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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梁啟超到韓寒

曹長青



在沒有思想自由的地方,任何能得以傳播的思想火花,都可能刺激大眾反叛的神經,引發共鳴的效應。在互聯網發達的今天,任何偶發或奇特的事件都可能使人一夜之間成為全國,甚至全球名人。韓寒嘲諷時政的博客,由於其短小、幽默、通俗易懂而頗受大眾歡迎,再加上小夥子長得很帥,還能賽車,於是更增加一層文章之外的、讓年輕人喜愛的偶像魅力。韓寒以此魅力,發表帶著當今年輕人話語風格的諷刺小品文,其所能發揮的風化專制的作用是獨特的,有著常人難以達到的效果。

Lady Gaga評美國大選

但遺憾的是,韓寒最近的三篇博客“談革命/說民主/要自由”讓人感到他犯了一個不小的錯誤:把名氣當成了智慧。不客氣地說,我看完之後,差點產生聽Lady Gaga評論美國總統大選的感覺。這三篇文章的邏輯之“差”,思維方式之“俗”,文筆之“糙”,不亞於孔雀忽然把背後轉給大家看了一下的效果。

其邏輯“差”在:他認為暴力革命不可行,但天鵝絨革命又沒可能,所以革命是沒有影的。雖然革命沒有影,但民主還是需要的。雖說民主是需要的,但中國人的民主素質是沒有的。雖說民主素質是沒有的,但是自由還是應該有的。雖說自由是應該有,但大多數中國老百姓是不想爭取的。——如此這般邏輯,不正是韓寒應嘲諷的對象嗎?

其思維方式“俗”在:流入“成龍一條蟲”的套路:中國百姓不配民主。

其文筆“糙”在:沒一個乾淨利索的句子,更不見任何昔日的小幽默,連年輕人的清新都不見了。看來真是邏輯一糊塗,文字就漿糊了。

很多人批韓寒,大概是因為接受不了忽然面對孔雀背後那實在不漂亮的一面。我寫這篇文章,是因為發現那麼年輕的韓寒,忽然穿上了從墳墓裡挖出來的梁啟超的馬褂。這“馬褂”其實一直被無數中國文人穿著,只不過套在被大眾一直當作孔雀而喜愛的韓寒身上,刺眼的效果更強了些。

這馬褂之所以值得談,首先因為絕不止韓寒一個人穿;其次因為當年梁啟超穿時還是新的,但今天它已腐爛不堪,很多人還得意地穿著,實在太難看。

華人“只能受專制不能享自由”?

在大清王朝晚期,梁啟超到美國考察,看到舊金山的華人吵成一團、勾心鬥角,也不關心美國政治,他悲哀地得出結論,華人“只能受專制不能享自由”,中國萬不可實行美國式的“共和政體”;中國人不配民主;更不能革命。革命會天下大亂,應該靠皇帝改革(開恩),等待從上至下的變化。但朝廷做的卻是,殺掉譚嗣同等維新派六君子,改良被嚴酷鎮壓,最後激起革命,清王朝被推翻。

從清朝的覆滅可看出,革命不是“反對”就可以避免的,它是統治者拒絕政治改革、激化矛盾、官逼民反的結果。不僅中國的辛亥革命如此,近代人類的幾場重要革命(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都是這種模式。它跟統治者的暴政有直接的關係。雨果在《九三年》中說,“大革命就是斷頭台”,它是路易王朝的巴士底獄的“塔樓”刺激出來的;“斷頭台”從地底冒出對“塔樓”說,我是你造成的血泪澆灌出來的。

所以穿馬褂的人們說“革命未必是中國好的選擇”沒有意義。因為是否發生革命,取決於政權的腐敗、殘暴程度。一百多年前,那麼領引全國思想風潮的梁啟超的言論都沒阻止得了中國革命,而如今,中共政權把既反對革命、更完全達不到梁啟超當年在全國影響力的人們都關進監獄了。更何況統治者完全拒絕政治改革,上下官員普遍腐敗,貧富差距巨大,社會嚴重不公。在這種國情下,每一天不滿都在劇增,革命的岩漿在醞釀,火山完全可能爆發。

Man和Men 一字之差,天壤之別

所以,無論是暴力革命,還是天鵝絨革命,都不是誰想阻止就阻止得了的。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加上中國的辛亥革命、共產革命,全部都是暴力革命。但為什麼美國建立了真正的憲政民主,成為全世界最自由、最繁榮的國家,而發生在美國革命之後的法國、俄國、中國等的一系列革命,都建成了暴政呢?

這裡的關鍵並不是革命本身,而是“用什麼思想”指導革命。這個指導思想,才是能否建立民主制度的核心問題。中國文人多少年來一直在探討要不要“告別革命”的問題,完全是在一個錯誤的思路上。

美國和法、俄、中的根本不同,就在於指導美國革命的核心是“保護個人權利”,保護單數的man的個體權利。而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和中國的兩場革命,都強調的是國家強大、人民意願(法國人把它稱為“公意”——General Will),都高喊的是複數的men的群體權力。這一字之差,形成了兩種相反的思路,相反的理論,相反的結果。

美國《獨立宣言》強調人有三大權利: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這三大權利都是指個體,而不是群體或國家。隨後制定的美國憲法,核心是限制政府權力。再後來的“權利法案”被列為憲法前十條修正案,全部是確保個人的司法權。

“複數的人民”最可怕

而法國大革命則不同,雖也制定《人權宣言》,強調自由平等博愛等,但最後被加上一條“不可違背人民的意願”,即“公意”。違背者就是“叛徒”,就是“人民的敵人”。那什麼是“公意”?誰來確定“人民的敵人”?法國沒有美國這種對個體權利的司法保障,結果誰拿到大權,誰就成為“公意”代表,誰就有權把“敵人”送上斷頭台。

後來列寧的俄國革命,毛澤東的中國革命,都是法國這種模式。而且列寧是清清楚楚地效仿,他曾說“法國大革命沒有失敗,只是沒完成。”意思是由他的布爾什維克來完成。他們真的把法國大革命“完美化”了,斷頭台被擴展成俄國的古拉格(群島),在毛澤東那裡則成了一座座勞改營。

所以,暴政的罪魁不是“革命”本身,而是以“國家、人民、民族”這些理直氣壯的群體主義名義,摧毀個體、剝奪個人權利的指導思想。這種思維至今在中國深入人心,這才是令人脊背冰涼的恐怖。

中國的“上樑”都塌了

韓寒和無數中國文化人繼承梁啟超馬褂的另一典型謬論,就是中國人素質差、無法實行民主。但烏坎村的百姓怎麼可以實踐民主了呢?在把黨的村幹部和警察都趕出去之後,他們不是自治得很好嗎?難道烏坎村的百姓和中國其他地方的“劣質刁民”不一樣,個個如韓寒之類“素質超群”?

諸此“中國民眾素質太差”的言論,使我想起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在接受一個電視採訪上的談話。因他主張國家最少干預的絕對自由經濟,主持人問他,“面對那麼多十分貪婪的人,國家不採取更多措施管制,怎麼行呢?”弗里德曼笑著說,“當然,別人統統都是貪婪的,反正只有我們自己不貪婪。”台下觀眾哄堂大笑,都領會了他的意思。

從中國官方到文人群體,都是一個口徑:中國人素質太差(潛台詞,只有我一個素質高的)。韓寒舉例說中國人開車不懂得關高照燈,素質太差。可他忘記了(還是沒看見?),官員們則是可以隨車帶著警燈的,需要開路的時候,隨時可把活動性警燈放到車頂,不必高照燈,一路暢通無阻。如此“權威”的“高素質”,老百姓怎麼可以比?

中國老祖宗早就清楚:上樑不正下樑歪。現在中國的“上樑”都塌了,文化人們卻抱怨百姓們頂不起“道德”大樑,素質太低下。當然啦,別人都差,唯有他們高。

執政者和文化人是罪魁

他們大概也不否認,今天中國民眾的素質比一百多年前的清朝末年也好不到那裡去,道德水準可能更差。那按中國文人們的標準,再過一百年,中國人的素質也不配實踐民主;而那些為金正日的死哭天搶地的北韓人,更應該統統都死在暴政的魔窟裡得了,他們配民主嗎?

中國官方和御用文人們,不是成天罵美國嗎?有一點他們好像忽略了,在民主了二百多年之後,在幾天前剛剛過去的聖誕節,美國不是還有好幾個地方的民眾搶商店嗎?如此這般搶商店的“暴民”們,什麼素質?怎麼也可以實踐民主呢?在中國還沒聽說有民眾搶商店的西洋景呢。中國人怎麼就不能民主?

中國文化人們,從梁啟超到魯迅到柏楊到今天的小偶像韓寒,都把矛頭對準大眾。事實上,大眾從來都是被動的,他們是好制度的受益者,惡制度的犧牲品。而執政者和文化人們,才歷來都是惡制度的創造者和維護者。百年過去,中國文化人之所以總能看見大眾的“劣”,是因為他們總是情不自禁地站在統治者的視角看問題,所以看不見、看不清早已腐爛透頂的“上樑”,而只看見一堆堆斜斜歪歪的下樑們。

跟暴君“跪求”自由

這個以調侃當局而聞名的韓寒,今天不僅看問題的視角有所改變,而且說話的口吻也忽然從“嘲諷”變成了“祈求”。例如他說,“在新的一年,我懇請官方為文化,出版,新聞,電影鬆綁。”

一個敢站起來喊兩嗓子、被眾人鼓掌叫好的青年偶像,怎麼忽地一下就把自己不當回事兒地“跪”下去了呢?說好聽點,這調子和《零八憲章》的請共產黨修憲在一個思路上。再說清楚點,跟八九年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台階上遞狀子性質完全一樣。總而言之就是:請求、懇請、跪求。韓寒作文前大概太懶惰,他在“懇請”之前,沒去谷歌搜一下,看人類歷史上有沒有跟暴君“求”來的自由。

如果說,韓寒那些諷刺小品文,起到了強化民眾對當局的不滿情緒的話,那麼和這“新三篇”所起到的凝固專制城牆的作用相比,真不知哪頭力度更強。中國文化人的典型群體特色之一,就是不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所以經常是一手舉矛,一手執盾。由於“盾”的背後是強大的政權,所以盾總能贏。

能引起中國一陣風潮的,從百年前錯誤思維的梁啟超,到百年後混亂思維的韓寒;從能光明正大探討(清王朝都比今天開明),到現在只能熱諷冷嘲,一路退化至此,中國文化人還在高喊“不要革命”,中國人不配民主。其結果,無論主觀願望如何,都在客觀上成為專制地基的一部分。

——2012年1月3日於美國

(曹長青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305086861)

201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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