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停止更新. 請訪問新站 cq99.us 長青論壇 多謝支持 .

從書本走進西藏

曹長青

《開放》雜志的編輯囑我寫篇文章介紹有關西藏研究的書籍,我感到力所難及,因為我不是西藏問題專家,而有關西藏的中英文書籍很多,難以全面把握。這裡只是把我讀過和知道的一些重要書籍簡略介紹一下。按作者所在地域分為四類﹕西方學者﹕流亡藏人﹕中國大陸;中國持不同政見者。

近年西方學者寫的西藏的書有七、八本。其中影響較大的是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記》(John F. Avedo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紐約,1986)。艾夫唐是原美國《新聞周刊》的記者,他三次去印度,前後採訪了上百名藏人,包括很多重要的歷史事件見證人,以及達賴喇嘛本人,用了四年時間,寫成了30萬字的專著。

這本書主要報導達賴喇嘛1959年和八萬藏人逃亡到印度後的情況,其中穿插西藏的歷史,以及中共軍隊佔領西藏前後的事件。由於艾夫唐是訓練有素的專業記者,此書給人以客觀、真實、資料豐富的印象。

該書英文版在1986年出版,廣獲好評。《洛杉磯時報》稱“艾夫唐記述的西藏,猶如索爾仁尼琴記述的蘇聯,艾夫唐詳細敘述的真實故事令人目瞪口呆,他所傳遞的雙重信息——被中共鎮壓的西藏以及流亡在雪域之外的無畏的自由西藏——成為近年來最具有意義的報導文學。”《華盛頓郵報》評論這是“一本擲地有聲的書,如果你有一顆關切這個時代的正在掙扎的靈魂,此書不可不讀。”

有意思的是,這本書的中文版是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湖南的尹建新把它翻譯成中文,西藏人民出版社在1988年3月出版發行。據後來台灣慧炬出版社重印此書的說明,該書在拉薩被搶購一空,其內容成為大街小巷人們議論的話題,拉薩西藏大學的多數學生都讀了這本書,他們認為從此書才瞭解到西藏的真實歷史。但該書出版不久,就被當局強令停止發行,並收繳已售出的版本。中共在“緊急通知”中說,此書的公開發行是“工作中的失誤”。

1991年台灣常出版佛教書籍的慧炬出版社重印了此書,對大陸譯本一字沒動。

●《西藏生與死》獲獎

另一本可以和這本書互相補充的是法國學者董尼德寫的《西藏生與死》(Pierre Antoine Donnet: Tibet: Survival in Question,倫敦,1994)。董尼德也是新聞記者,曾派駐北京五年。他的這本書側重寫西藏內部的情況,例如1959年藏人起義,藏人在中共殖民統治下的苦難,藏文化如何被破壞瀕臨毀滅等。

董尼德的書對北京和達蘭薩拉都有批評,例如書中說,關於到底西藏人口有多少,“北京和達蘭薩拉都在玩弄數字遊戲。”《西藏生與死》獲得了法國“亞歷山大—戴維德尼”文學獎,並被譯為日文、英文和中文(台灣時報出版社1994年出版)。

●《喇嘛王國的覆滅》被北京偏愛

西方學者另一本重要的書是美國學者梅.格爾斯坦寫的《現代西藏的歷史》(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柏克來大學,1989)。格爾斯坦在書中對西藏農奴制的黑暗面毫不留情地揭露。一些為北京的西藏觀點辯護的人,經常引證這本書中的資料。該書被中國大陸“時事出版社”1994年翻譯出版,書名被改為《喇嘛王國的覆滅》。把原書名做這樣大的改動實在太有損翻譯道德。這也反映出中國大陸在選擇翻譯西藏書籍方面的意識形態動機。

另外幾本西方人寫的關於西藏的書,沒有被翻譯成中文。例如像哈瑞爾1954年寫的《西藏七年》(Heinrich Harrer: Seven Years in Tibet,紐約,1954),曾被翻譯成幾十種文字,成為全球暢銷書。去年此書被好萊塢拍成電影,更是走俏。

此外還有科爾寫的《天葬》(Blake Kerr: Sky Burial,芝加哥,1993);理查森寫的《西藏和她的歷史》(H.E. Richar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倫敦,1962);波拉格寫的《西藏的地位》(Michael C. Praag: The Status of Tibet,美國科羅拉多,1987)等。

香港《南華早報》駐北京記者貝克寫的《餓鬼﹕中國的秘密大饑荒》(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紐約,1996),其中詳細寫了西藏在六十年代初中國“大饑荒”中餓死人的情況。貝克在中國大陸查閱了很多那個時期的中共文件資料,因此該書證據詳實,很有說服力。據貝克的調查,西藏是“大饑荒”中餓死人最多的地區之一。達賴喇嘛的私人醫生當時正被關押,饑餓難忍時,把自己便出的一條蛔蟲又吃了下去,而且還切成三段,珍惜地分幾次吃。該書現在也還沒有譯成中文。

●達賴喇嘛的自傳影響最大

流亡藏人近年也寫了好幾本有關西藏的書,但大多是個人苦難的回憶錄。而且幾乎都沒有翻譯成中文。例如在西方比較有影響的是達瓦諾布的《紅星下的西藏》(Dawa Norbu: Red Star Over Tibet,倫敦,1974);嘉洋諾布的《雪地上的牧民》(Jamyang Norbu: Horseman in the Snow,達蘭薩拉,1979);達賴喇嘛的妹妹杰增白瑪去年寫的《我的故事》(Jetsun Pema: My Story,紐約,1979)。

藏人學者旺秋德丹.夏嘎巴寫的《西藏政治史》(W. D. Shakab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耶魯大學,1967。夏嘎巴是1949年之前西藏政府的澤本——相當於審計長)被大陸譯為內部參考書,該書主要闡述西藏獨立的歷史,它在藏人中影響很大,很多藏人偷偷傳閱。

最有影響的是達賴喇嘛的兩本自傳《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My Land and My People,紐約,1962,台灣譯為《吾土吾民》)和《流亡中的自在》(Freedom in Exile,倫敦,1990)。這兩本自傳都在台灣出了中文版。

《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是達賴喇嘛1959年流亡到印度後不久用藏文寫的回憶錄。這本書從達賴被選為靈童,寫到逃亡印度後的生活,不僅寫了他自己從一個普通牧民的兒子成為西藏領袖的過程,更寫出了西藏在那段時間的歷史。他寫的親切、自然,觸人心弦,讀者可以看出他是怎樣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為世人所愛的人之一。

《流亡中的自在》是達賴喇嘛寫的第二本自傳。書中不僅詳細地寫了他自幼作為宗教領袖在萬眾簇擁中生活的內心感受,也介紹了神秘的西藏佛教。他還描述了和毛澤東的交往,流亡中的艱辛和對自由的體會。讀者一般認為這本書比《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寫得好。

此外還有西藏流亡政府外交和信息部編著的《西藏的真相》中文譯本。此書全面論述了西藏的歷史和現狀,典型地反映了流亡政府的觀點。書中資料豐富,但有一定的宣傳味道。

如果想僅讀三本書就基本瞭解西藏問題,那麼最好讀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紀》、董尼德的《西藏的生與死》和達賴喇嘛的自傳《流亡中的自在》。

●北京出書著眼政治宣傳

中國大陸出版的關於西藏的書雖然是意識形態的一部份,但有些書字里行間仍有真實史料。例如中國大陸研究西藏的專家牙含章編著的《達賴喇嘛傳》(人民出版社,1984),雖然作者在書的“序言”中說寫作此書是“為了鬥爭的需要……用於對廣大西藏人民進行反帝愛國主義教育。”(哪有歷史學家這樣寫歷史書的!)但這本關於西藏歷史上14位達賴喇嘛傳記的書,還是有些真實歷史資料。

例如,北京經常援引三十年代末蔣介石派特使吳忠信去拉薩察看“靈童”,並主持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儀式(登基典禮),來證明西藏從屬於中國。牙含章在書中對此寫道,“所謂‘察看’,不過爭回國民黨政府的一點面子,實際上並無否決之權。”(見該書329頁)

該書附有多幅壁畫插圖,其中有兩幅分別是第五世達賴喇嘛和清朝皇帝順治並排坐在金鑾殿上暢談,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和慈禧太后並排對談。從這些壁畫插圖可以看出,當時達賴喇嘛和清朝皇帝皇后是平起平坐的,並無所屬或上下等級之分。雙方是一種“施主”和“被施者”的精神與世俗的互益關係。

●《走過西藏》賣了八萬冊

大陸近年也掀起“西藏熱”。在西藏生活了18年的山東出生的女作家馬麗華寫的五十多萬字的《走過西藏》(作家出版社,1990年),詳細介紹了西藏的鄉土風情,在大陸成了暢銷書,至去年三月,已第六次印刷,達79000冊。

大陸的中國人近年寫的另一本書是王力雄的《天葬》。該書今年四月由明鏡出版社在香港出版。王力雄的書在闡述西藏歷史部份很接近西方西藏問題專家的主流觀點,即歷史上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這種說法,證據並不充分。即使是清朝期間,也僅僅是“宗主國”的關係。

但王力雄對1950年以後西藏現實的闡釋,則有不夠客觀的地方。例如對1959年藏人起義遭到鎮壓事件,他說成是藏人暴力在前,解放軍不得不鎮壓,這與事實完全不符。對現在很多西方人同情支持西藏的情形,王力雄認為是西方人精神空虛,在佛教中尋求支柱。這和原台灣“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張逸駿的說辭一樣,這是不瞭解西方社會的簡單化結論。

●異議人士的“大中國情結”

海外中國異議人士關心西藏問題是很晚的事。1995年我編輯了《中國大陸知識份子論西藏》一書。該書次年由台灣“時報出版公司”出版。此書收錄了蔣培坤、丁子霖、嚴家祺、魏京生等14位異議人士的文章,都是同情或支持西藏人的。在這本書基礎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藏學學者司馬晉(James D. Seymour)和我又編輯了一本英文的《中國異議人士看西藏》(Tibet Trough Chinese Dissident Eyes),該書由美國M. E. Sharpe出版社去年出版,今年出了平裝本。

1994年聖誕節,我應邀去紐約一位民運朋友家聚會。有多位民運人士比我先到,我進門剛坐下,好幾個人就和我辯論西藏問題,強調西藏自古屬於中國。因為我剛剛發表了“獨立﹕西藏人民的權利”一文。辯到後來,我問他們的觀點是從哪裡來的,看了哪些有關西藏的書,令我驚訝的是,沒有一個人看過任何一本有關西藏的書。他們的西藏觀點都是北京長期宣傳的耳濡目染。由此我更痛感讀書的重要。只有各種觀點的書都讀一讀,才能從中分辨出西藏的真實。


(載香港《開放》月刊1998年12月號)

1998-11-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