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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大于善舉(奧巴馬們錯在哪裡)

曹長青




美國的兩黨之爭,凸顯兩種理念的不同:左翼民主黨強調“平等”,要富人多繳稅,擴大社會福利,增加政府權力。右翼共和黨強調“自由”,要降低稅收,控制預算,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

左翼強調平等,認為這是社會的“善舉”,善舉(good)大于權利(rights)。為了幫助弱者,為了公共利益等“善”,可以侵犯、甚至剝奪一部分人的權利,尤其對富人、有成就的人,從而最大程度地實現社會平等。

右翼強調自由,認為這是人的“權利”,權利大于“善”。如果以善的名義,群體的名義,弱者的名義,公共利益的名義等,可以剝奪人的權利,那麼整個社會一定會走向群體主義,政府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人靠福利寄生,就把越來越多的權力給了政府,最后喪失的,是人類最寶貴的東西——自由。共產蘇聯和中國已經就此做了災難性的實驗。正如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在演講中指出的:“A country where everything is free but us.”(一個國家什麼都免費,失去自由的是我們。)

這種左、右派之爭,不僅是在美國,在所有西方民主國家,以及東方的日本、南韓等,他們的政治權力鬥爭,基本都是這兩種理念在較量。

那麼在平等和自由,善和權利之間,到底誰的價值更高?以美國為例,這種“善大于權利”之說,起碼有三點錯誤:

第一,它背離美國的立國之本,跟建國理念背道而馳。

人人平等,這是自古以來人類就追求的。美國剛建立時,傑弗遜等先賢就在《獨立宣言》中強調:人生而平等。但這個平等,不是指貧富平等、收入相同,更不是要“均貧富”;而是指權利的平等,或者說每個人都有追求和獲得財富的權利和機會。

《獨立宣言》強調的人的三大權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其中“追求幸福”的原意是指個人財產權。道理很簡單,沒有個人財產,生命、生活都沒有保障,談何幸福。所以后來《美國憲法》提到這三大權利時,更明確寫為生命、自由、私有財產權。《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這兩個被視為立國之本的最重要文獻,不約而同,都沒提到“財富均等”,反而強調的是人的自由和權利。

2012年去世的知名教授、前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威爾森(James Q. Wilson)曾概括說,美國的根基,或說美國的“獨特性”(exceptionalism,另譯“例外論”),美國跟世界其他國家的最不同之處,就是美國人從一開始就高舉個人自由(liberty)和權利(rights)的旗幟。這是美國的立國之本,是護衛美國一路走來的原則理念。

第二,“善大于權利”實行起來,必定帶來災難性后果。

如果強調“善大于權利”,就可以用“善”的名義,剝奪他人的權利。這個“善”可以是公共利益,可以是窮人弱者的名義,也可以是國家民族等概念。這個所謂的善是抽像的,是號稱代表群體的。于是,誰掌握了國家機器,誰有了權力,誰就可以站在道德高地,用代表群體、代表人民的名義,高舉行善、救窮人、救弱者的大旗,通過“高稅收”合理合法地強行剝奪別人辛苦勞動掙來的財產(不繳稅要坐牢),然后進行財富二次分配。

這樣做一定導致災難。因為政府不產生錢,把富人和中產階級的財產強行收繳,導致他們沒有更多的錢去投資,擴大再生產,並更多消費。結果就是失業率增高,經濟下降。同時由于需要大量人力進行這種“財產的二次分配”,政府規模迅速膨脹;需要分配的面越廣泛,管分配的政府人員就越多。政府當然是靠納稅人的錢養活的,于是老百姓的負擔就越重。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人躺在福利上“寄生”,極大地削弱了社會的生產力和經濟活力。而且這種做法是雙重不道德的:第一,讓納稅人養活不勞而獲者是對納稅人的不公平;第二,導致更多的人不願辛苦勞動,成為靠福利為生的、不對自己負責任的、沒有尊嚴的人;刺激人的負面本性發展。

例如800萬人口的紐約市,領取福利(welfare)的人,竟高達180萬,差不多每四人就有一個領福利。整個美國的數字更龐大,據《華爾街日報》社論,現在全美有4470萬人領取食品卷。在三億人口的美國,真的有14%的人飢腸滾滾、要靠政府食品卷過活嗎?根本不是!奧巴馬上台時,全美領食品卷的是2820萬人,三年后就巨增63%以上!而且很多人並非主動申請,奧巴馬政府居然做電視廣告,呼吁人們領取。有的州是以家中需要暖氣補助為依據發放食品卷,有的家庭暖氣補助費才是一美元,結果就獲得每月130美元的食品卷。

美國的這種福利開支數字驚人,據國會統計數字,今后十年,總花費將達7700億美元。這種所謂幫助窮人、均貧富的政府大撒錢,給懶漢們提供了絕佳機會,很多領福利的人,不是因為貧窮,而是乘機占便宜(實質是貪占別人的勞動成果)。《華爾街日報》不久前報道說,有所謂“窮人”用“政府食品卷”購買42美元一個的藝術蛋糕。

美國目前經濟滯緩的原因在這裡,希腊和歐元區的經濟危機等,都是這種高福利、高赤字、大政府的政策導致。共產國家是高舉“善”的大旗剝奪人的自由的極端典型。但它們無一例外,全都經濟蕭條、人民貧苦,“均貧富”把國家均得一窮二白,更剝奪了所有人的自由。“善舉”變成了“惡行”。

第三,“善大于權利”是不道德的。

但對于左翼的平等論,善大于權利,資本主義代表利潤,代表剝削,是不道德的等說法,右翼一直無法理直氣壯地反駁。直到從俄國移民來美國的哲學家安蘭德(Ayn Rand)四、五十年代先后寫出《源泉》和《阿特拉斯聳聳肩》等暢銷小說,以及《資本主義:未知的理想》、《利己的美德》等理論專著,論證資本主義是最道德的商業方式和經濟制度,雄辯地論述了不損害他人的“利己”不僅是道德的,更是人類創造和發展的“源泉”,才在理論上為資本主義的道德性“正名”。

后來哈佛教授、知名政治哲學家諾齊克(Robert Nozick)就此寫了專著《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繼承和論述了“權利大于善”的根本道理:雖然無政府不可取,但大政府就是大災難,只有最小規模的政府,才能最大保證個人權利和自由。在該書自序中,諾齊克第一句話就是“個人擁有權利”,隨后提出一個重要命題:“個人權利”留給“國家”多少活動空間?

諾齊克問的不是國家給個人多少余地,而是:個人權利為國家留下了多大活動空間。這種提問方式,明確了個人和國家的關系,確定了個人權利是根本。而資本主義制度,為人的發明、創造、交換提供了(和其他任何現有模式相比都是)最公平的平台,是最體現人的權利、人的自由精神的體系,所以,它才是最道德的。

而那種以群體的名義剝奪個人權利的所謂“善”,本質上是“偽善”,因為它是以強迫方式(強行征稅)進行的。按諾齊克的說法,缺乏“正當性”的所謂“善”,一定不會是正義的。如前所述,它不僅是偽善,更是惡的根源。正如哈耶克等很多名家指出的,人類的重大災難,都是在“行善”的正義大旗下發生的。

美國的兩黨之爭,其實體現的是整個西方的左右派的兩種理念的對陣。這兩種價值取向的選擇,不僅影響今天的美國和世界經濟,也是人類政治理念爭鬥的永遠焦點。

2015-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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