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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質決定命運——寫在王若望先生去世週年日

曹長青



2001年12月19日,王若望先生在紐約去世。在10周年之際,旅居愛爾蘭的華人作家喻智官寫出一本中文專著《獨一無二的反叛者——王若望傳》。該書“序言”以盖棺論定的口氣說,在流亡海外的老一代中共反叛者中,王若望是最徹底的,是獨一無二的。我很認同這種說法。

那麼是什麼原因促使王若望成為他那一輩人中反共最堅定、最徹底的一個呢?我覺得這跟他的氣質性格有相當大的關系,或者說是關鍵的因素。

頭腦像降落傘,開放狀態才運作

王若望是個性情中人,給人的印象是達觀、率真、坦誠,身上有種“老小孩”,或者說“老天真”的東西,讓人想到喊出“皇帝沒穿衣服”的那種孩子。他沒什麼心機,也不諳算計;他不故作高深,也不會不懂裝懂;既不端架子,也不摆譜,跟他交往,你不用在意什麼,也不用提防什麼。大概正是因為這種性格,讓很多海外流亡者喜歡他。大家都喜歡自然、真誠、隨和的人,反感矯情、做作、摆譜的。

但這種率真的性格,在共產黨的世界,是會倒楣的,因為它跟共產主義的虛假一定發生衝突。王若望的一生,就是這麼“衝突”過來的。本來他19歲時,就已是中共寶雞地委書記了,如果按部就班地跟黨走,就可能當中宣部長,或者更高的職務。但是他率真的性格,導致路見不平就得發聲,所以也就不斷被整肅,哪個運動都被修理一頓: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六十年代因批毛澤東被判四年,八十年代被鄧小平點名開除黨籍,隨后八九天安門運動爆發時,他走上街頭支持學生,又入獄14個月,最后被迫流亡美國。

在他被開除黨籍的前一年,我當時編輯的《深圳青年報》曾發表了王若望題為“現有體制培植個人專橫”的文章,直接挑戰中共的獨裁體制。這樣的文章,別說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國,即使在今天,在官方媒體上也是絕對看不到的。王若望就敢寫出,並公開發表這種文字,沒有他那種率真的性格,是不可想像的。

這種坦誠的性格,也使王若望不因循守舊,很容易吸收新思想、新知識,尋求真理。這也是他來到美國后,接觸到更大的天地、知道更多的真實之后,更堅定地反共、否定共產主義的主要原因。他知道了真相,就服從真實,放棄原有的意識形態。他做得毫無勉強,而是順理成章。

西方有一句話:人的頭腦就像降落傘,只有在開放的狀態下才運作。王若望就是一個頭腦開放、思想開明的長者。例如,不要說徹底否定他曾跟隨了一輩子的共產黨,甚至對台灣問題、西藏問題等,也都持開放、理性的態度,而不是像许多民運人士那樣固守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王若望雖然曾訪問台灣,受到國民黨的相當禮遇,但他沒有對國民黨言聽計從,更沒跟國共兩黨的調子“反台獨”,而是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權利。在他那一代“大中國主義”薰陶成長的老一輩知識份子中,像王若望在台灣問題上這麼開明、理性者實不多見。他對西藏問題也同樣。我曾跟王若望等一批異議人士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拜會達賴喇嘛,同去的王若望同代人蘇紹智想跟達賴喇嘛談馬克思主義,因達賴喇嘛說過他是“半個馬克思主義者”,而王若望卻是關心西藏人民的苦難。

對錯誤觀點直言批判

也正是王若望的性格因素,導致他對虛假、矯情,對任何以各種理由給共產黨辯護的事情,都反應敏感,並發出批評的聲音,而不管對方是民運領袖,還是哪方“神聖”。例如對劉曉波那本《末日倖存者的自白》詆毀八九民運,甚至認為運動打斷了鄧小平開放改革進程等等,王若望當時就毫不留情地進行了反駁、批評。在題為《關于八九民運的反思——與劉曉波先生的“對話”》的文章中,王若望用對話的方式,對劉曉波的那些錯誤、甚至荒唐的觀點,逐一批判。這是我看到的王若望寫的邏輯性最強、觀點最清晰、文字最有力的文章之一。今天讀來,更欽佩他當年的直言不諱。

王若望雖然被很多異議人士稱譽為“海外民運領袖”,但是他在“海外民運”的權力鬥爭中卻一直失敗,這又是因為他的率真氣質和性格。因為他不會陰謀詭計,不會拉幫結夥,不會隨機應變、左右逢源。王若望抵達美國時,要他領導海外民運的呼聲很高,在華盛頓民運組織合併會議上,本來他是被推出的主要領袖人選,但最后被權謀者欺騙耍弄了,因為他從一開始就不是那一類人的對手。

王若望的性格使我想起另一個具有同樣氣質的劇作家吳祖光。雖只見過一面,但他的一句話,令我至今難忘。那是在1989年4月底舊金山的一個文化討論會上,由于八九民運剛剛爆發,人們不約而同談起學潮,但在正式發言時,都比較謹慎。只有吳祖光的講話獨樹一幟,他居然在台上大聲說:“現在是時候了,讓我們裡應外合推翻共產黨!”全場幾十名與會者鴉雀無聲,被吳祖光的話“震住了”,大概沒人想到這位中國劇作家敢這樣大膽直言。當時在座的不僅有中港台及美國學者,還有《紐約時報》記者等,而且吳祖光開完會之后還要回到中國。

無論在世界任何地方,尤其是在中國,最需要的是率真、坦誠,敢于喊出真正心聲的勇敢者,而不是矯情十足、故作高深、計謀遠超過智慧的偽知識份子們。

王若望追悼會的意義

王若望80歲生日的時候,在紐約的一些反共的朋友給王老辦了一個公開的祝壽會,誰都可以參加,結果一下子來了好幾十人,大家一邊給王先生祝壽,一邊交流反共思想。在紐約這個華人眾多,但卻任何會議、活動都很難找到人參加的地方,那麼多人參加了王若望的祝壽會,這在海外民運當時已頗顯冷清的情形中,實在是很難得的。王若望義無反顧的反共,和他坦誠、率真的性格是凝聚力之一。

在王若望先生彌留之際,我和王炳章、魏京生、唐柏橋等幾個“堅定反共”的朋友在醫院商量怎樣辦理后事,由誰來主持操辦等等。我們當時就決定把這個追悼會開成一個抗議中共、挑戰中共的大會。當時王炳章強烈主張由我來出面主持,他全力支持協助。理由是我沒有派系,不屬任何民運組織,身份比較超脫,有利于摆平(各派)。王若望夫人羊子、魏京生、唐柏橋和在場的其他朋友都同意。

但我當時則力主由“中國人權”辦。一是因為很多民運的“重量級”人物都是“中國人權”的理事,由他們組織,可把王若望的追悼會辦得更有規模、有影響。這是一次對中共的示威,要展示的,是民運整體的力量。對這件事,應以大局為重。我知道王炳章和中國人權主席劉青的政治觀點有距離,劉青反感王炳章的“可用武力推翻中共”的立場(這一點王炳章跟王若望和我的觀點非常接近)。第二個考慮是,由中國人權出面,可給王若望的太太羊子募到一些捐款,這對羊子今后在美國的生活有實質性的意義。后來也證實,這種做法是對的,羊子得到了數字可觀的捐款。

當時還有一個考慮,就是王若望和劉青的關系。劉青曾在背后指責王若望隨便給人出政治庇護手續等,讓王先生很不高興。但后來弄清,那是紐約另外一個“民主黨主席”做的,劉青張冠李戴了。但劉青知道真相后,又倔強不肯認錯。后在王若望病危之際,劉青雖去醫院看望,但遺憾的是他沒有向王老道歉。所以我覺得給劉青一個機會,通過辦追悼會,將gong補過,也是一個心理安慰,好事一件。

劉青應說聲“對不起”

王若望的追悼會是過去近二十年來海外民運最成gong、規模最大的一次活動。當時還在紐約《世界日報》刊登了一個整版的悼念廣告,可謂盛況空前。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我們這些跟王若望同一觀點的人,為了顧全大局,全都讓出了主持追悼會的機會,而給了平常跟王老觀點不合、並有對立的那些所謂溫和派,才有了那樣一個各派都來參加的成gong的追悼會。可是劉青在最后關頭卻排斥了王炳章,不給他在追悼會發言的機會,當時王炳章是專程從溫哥華飛到紐約。

后來王炳章抱怨,如由我來主持追悼會,就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當然我一定會讓王炳章發言,而且是重點發言,不僅因為王炳章是最早民運刊物《中國之春》的創辦人和海外民運元老,更重要的是,他跟王老觀點一致,相當有感情。后來王炳章被中共在越南邊境綁架回去,判處無期徒刑,不知這牢獄要坐到何年何月。現在劉青已卸職中國人權,不再有“主席”的光環和權力,但願他能夠靜下心來,回憶反省這件事,在內心深處對王炳章說一句“對不起”。

順便提一句,和王若望的八十大壽、追悼會相比,同樣逝于海外的劉賓雁的八十大壽和追悼會,則開成了另外一種形式。主持者們論資排輩發邀請,讓誰來,不讓誰來,把給一個人的祝壽和追悼會,弄成一個等級制、一個製造隔閡、展示權威、拉開“他們”和普通反共人士距離的活動。一種很不健康的心態。本來在某種程度上(或者說,在當年國內官方認可程度上)劉賓雁的名氣可能比王若望大一些,他的祝壽和追悼會完全可以做成更有規模的抗議中共的活動,結果被他們那種“故作清高”的方式搞成一個小圈子,所以沒有王若望追悼會那種平民化和反共影響。

在王若望去世十周年之際,我在想,他今天如健在,一定會為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的革命勝利而高興歡呼,為包括用革命方式結束中共專制統治、建立自由民主中國而大聲疾呼。而北非和中東的這些變化,也同樣證明了王若望堅定反共、不懈努力結束專制的信念之正確。我們今天懷念王若望,就是懷念這種單純的信念,陽光的心態,沒有計謀的操作。靠這些,靠常識,就足以把到處陰謀詭計的中共推翻!

2011年12月19日于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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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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