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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目的是漢化我們」——新疆系列報導7之6

曹長青

中國民諺說,“天高皇帝遠”。北京確實很遠,距離烏魯木齊近2000英哩,但北京從來沒有忘記新疆,一直把它緊緊地控制在手裡。

自從1860年清朝軍隊佔領了新疆之後,中國人就階段性地、不間斷地對維族人進行鎮壓。最大的受害者是維族知識份子,以及維族語言和文化。

1949年帶著他的軍隊進入新疆的中國將軍王震,成為新疆的“沙皇”。他對穆斯林文化一無所知,因為他近乎文盲,是位農民造反者和共產黨人。他對新疆人,就像他在戰場上對國民黨軍隊一樣,政策只有一個字“殺”。

“1953年,王震幾乎把所有的老師都關進監獄,在他很短的統治時期,就殺了25萬維族人。”新疆的土著作家阿不克力木說,“有點知識的維族人,只要對中國統治者有一點不滿,就被定為‘分裂份子’。1970年5月29日,30個著名的維族知識份子在烏魯木齊郊外的洪橋被槍斃了。原新疆自治區政府副主席伊米諾夫,那一天也在他住的市醫院高幹病房203房間被秘密處決。”

每一次政治運動,維族知識份子都是被迫害對象。安卡拉的哈契泰大學講師艾爾肯(Erkin Ekrem)說,“1976年的政治運動,就有三萬人被投入監獄,其中大部分是維族知識份子。”他的父母是已退休的新疆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是經過那個時代的倖存者。

雖然今天中國的各個領域都比以前開放,但在新疆,維族學者還是不能出版獨立研究東土歷史的書。全部關於新疆歷史的書幾乎都是漢人寫的,當局緊緊地控制著這個權力。就像喬治.奧維爾在《1984》中所說的,“誰控制著過去,誰就控制著現在。”

在天安門屠殺發生不久,中國當局把內地的70名教授叫到烏魯木齊,組織會議批判新疆社會科學院維族歷史學家和研究員土爾洪.阿力瑪斯(Turgun Almas)的書《維吾爾》(The Uighurs),說這本書是抬高維族人,煽動分裂。

維族學者寫維吾爾歷史的書是很困難出版的,但阿力瑪斯把他的《維吾爾歷史》一書的名字去掉了「歷史”兩次,結果出版社以為是一般的書,才得以問世。批判阿力瑪斯的會議不讓他本人參加,更不要說有任何答辯的機會。而且那大部分都是漢人的70名教授,沒有一個人提到,《維吾爾》一書的資料依據是中國歷史學家寫的《史記》和《新舊唐書》。阿力瑪斯盡管已60多歲,但被關在家裡監視居住,他的家人則受到警察騷擾。

批判阿力瑪斯之後不久,新疆哈薩克族著名作家阿吉.庫瑪爾(Haji Kumar)被逮捕,罪名是“外國間諜”,但從來也沒有公佈證據。他的書也像阿力瑪斯一樣,全部被禁。

新疆大學的教授,並擔任中共全國政協委員的土爾孫.庫爾班(Tursun Kurban),也是因言獲罪。中共民族事務委員會安排新疆各鎮撰寫地方志,最後書稿集中到這位教授手裡審校。他根據這些資料研究統計出,維吾爾人僅在新疆鄉村(不包括城市)就有1350萬。這和當局公佈的全疆維族人只有720萬的數字有很大出入。他激動地給自治區政府主席打去電話,告訴他的新發現。幾天後他就被貶到校圖書館工作,因為他“發現”的維族人口數字高於當局公佈的,被認為不利於新疆的穩定。

“不要說歷史書,直到八十年代初,東土人都沒有自己的音樂書,”阿不克力木激憤地說。後來新疆人就此告狀到北京,要求有自己的音樂書,北京當局才勉強同意。後來阿不克力木主持編寫了22本音樂書。

維吾爾人的歷史與文化不僅和中國人的不一樣,語言也完全不同。維語是拼音文字,有32個字母,前26個和英文的一樣。但在1962年,北京強迫維族人放棄原來的文字,另編了一套新的維語書面文字。

“新維語中,很多詞的發音,像‘東方紅,人民公社’等,竟都和漢語一模一樣。等於完全漢化我們的語言,”阿不克力木說。“但到了八十年代初,中國當局又下令,廢棄新維語,恢復原來的老維語。結果在這二十年改變語言期間學習的維族孩子,等於人為地被變成了文盲。”

據說中國當局所以又決定改回老維語,因為他們發現新維語和土耳其語非常接近,擔心語言的接近會更使維吾爾人和土耳其人有共同的突厥族意識,增加維吾爾人的分離傾向。但老維語是阿拉伯語系,北京仍是無法切斷維族人和穆斯林文化的聯結。

“北京總是想漢化我們,”安卡拉的“突厥歷史學會”研究員、五年前從新疆出來的努爾阿妮亞說。“強迫維族人按照中國人的標準做事。”

《紐約時報》編輯馬耶爾(Karl E. Meyer)在1995年曾隨遊覽團到新疆旅遊,導遊領他們去和田市一個瓷器廠參觀時,他發現牆上的標語都是漢語,而這個18萬人的城市有96%是維吾爾族人。

在吐魯番附近的火車站,他注意到幾乎所有的指示都是漢語的,包括火車時刻表。這位旅遊者感嘆說,“對這裡佔多數的維族人來說,這是多麼不方便啊。”

馬耶爾還了解到,“距離北京2100英哩的喀什,是中亞最大的沙漠中城市,結果幾乎到了中午,這裡仍是黑天的。旅館的經理在早上八點搖鈴叫接待工作人員,發現他還在大堂椅子裡呼呼大睡。在這個20萬人口中90%是維吾爾人的城市,人們如果安排會議或見面,都是事先說清楚是‘地方時間’才能保證是在白天進行。”

這位《紐約時報》記者返回美國後,寫了一篇題為“亞洲失落的世界”的“編輯手記”。文中感嘆:“在中國的新疆,那種過去殘存的殖民主義的風氣,就像博物館裡的古鐘的遺跡。”

(載台北《自由時報》1999年10月25日)

2009-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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