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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你在哪裡?

康尼 曹長青

他們懷著憧憬,懷著渴望,懷著與死亡搏鬥了一百多天也沒有放棄的美國夢,終於在1993年6月6日清晨來到了自由女神腳下,但迎來的卻是監獄和鐐銬。

200多天過去了,這些中國難民仍在獄中,面臨被遣返。在費城西部75哩的賓州約克郡監獄就關押著110名。幾天前,我們從紐約專程去那裡採訪了這些難民。

這是我們第一次來到美國監獄,它和在電影中看到的一模一樣,要隔著厚厚的防彈玻璃,與被訪者用電話交談。監獄長哈根先生給了我們一點小小的特權,允許在非探視時間單獨採訪,而且時間也不限制。我們總共採訪到了八位難民,他們每人都有一個心酸的故事——

●參加民運,失去學籍

24歲的王禮彬雖然穿著一身囚服,但略顯蒼白的臉上的微笑,仍透露著學生的單純和清秀。他是福州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系學生。八九民運時,他和同學及很多市民匯集在福建省會福州市的著名“五一”廣場,在省政府門前靜坐示威,聲援北京的學生運動。他的語言才能使他被推選為宣傳委員,負責撰寫標語。五一廣場上的四次大型示威集會,他都是組織者之一。

六四北京屠殺之後,福州也開始抓人。有40多位學生被當地公安局通緝。他在鄉下一位表姐處一直躲藏。1990年3月7日,他所在的學校給他家一紙通知書,上面寫著:“六四期間,王禮彬參與本地學生暴亂,嚴重觸犯了國家法律,已構成犯罪行為。經學校政務會議決定開除其學籍,並移交公安機關立案審理。”王禮彬是農家子弟,在長樂縣第六中學時,他是高才生。當年該校和他一起考上大學的文理科學生只有四人。在失去了學業,又面臨牢獄之災,走投無路之下,他的表姐通過朋友聯系到“蛇頭”,所有親戚湊錢,交了六千美元頭款,在一個漆黑夜晚的海灣,他登上了“金色冒險號”。

今年才17歲的喬盛也曾在福州五一廣場的游行隊伍中。他當年是距福州兩小時車路的長樂縣中學的學生。他年齡雖小,但廣場上慷慨激昂的演說,感染了他的熱情與興奮,他也起勁地跟著喊口號,並去給絕食者買冰棍、運汽水。他曾和那些大學生一起拍照留念,在照片後面,還各自簽上了名字,他們共同感到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歷史時刻。

六四過後,公安局按照搜查到的有簽名的合影照片,找到了長樂中學。於是當時年僅13歲的喬盛就被學校開除了。他的父親是小學教師,在幾年奔波毫無結果的絕望之中,將喬盛和湊到的七千美元一起交給了“蛇頭”。

●懷胎九月,強行催產

“金色冒險號”上的難民,很多是為了逃避中共“一胎化”政策帶來的迫害:

只有小學文化的鄭新炳憨厚得有些拙笨,這位37歲的長樂縣農民連自己的遭遇都無法連貫地講述,只能問一句,他答一句。他們夫婦有兩個孩子,後來又偷偷生了一個女孩。當局發現後,除了罰款,還要抓住他們夫婦任何一個做絕育手術。他們嚇得把剛生下來不久的女嬰送給了別人,但上頭的計劃生育人員仍不放過,到村上來抓人。他們夫妻各自躲藏到親戚家中。最後他挺而走險偷渡來美。

“你已經有了兩個孩子,為什麼還要呢?”他淒苦地回答說,“種田的不像城裡人,沒有孩子,到老了誰養啊?共產黨不管我們啊!”

“你知道偷渡來的華人在美國的艱辛嗎?”他把那張干裂的嘴唇緊貼住玻璃窗後的電話聽筒:“知道。但我們不願在大陸受共產黨欺負。”

鄭新炳在家鄉承包兩畝田和一個魚塘,一年省吃儉用,能掙四千人民幣,生活還過得去。但他感到受欺負。例如,他的一畝田季產900斤稻谷,當局征收300斤,拿走了三分之一。給的糧價不到市場價格的一半,有時,只給一張“白條”。當局賣的化肥、農藥卻都是高價。一度電,收費要一元錢。還有各種攤派,修一條馬路,要大家分攤;每年有人當兵,要出“當兵費”,村上每個人頭得出七塊錢。

張牧林可沒有鄭新炳那麼幸運。他婚後剛有第一個孩子,當局就以未到指定年齡生孩子,罰款兩千元。後來他在村民大會上提出“強迫計劃生育不民主”,結果被抓到派出所關了一個星期。他為躲避絕育逃走後,家中房子竟被村幹部拆毀。另一位難民感慨地說,他的一個親戚遭遇更慘。這位親戚已有兩個女孩,一心想要個男孩。偷偷懷孕後,東躲西藏。最後終於被發現,在五、六個警察的包圍下,當時已身孕九個月,眼看就要分娩的人,被強行拖上警車,拉去醫院強迫催產。她的嚎啕大哭和苦苦哀求,以及如此大月母親可能的生命危險,都未能感化黨幹部像手術刀一樣堅硬的心。孩子被催生下來還會哭,是一個男孩。她不顧手術的疼痛,去搶自己的骨肉,但這個啼哭著的小生命竟被當場掐死。這個孕婦從此瘋了,見人就說兩個字:孩子,孩子。

今年27歲的林德鋒和他的妻子因已有兩個孩子,就要被抓去做絕育。當時他妻子才25歲。誰能保證這麼年輕的一對夫婦就一定不會再婚再嫁?一旦如此,讓這對已不能再生育的農民夫婦怎麼再娶親嫁人?被關押在新奧爾良監獄中的18名女性中國難民,大都有這種生育上被迫害的經歷。而一位36歲的程姓難民,只因為揀到一個別人遺棄的女嬰,就被認為破壞了計劃生育政策,罰款五千元。她回憶說,當時那個女嬰在路邊啼哭,眼看就要餓死了。

●425天偷渡,九死一生

他(她)們的故事各不相同,但偷渡的過程卻是同樣艱險。頭髮過耳,眼泡略腫的龍明一臉憂鬱,這位29歲的小伙子談起偷渡的艱難幾度哽咽,說不下去。1992年4月,他和十幾人在蛇頭帶領下由雲南的打落鎮偷渡進緬甸,步行兩個月橫穿緬甸到泰國。為防在緬被抓住,四個蛇頭轉碾接應,領他們走那些山間峽谷,沒人煙的荒郊。那澆透脊梁的暴風雨,不見天日的原始森林,還有夜宿荒山聽餓狼嚎叫的恐怖,以及靠一頓飯徒步跋涉一整天的艱辛,都成為他今天不堪回首的夢魘。

他說,“僅那一天十幾小時的步行我就吃不消。我和很多同伴都不想走了,但我們語言不通,地理不熟,在深山密林,停下就是等死。只得硬著頭皮咬牙往前走。”

在泰國,他和280多名偷渡者一起幾次換船,最後登上了駛向美國的“納吉德”號。九月底,船開到毛里求斯時,由於蛇頭與船公司在錢上發生糾紛,竟停開了一個月,船上幾百人斷食了三天。

他嘆著氣說,“最慘的是船開到肯尼亞(與索馬里比鄰)的莫巴沙港口,一停就是六個月,把我們幾百人關在船上,只有米飯,沒有菜,一天給一點水。中國人不習慣非洲國家的炎熱氣候,再加上關在船艙底下近200天,有一百多人得了病。慘透了。”

當他們終於在肯尼亞公海換上了“金色冒險號”後,又在好望角遇到了兩天的風暴。船舵的軸斷了,船員都穿上了救生衣,準備逃難。在狂風暴雨中,關在船艙底下的毫無救生設備的幾百人隨著顛簸在艙底被搖得跑過來,擁過去,一片驚叫、呼喊和哭聲。

經過如此九死一生,當龍明看到紐約的萬家燈火時,他和船上290名同胞激動得心都要跳到嗓子眼兒,他們終於看到了那閃爍的自由!從進入緬甸那天到此刻,他已跋涉了425天,在大海上飄泊了16,000海哩,穿過了馬六甲海峽、印度洋、好望角和大西洋!他說,“當船上的擴音器播出,這就是紐約時,會水的游水上岸時,所有人都熱血沸騰,會的和不會的都一頭栽到那刺骨的水中。後來得知,淹死了11個人。”

●鐵窗生活,痛不欲生

在約克監獄關押的110名難民,年齡從17到45歲不等。最初他們連褲衩都沒有,因獄方只發囚服,不管短褲。他們卻無法表達,因獄方沒有配備翻譯。這不是一所應該關押這種偷渡者的監獄。移民局選擇這裡,因為此地偏僻,不是新聞焦點,可以盡快將他們悄悄遣返。

對於非法進入美國的難民,有兩種處理方式。一種是如果踏上了美國領土,可進入遣返法律程序,在這一作業過程中,這些難民可以先被保釋出獄;另一種是,沒進入美國領土,直接遣送,不能保釋。對於“金色冒險號”的難民,移民局是按他們沒有踏上美國土地來處理的,理由為他們都是警方從船上帶上岸的。難民爭辯說,“金色冒險號”早已進入美國領海,是在距長島海灘幾百米處撞灘的,且很多人已游到岸上。但移民局不聽這種申辯,對這些難民的聽證會草草進行,而且不讓記者和律師參加,當地報紙稱之為“黑箱作業”。知情者說,移民局是想殺一儆百,遏止以後的偷渡,因而不顧事實,簡化法律程序,以便盡快達到遣返。

為抗議這種不公,約克的一百多難民集體絕食四天。他們在“聲明”中說,“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殺,計劃生育,使許許多多炎黃子孫在心理上受到創傷,在肉體上受到摧殘,有的甚至無家可歸。我們痛不欲生,力爭要來到講民主、有人權的領土,才背上血債累累的包袱,告別妻兒父母,經過一路艱辛和生死。”“難倒把掉進火坑的人再添上火柴,讓我們更痛苦難熬?我們現在被關在這裡,有苦也說不出。”“如果把我們送回去,我們寧願死在這塊有民主、講人權的土地上。”一位浙江難民在這種磨難的刺激下,神經失常,現在獄中特殊醫療護理。

在新奧爾良監獄關押的女性中國難民,還被戴上金屬腳鐐。她們每天在哭啼和昏睡中渡過。至少有一人自殺未遂。在理海谷監獄,16名想自殺的中國難民,被警方轉移到特殊房間,一級看管。他們中有漁民、電工、紡織工人和藝術設計者。

●義務律師,無償幫助

約克郡的居民被移民局的做法激怒,認為對中國難民太不公平。30多名律師出面義務為這些難民打官司。七個多月來,他們付出了幾千個無償的小時。這些小鎮上的律師從沒有辦過政治庇護案,他們自己掏錢請外地有經驗的律師來傳經授道。

律師行業在美國的名聲並不佳。有則流傳的幽默是:新澤西州長說,新州垃圾筒多,加州律師多,因為新州有先選擇的機會。但約克的律師卻在改寫它的內容。王禮彬感動地說,他的免費代理律師羅巴遲先生(Lobach)是當地律師協會的主席,業務繁忙,卻經常與他的太太一起來看望他。每次來,都要送給他一些郵票和有趣的讀物,並詢問他需要什麼。這對律師夫婦很喜歡這位聰明、清秀、參加過八九民運的中國青年,他們說,“我們會盡全力打這個案子,直至打到美國最高法庭。”

鄭新炳的律師也是義務的。這位50多歲的女律師自己掏錢為他買衣服、中英字典,還三次送給過他60元錢,讓他買些必需品。

當地熱心居民為此聚成了一個叫做“金色前景”(Golden Vision)的團體,核心成員有50多人。他們每周定時在約克監獄門外舉行為中國難民獲得自由的禱告活動,還自費每周出版寄發250多封新聞信,呼吁各界向中國難民伸出援手。聖誕節時,他們給分別關在幾所監獄的全部“金色冒險號”難民都寄了印有中英兩種文字的節日卡。

●分享意識,美國精神

我們去的那個星期天,正好趕上參加了他們在監獄門外舉辦的第22次禱告活動。約克當晚氣溫是攝氏零下十幾度,站在白皚皚的雪地上,寒風刺骨。它喚回我們久違了的在哈爾濱的街頭等公共汽車時,那種腳趾頭要被凍掉的感覺。禱告活動是在下午四點多開始的,當時日頭已落了,但一群人圍成一輪新的太陽,熱情地為中國難民盡快獲得自由祈禱、歌唱。在高舉著的”釋放我們的中國兄弟姐妹”的標語牌下,教師職業的羅勃特•麥瑞爾先生用凍得發紅的手彈琴助唱,大家跺腳和拍。麥瑞爾每周為這些難民作一支新歌,並將這些歌曲錄制成了一盒磁帶。在這空曠的雪地上,在緊鎖的監獄大門對面,在這鮮為人知的小鎮,這一群普通的美國人,為那些他們從不相識、來自一片他們從未踏上過的土地的中國難民真誠地禱告。他們中有律師、店主、秘書及電腦工程師等。78歲的房地產公司經紀人理查德•金先生和他77歲的太太是當天參加者中年紀最大的,這對老夫婦在寒風中顫抖地依偎在一起,神情專注地說,“讓金色冒險號上的難民獲得自由和庇護吧。”

最讓人感動的是唐娜(Donna),這位63歲的美國女性每天清晨七點都趕到監獄門口,為裡面的中國人祈禱15分鐘。為了不耽誤上班,她要每天早上五點半起床吃飯,因為從她家到監獄還要開半小時的車。除了聖誕節和新年與家人團聚,她每天都風雨不誤這樣做,至今年一月底,她已堅持了139天!一個人即使為自己,做一件事能連續堅持一百天都不容易,但她是為了這些素昧平生的人。這需要一種怎樣的精神和情懷!我們擠進一輛車中取暖並與她交談,她說,“我不管他們來自哪個國家,我只知道他們是Human Being,他們應得到公平對待,應有尊嚴和自由。”“美國經濟雖然不好,但是,我們有足夠的資源分享。”她強調說,“一塊麵包,不是在你吃夠了時,分給別人一點,而是在麵包不多的時候,大家要分享。因為我們是人,是同類。”

站在他們中間,你會感到一種靈魂的淨化。它迫使你思考,為什麼僅有兩百年美國就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什麼是美國精神?在約克郡這些最普通的美國人身上你會找到一部分答案:這種不分種族、國界、文化的分享精神;這種關注他人的生命、尊嚴、命運的同類感;這種Human Being意識。美國人常說Human Being,這個詞在中文中很難找到準確的相應表達,把它譯為人、人類,似乎不能窮盡它的意思,或許譯為“視人為人”更合適。

“金色前景”中年級最大的是88歲的瑪格麗特女士,這位只比鄧小平小一歲的美國女性,卻有著一顆善良、慈愛的心。她在家中接受採訪時說,“把這些難民關進監獄是不對的,他們沒做錯什麼事,只不過像我們的祖先做的一樣,來這尋找自由和機會。”“他們不是罪犯,他們是自由的尋找者,我們不能把尋找自由的人鎖在監獄裡。”八十多年來,她從未參加過公共抗議活動,這是第一次。因為她覺得對這些難民的處置實在不公平。

每次主持這項活動的瓊•瑪茹思婷女士(Joan Maruskin)通過教會全國組織,已找到了一百多個免費住處。她說,如果移民局釋放這些難民,他們每一個人馬上都有地方住。計算機程序設計師卡爾蓋了新房子,準備把原來的房子全部騰出給獲釋的難民住。

當瓊被問道,為這些素不相識的中國人如此傾心盡力希望得到什麼獎賞時,她說:“這些難民能獲得自由就是對我的獎勵。”很多難民從獄中給瓊寫信,表示將來不知怎樣報答她。她的回答很簡單:“傳遞這種愛。”(Pass it on)

當獄中的難民在電視上看到這些美國人風雪無阻地為他們祈禱時,很多人感動得哭了。一位福建難民說:“我們家鄉從來是家人或親戚朋友才互相幫助,極少幫外來的人。我們知道美國人好,但沒指望他們能這樣做。”

●中國古巴:雙重標準

在白人佔絕對多數的約克郡,對這批被關押的中國難民也有另外的議論。有人給當地報紙投書說,“應該把這些可能搶奪我們就業機會的難民遣送回去。我們應該先關心自己。”

對此,當地援助中國難民律師團主席崔比爾考克律師(Trebilcock)在報上撰文反駁說,“誰是‘我們’?這些總是定義你們、我們的人,從來不想幫助別人,或關心他人遭受的苦難。……三十年前,‘我們’坐在汽車前部,‘他們’被強迫坐在後部。”“這種思維使今天世界還被分為阿拉伯人對猶太人;黑人對白人。”他特別強調說,“美國作為一個自由的國家,有道義責任保護這些從罪惡的共產政權逃出,擺脫強制計劃生育迫害的難民,這是保護個人尊嚴,使個人的身體不受國家侵入的人權問題。”

“金色前景”中唯一的中國人、在當地一所大學擔任教職的周澤浩說,“毛澤東當年鼓勵多生育,想用眾多的人口去解放全人類。現在又180度大轉彎,強制‘一胎化’。政府想怎麼就怎麼,這種任意性的背後是人民成了犧牲品,民意被剝奪。美國政府既然高喊中國人權狀況糟糕,為什麼還要把這些難民送回到‘糟糕’中,使他們有可能被關進當今世界最臭名昭著的勞改營裡?” 他特別強調﹕“古巴難民偷渡來美,被當作英雄收留,中國難民卻要全部遣返。難道中共的專制比卡斯特羅的共產古巴要好?為什麼要實行雙重標準?”

《紐約時報》著名的自由派專欄作家安東尼•路易斯撰文說,“事實上,大部份美國經濟學家都認為,移民對美國的經濟貢獻大於負擔。”他特別引用馬里蘭大學學者Juilian Simon發表在《華爾街日報》的研究結果:移民從得到的公共服務與他們上交的年稅相比,平均每戶移民每年多貢獻了2500美元。

但在賓州,大多數華人對這些中國難民持冷漠的態度。而在全美對“金色冒險號”難民的排斥聲浪中,態度最強烈的卻是中國人。一位在移民局法庭給這些難民做翻譯的華人,竟當庭訓斥這些同胞說,“打了胎再懷不就行了,有什麼難好避?你們到美國來丟了中國人的臉,早點回家算了!”華人記者于金山就此寫道,“從美國華人對金色冒險號船民的消極態度來看,似乎忘記了這些難民是受害者的身份,是相當令人痛心的一件事。”另一位學者說,中國人是火不燒到自家,刀不砍到自己脖子上,就不會動心的。這是一種相當殘忍、自私的文化。

●國家霸道,侵入人身

對偷渡難民,一胎化政策,中國人之間有很多爭論。但在這些問題背後,至少有四個問題值得討論:

第一,如果被遣返,他們會有怎樣的處境?喬盛的父親在來信中寫到,“你已被開除了學籍和團籍,回來怎麼辦?現在被送回國的,不僅罰款,還要被勞教,也有被判兩年刑的。我們被蛇頭騙去了一萬多美元,合十幾萬人民幣,爸媽干一輩子也不能賺這麼多的錢,現在負債累累。爸的工資收入還不夠付出,你二弟還癱瘓在床上,你再被送回關起來,再加上罰款,叫我們一家人怎麼活啊!”另一位難民的家信中寫到:“長樂縣拘留所門前貼出已被遣送回的人的名單,每個名字後是罰款數目,有的兩萬,有的五萬。”

第二,來自長樂的家信還披露:抓到的孕婦裝滿了縣城大小醫院,最後把縣幹部招待所也佔用了。兩名孕婦不堪屈辱,從幹部招待所二樓跳樓,一人摔斷了腿。在抓風盛行時,一名胖女孩也被抓去,後來檢驗她只是過胖而已。

中共的一胎化政策,得到相當一部分人的讚賞。但從根本上講,它是以剝奪人的生育權利這一基本人權為代價的。中國的落後問題主要不在於人口,現在人口比毛澤東時代的八億多了四億,但誰都看到中國人的生活比以前提高。而且,在一胎化政策執行中,發生很多強制行為,尤其在農村地區,大小村幹部都有權抓孕婦。“抓”,竟成為天經地義;強制絕育,竟成為理所當然。當一個人強行將自己的一部份侵入另一個人的身體,這叫“強姦”,要受到法律制裁。但一個國家卻用刀子、鉗子強行侵入千萬個女性的身體,把她們體內的一個生命永遠地奪走,這種毫無人性的政策竟受到很多中國人的默許和讚賞。相當多的知識分子也認為,不管怎樣,控制了人口,國家才能強大。但是,我們設身處地想一下,如果那是你的妻子,已懷孕九個月,被按在手術台上強迫催產,嬰兒被掐死;如果那是你的母親,被羞辱地剝光衣服,把刀子鉗子插進她的身體,強行墮胎;如果那是你的女兒,剛剛二十多歲,就被扭綁進醫院,做了絕育手術,再也無法生育;如果那是你的家庭,因為不同意絕育,就要人被抓,被罰款,家俱被拿走,房子被拆毀,你難倒仍能無動於衷地認為,只要是國家強大,這樣做也無妨嗎?!這種“為了國家”的論調中國人聽得太多了,在中共建政以來,以國家利益的名義已經幹了太多殘害個人的事!

在西方,強調“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但私有的身體更是神聖不可侵入!一個國家,不管以什麼名義,也沒有權利強行侵入一個人的肉體。如果連這都要默許和讚賞,那還侈談什麼人的尊嚴、自由選擇和人權!

中國很多知識份子由於教育程度和其他生活條件的優越,不想多生孩子,因而對強制一胎化不那麼關心,並對農民多生育,頗為反感。但農民為什麼要多生孩子?憨厚的鄭新炳說出了實情,“沒有孩子,我們老了誰養啊!”這些農民沒機會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們也不像城裡人那樣有退休金,有醫療等各項保險。他們除了幾間房子和承包的幾分田,一無所有。他們沒有退路,沒有前途,沒有希望,子女,是他們唯一的保障和盼頭!而造成這一切的原因是他們自己嗎?政府難倒不應該為共產制度所導致的貧窮、落後負責任嗎?!

●世界雖大,無處可逃

第三,這些中國難民為偷渡到美,經歷了太多的艱辛和磨難。112天、繞了大半個地球的海洋飄泊,每一天都是在恐懼、饑餓、焦渴的非人生存條件中度過,還付出了11個人的生命。將經過如此艱辛、又已抵達美國的難民再送回去,總讓人感到近乎殘忍。

在我們採訪到的難民中,除二人外,都表示即使如此艱辛,有機會還會逃來。當一個人能再選擇一次把命都要搭進去的事,說明他在逃避一個多麼令人恐懼的地方!在世人譴責中共的人權記錄時,實際上中國八億農民在受著最嚴重的摧殘。不僅國家剝削他們,那些村幹部、黨官、土皇帝都騎在他們頭上。他們沒有文化,有苦說不出,因為連“狀子”都不會寫。這些沉默的大多數根本發不出聲音。大多數農民在逆來順受,他們認為這是“命”。但這些“金色冒險號”上的中國人不認這個命,他們鬥膽改變這個命,想追求一個靠近人的生活。如果不給他們申述的機會,就將他們全部遣返,美國政府如何面對自由女神像上的詩句——“把那些受苦受難的人交給我吧!”

第四,中共是這樣一個政權,即使你未觸犯過它,但只要在美國公開要求政治庇難,就已成為受迫害的理由。在這次採訪到的八位難民中,除了王禮彬、鄭新炳和林德鋒同意用他們的真實名字外,其他人都不敢讓刊出真名,只能用化名。他們恐懼被送回大陸遭迫害;即使他們能留下,也恐懼家人受打擊報復。這種恐懼不是說明迫害的存在麼?

不要說這些難民,即使在美國已享有自由的許多大陸人,甚至有些想去大陸投資的華僑,都對自己的言談小心翼翼,唯恐冒犯中共。當一個人連說話的自由都被剝奪的話,這是一種怎樣的摧殘。而面對這種摧殘都沉默、忍受甚至麻木的話,更是人類多麼深重的悲哀。

這些“金色冒險號”上的難民為了逃避被摧殘和迫害,歷經千辛萬苦逃到美國,如果連這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都不收留他們,讓他們再往哪兒逃呢?!

(載美國《世界日報》周刊1994年2月27日)

1994-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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