,捍衛中國文化又和捍衛中國政府連在了一起。那種少數族裔的地位和邊緣人的心態,導致他們盲目地單戀母國,最後連母國的專制統治者都一起認同了。

這種現象在華僑中體現更突出。就群體而言,大概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的中國人比在美國的一些華僑更反美。也就是說,沒有任何一個群體比這個在美國民主制度的保護下,享受著西方的物質和精神文明,卻強調中國人只配專制的群體更無恥。

第五,身在西方社會的人,由於自身所遇到的生存逆境而產生反西方情緒。首先,是歧視問題。世界上很少有哪個社會沒有歧視。中國大城市的人對農村人、小地方人的歧視並不亞於白種人對其他族裔的歧視,而在美國的中國人對黑人的歧視遠超過白人。即使歧視存在,也不是制度上的,更是遭到美國一致的道德譴責甚至法律制裁的。其次,由於語言缺陷帶來生存困境,而導致痛恨西方。一個人不能流利地運用居住國的語言,自然找工作,謀生不易。這怎麼能是西方國家的錯?沒人請你到法國去,沒人邀你到美國來,是你自己拼搏拿到護照,僥幸得到簽證,又歷盡千辛萬苦獲得綠卡。別人穿著鐵底釘鞋在競技場上賽跑,而且已經跑了好幾圈,你拖著草鞋硬要擠進來比賽。賽不過就指責比賽不公平,卻又不肯回到都穿草鞋,又和你在一個起點的人群里去比。所以這些人就只能一邊難受,一邊大罵西方。

第六,這是最遺憾的一條︰那些發自內心熱愛過西方文明,又有能力向中國介紹西方的知識份子們,卻沒有把精力用在研究西方制度、向中國人介紹西方思想上。

例如,胡適雖然一生絕大多數時期都相信只有西方文明能救中國,他死前的最後一次重要演講仍主張全盤西化。但在晚年他卻用了20年時間為中國古書《十三經》做注。很多人惋惜胡適這位思想家把生命耗費在這種其他匠人可以做的事情上,而沒有去寫更需要、更缺乏的傳播西方思想的著作。

一直響往西方,教誨中國人不要讀線裝書,只讀洋書的魯迅,也沒有拿出一本介紹西方思想的書。晚年他也像胡適一樣,去整理國故。

一百年來,中國一直在“強調新民”,“高喊愛國”,和“抵制西方”這三個怪圈中循環。如果下一個世紀中國人還不能簡瘜o三個怪圈的話,不管跋涉得多麼艱辛,都只能是原地踏步。

(載《爭鳴》1999年12月號)

1999-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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